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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其武安侯列传》教案
【时间:2009/4/14 】 【来源:外研社网站 】 【作者: 外研社】 【已经浏览18125 次】

一、教学要求

1.要求能疏通文意,掌握本文的主要内容。

2.掌握《史记》运用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特色。

3.了解《史记》的基本情况及司马迁的史学观。

二、学习要点

1.掌握有关《史记》和司马迁的基本文学常识。

2.掌握古文中重点实词、虚词以及几种文言文常见句式的用法。

3.了解史传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语言、行动和烘托手法的运用。

4.认识《史记》中人物性格。

三、作者生平

司马迁(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和“表”5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名山大川,气势宏伟,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小的时候和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养了司马迁的文学灵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广泛涉猎天官、易经、黄老等学说,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对诸子百家学说有很深入的研究。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蓄的倾向,对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向很多老师虚心请教学问,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他们的书,进而认识他们,做到知人论世,并且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视角,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曾有过游览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等等。在游览名胜的过程中,司马迁对传统文化变现出很深的情感。司马迁还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探求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就去考察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司马迁在祖国的广阔的地界留下了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和切身感受后来也一并写进书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和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一起在朝廷但任官职。广泛交友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史记》中的人物显得生动、贴切,富有很强的真实感。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但是中没能修史成功而去世了。他终生时,嘱咐史马迁一定要完成修史的工作。司马迁接受了父亲临终的遗嘱,从此下定了修史的决心。他的父亲去世三年以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撰写《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称为《史记》。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由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决定发奋著书立说,著书的出发点有了明显的转变。他忍辱负重,继续写作《史记》。从太初元年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四、作家作品

1. 作品概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12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10表、8书作为12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史记》由5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贯通古今,在设计上也十分独特,它的叙事范围非常广泛,展示了生动盛大的社会生活画面。12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10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8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限制,能把更丰富的内容写进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大致概况。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的时候主宰天下的人,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可以和王侯相比。司马迁在《史记》中编排人物视角独特,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安排,使《史记》形成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一般是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滑稽列传》、《酷吏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日臻完美,叙事手法非常高明。《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相同类型的人物安排在一起,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4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史记》的叙事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外表现象的叙写和陈述,而是在表面的背后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洞察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原因可谓分析的深刻,揭示出历史悲剧的真实缘由。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归功于变法,他的人生悲剧也是如此。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的学说劝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以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 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把握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楚地勾画出来。《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在《刺客列传》中,写荆轲刺秦王是惊险重重、惊心动魄;在《项羽本纪》中,写鸿门宴是紧张激烈,一触即发;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等等。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描写出了各种盛大场面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独特的切身感受。

2. 重要作品

《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项羽本纪》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宏阔历史场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项羽一生。他既是一个力拔山、气盖世、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又是一个性情暴戾、优柔寡断、只知用武不谙机谋的匹夫。司马迁巧妙地把项羽性格中矛盾的各个侧面,有机地统一于这一鸿篇巨制之中,虽然不乏深刻的挞伐,但更多的却是由衷的惋惜和同情。

《淮阴侯列传》作者以同情的笔调叙述韩信的一生,把他写成一个素怀大志、富有将才,并有一定政治眼光的军事家。在肯定韩信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对他自矜功伐等缺点给予批评。

《魏其武安侯列传》是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将军灌夫三人的合传,叙写了魏其侯和武安侯两大贵族间的勾心斗角和争夺权力,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突出表现了魏其侯窦婴得耿直厚道,武安侯田蚡的贪婪骄横和将军灌夫的豪爽鲁莽。

五、创作背景

司马迁开始修史时,出于修订一部历史著作与继承古代史学传统的目的。他开始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但是,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那时就应该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给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述说。

六、课文讲解

1. 课文朗读

请学生按照故事情节分段朗读,扫除文字障碍,了解本文的大致内容。

教师对个别词、句加以点拨。

2. 课文分析

分部分阅读文章,注意挖掘细节,分析、概括各部分中人物的性格特点。

本文以魏其武安之间的矛盾为主线, 叙写了魏其侯和武安侯两大贵族间的勾心斗角和争夺权力,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和斗争。

文章既然是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将军灌夫三人的合传,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魏其侯窦婴者,……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着重耿直厚道、英武善战的魏其侯窦婴。

通过描写与景帝宴饮直言,参与平定七国之乱和为太子争辩等事,刻画了一位耿直厚道、英武善战的列侯形象。

这里,作者主要运用了语言和细节描写的艺术手法。如: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这是窦英对汉景帝酒席间高兴之时,欲把皇位传给梁王一举的驳斥,不仅景帝不悦,更得罪了窦太后,凸现了窦婴的耿直性格。又如:“所赐金,陈之廊庑下”“辄令财取为用”“金者无入家者”,皇帝赏赐的千金,窦婴分文未取,而是皆分给下面的士兵,可见其为人厚道、豪爽,不为私利。

第二部分(武安侯田蚡者,……而独厚遇灌将军。)着重刻划贪婪骄横德武安侯田蚡。

武安侯田蚡虽无德无能,但因是出身尊贵(汉景帝的皇后王太后的弟弟),而备受宠爱,虽因尊崇儒家学说与魏其侯一起被免,但是由于王太后的缘故,依然可以议论政事,且多有效,尔后越来越骄奢贪婪。

“田园极膏腴,……后方妇女以百数。”通过对田蚡宅第的描写,可见他的生活骄奢、淫逸,贪婪无度的面相刻画得淋漓尽致。

第三部分(灌将军夫者,……或所以从来矣。)着重刻画写豪爽鲁莽的灌夫。

其中灌夫骂座的场面描写极为生动。从“灌夫不悦”、“夫怒,因嬉笑”、“夫无所怒,乃骂临汝侯”到“夫愈怒”,通过对灌夫神态的描写,将灌夫骂座场面一步步推向高潮,刻画了一位鲁莽执拗、不善变通的将军形象。

这篇作品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叙述事件,用语简括,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对事态发展关系极大,读者对其一言一语万万不可轻忽。例如作品说:“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这句话是不可轻忽的,它标志着王太后一党从此挤入朝廷,遍布左右。这是王太后日后与窦太后进行斗争的基本队伍。同时从魏其武安两个人的个人关系上讲,也由田蚡过去对魏其的“往来侍酒”,“跪起如子姓”,一跃而变为现在的分庭抗礼,并进一步地凌驾于魏其之上了。又例如作品在详细地描述了东朝庭辩后,王太后发怒,汉武帝陪礼,结束时作品带了一句:“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这句话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明代茅坤说:“石建所分别,不载其详,大略右武安者。”是的,魏其与灌夫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死在石建的这种背后煽动上。石建父子在当时是以谨厚驯良著称的,庭辩时也是一言不发,但是暗中下绊子却深有其术。所谓谨厚驯良,是真是假?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当时朝廷政局的形势,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由此明白《史记》中《万石君列传》的主旨。《魏其武安侯列传》之所以要采用这种语言简括,看似平淡,而其实关系重大的写法,是与反映现实政治,不得不委宛含蓄的需要相一致的。

其二,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琐事来表现人物,来反映不同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田蚡本来比窦婴年龄又小,地位又低,但是他野心勃勃,能屈能伸。未得势时,努力讨好魏其,极尽卑躬曲膝之能事,后来一旦得势,气焰立刻高涨起来。作品对此写道:“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这是田蚡半玩笑半卖人情的一句话,他根本没想真去。不料灌夫和窦婴都信以为真了,他们受宠若惊地为此准备了个通宵达旦,结果田蚡到时未去。当灌夫再次亲自来请时,田蚡尚睡卧未起,并说:“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这是何等的傲慢自大呀!我们回想一下田蚡前几年“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的情景,就益发感慨这两个贵族之间权势地位的逆转是多么使人触目惊心了。作品描写导致魏其灌夫被杀的灌夫骂座一节最为细致精彩,其实事情的起因也很小。当时的情况是:“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起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这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趋附权贵,势利眼。这件事情已经使灌夫很不痛快了。接着灌夫“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这件事更加触怒了灌夫。接着“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于是灌夫怒不可遏,便借机指桑骂槐地闹起来了。这时宾客们又火上加油,他们一个个“乃起更衣,稍稍去。”这就使田蚡尴尬得难以下台了。于是他就仗着自己位尊势大,给灌夫的罪名来了个无限上纲,说是“今日召宗室,有诏”,而灌夫搅散了这次盛会,就是违抗圣命,于是以“大不敬”的罪名把灌夫逮捕了。事情越滚越大,直到把灌夫窦婴一齐杀掉为止。鸡毛蒜皮,结果酿成一场大灾难,这就是作品在“太史公曰”中所说的“杯酒责望,陷彼两贤”。作者之所以要迂徐委备地描写这些生活琐事,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些贵族的矛盾就是从这些小事上逐渐纠缠起来的。另外更重要的是,作者极力铺陈这些贵族间的生活琐事,还可以为表现当时一系列的宫廷斗争这个大主题涂上一层保护色,不致于太显眼地触犯最高统治者的忌讳。

其三,这篇作品的人物性格是很鲜明的,而其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方法是靠着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如作品开头写到汉景帝为讨好窦太后而口不应心地说“千秋之后传梁王”时,窦婴引 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当灌夫被田蚡所系,窦婴为援救灌夫四出活动时,其夫人劝阻说:“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耶?”窦婴回答说:“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这些都表现了窦婴的厚道、耿直、讲义气,但同时又表现着那种一般贵族的平庸,而缺乏起码的政治斗争经验。又如作品写灌夫,当田蚡说话不算数,答应了人而到时不出席,灌夫起舞属田蚡,田蚡又不起的时候,灌夫是遂“从坐上语侵之”。当田蚡仗势想倾夺窦婴的城南田,派籍福前来游说时,作品说:“灌夫闻,怒,骂籍福。”当田蚡娶燕王女为夫人,太后下诏让所有宗室外戚都去祝贺时,在这个宴会上许多人趋炎附势,明显地对田蚡和窦婴表现出了有厚有薄,这使灌夫怒不可遏,于是他借着“行酒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的机会骂道:“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嗫耳语!”田蚡拦阻说:“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说:“今日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前两处只说“语侵之”,只说“骂籍福”,而没有具体展开,其所以要如此处理,就是为了留着到这后面的“骂坐”时来一并表现。失礼的是临汝侯,而灌夫却提着名地骂程不识。程不识是长乐宫卫尉,是专门为王太后看宅护院的。田蚡所说的“程李俱东西宫卫尉”明是话中有话,表面上是说李广,其实就是警告灌夫,要他注意程不识的身分,打狗还得看主人,而今天这个宴会本来又是王太后叫大家来的。灌夫也正是认准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今日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他已豁出性命不顾一切地与田蚡及其后台王太后干起来了。不然即使“不为李将军地”,又何至于提到“斩头陷胸呢”?这些地方都表现了灌夫的粗直豪爽,敢做敢为,讲究义气,好打不平,到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在战场上是如此,在平常生活中也是如此。而且不仅主要人物,即使次要人物也是很有性格的,如韩安国的老奸巨猾,籍福的力求和事,王太后的浑横不讲理,汉武帝的心里实有是非但因迫于王太后而表现出的依违不定等等,也都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表现得很清楚。

其四,作品的结构紧凑,脉络明晰。此篇文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而武安侯田蚡侍宠骄纵,因琐碎之事杀窦婴和灌夫,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全文结构安排十分紧凑,情节起伏跌宕,脉络十分清楚。

3. 课文难点讨论

文章中场面描写非常精彩,试比较“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两个场面描写的差异。

答:本文的场面描写很成功,“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两个场面可谓文章精彩之处,然而,同样是场面描写,作者却采取了不同的笔法,“灌夫骂座”场面较“热”,“东廷辩论”场面较“冷”,或冷或热的场面描写,对比十分鲜明,也使人物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

4.相关评论

西汉扬雄《法言·重黎》:〔或太史。曰:宝录’”

东汉班固《汉书·马迁传赞》:向、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恶,故宝录

南宋洪《容斋随笔》卷五《〈史说:《史》的’‘骏马千丈坡‘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迅《要》说:《史不拘史法,不囿字句,发于情,肆心而,是史家之唱,无韵之《离骚’”

5.课文翻译

魏其侯窦婴,是汉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他的父辈以上世世代代是观津人。他喜欢宾客。汉文帝时,窦婴任吴国国相,困病免职。汉景帝刚刚即位时,他任詹事。

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很疼爱他。有一次梁孝王入朝,汉景帝以兄弟的身份与他一起宴饮,这时汉景帝还没有立太子。酒兴正浓时,汉景帝随便地说:“我死之后把帝位传给梁王。”窦太后听了非常高兴。这时窦婴端起一杯酒献给皇上,说道:“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应当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立下的制度规定,皇上凭什么要擅自传给梁王!”窦太后因此憎恨窦婴。窦婴也嫌詹事的官职太小,就借口生病辞职。窦太后于是开除了窦婴进出宫门的名籍,每逢节日也不准许他进宫朝见。

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皇上考察到皇族成员和窦姓诸人没有谁像窦婴那样贤能的了,于是就召见窦婴。窦婴入宫拜见,坚决推辞,借口有病,不能胜任。窦太后至此也感到惭愧。于是皇上就说:“天下正有急难,你怎么可以推辞呢?”于是便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赏赐给他黄金千斤。这时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都退职闲居在家,窦婴就向皇上推荐起用他们。皇上所赏赐给的黄金,都摆列在走廊穿堂里,属下的小军官经过时,就让他们酌量取用,皇帝赏赐的黄金一点儿也没有拿回家。窦婴驻守荥阳时,监督齐国和赵国两路兵马,等到七国的叛乱全部被平定之后,皇上就赐封窦婴为魏其侯。这时那些游士宾客都争相归附魏其侯。汉景帝时每次朝廷讨论军政大事,所有列侯都不敢与条侯周亚夫、魏其侯窦婴平起平坐。

汉景帝四年(前153),立栗太子,派魏其侯担任太子的太傅。汉景帝七年(前150),栗太子被废,魏其侯多次为栗太子争辩都没有效果。魏其侯就推说有病,隐居在蓝田县南山下好几个月,许多宾客、辩士都来劝说他,但没有人能说服他回到京城来。梁地人高遂于是来劝解魏其侯说:“能使您富贵的是皇上,能使您成为朝廷亲信的是太后。现在您担任太子的师傅,太子被废黜而不能力争,力争又不能成功,又不能去殉职。自己托病引退,拥抱着歌姬美女,退隐闲居而不参加朝会。把这些情况互相比照起来看,这是您自己表明要张扬皇帝的过失。假如皇上和太后都要加害于您,那您的妻子儿女都会一个不剩地被杀害。”魏其侯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就出山回朝,朝见皇帝像过去一样。

在桃侯刘舍被免去丞相职务时,窦太后多次推荐魏其侯当丞相。汉景帝说:“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啬而不让魏其侯当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容易自我欣赏,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重任。”终于没有任用他,任用了建陵侯卫绾作丞相。

武安侯田蚡,是汉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出生在长陵。魏其侯已经当了大将军之后,正当显赫的时候,田蚡还是个郎官,没有显贵,来往于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魏其侯的子孙辈一样。等到汉景帝的晚年,田蚡也显贵起来,受到宠信,做了太中大夫。田蚡能言善辩,口才很好,学习过《盘盂》之类的书籍,王太后认为他有才能。汉景帝去世,当天太子登位继立,王太后摄政,她在全国的镇压、安抚行动,大都采用田蚡门下宾客的策略。田蚡和他的弟弟田胜,都因为是王太后的弟弟,在汉景帝去世的同一年(前141),被分别封为武安侯和周阳侯。

武安侯刚掌权想当丞相,所以对他的宾客非常谦卑,推荐闲居在家的名士出来做官,让他们显贵,想以此来压倒窦婴等将相的势力。建元元年(年140),丞相卫绾因病免职,皇上酝酿安排丞相和太尉。籍福劝说武安侯道:“魏其侯显贵已经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归附他。现在您刚刚发迹,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当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您还有让相位给贤者的好名声”。武安侯于是就委婉地告诉太后暗示皇上,于是便任命魏其侯当丞相,武安侯当太尉。籍福去向魏其侯道贺,就便提醒他说:“您的天性是喜欢好人憎恨坏人,当今好人称赞您,所以您当了丞相,然而您也憎恨坏人,坏人相当多,他们也会毁谤您的。如果您能并容好人和坏人,那么您丞相的职位就可以保持长久;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马上就会受到毁谤而离职。”魏其侯不听从他的话。

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都爱好儒家学说,推荐赵绾当了御史大夫,王臧担任郎中令。把鲁国人申培迎到京师来,准备设立明堂,命令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废除关禁,按照礼法来规定吉凶的服饰和制度,以此来表明太平的气象。同时检举谴责窦氏家族和皇族成员中品德不好的人,开除他们的族籍。这时诸外戚中的列侯,大多娶公主为妻,都不想回到各自的封地中去,因为这个缘故,毁谤魏其侯等人的言语每天都传到窦太后的耳中。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而魏其侯、武安侯、赵绾、王臧等人则努力推崇儒家学说,贬低道家的学说,因此窦太后更加不喜欢魏其侯等人。到了建元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皇上不要把政事禀奏给太后。窦太后大怒,便罢免并驱逐了赵绾、王臧等人,还解除了丞相和太尉的职务,任命柏至侯许昌当了丞相,武强侯庄青翟当了御史大夫。魏其侯、武安侯从此以列侯的身份闲居家中。武安侯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为王太后的缘故,仍然受到皇上的宠信,多次议论政事,建议大多见效,天下趋炎附势的官吏和士人,都离开了魏其侯而归附了武安侯。武安侯一天天更加骄横。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逝世,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因为丧事办得不周到,都被免官。于是任用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任用大司农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有郡守和诸侯王,就更加依附武安侯了。

武安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是刚一出生就很尊贵。他又认为当时的诸侯王都年纪大了,皇上刚刚即位,年纪很轻,自己以皇帝的至亲心腹担任朝廷的丞相,如果不狠狠地整顿一番,用礼法来使他们屈服,天下人就不会服服贴贴的。在那时候,丞相入朝廷奏事,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所说的话皇帝都听,他所推荐的人有的从闲居一下子提拨到二千石级,把皇帝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皇上于是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呢。”他曾经要求把考工官署的地盘划给自己扩建住宅,皇上生气地说:“你何不把武器库也取走!”从这以后才收敛一些。有一次,他请客人宴饮,让他的兄长盖侯南向坐,自己却东向坐,认为汉朝的丞相尊贵,不可以因为是兄长就私下委曲自己。武安侯从此更加骄纵,他修建住宅,其规模、豪华超过了所有的贵族的府第。田地庄园都极其肥沃,他派到各郡县去购买器物的人,在大道上络绎不绝。前堂摆投着钟鼓,竖立着曲柄长幡,在后房的美女数以百计。诸侯奉送给他的珍宝金玉、狗马和玩好器物,数也数不清。

魏其侯自从失去了窦太后,被皇上更加疏远不受重用,没有权势,诸宾客渐渐自动离去,甚至对他懈怠傲慢,只有灌将军一人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魏其侯天天闷闷不乐,唯独对灌将军格外厚待。

灌将军夫是颍阴人。灌夫的父亲是张孟,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受到灌婴的宠信,便推荐他,官至二千石级,所以冒用灌氏家的姓叫灌孟。吴楚叛乱时,颍阴侯灌何担任将军,是太尉周亚夫的部下,他向太尉推荐灌孟担任校尉。灌夫带领一千人与父亲一起从军。灌孟年纪已经老了,颍阴侯勉强推荐他,所以灌孟郁郁不得志,每逢作战时,常常攻击敌人的坚强阵地,因而战死在吴军中。按照当时军法的规定,父子一起从军参战,有一个为国战死,未死者可以护送灵柩回来。但灌夫不肯随同父亲的灵柩回去。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希望斩取吴王或者吴国将军的头,以替父亲报仇。”于是灌夫披上铠甲,手拿戈戟,召集了军中与他素来有交情又愿意跟他同去的勇士几十个人。等到走出军门,没有人敢再前进。只有两人和灌夫属下的奴隶共十多个骑兵飞奔冲入吴军中,一直到达吴军的将旗之下,杀死杀伤敌军几十人。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又飞马返回汉军营地,所带去的奴隶全都战死了,只有他一人回来。灌夫身上受重创十多处,恰好有名贵的良药,所以才得不死。灌夫的创伤稍稍好转,又向将军请求说:“我现在更加了解吴军营垒中路径曲折,请您让我再回去。”将军认为他勇敢而有义气,恐怕灌夫战死,便向太尉周亚夫报告,太尉便坚决地阻止了他。等到吴军被攻破,灌夫也因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把灌夫的情况向皇上汇报了,皇上就任命灌夫担任中郎将。过了几个月,因为犯法而丢了官。后来到长安安了家,长安城中的许多显贵没有不称赞他的。汉景帝时,灌夫官至代国国相。景帝去世,当今皇上武帝刚即位,认为淮阳是天下的交通枢纽,必须驻扎强大的兵力加以防守,因此调任灌夫担任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前140),又把灌夫内调为太仆。二年(前139),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喝酒,灌夫喝醉了,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皇上恐怕窦太后杀灌夫,调派他担任了燕(yān,烟)国国相。几年以后,又因犯法丢官,闲居在长安家中。

灌夫为人刚强直爽,好发酒疯,不喜欢当面奉承人。对皇亲国戚及有势力的人,凡是地位在自己以上的,他不但不想对他们表示尊敬,反而要想办法去凌辱他们;对地位在自己之下的许多士人,越是贫贱的,就更加恭敬,跟他们平等相待。在大庭广众之中,推荐夸奖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士人们也因此而推重他。灌夫不喜欢文章经学,爱打抱不平,已经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办到。凡和他交往的那些人,无不是杰出人士或大奸巨猾。他家中职累的资产有几千万,每天的食客少则几十,多则近百。为了在田园中修筑堤塘,灌溉农田,他的宗族和宾客扩张权势,垄断利益,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儿童于是作歌唱道:“颍水清清,灌氏安宁;颍水浑浊,灌氏灭族。” 灌夫闲居在家虽然富有,但失去了权势,达官贵人及一般宾客逐渐减少。等到魏其侯失去权势,也想依靠灌夫去报复那些平日仰慕自己,失势后又抛弃了自己的人。灌夫也想依靠魏其侯去结交列侯和皇族以抬高自己的名声。两人互相援引借重,他们的交往就如同父子之间那样密切。彼此情投意合,没有嫌忌,只恨相知太晚了。

元光四年(前131)的春天,丞相向皇上说灌夫家住颍川,十分横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皇上查办。皇上说:“这是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灌夫也抓住了丞相的秘事,用非法手段谋取利益,接受了淮南王的金钱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才停止互相攻击,彼此和解。

那年夏天,丞相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太后下了诏令,叫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魏其侯拜访灌夫,打算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失礼而得罪了丞相,丞相近来又和我有嫌隙。”魏其侯说:“事情已经和解了。”硬拉他一道去。酒喝到差不多时,武安侯起身敬酒祝寿,在坐的宾客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表示不敢当。过了一会儿,魏其侯起身为大家敬酒祝寿,只有那些魏其侯的老朋友离开了席位,其余半数的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灌夫不高兴。他起身依次敬酒,敬到武安侯时,武安侯照常坐在那里,只稍欠了一下上身说:“不能喝满杯。”灌夫火了,便苦笑着说:“您是个贵人,这杯就托付给你了!”当时武安侯不肯答应。敬酒敬到临汝侯,临汝侯正在跟程不识附耳说悄悄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便骂临汝侯说:“平时诋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给你敬酒祝寿,你却学女孩子一样在那儿同程不识咬耳说话!”武安侯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两官的卫尉,现在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难道不给你所尊敬的李将军留有余地吗?”灌夫说:“今天杀我的头,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座客们便起身上厕所,渐渐离去。魏其侯也离去,挥手示意让灌夫出去。武安侯于是发火道:“这是我宠惯灌夫的过错。”便命令骑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又出不去。籍福起身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不肯道歉。武安侯便指挥骑士们捆绑灌夫放在客房中,叫来长史说:“今天请宗室宾客来参加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罪,把他囚禁在特别监狱里。于是追查他以前的事情,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都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魏其侯感到非常惭愧。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也不能使灌夫获释。武安侯的属吏都是他的耳目,所有灌氏的人都逃跑、躲藏起来了,灌夫被拘禁,于是无法告发武安侯的秘事。

魏其侯挺身而出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对,怎么能营救得了呢?”魏其侯说:“侯爵是我挣来的,现在由我把它丢掉,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再说我总不能让灌仲孺自己去死,而我独自活着。”于是就瞒着家人,私自出来上书给皇帝。皇帝马上把他召进宫去,魏其侯就把灌夫因为喝醉了而失言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认为不足以判处死刑。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赏赐魏其侯一同进餐,说道:“到东宫去公开辩论这件事”。魏其侯到东宫,极力夸赞灌夫的长处,说他酗酒获罪,而丞相却拿别的罪来诬陷灌夫。武安侯接着又竭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犯了大逆不道的罪。魏其侯思忖没有别的办法对付,便攻击丞相的短处。武安侯说:“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我才得以做皇上的心腹,爱好音乐、狗马和田宅。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歌伎艺人、巧匠这一些人,不像魏其侯和灌夫那样,招集天下的豪杰壮士,不分白天黑夜地商量讨论,腹诽心谤深怀对朝廷的不满,不是抬头观天象,就是低头在地上画,窥测于东、西两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故,好让他们立功成事。我倒不明白魏其侯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于是皇上向在朝的大臣问道:“他们两人的话谁的对呢?”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数万万,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主爵都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内史郑当时也认为魏其侯对,但后来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去回答皇上。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皇上怒斥内史道:“你平日多次说到魏其侯、武安侯的长处和短处,今天当廷辩论,畏首畏尾地像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将一并杀掉你们这些人。”马上起身罢朝,进入宫内侍奉太后进餐。这时郎中令石建向皇上分别陈述了魏其侯、武安侯两个人的事情。

武安侯既已退朝,出了停车门,招呼韩御史大夫同乘一辆车。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韩御史大夫过了好一会儿才对丞相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皇上,说:‘我以皇帝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皇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吵嘴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呢!”武安侯认错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

于是皇上派御史按照文簿记载的灌夫的罪行进行追查,与魏其侯所说的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犯了欺骗皇上的罪行。被弹劾,拘禁在名叫都司空的特别监狱里。汉景帝时,魏其侯曾接收过他临死时的诏书,那上面写道:“假如遇到对你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把你的意见呈报给皇帝。”等到自己被拘禁,灌夫定罪要灭族,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大臣们谁也不敢再向皇帝说明这件事。魏其侯便让侄子上书向皇帝报告接受遗诏的事,希望再次得到皇上的召见。奏书呈送皇上,可是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却没有景帝临终的这份遗诏。这道诏书只封藏在魏其侯家中,是由魏其侯的家臣盖印加封的。于是便弹劾魏其侯伪造先帝的诏书,应该判处斩首示众的罪。元光五年(前130)十月间,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了。魏其侯过了许久才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后愤慨万分,患了中风病,饭也不吃了,打算死。有人听说皇上没有杀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又开始吃饭了,开始医治疾病,讨论决定不处死刑了。竟然有流言蜚语,制造了许多诽谤魏其侯的话让皇上听到,因此就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将魏其侯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这年的春天,武安侯病了,嘴里老是叫喊,讲的都是服罪谢过的话。让能看见鬼的巫师来诊视他的病,巫师看见魏其侯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共同监守着武安侯,要杀死他。武安侯终于死了。儿子田恬继承了爵位。

太史公说:魏其侯和武安侯都凭外戚的关系身居显要职位,灌夫因为一次下定决心冒险立功而显名于当时。魏其侯的被重用,是由于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武安侯的显贵,则是由于利用了皇帝刚刚即位,王太后掌权的机会。然而魏其侯实在是太不懂时势的变化,灌夫不学无术又不谦逊,两人互相庇护,酿成了这场祸乱。武安侯依仗显贵的地位而且喜欢玩弄权术;由于一杯酒的怨愤,陷害了两位贤人。可悲啊!灌夫迁怒于别人,以致自己的性命也不长久。灌夫受不到百姓的拥戴,终究落了坏名声。可悲啊!由此可知灌夫灾祸的根源啦!

七、练习

1. 选择题

①下列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灌夫有服,丞相。(过门拜访)    B.武安侯衣襜褕入宫,不敬。(因为)

C.籍福起为,案灌夫项令谢。(感谢)D.侯自我得之,自我之。(抛弃)

答案:C(谢罪)

②下列加点词语是意动用法的一项是(    

A.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魏其?       B.不可以只顾私

C.此吾灌夫罪。                   D.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

答案:D

2. 填空题

     司马迁字  字长    西汉  人,曾任  太史令  、中书令等职。

     司马迁所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  纪传体  通史,它反映了我国汉以前三千年间的  政治    经济    文化 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全书共  130  篇,包括 12 本纪, 10 表,   8   书, 30 世家, 70 列传。人物刻画鲜明生动,语言简洁流畅。

3. 翻译题

将下面的一句话翻译成现代文。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

译文:灌夫为人刚强直爽,好发酒疯,不喜欢当面奉承人。

4.简答题

文章在表现窦婴时采用了哪些表现手法?请举出若干例子简要说明。

答:采用细节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举例略。

八、研习与思考

1.这篇传记中记述了几次尖锐的矛盾冲突场面,情节叙述相当成熟。试找出这个故事的前奏和矛盾的发端、发展、爆发和高潮以及结局,并从中分析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答:发端:田、窦争权;

发展:窦婴宴请;

爆发:灌夫骂座;

高潮:设计上奏;

结局:田蚡病亡。

从中可见窦婴的厚道耿直,田蚡的贫鄙骄横和灌夫的豪爽鲁莽。

2.《史记》由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部分构成,其中本纪、世家的传基本上是纪帝王诸侯,列传则写一般人物。课外另外选读一则列传,与《魏其武安侯列传》相比较,看看在表现人物的技巧方面有什么异同之处。

答:可使用王伯祥《史记选》,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课外扩展阅读,可几人共读一篇,下次课以讲演的形式,概括出主要人物,主要内容,并分析写作手法。《史记》有单传,也有合传,在表现人物方面各种描写手法穿插使用,表现人物性格也是详略各异。如《李将军列传》便是一篇单传,表现人物性格丰富,有大智大勇的一面,又有鲁莽粗率的一面,较本文表现人物单一性格有所不同。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       司马迁祠堂:在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作为全国重点文物,1957年得到大修,面貌焕然一新,前来韩城的游客,首先要来这里瞻仰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祠墓。登上司马坡之巅,眼前雕龙画栋,身旁古柏参天,风光迷人。东有滔滔黄河,西有巍巍梁山,南可见魏代长城,北可见芝水长流。1958年考古学家、诗人郭沫若为司马祠题诗,并铭刻在新立石碑上,诗云:“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识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铱,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前面提至献殿中挂有“文史祖宗”的匾额,这是在民国初年司马迁的后裔送的。距司马迁祠5公里的兔东乡徐村是司马迁的故里,村里有司马迁祠堂等古迹。徐村主要由姓同的和姓冯的人家组成,他们千百年来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据说“冯”姓是司马迁大儿子司马临的后代,“同”姓是司马迁二儿子司马观的后代。两姓亲如一家,但从不通婚。前些年记者前来采访,问起他们的姓氏,得到的回答是:司马迁受刑入狱,为免株连儿女,不得不改姓。为什么要改“冯”和“同”两姓呢?回答说:司马迁遭厄运时,有好心人向家乡通风报信。“同”、“冯”二字皆取“通”和“风”的谐音,又包含了原姓“司”、“马”两字。

2.       电视剧《汉武大帝》:2005年新春,央视斥资3000万、历时三年打造的58集历史剧《汉武大帝》叱咤荧屏。
  全剧以刘彻的童年开篇,以景帝的政治保护下刘彻的成长为主线展开,通过刘彻的风险继位,掌握大权;用贤变法,尊王攘夷;大战匈奴,出使西域;巫蛊为乱,罪己示民等重大事件,围绕和与战、治与乱、忠与叛、生与死、得与失、情与恨的矛盾,向观众全景式地展示了汉武帝刘彻纵横跌宕的一生和那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

        剧中也重现了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

十、延伸阅读

第九章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常有人说中自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加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象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作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作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的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作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二、《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以司马迁的史诗之笔,他可以写小说。事实上他的许多好的传记也等于好的小说。自来在对司马迁以古文大师视之之外,也就有一种把《史记》当作小说的看法。不过这看法并不早,大概始于明,大盛于清,又为近代人所强调。这种看法原不错,司马迁原可以称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呢。

假若照我的看法,中国小说史可以分为五个时代,一是小说之名未确立,大家认为小说是琐碎杂说的时代,这时代包括先秦到汉。二是志怪时代,那就是汉魏六朝。三是传奇时代,从隋唐到宋。四是演义时代,从宋到明清。五是受欧洲小说影响时代,那就是现代。现代没有完,我们不敢也不能有总括的说明。其他四个时代却都有一种演化的共同点,那就是大都是由神怪而到人情。例如第二个时代中是以《神异记》、《十州记》那样的书开始,而最高峰却是《世说新语》。第三个时代是以《白猿传》、《古镜记》那样的神怪开始,而最高峰却是《莺莺传》那样的人情小说。第四个时代亦然,最高峰便是《红楼梦》一类写实的人情小说。而在第一时代中,假如以《庄子》那样的神怪寓言作为开端,而司马迁的《史记》便恰又代表一个最高峰,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人情小说了。

同时司马迁也确乎是生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意义的时代的,因为那同时便有一个大小说家虞初,说不定他们见过面,虞初的有些材料是得之于他的!

这是就司马迁的《史记》本身说是如此,倘若就以后的影响说,不但《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颇有自司马迁的《史记》中采取了的材料,就是司马迁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便也很象给后来的恋爱小说作了先驱,而朱家,郭解的故事也直然是《水浒传》一类小说的前身。《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那更是仿效《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过去的小说家,在意识上或不意识上,受司马迁之赐,恐怕是不可计量的。

同时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富有那末些传奇的材料之故,也成了后采戏曲家的宝库,试看《元曲选》中的:

郑廷玉《楚昭王》    纪君祥《赵氏孤儿》

高文秀《谇范叔》    无名氏《赚蒯通》

李寿卿《伍员吹箫》  无名氏《冻苏秦》

尚仲贤《气英布》    无名氏《马陵道》

《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又有:

郑光祖《周公摄政》  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

金仁杰《萧何追韩信》

《脉望馆钞本元曲》中另有:

李文蔚《圯桥进履》   杨梓《豫让吞炭》

郑光祖《伊尹耕莘》   丹丘先生《卓文君私奔相如》

高文秀《渑池会》(《录鬼簿正音谱》作《廉颇负荆》)

这是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元剧中之十六种采取自《史记》故事的剧本。还有逸套见于《雍熙乐府》中者二种:

赵明道《范蠡归湖》   王仲文《汉张良辞朝归山》

而京剧中之:

《渭水河》    《武昭关》

《八义图》(或称《搜孤救孤》)  《文昭关》

《战樊城》    《浣纱计》

《长亭会》    《鱼肠剑》

《渑池会》(或称《完壁归赵》)  《未央官》

《五雷神》(或称《孙庞斗智》)  《喜封侯》(或称《蒯彻装》)

《黄金台》    《盗宗卷》(或称《兴汉图》)

《宇宙锋》    《监酒令》

《博浪椎》    《文君当炉》

《霸王别姬》

也统统是由《史记》中的故事而变为剧本的,正如唐人的传奇之作为元明剧作家的材料来源一样,也正如中世纪的传说之为莎土比亚所取资一样。司马迁的《史记》是成了宋明清的剧作家的探宝之地了。

我们说过司马迁不惟影响了后来的小说,他本人就也是一个小说家,这话同样可以说他和戏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这是就他之善于写紧张的局面(如楚汉大战,荆轲刺秦王,灌夫闹酒等),以及善于写对话而可见的。

因此,司马迁不唯在传统的文艺上有他的地位,就是以现代的文艺类属去衡量时,也同样有他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比重了。

三、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司马迁是一个创作家,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常和历史家成为不解缘。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我们可由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去看。

先说他的理论,这又可分为五项:

1.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  人为什么要创作?历来学者的答复是并不一致的。有的以为有利于”“世道人心”;有的以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有的以为是为求偶;又有的以为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以拥护其利益,更有的则以为有如清泉松风,无非是一种天籁而已。

这些答案都可以说明一部分的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但不能解释所有作品,或整个作品,因为他们全然忽略了文艺创作家个人的心理的缘故。创作本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活动,在心理方面岂可以无因?所以现代的心理学界,有以压抑说和补偿说来解释文艺的创作的了,但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却也早已有了一个同调,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昔西伯拘麦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

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平原君虞卿列传》

这也可说是司马迁自己的体会和自白。我们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创作家,他之体会到创作的冲动之来源时,与其谓为由往例归纳而得,无宁说也是由自己的实际体验扩充而出,却又悟到前人也是如此而已。你看他在“故述往事,思来者”之后紧接着说:“于是自述陶唐以来,至获麟止,自黄帝始。”在“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之后,紧接着说,“仆窃不逊,自托于无能之辞。”可知他完全是以一个创作家而作的一种创作过程的自白,说到前人处却只是印证而已。

因为它是一个创作家的创作过程之自白,所以更值得我们重视,也更增加了我们的信赖,并更显得其中确有几分真理。按照变态心理学家佛洛乙特(Freud)说:创作是人类受了压抑的欲望,在一种象征世界里的满足,所以创作与梦同功。厨川白村之《苦闷的象征》即根据于此。不过佛洛乙特在人类压抑的欲望中特别强调“性的要求”,未免把人类的生活看得太狭,——至少把一般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之创作的动机看得太狭了。后来阿德勒(Adler)又创了一种补偿说,以为人类在某一方面有着缺陷,便会发生“落伍情意综”(Inferiority Complex),于是常在另一方面要求胜过他人,以为补偿。例如他说许多写实的小说家都是因为眼睛近视,看不清楚,由于这方面不如人,遂发生落伍情意综,结果遂在想象方面特别用力,思有以胜过他人,于是那描写入微的栩栩欲生的作品便产生了。司马迁的学说和他们有些相近,但佛洛乙特,阿德勒都是心理学家,厨川白村只是文艺理论家,远不如司马迁以一个创作家而“现身说法”来得更真切,更可靠,更中肯。

我们试加以比较。照司马迁的意思,创作的动机无疑也是一种补偿。他所谓“意有所郁结”恰可相当于“情意综”。既然说“有所郁结”,又说“不得通其道”,可知是有被压抑的成分了,这一点和佛洛乙特的看法相同,但被压抑的却并不一定是性的要求,则和佛洛乙特相异。而且司马迁认为文艺者并不是这种被压抑的欲望之象征的满足,却是在另一方面求一种补偿,此则更和佛洛乙特有距离而接近于阿德勒。然而阿德勒的说法却又嫌过分重视落伍情意综,所给的说明也未免琐碎鄙近,难道一个大写实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的创作也只是因为眼睛的近视么?至于司马迁的解释,却是多方面的:或事业失败,如孔子;或精神郁闷,如虞卿,或遭遇不平,如屈原,韩非;或肢体受难,如孙膑,左丘。司马迁的看法是广阔得多,注意之点也大得多了。

然而司马迁的意思尚不止此。他觉得另有两点也很重要:一是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才华总有一种自觉,而不愿意随便埋没,这就是所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少卿书》)貌美的人不会躲在家里,口才好的人不会学缄默,天才总是自知的,也没有不爱表现的。虚伪谦卑的人决不会有伟大的作品。二是创作由于寂寞。人类最难为怀的时候,无过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写一写荆轲如何刺秦王,杨志如何卖刀,或者林冲如何雪夜上梁山了(鲁迅躲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候才写《呐喊》)!“述往事,思来者,”正就是这种心情。

补偿,寂寞,表现才华,这都是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创作由于受了压抑后的补偿,由于寂寞,由于表现才华,这观点是由人类之非理性成分出发的,所以就是单以司马迁的文艺理论看,司马迁也是浪漫的。

2.文艺创作之有用与无用  文艺创作是无用的,然而这种无用正是大用。此种无用为大用的道理,《老》,《庄》、《易传》里都有所推阐,但具体引用到文艺上,则自司马迁始。他一则说:“思垂空文以自见;”再则说:“自托于无能之辞。”无能者就是无“奇策才力”之能,无“招贤进能”之能,无“攻城野战”之能,无“取尊官厚禄”之能。就浅近之功利的观点看,文学家诚然无能,文学家的文章也诚然无用,然而“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椒傥非常之人称焉”,到底是哪一类人更有永久性呢?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是不是真无能呢?艺术的天才高于一切,艺术品的征服,所向无敌。以汉武帝与司马迁比,司马迁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决不会不及汉武帝,从这里看也就可看出在一方面无用而在另一方面却是大用的道理了。文学家常常卑视自己的成就,但却也常常对自己的才能与事业有着自负。这是因为文学家一方面既意识着他的大用,但也悲哀着另一方面的无用。可见他不必悲哀,他的大用正是无用的补偿!他倒应该感谢他的挫折,愤懑和郁结!

3.创作原理  创作有两种原理:一是当人类看见世界上许多具体的事物时,每想从中得到一些抽象的道理,这种道理不只在科学书与哲学书中有,就是文艺书中也有。例如“交情,老更亲”,就几乎象一个普遍的原则,象这种原则的获得,可称之为创作上的抽象律。一是当人类空有一些观念或情绪时,却又每喜欢把它推之于具体的事物上,例如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情感,而去写出具体的一百单八个好汉的故事便是。这可称之为具体律。抽象律是给许多肉体以灵魂,具体律是给一个灵魂以许多肉体。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的赞里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 “推见至隐”就是抽象律,“本隐以之显”就是具体律。

4.艺术之节制作用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宜泄,其作用是节制而非激动,所以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乐书》)《正义》对这话的解释是,“不乐至荒淫也,”正说对了。

5.幽默解  幽默(Humour)是人生和文艺里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西洋的美学家或批评家都有很多学说去讨论它。在中国有与之略略相当的一个名词,就是所谓“滑稽”。滑稽和幽默当然有距离,这距离越到后来越大,但在司马迁所解释下的滑稽则与幽默的真解不相远。他曾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太史公自序》)又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滑稽列传》)凝滞和纠缠的确是幽默的反对物,凡是“化不开”的人物不会懂得幽默。功利观点也是凝滞和纠缠的一种,所以懂得幽默的人或者在某一刹那而处在幽默空气中的人,他一定持有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所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正是指此。幽默是不伤害人的,否则变成冷讽,因此人类对于幽默的反应也是没有恶意的,所谓“人莫之害”是。幽默包括智慧和超脱,而且还有一点悲悯和温暖;它是会心的微笑,但其中含有泪。我们可以这样说:高等的滑稽就进而入于幽默,低级的幽默却不免流于滑稽。太史公在七十篇列传之中,居然给滑稽留出了一个独立的节目,可知他对此道之重视。他的《滑稽列传赞》也非常幽默:“淳于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指连赵事);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临槛疾呼,陛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以上是司马迁在批评上的理论。

我们现在再说司马迁在批评上的实践。司马迁是富有天才,识力和同情的大批评家,他具备着所有伟大批评家所应当有的条件。虽然他不曾写什么条分理折的批评论文,但他用叙述的方法把他那深刻而中肯的了解织入他的创作中。他象近代欧洲文艺传记家一样,描写就是批评。因为他观察深入和清楚,能够见到一个人的底蕴(包括好和坏),而出之以赞美或憎恶的浓烈情感,且即使是憎恶,却又不失其对书中人物的同情,所以他的书富有无限的魔力,我们可以说,他的书是时时在创造着,也时时在批评着。所以我们假如要在其中找出几段纯粹的批评文字是不可能的。下面也不过是一点“样本”而已。

1.对于孔子之礼赞  批评孔子,是一大难题,因为孔子的地位太重要,方面也太多,价值更是太大。如何称誉才能不失分寸?这应该是使太史公棘手的事。然而他却轻松的写出来了: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

他清楚的指出孔子的整个价值在对于六艺的贡献,尤其是礼。言简意赅,这是何等的识力!所以他时时以六艺和孔子并称,例如:“秦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都是。

六艺中,司马迁尤其着重孔子与礼的关系。《孔子世家》可说就是以礼为线索的,从“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到“适周问礼”,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到“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到“追迹三代之礼,”到“书传礼记自孔氏”,直到“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在太史公心目中,孔子一生是与礼结不解之缘的。孔子的伦理思想原是由群到个人的,个人与群如何相安?孔子的解答也就是“礼”。——礼是就群的立场而给予个人的一种合理的制裁。太史公是真能了解孔子的。

同时太史公也很了解礼,所以他能够知道一生汲汲于礼的孔子的重要,但一般人常不愿受礼的约束,于是孔子就不免成为一个寂寞的失败者了。他说: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官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

孔子是极其热心实现理想的人,但也是不轻易和现实妥协的人。例如太史公写道: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住,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索隐》上说,周文武起丰镐而王,“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其实太史公所写的是艺术的真,是一种心灵的记录,原不必拘拘于出处。“温温无所试”,是孔子的热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记》写孔子(六十八岁了!)归鲁的一段:

冉求将行(先是,在孔子六十岁时,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官,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盂轲称太王去,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自序》)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2.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3.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就象培忒(Wah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

他为了孽描写一个正直忠贞的人的真面貌,于是先写下周围那群小人的姿态以作衬托:

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乏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

结果正直忠贞的人失败,只好去作他的《离骚》了。在这里又用得着司马迁那发愤著书说了。所以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陵”。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在对这种社会作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

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遭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

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淡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敌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底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贴。

最后,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润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来,好象司马迁没有坚持的主张或见地一样,一会儿垂涕,一会儿又怪屈原,一会儿又爽然自失了。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表示他在丰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别强些而已。批评家须有跃入作者精神世界里的本领,以作者之忧喜为忧喜,这一点,司马迁正是作到了。

司马迁既深切的了解孔子而加以礼赞过,现在又深切的了解屈原而加以礼赞着,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个极峰,他们可以不朽,司马迁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马迁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却更直接些。至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终莫敢直谏”,缺少屈原之 “正道直行”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所不重视的。就是司马相如也不过是一个长于堆垛的辞匠,司马迁虽为之立传,但什么向往礼赞的话也没有(只是他说明《子虚赋》是借三人为词,以推苑囿之大,而归于节俭以讽,却颇能举出赋体的文章之典型的结构所在),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分寸了。

4.司马迁之讽刺 曾有人写过《骂人的艺术》这样的书,但我认为在中国文人中最精于骂人的艺术的,恐怕没有超过司马迁的了。从前有人称司马迁的《史记》为谤书,章学诚很不以为然,说这是“读者之心自不平耳”,然而照我们看,《史记》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谤书,它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技术的峰巅。

他讽刺什么,以及如何讽刺,经过了清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渐惭有了确切的结论。大概中国读书人的理解力自明末清初便有了飞跃的进步,以后也更有着继续的发挥。倘若单以考据推许这个时代,那就只见其一面而已。

我们现在先说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吧。广泛地说,他所讽刺的就是他所处的朝代——汉。详细说,他所讽刺的是汉代之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狠妄为。总之,他要在他的笔下,而把汉代形容得一文不值。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下面即历叙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汤武之王,修仁行义十余世,就是秦之统一,也百有余载,结论是:“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言外是汉凭什么,既无德,又没费力,却这样容易得天下!他讥讽地说:“此乃传之大圣乎?”“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假若只看这两句,也许以为他是真地在颂扬了,然而这两句之间,却插入“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重复慨叹,就知道他确乎是以赞作讽了!

整个的汉代之来历,在司马迁眼光中是如此。而刘邦之为人,司马迁尤其挖苦得厉害。在《项羽本纪》中,项羽要烹他的父亲了,他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在《高祖本纪》中,他曾给太上皇拜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萧相国世家》中,特别给萧何的封地多,那是因为“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第一例见他之不孝,第二例见他之无赖,第三例见他之小气。而萧何的功绩虽然那样大,但如果不以家财佐军,不强买民田,以表示不能顺从民欲,则刘邦对他的猜忌是一点也不会放松的。就是对于韩信,韩信每打一次胜仗,他便“使人收其精兵”(《淮阴侯列传》),这同样见刘邦之忌刻。至于真正打仗的本领,那更没有。他有许多神异的事,彷佛是真命天子了,可是司马迁早借萧何之口说出:“刘季固多大言,”那末一切神异也就多半是刘邦自造,化为乌有了。

和刘邦作对比的是项羽。项羽有真本领,有真性情,有真气概,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

不唯刘邦本人如此,就是他的周围,除了张良,陈平常设诡计之外,大半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老粗。司马迁在《樊郦滕灌列传》的赞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行,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萧相国世家》中也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曹相国世家》中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绛侯周勃世家》中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中庸,”意思是说他们统统是夤缘时会,因人成事而已。

这样的一个低能集团,那有才能的人处于其中,就未免太委屈了。韩信就是这样一个可惜的人才。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说:“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他并非责备韩信之不当叛逆,却只责备他发动得有些迟了而已!这意思多么明显!

司马迁在讽刺整个汉代以及汉初人物之外,时常揭发汉家一线相承的刻薄。高祖的猜忌,已见于《萧何传》和《韩信传》不必说。文景二帝似乎是忠厚正经的人,其实不然,在适当的时候,司马迁就不惜揭穿那真相了。例如《张释之传》中,文帝为一人惊了自己的马,就要致之死地,亏得释之据法力争,才处了罚金。可见这位废除肉刑的文帝,也是一个伪君子而已。又如《佞幸列传》中,文帝为爱一个宦者邓通,便许他铸钱成为富翁,文帝的行为何尝不乖张荒淫?至于景帝的刻薄寡恩,只要看《张释之传》中,因为释之曾在景帝为太子时弹劾过他不下司马门,到即位后,虽口头上说不忌恨此过,但只有一年多,便把张释之调为淮南王相了。司马迁在记“景帝不过也”之后,便拆穿了说,“犹尚以前过也。”又如《周亚父传》中,因为周亚父不许给王信封侯,景帝虽默然而止,但后来便故意请他吃饭不放筷子,给他难堪,到逼他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了,司马迁冷然写去,已把景帝的真面目揭露了。

可是在这种种之中,司马迁所要讽刺的最大的目标,却是汉武帝。在《封掸书》中辟头即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无其应而用事,功不至,德不洽,都是暗指武帝。封禅的本身,原已荒唐,但即退一步讲,却也有配有不配,司马迁是直然认为武帝不配的。他不好明讲,便借管仲阻齐桓公,仲尼不肯论封禅,作为武器,略事攻击。整个文章中,都是写武帝之愚蠢,幼稚与可笑的。

《封禅书》之外,司马迁便在《酷吏列传》中写汉代残酷的家传,而尤重在武帝。其中屡有“天子闻之,以为能”之语,可见那酷吏之惨无人性,实在是武帝的授意和怂恿。那最大的酷吏如张汤,杜周也不过是“善伺候”,能窥探武帝的意旨,而去找出理由,又去执行而已。

武帝之刻薄寡恩,不止对一般的臣下为然,就是对于宗室贵族也毫无留情。司马迁一则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推恩(其实是削弱诸侯)的办法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其实他只是在打官腔,下面却说出了实话:“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意思是说如果不仁不义,手腕虽高,毕竟还是危险的了。二则在《高祖功臣侯年表》中说:原先受封的百有余人,到了太初,不过百年之间,只存在了五个人,其余都坐法亡国,司马迁在表面上把“子孙骄溢”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网亦少密焉”放在次要的地位。就是这样,他仍怕别人把“网密”看重了,下面紧接“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目的在再冲淡一下。然而其实他却正是重在“网密”的。太冲淡了,也怕别人把他的真正意思误会,但他又不能明言,于是只好混统的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意思是就是兢兢于当世之禁,也未必不犯法,因为“网密”的缘故!他的文字富有层次转折,于是让他的真意在若明若暗之间了。

武帝之好事,司马迁借汲黯之口直说出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则说自来都是喜欢外攘夷狄的,“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就是天下太平,也要动动刀枪呢,于是有了许多封侯了!

至于武帝之横征暴敛,让民生凋弊,是见之于《平准书》中。但他不明指汉,却骂秦,也不说当代,却说古代不然: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曷尝竭天下之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武帝周围那些人物,他也很少瞧得起。公孙弘,张汤都是外宽内深的官僚。在《张丞相列传》中更说:“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则武帝时之无人也就可知了。至于能为社稷臣的汲黯,以及已成为名将的李广,却只有埋没抑郁以终而已。

武帝所用的人多半是恃裙带关系的亲幸之辈。田、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是。司马迁都对他们各加讥讽。其中卫青、霍去病尤受宠爱,他们都以卫皇后为靠山。司马迁写卫皇后时便说:“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提到霍去病时便说:“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这都是说他们出身微贱,父女姊妹的关系也在可考不可考之间的。笔端是十分鄙夷着。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了司马迁的笔下,算是一无所长了;浪漫精神是无限的,是不屈服于任何权威的,是没有任何奴隶的烙印的,我们于司马迁之讽武帝见之。以上尚是明显的,可指的讽刺,另外有些散布在各篇的夹缝里的,还有很多很多。

司马迁讽刺的目标既明,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他的阵法。他的阵法大概是这样的:一则用揭穿事实的方法,事实往往是最强有力的讽刺。如他写景帝,只说周亚父死后,乃以王信为盖侯,就够了。二则用无言的讽刺,凡是他不赞成的事便不去写,如《循吏列传》中不叙汉代,《张丞相列传》中不叙那些备员的人物的事迹,读者自然可以晓得什末是在缺乏着了。三则用互见的方法,他决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径及小气忌刻写在《高祖本纪》里,却分散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里。四则用反言的方法,他口头在赞扬,骨子里却是在讥讽。五则用轻重倒置的方法,偏把主旨放在次要。六则用指桑骂槐的方法,他不骂汉而骂秦,其实他对秦并不坏,《六国表》可见。七则用借刀杀人的方法,用孔子抵挡封禅,用汲黯直斥武帝。八则全然在语气里带出来,他用几个“矣”字,往往就把他的意思达出来了。九则常用无理由为理由,如三世为将不祥,坑降不得封侯之类,那真正的理由却是统治者的忌刻。

总之,他的方法是逃避和隐藏,这样便瞒过了那时当局者的检查,也瞒过了后来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读者了!

撇开司马迁的一切文学造诣不淡,即仅以讽刺论,他也应该坐第一把交椅!

5.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 及其最后归宿然而在说过一切之后,司马迁却仍是一个抒情诗人!

只是感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不错,他有识力,也有学力,但就他本身而论,这却并不是他的性格中之最可贵,最可爱的。

他虽然因为家庭教育之故,对于儒学有些倾慕,然而并没有掩遮他的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根性。即以这道家的自然主义论,却也仍没有淹没了他那更根本的一点内心的宝藏,那便是他的浓挚,奔溢,冲决,对一切在同情着的感情。不错,他看事情很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的见解的导引之力。不错,他讽刺的对象很多,然而就是他所讽刺的人物,在他笔下写来,也依然带有大量的可爱的成分。他的自然主义,如果不加上“浪漫的”三个字,便成了没有生命的概念,与他的本质毫不相干了。

他的事业,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另有不朽的地方,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却是留下了最伟大的抒情篇什,虽然形式上却是历史。在他后代有许多知己,有无数的追踪的人物,但与他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连系,除非那些知己和追踪的人物在感情上和他有着共鸣。“发愤以抒情”,这是楚文化的精神,却也是西汉所承受了的伟大的精神遗产,而集中并充分发挥了的,只有司马迁。那是一个浪漫的世纪。司马迁就是那一个浪漫世纪的最伟大的雕像。

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为他是抒情诗人,他的识力和哲学并没引导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对于若干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所理解,然而归到根底,他唱起命运感的调子来了!“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因为他有命运感,所以他有着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孔子是如此,屈原是如此,信陵是如此,荆轲、项羽也是如此!

司马迁能赤裸裸的接触一切人物的本质,又能烛照一切人生的底层,于是而以情感唱叹着,同情着,描绘着了,他是热情到这样的地步,因为热情而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他所觉得不可知的命运最后却也和他自己开起玩笑来。他在极大的屈辱之中,而与世长辞了!确切的卒年,我们不晓得。但公元前九○年,也就是司马迁四十六岁以后的生活,已经渺茫漶漫了。

司马迁身后的情形如何,我们所知的,也一如他的卒年之那样模糊。他的家庭生活怎样,也从没有记载。有人说他有两个儿子,但那是根据华山道土的胡言,当然不可信。有人说他有一个侍妾隋清娱,可是这是褚遂良所见的一个女鬼,更觉荒唐。

唯一可靠的倒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敞。杨敞是一个老实人。杨敞的儿子杨恽却很有棱角,颇有外祖之风,连文格也十分相似(他之《报孙会宗书》直然是他的外祖《报任安书》的姊妹篇),他很爱读他外祖的《史记》,但他却因口祸被腰斩。司马迁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连这和司马迁最有着精神上的连系的亲属却也以悲剧终!

                                     载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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