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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教案
【时间:2009/4/14 】 【来源:外研社网站 】 【作者: 外研社】 【已经浏览7896 次】

一、教学要求

1.       了解本文的历史背景,深入了解曾国藩、容闳等人的生平及思想。

2.        要求能疏通文意,掌握本文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思想。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曾国藩、容闳、洋务
2.内容提示

本疏又名《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是曾国藩在1871年8月给同治皇帝上的奏折。当时的中国闭关锁国、积贫积弱,一部分知识分子官员认为科学技术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中西差距的主要方面,所以当时兴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力图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为途径,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篇代表作品。文章先从对现实的分析入手,阐发派幼童留洋的必要性,然后提出具体的操作模式,并依此向朝廷申请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全文条理顺畅,观点鲜明,富有说服力。

三、作者生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又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廷赏识。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1851),署刑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署吏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队,复占岳州,攻陷湖北省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此后用兵更为谨慎。旋因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兵。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守南昌。1858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

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 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 1864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其“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所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2.重点作品

《曾国藩家书》

《曾文正公全集》由曾国藩撰写,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李瀚章编辑,初于1876年刊行,几经刻印,卷数不一。全集包括奏搞、批牍、治兵语录、文集、诗集、杂著、日记、书札、家书、家训等部分。但流传至今,并受世人重视的,亦只有其中的“家书”真正遗留下来了,难怪著名学者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

五、创作背景

《留美幼童》(节选)

钱钢 胡劲草

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出洋购买机器,1864年春到达美国。转眼间,他从耶鲁毕业已经十年。他正赶上“1854年级同学的十年聚会,见到容闳,大家惊喜万分。当时南北战争正在进行,同学们的话题集中在国家大事,似乎不曾注意,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要改革中国教育的容闳,今天怎么成了机器商人。容闳在心里说,买机器,只是我的一个步骤;我朝思暮想的教育计划,说不定会因此找到实现的机会!

1867年,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已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铿锵运行。有一天,曾国藩来了。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后,曾国藩即将出任两江总督。未到任前,他先在辖区巡行,而最感兴趣的,是制造局。这位中国机器业的创始人,在容闳带领下,兴致勃勃,一件一件观看从美国运来的设备,看容闳试验自行运动之机,听容闳讲解机械的原理。

文正(曾国藩)见之大乐,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乘此机会,我建议他在工厂旁设立一个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教他们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这样,中国将来就可以不必用外国机器和外国工程师了。

曾国藩十分赞许,学校很快开办。容闳在自传中说,对他教育计划而言,这次成功是小试其锋。不久,他就有机会向江苏巡抚丁日昌进言,阐述他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丁日昌也是一个不愿骑驴的人,曾任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容闳称他有血性、好任事、勇往不缩。丁日昌对容闳的计划大加赞许,立刻请他代写条陈。

容闳在购买机器后,曾国藩专折请奖,被朝廷特授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也是知府级官员了。但这级官员仍然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他们的建议,只能通过具有奏事权的四品以上实官代奏。这是清朝的制度。

容闳写的条陈,有四条建议:一、建立纯粹为中国资本的股份汽船公司。二、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力。四、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

第一、第三、第四条实际上是陪衬,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我眼光所关注而希望必成的,自在第二条。因为他知道,官场批答公事,许多建议会被驳回。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留学建议或许得以幸存。我把想要达到的目标放在第二,也是有意让它不显得过于偏重。

丁日昌当然是有奏事权的,但他还是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些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

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文祥丁忧了。

丁忧,就是父母逝世,当官的儿子按制度要退职回乡,服丧三年,不得过问政事。文祥因丁忧而停止工作。仅仅三个月后,他本人又去世了。

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大臣的去世,对容闳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灰意冷,那种龙腾湖海的豪迈之气荡然无存,容闳在自传中写道,厄运接踵而来,仿佛苍天不厌其酷。……藏在胸中已经十多年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次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希望几乎灭绝。

蒲安臣使团出国的1868年,到1870年,整整三年,苦闷的容闳心有不甘,仍一次次向丁日昌进言,希望丁日昌常向曾国藩提及教育计划,以免日久淡忘。他没有想到,他的大计划,竟然因为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而出现了转机。

1870年春,发生了民众杀害法国天主教徒、焚毁教堂医院的事件。曾国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紧急派往天津,处理中法危机。容闳也被招到天津,为丁日昌当翻译。

天津教案即将处理完毕时,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重提教育计划。曾国藩对此事并不陌生,三年前丁日昌曾经向他提及。天津教案,更使外交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紧迫。容闳大计划的提出,碰上了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

在自传中,容闳记载了他一生中那个最重要的时刻:

那天晚上,丁巡抚回来很晚,我已经睡了。他走进我的屋子,把我喊醒。他说,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事,曾公已经同意,他将和其它大臣联衔入奏,请政府采纳实行你所拟的条陈。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不能入睡,整个夜晚,都像夜莺睁着双眼,身体飘飘然,如同行走在云端……

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到1870年,容闳用了十六年时间,等待,等待,再等待,从26岁,等到42岁。他的留学计划,终于可以向朝廷正式呈报了。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85日,先由当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们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最后,在9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在复议的过程中,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意见,李鸿章等人对章程做了新的补充,正式呈奏。

187199日(农历八月初八),总理衙门奉旨:依议钦此。

皇太后的批复只有这短短的四个字,但这四个字却字字千钧。前无古人的幼童留美计划,从容闳的梦想变成了激动人心的现实。

泪水在母亲的眼中打转

请倒退一个多世纪,设想一下清政府招收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的情形吧。

官方提供的条件十分优厚:赴美留学期限长达十五年,在此期间,政府负责衣食住行等全部开销,还有大学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学成归国后听候总理衙门量才使用,这意味着学生不必担心日后的身份,他们先走西学之路,再回正规仕途。

但是美国——那时中国人叫它花旗国”——何许国也?那时的美国可不像今天,尽管很多人未曾亲临,但借助DVD,电视,书籍,电话,互联网,这个国度是如此巨细无遗地可见、可触、可感。

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他记述了当时人们对这次政府招生的真实反应:

实际上,当时几乎没有哪家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招生的困难显而易见,最初几乎就没有人报名;然而清政府却没有降格以求。实际上,从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招生起,挑选的条件就极为严格:

凡肄业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者方可入选。其身体孱弱及废疾者概不收录。

凡挑选以年在十岁至二十岁为率,凡十二岁至十四岁者择其文理略通即可入选其十五岁至二十岁必须中国文理通顺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译方可入选。

社会关系的严格审查,看来早已有之。孩子的家庭出身背景要好。当时清政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并打败北方的捻军,因此所选的幼童,家庭成员中决不可有曾经参加祸乱之人,以免留下隐患。

本人的品行也很紧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规定,在预备学校的学生中,要将最暴戾最鄙小最愚钝的人斥除,以防有害群之马无事生非,或因根器太次不堪造就。

出洋学生的年龄,开始定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后来修改为十岁到十五岁之间。这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孩子出国十五年,回来已经三十五岁左右。当时的人寿命短,这时极易遭遇父母逝世,需要丁忧即守孝三年。这样,为国家效力的时间会大打折扣。

此外,章程规定,孩子不仅要聪明,长相还要端正,因为代表大清国出洋,不可有碍观瞻。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尽快更换,所以,浏览留美幼童的名单,仿佛人人出自诗书之家,名字——包括,个个温文尔雅。

在留学观念淡漠的19世纪70年代,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之下,仍然有一百多个家庭的父母把儿子送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其中有五家人甚至送了兄弟两人前去留学。置之当日的环境,这一百多个敢为天下先的家庭真是非比寻常。

看看这120名幼童的籍贯,可以发现十分明显的特征。120人中,来自广东一省的竟有84人,占了70%。此外是22名江苏籍孩子,占18%。其余的则零星地来自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东(1人)。

广东籍的幼童中,来自香山县的有39名,在全部幼童中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香山人。这不难解释——容闳是香山人,在招生困难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了毗邻澳门、风气早开的故乡。

而在香山县,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家镇。当年属香山县,今天属于珠海的唐家镇,当年先后送出了七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本文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说理细致,周到严密。作为一篇臣子写给皇帝的奏折,本文的论述无微不至,将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得细致周密,既体现了计划的必要性,又探讨了计划的可行性,体现了深谋远虑的治国思想。

文章先从派幼童留洋想法的产生说起,从对现状的分析入手,阐发派幼童留洋的必要性。“今中国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则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这句话总结了第一自然段的论述,提出应尽快派幼童留学的主题;第二自然段则举了美国、英国对清朝派遣留学生的态度,说明外国对这一留学举措的支持;第三自然段则举出反对的意见,对其进行批驳,并进一步阐述留洋的必要,“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在深入阐述了留洋的必要性之后,文章的论述转入对留洋细节难点的探讨,文章认为此举的难点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然后分别针对两点进行深入论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称“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表现了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施政魄力。文章的论证有理有据,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和可行性。

文章多次运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从不同侧面阐述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寓理于情,语气委婉深切。

2.译文:

臣国藩去年在天津办理洋人的事务,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圣旨来天津会同办理,经常和臣商量,打算选派聪颖的幼童送到西方各国的学校,学习军政、船舶、数学、机械制造等专业,约计十多年,学成归国。如果西方人擅长的技术,中国人都能精通,那么就可以逐渐图谋自强了。并且他还说,可以携带幼童去外国的人,加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都可以胜任等。臣国藩非常赞同这些话。臣曾经在去年九月、今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臣鸿章又曾经往复写信商量。臣以为自斌椿、志刚、孙家毂两次奉命游历各国,对于海外各国的情况也已经看到了要领。如测绘、数学、天文、海事、船舶、机械制造等事,无一不和用兵打仗密切相关。凡是游学外国,取得一技之长的人,回国后就请到学校里来,分科传授,精益求精。他们对于军政、船舶,简直就视作身心性命之学。现在中国要想效法他们的想法、精通他们的方法,那么在这风气已经开化的时候,似乎应该尽快挑选聪颖子弟带到外国学习,亲身实践、孜孜以求,以附和我皇上图谋慢慢自强的圣意。

查美国与我国新立和约第七条里写道,今后中国人要想进入美国国立大小学校学习各科文化技艺,美国必须像对待最优国国民一样对待中国人。另外和约里还说,美国可以在中国人指定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这样做。今年春天,美国公使经过天津时,臣鸿章曾当面和他商量此事。他答应等咱们通知抵达的日期,他就会向本国政府转达,请他们妥为照料。三月间,英国公使来天津接见,也问到有无派学生出国一事。臣鸿章就对他以实相告,他的意思也是颇为赞赏支持,也说先到美国学习,英国的大学极多,将来也可以根据情况派到那里。这本来就是外国人非常愿意的事情,似乎对于和平友好的大局,有益无害。臣等想外国人所擅长的东西,既然肯听凭别人一同学习,志刚、孙家毂又已经探出了一条道路,算起来由太平洋乘船直达美国,一个多月就能到了,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方,已经设机构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了同文馆,挑选满族和汉族的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另外,上海也开了广方言馆,挑选文科的学生学习,似乎中国在西学方面已经有了基础,不需要再远涉重洋。他们不知道设机构制造机械军火、开馆教习西学,是用来图谋振奋的基础;而派学生远赴外国学习,收集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用来取得远大的发展的。西方人学问崇尚实用,无论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学校学习,共同学习原理,熟悉机械,亲身实践,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师生传授,希望在日积月累中取得进展。中国想要获得他们先进的东西,仓促之间匆忙地把他们的机械都买来,不只财力不够,而且对于这些先进东西里蕴藏的道理奥妙,如果不是多次观察、经常使用,则其原理没法知晓,里面的奥妙没法明白。古人说学齐国方言的人,必须把他放到齐国都城的闹市上。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话都可以拿来比喻这件事的道理。况且真要学到了西方人的方法,回来后触类旁通,比起今天的孜孜以求,不更能无穷扩大其效果吗?

只是试办此事的难点有两个:一个是挑选人才,一个是筹措费用。聪明的孩子,不可多得。还必须要挑选有远大志向、踏实质朴、没有家庭负担、不喜繁华的人,才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这样看来,挑选人才很难。国家的财政预算,每年都有定额,倘若增加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就更需要筹措,这样筹费也很难。对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几个臣子也深知其难处。但要想堆起一座山,必须从第一担土开始堆起;要想使艾草发挥药效,必须保存它三年。今天开始努力,希望以后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使得将来更轻松。于是臣命令陈兰彬、容闳等人认真商量讨论,并反复探讨,打算派官员在上海设机构,访选沿海各省的聪明幼童,每年大概三十名,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去外国,在外国学习。十五年后,按出国的年份,依次回国。计算他们回国的时间,到那时孩子们不过三十岁上下,刚刚步入壮年,正好可以及时报效国家。

听说以前福建、广东、宁波等地的孩子,也经常有去海外留学的。但他们只是想学点儿粗浅的外语,以便和洋人交易,为了衣食打算。既然这样那么从刚开始选择幼童起,就要慎之又慎。等到带到国外,都要归委员管理约束。分门别类,力求在学术上精通。还要派一个翻译教官,随时教他们中国文化,使他们知道处世的大道理,这样就可以期望他们成为有用之材了。虽然这些幼童未必都能成大器,但人数既然众多,应该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出现。这就是所谓 “拔十得五”的说法了。

至于总共的花费,从头到尾二十年,共需白银一百二十万两,这确实是一笔巨款。但是这笔巨款不必一下子凑齐拨发,分开来算,每年接济六万两,还是觉不出太难的。除了早期的旅费发给委员携带之外,其余的都是有定额的,按照年份预先拨出,交给银号,陆续寄出,事情也容易办。总之,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在给予钱财方面不能太吝惜,也不能希望他们花费太节俭。况且远到外国,储备人才,更不可以使经费匮乏,而使事情还没深入就夭折了。近年来,设机构制造机械军火,开学校教授学习西学,凡是西方人擅长的技艺,中国都知道留心学习。所需经费,都承蒙皇上的圣旨准予拨发。也是皇上志在必须成功,虽然事情难,但是不怕;虽然花费多,但不吝惜。日积月累,越来越看出成效来了。这次打算选派幼童去外国学习,事情虽然稍有不同,但精神是相同的。谨将章程十二条,恭呈皇上御览。仰拜请求圣上开恩,命令下江海关,在洋税款项下按年份拨款,不要使其费用匮乏。恭候圣旨示下,臣等立刻命令设机构挑选聪颖子弟,谨慎稳妥地办理。如果有章程中没有说完善的事情,请命令总理衙门斟酌修订。臣等也可以随时奏请更正。

3.课文难点讨论

本文作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文献,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请结合后来的历史发展讨论此举取得的成就和局限,并对洋务运动最终失败谈谈自己的看法。

讨论要点:虽然幼童留洋运动的成就不小,出现了像詹天佑这样的人物,但这一运动最终夭折,这些科技人才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这一运动该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的根本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持传统儒学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只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富强起来吗?

4.相关评论

论曾国藩对我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及其影响

黄细嘉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大量兴办,洋务官僚们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雇佣洋匠来从事技术工作不利于自身对所办事业的控制。为了能够做到“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他们萌生了派人前往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想法。他们认为“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为教习,……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于是我国近代由政府派人出洋留学的事业开始起步。这项事业是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以每年30人为额,共派送120名幼童赴美学习开始的。曾国藩对我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和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多次上奏申述,容闳的留学计划得以批准实行

曾国藩对留学事业的开拓源自于容闳的计划和自身洋务活动的需要。1854年,容闳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次年,他怀着报国的赤诚,回到了祖国并暗下决心:“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他不懈地摸索,寻找机会实施他的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的计划。在最初的5年他东奔西走进行游说,寻找靠山,积累资金,确定了“力识中国达官”“与上流社会交游”的行动方针,企图借助“达官”的权势去推动留学计划。1868年,容闳老友丁日昌擢任江苏巡抚,容闳趁此机会,向他“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听后,“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并要他“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指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笔者注)请其代奏”。后因文祥居父丧迁延时日,容闳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容闳仍在寻找机会,“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指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1868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笔者注)言此,以免日久淡忘。”

1870年,容闳应召赴天津为天津教案谈判担任译员,容闳乘机游说,再次“进言于丁抚,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其实丁日昌“于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故曾当已略知此中梗概”。此时丁日昌因受容闳之托,屡与曾国藩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很快,曾国藩同意了容闳的建议及留学计划。同在天津的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三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当时当地就议定立即办理,并愿意影响政府,促其赞成”;而且他们决定“将四人联衔会奏,请政府觅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果真如此,曾国藩在同意了容闳的建议后,立即将派遣留学的意图上达给清朝中央政府,以试探清政府的意见。在1871年8月日他与李鸿章联衔会奏之前,曾国藩曾先后两次将容闳的建议“附奏在案”。在1870年10月10日的片奏中,他说:“江苏抚臣于日昌屡与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资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后又于1871年3月2日在《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折》中重提挑选聪颖子弟出洋留学之事。正式建议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关于曾国藩的建议对清政产生的影响,李鸿章曾在1870年11月12日曾致函曾国藩说:“陈荔秋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当时李鸿章已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李对留学事业亦满腔热忱,因他在京畿地区,故于朝中诸事信息更加灵通,他告诉曾国藩所提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之事之所以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是因为所奏“内无可否”,造成最高决策者“懵然不知”,并不是他们不愿意为之。他进而向曾国藩建议说:“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乞令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契敝衔会奏”。很显然,李鸿章请曾国藩集议通筹,待有眉目再行联衔会奏。说明在李鸿章心里早已把曾国藩看成是开拓幼童留学事业的实际领导者。其实,曾国藩知此事属创举,关系重大,必须先行与清政府中枢机关通通声气,再行上奏请求批准时,断不至犹如晴天霹雳,给清政府最高当权者一惊。所以,才有了几次试探性的进言。看来几次进言,清政府虽然没有表示支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说明此事清政府还是可以接受的,否则不早已引起“龙颜震怒”才怪呢。但除了让清政府最高决策者知道外,还得请总理衙门各大臣从中斡旋,必须跟他们也通通声气,于是在1871年6月26日,曾国藩又同李鸿章一起致函总理衙门,建议“送幼童出洋留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以渐图自强”。说明曾、李做事都是很谨慎的,惟恐触怒某些顽固官僚终致一事无成。

待时机成熟后,曾国藩、李鸿章于1871年8月18日联衔会奏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上奏的还有《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就留学的人数、派遣步骤、经费、任务管理诸问题作了详细说明。1872年2月27日,曾、李等人又会奏“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提出“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同年3月1日,最高统治者下诏由总理衙门奏议此事,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于1872年5月17日奏称:”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以彼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充分肯定了派幼童出洋学习之请;同时就曾、李原奏中未尽未宜之事给予补充修正,主要是将所选幼童年龄由原奏所议12岁到20岁改为“自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至此,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事业开始起步。

二、多方参与筹划,留学事业进入实施阶段

曾国藩在推行留学事业过程中,除了向上奏请批准外,其实他还参与了第一批留学幼童的挑选与派遣等许多具体工作,为中国近代的留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曾国藩曾主动召集容闳,“商此事之进行”。在南京,曾、容二人为留学之事“筹议甚久”17。当时“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这些事项都是派遣留学的重要事情。

其次,设立管理留学事务的组织机构。为了留学事业有专责成,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理留学事务的组织机构,当时没有专门的名称,其负责人叫驻洋委员,后在美国正式成立“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即所谓“经理留学事务所——笔者注),“酌设监督二人、汉文教习二人(实为一人——笔者注)、翻译一人”;经奏派陈兰彬、容闳分为正、副监督,同时划清二人权限责任:陈兰彬“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此外,确定叶源濬为汉文教习,曾恒忠为翻译。决定所有与留学有关的事宜,“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

再次,同李鸿章函商出洋留学条款。曾国藩向李鸿章寄示陈兰彬、容闳等“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复信说,“遵即详为查核,大致似甚精密”,不过对其中所派人数及经费有不同意见,又恳请曾国藩转饬陈兰彬、容闳二人,按照他所提“每年选送三十名,以三年为度九十名”的人数核算开支情况,“另拟简明章程”,并提出章程中其它应补充事项。

又次,议定在上海设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即预备学校)。在所奏《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中规定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这里所设之局即是预备学校性质,其职责是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挑选聪慧幼童,“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幼童挑选后,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在沪局中肄业,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造册报明通商大臣转资总理衙门查考”。对于这个沪局(预备学校)的建立曾国藩是亲与其事的,他任命熟悉洋务的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刘翰清者,久居曾国藩幕府,“刘在曾督幕府,专司奏稿,为曾督第一信任之人,故任以此职。”而且他不负曾国藩所望,“后此四批学生,预备期满,陆续派送,皆由刘君一手料量,始终其事焉”。挑选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之所以能按时进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所经营留学的预备学校,也得力于曾国藩慧眼识人。

三、开西学东来之风,幼童留美事业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曾国藩力与其事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第一批幼童还未出洋时,他即于1872年3月12日,卒于两江总督任上。不过,幼童出洋留学事业还是按计划进行着,8月12日第一批幼童由陈兰彬、容闳率领,自上海启程赴美,后此的3批亦按计划派出,120名幼童总算走出国门,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生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防止以夷变夏,反对学习外国的保守势力的反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幼童留美事业至1881年时中途夭折,全部幼童在未按计划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尽数撤回。不过,尽管曾国藩等开创的留学事业,有达到其预期的结果,但是幼童中有一些人由于刻苦努力、勤奋不懈,终成为中国重要的经世之才。在他们当中后来出现了第一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高度评价、曾主持设计修建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詹天佑;有第一位中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为建设开滦煤矿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吴仰民;有曾任过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另外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还有梁敦彦、唐绍仪等。应该说,幼童赴美留学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不但如此,因幼童赴美留学事业的开拓而引导的近代留学潮流却是不可阻挡的。难怪乎容闳亦说:“所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子坚忍不拔,勤奋精进,卒成经世之才。因其呼号援引,始得使中国学生复能万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曾国藩开创的近代留学事业“既播其种子于世,……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忽忘所自。”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近代留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它不断地冲击剥蚀着封建教育的堤坝,帮助人们挣脱科举制度的桎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美的热潮,容闳不无感叹地说:“是一八七零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枝复生也”。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丁日昌3人努力促成幼童留美事业,因而受到幼童们的普遍尊敬,“曾的肖像现挂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另两位的肖像也挂在那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人们评价幼童赴美留学事业说:这是我国首批赴美官费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年,总理衙门在追溯我国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的历史时说:“伏查遴选学生出洋肄业,自前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始”;同为奏请实行留学事业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尊奉曾国藩为我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者,认为“从前曾文正公创办”“学生出洋肄业,原所以储异日之用”。

诚然,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经理了第一批留学事业,但其本意仍然只是培养推进洋务运动的科技和翻译人才;而且由于中途夭折,其成效不太显著;不过,它毕竟造就了我国最早一批为数不多的卓越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了一批略懂西学、初步涉及美国社会及其政体的知识分子,并且由于这是一次中国人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实践,因此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刺激了其它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极大地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他们逐步认识到“东西文化判若天渊”,且认为对中国进行根本上的变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正是人们在思想上的觉醒,又促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这是曾国藩等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始料所不及的。

可以说,曾国藩及其同僚对幼童赴美留学事业的开拓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对中国人学习西方,“实辟一途径”;而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实“开风气之先也”。

七、练习

1.选择题

(1)《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作于(   )
A.洋务运动时期     B.太平天国时期
C.鸦片战争时期     D.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答案:A

2)曾国藩最有名的作品是(   )
A.《曾国藩全集》   B.《曾文正公全集》
C.《曾国藩家书》   D.《曾国藩书信集》
答案:C

3)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属于(  

A.法家   B.儒家
C.兵家   D.道家

答案:B

2.填空题

1)在幕后力促曾国藩上书的著名近代教育家是(   )。

答案:容闳

2)洋务运动的主要思想是“中学为体,(   )”。

答案:西学为用

3)第一批留洋幼童里出现了一位我国最早的铁路工程专家,他就是(   )。

答案:詹天佑

3.简答题

1)请对《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在论证方面的特色作一简要概括。

答案要点:分析透辟;论述有条理;正反论证。

2)请简要介绍一下容闳在幼童留洋方面的两大贡献。

答案要点: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最终推动幼童留洋的实现;担任幼童的教官,对幼童在外国的生活学习进行管理照料。

八、研习与思考

1、简述曾国藩论证计划可行的基本理由。

  答:理由非常充分全面,主要包括意义论证和可行性论证两个方面。意义论证包括长远和目前两个角度;可行性论证则包括:财务费用的支出、学员的来源、接待安置问题。

2、在课外找一篇“疏”或“奏折”,和本篇作比较,谈谈这一文体的特点。

  答:“疏”作为臣子向君主的奏折,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态度虔诚认真,说话细致周到,力求面面俱到;二、言辞恳切,语气委婉深切。

3、对清末幼童留学计划作简要了解,谈谈这一计划的意义。

答:清末,容闳最先倡导派幼童留学西方先进国家,得到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积极支持,曾国藩先后几次向皇帝上疏入奏,使计划最终得到清廷批准。此后,先后有不少幼童留学外国,其中培养出了詹天佑、唐绍仪等近代著名人物。这一计划为中国社会拓开眼界、走入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近代留学幼童图片资料

十、延伸阅读

近代的留学教育

常晓虹

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培养新式人才,是变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留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倡导留学教育的几个重要人物

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提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这里,魏源指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攻夷”、“款夷”、“制夷”,而最终目的还是“制夷”。

最早实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他认为接受西方教育能够使中国更加文明富强,因此他决定毕生从事这项事业。

1898年,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它的著作《劝学篇》之《外篇·游说》中对留学教育作了详细阐述。首先他指出留学的效果:“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他又以周边诸邻的经验为例,论述了留学的作用:东邻日本的“伊藤、山县、夏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他们“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北邻俄国前主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南领暹罗王则“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暹罗王自己更自通西文西学,以致“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

二、近代留学教育概况

近代留学生的派遣始于1872年。从派遣数量的集中趋势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留学幼童时期,留学日本时期,庚款留学时期,留法勤工俭学时期。

(一) 幼童留美

187193日,曾国藩、李鸿章上奏折请选派幼童赴美:“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们建议,每年通过考试选送30名姿性聪明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的幼童出洋学习,学程十五年;在学习过程中,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等。

按上述规定,1872年,由陈兰彬、容闳任监督带领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幼童们很快融入当地社会,曾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的温秉忠后来回忆:“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曾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司文牍事的李圭于1876年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到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见到了赴美幼童之后描述说他们“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他更通过幼童的变化注意到西方不尚虚文,专务实效的作风,体味到西方教育中课程严谨、教法详挚的特点。从1872年到1875年,共有四批幼童赴美求学。

188196日,清廷决定招回幼童,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尽管被迫中断了在美国的学业,这批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之中有设计建造张京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曾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而这次留学开留学风气之先的任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这种作用,主要不是表现为诸如课程的引进、教学内容的嬗变、师资的提供等微观效果方面,而是具有宏观特点。它通过解决国内某些领域急需人才的现实问题,冲击和改变人们的旧教育观念和社会心理、风俗时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扫除了心理障碍,加速了封建教育的解体。

在派出幼童留美的同时,福州船政学堂也向欧洲派出了一批留学生,与留美幼童不同的是,这些学生均是20岁左右的青年,受过专业和外语训练,并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他们出洋主要是学习一些与船务有关的驾驶及制造等知识。这次留学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将领,包括曾任海军总长的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以及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殉国的“镇远号”管带林曾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经远号”管带林永升等。在这批留学生中最出名的当属后来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他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奠定了第一块思想基石。

(二) 留学日本

留日学生的来源比较复杂,从渠道上看,以自费为主;从年龄性别看,青年人仍是大多数,也有夫妇同往、父子兄弟同行的,还有全家、同族留学的情况。留日学生所学专业基本集中在政治、法律和师范教育等文科上。留日学生最著名的一点在于学生有着高昂的爱国热情,政治上多趋于激进,他们之中出了一大批革命家和文化斗士:秋瑾、邹容、陈天华、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他们大都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场意义重大的革命:一是辛亥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以暴力推翻了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后者冲破了几千年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束缚。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既对改革传统旧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又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长远发展作了理论上、队伍上的积蓄和准备。留日学生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变革中,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上述实践活动的锻炼,产生了中国第一人近代教育家群体。

(三) 庚款留学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大规模地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行动是比较著名的“庚款留美”。光绪三十一年,美外长透露美所收庚款属过多,梁诚一面向美国当局商请依实减定,以余款退还中国,一面则密商外务部,建议以此款为兴学育才的运用。1908年,美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在中国办学及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自1909年起,最初四年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留学生,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出50名学生。而事实上,真正称是上是庚款留美学生的只有三届。

这三批庚款留美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可以说,在以后的几乎整整半个世纪中,中国科技界差不多每个领域都有庚款生扮演学科带头人,而由庚款生们回国后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科技精英,许多人直到今天依然相当活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年代,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又一次中断,但这些已遏制不住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热情。同年,利用庚款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成立。

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后,英、法、比等国纷纷效仿,吸引留学生。这一时期,留学生带回的不仅是比较先进的科技知识,同时也影响了旧式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间接地推动了教育思想的转变。

(四) 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1912年,由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吴玉章等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1915年,巴黎华工李广安等成立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增进劳动者的知识”为宗旨。19166月,中法两国文化界发起的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该会以促进中法两国友好关系,进行文化交流为宗旨,以后提倡赴法勤工俭学成为该会的主要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新思潮十分活跃,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形成高潮,从1919年到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达1700人左右。留学生赴法以后,有的先读后工,有的先工后读,有的边工边读,在工作的同时,他们逐渐深入考察法国社会的实际,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如同当年留日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一样,动荡艰苦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也锻造出一大批日后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猛烈冲击和批判了封建教育的贵族化传统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在促进教育观念近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通过留法成长起来的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宣传、实践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创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留学日本与留学美国对近代教育的影响比较

考察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留日与留美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甲午海战的失利,让中国人感到了日本的威胁,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满清的失败,不单是基于物质建设的落后,而尤其是基于法政的腐败及教育和军事人才的缺乏。在1898年前后,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师范和军事的人渐渐增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头十年间,在清政府的鼓励政策下,留学日本的人数远远超过到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总数。大批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进入政界和教育界,对清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影响较大,我国近代最早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有着很明显的仿日痕迹,学制分为三段六级,而在清政府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中,“尚武”也是仿效日本的军国教育;清政府选派大量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地担任各级学堂、师范的监督、职员,缓解了师范和中小学师资缺乏的矛盾,推动了清末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时,归国的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的教育书籍,加速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的传播,向国人灌输了教育的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

就留学生数量而言,留日学生始终居于首位,但是,就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而言,留美学生明显地后来居上。从当时的情况看,留日学生接受的大多是普通速成教育,学程不是很长,所学专业以法政、师范为主;而在留美学生中,所学专业多为理工科,一般接受的是正规的学历教育,学生在国外的时间较长,对当地的教育情况颇有心得,他们归国以后,进入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与留日归国学生相比,留美学生担任大学校长的多,留日学生担任专科学校校长的多,可以说,留美教育培养的校长们造就了国内高等教育的大批人才。与留日学生相同,留美学生归国后,也极力宣传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并邀请杜威、孟禄等人来中国讲学,一部分留美学生在继承和改造杜威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教育理论。在民初的教育改革中,留美学生发挥了重要影响。199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就采用了美国的单轨制,即“六·三·三制”。在教育思想领域中,“平民教育”的口号流行一时,这也是美国的民主思潮在教育上的反映。

四、 关于近代留学教育的思考

综观近代的留学教育,从政府的角度讲,留学的宗旨是保持了一贯性的,是为了学习泰西之长技,以图自强。在选派幼童留美之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奏章中指出,令学生学习西人长技,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李等人无论是作为政府官员,还是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力量,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治学求实际,他们的初衷正是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以期挽救当时中国落后的局面。同样,张之洞提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也是有他的道理的,日本依靠维新后的新教育培养人才、开发民智,跻身列强,同时,日本在走近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并未丧失本性,《教育赦语》以忠君爱国、发扬“大和魂”的民族精神为根本宗旨,并把这一宗旨渗透到日本的教育中,这与“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庚款留美之肇始或许有被迫与无奈的成分,但回到历史中可以发现政府的意愿:“惟是此次遣派游学,非第酬答与国之情,实兼推广育才之计;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动寰宇之观瞻,规画必极精详,庶可收树人之效。”对美国来说,借还款之名兴学以培养在华代理人的目的也并未实现,历史总是开这样的玩笑——因为“退款”不仅仅是国耻的象征,更是鼓舞莘莘学子奋力上进的一种鞭策力——凭借庚款出国的学生们最后大部分回到国内,并参与了国内各个领域的建设。勤工俭学是一种新的尝试,它提供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尽管学生们在国外时“工”多而“学”少,学生们毕竟就此机会了解了外国社会的现实与思想。

在近代的留学教育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出国学生们的原籍以江、浙、闽、粤为最大多数,这与各省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有关,据当时的统计,江苏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一位,其它几个省份也是人口大省,同时,它们也是当时比较发达的省份,教育水平起点较高,有良好的基础。相对之下,内陆省份的留学生数量较少,这很少的一部分学生在回国以后也不愿意再回原籍,这造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区域差异,并影响至今。

比照当时日本在西方国家的留学情况,中国派出的留学生在总体数量上有差距,每次派出的人数和研究每个专业的人数都有差距,这样的派遣自然无法收到大面积丰收的效果。因此有学者提出,留学不贵次数多而贵每次人数多,研究学业不在于科数多而贵每科人数多。

从本质上讲,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一国技术乃至学术落后的象征,而对留学生本身来说,他们负笈他乡,艰苦求索,他们的求学过程和归国后的所作所为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向前迈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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