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要求学生把握闻一多文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及变化，分析闻一多诗歌的艺术特点。
2.了解《忆菊》的创作背景、艺术特征和主题思想。
二、题解关键词
新格律派、《红烛》、《死水》、“三美”
三、作者生平
1.生平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浠水县巴河闻家铺人。著名诗人、学者。
1909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月刊》、《清华月报》 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1922年赴美，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画，同时致力于诗歌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1925年回国，任职、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1926年任《晨报》副刊《诗镌》编辑。
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回武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同年秋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编辑。次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应聘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更加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他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为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会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早年参加新月社，主张新诗格律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新诗，后主要从事《楚辞》、《诗经》、《周易》等学术研究，成为著名学者。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著作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闻一多的主要著作收集在《闻一多全集》中，共4册8集，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关于闻一多主要研究资料有：《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陈凝《闻一多传》（民享出版社，1947）、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
闻一多的诗歌感情激烈，形式精美。诗歌颂自然、歌颂青春，感情热烈，形式精美，突出地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闻一多在艺术上追求“三美”， 他发表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溶于诗中。开创了新格律诗派，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后期杂文创作，抨击社会时弊、批判传统文化，充满了战斗精神，其中尤以《最后一次演讲》最为惊心动魄，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闻一多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
2.闻一多与清华大学
闻一多生活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他的家乡湖北浠水是一个很闭塞的地方。梁实秋就说过：“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考入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样的事，在那样的时代，一般只会发生在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的家庭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的一个原因。
闻一多报考清华的那年，清华只在湖北招4名学生，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正好应了闻一多名字的来历。少年闻一多，读过不少梁任公（梁启超）的文章，学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笔，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赞许，但他的其他功课却平平，因此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学校读书的，他在清华一呆就是10年。在闻一多的一生中，清华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在那里读书，后来又在那里当教授，他早年的民主思想萌生于清华，中年时，他的民主精神又在清华成熟。在闻一多的生命中，没有比清华更重要的地方了。清华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清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百余年来，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多出身清华，就是那些不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生中也很少不和它发生关系。清华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地方。清华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胡适。胡适出身清华，但他后来进了北大，北大虽然比清华的历史长，但中国早期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多数出自清华，所以对早年的清华不应抱有成见，而应公正地评价其历史作用（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创办于1911年3月，1912年称为清华学校。这是一所奇特的学校，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前后共8年。学生在14岁以前进入。招生名额按各省分担赔款数额分配。入校学习8年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是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清华的10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从这些玩笑式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清华对闻一多那一代人的吸引力。留级原本是一般学生不愿多提的事，但在清华学子中，他们却以能在清华多呆几年为荣。
闻一多的清华岁月，与他后来的变化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在清华时，他还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对此，梁实秋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去美国留学前，还在清华的时候，闻一多就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1922年夏毕业）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及浦薛凤。”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位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多一人学了美术，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同学，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没有闻一多激进。
3.闻一多之思想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在闻一多一生中，对于早年闻一多的思想，过去的评价不是很高，而对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却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其实这种历史的评价对于闻一多来说，不甚准确。
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并不绝对是和他的年龄成正比的，即年龄越大、思想越成熟，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人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思想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反而由于时代特殊性，以至于他们早年的思想比之后来似乎更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闻一多就是这样。
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两年曾写过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
从这三篇重要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青年闻一多比之中年闻一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青年闻一多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青年闻一多是客观、理性多于激情的，而且，那些思考都是闻一多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从闻一多青年时代所写的文章和他发表的演讲中，能很强烈地感觉到，青年闻一多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并且不偏激。
现在看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思想相对成熟，而到了40年代，他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反倒模糊起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文章非常有激情，但偏激的地方并不多。对于一个只有20来岁的青年来说，这些都很难得。当年的《清华周刊》，对于清华学生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或学术刊物，而是一个类似于民主社会的舆论机关。
闻一多在他的青年时代，非常看重舆论的作用。一度时期，他对《清华周刊》有意见，就是因为它没能完全承担起舆论的责任。闻一多说：“但根据分工论，一校内人人应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长，在各种课外作业里，择负一种责任；言论就是许多责任中底一种。……不是说言论家以外，就没有别人可以发表言论，他们在执行他们职务底余暇，也应该时时告些奋勇，大大方方地讲几句话。”
在青年闻一多的思想里，一个学生，在课业之外，还要有其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闻一多思想的底色。在清华也好，后来去美国也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到了昆明西南联大，闻一多的思想都是这样。
说青年闻一多的思想比中年闻一多更为成熟不是没有根据的。1946年，闻一多写过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的文章，他认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他的情感也始终倾向人民大众一边，他的文章保持着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但比之当年清华时代的文章，总让人觉得简单了一些。
清华时代，闻一多在《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一文中对于言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好。他认为：“人人底脑筋都要受到对象底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有这种感觉，影响到理性的活动，才有这种理想；有这种理想，才发为这种言论，口头的或笔著的。所以每篇言论，在环境里，必有个确定的根据；环境不需要这种言论，这篇言论就无从产出；人人不肯发表这篇言论，这个需求就永远不能补足。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己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连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的事。”这段文字可谓把一个言论的权利和社会对言论的评价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青年闻一多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在清华的时候，正是思想开始形成的年龄，说他们有早熟的自由民主思想，是因为他们在青年时代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更接近于这些东西的实质，而到后来，他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反而出了偏差，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出身清华的知识分子突然左转，倒让人费解起来。闻一多的变化，正是出身清华的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闻一多的一生，其主要贡献应该说是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他的散文和时论并不是很多。他的这两部分东西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中年在西南联大教书。这两个时期，正是闻一多思想变化的主要时期。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而他在清华时期的那些文章和演讲现在看来倒是非常冷静的。他在《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周刊》是清华自治底一大成绩，因为他能代表我们自治底真精神——是一种醉心，顶祝自治底达于焦点的热诚，即预报自治实现底先声。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力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这些文字都是从热烈的心窝里流出的，代表一种最可宝贵的，诚恳的进步底精神。清华的自治精神，清华底生气可说尽结晶于《周刊》底几张纸上。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一种危词谠论，监视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还阐明了批评精神所应遵守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1）鼓励善良；（2）注重建设；（3）务避激愤；（4）力矫浮夸；（5）删除琐碎。
从这些文字，人们看到了清华时代非常平和的闻一多，而这些思想，在他中年时候的那些文章和演讲中却很少见到。也许有人认为，青年闻一多所说的那些话都是他对他的同学说的，而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的那些话则是对敌人说的，二者不可类比，但事实上好像并非这样。因为中年闻一多在离开清华时，先是去了美国，后来还过了许多年诗人和学者生活，这期间他的整个生活状态还是以他清华时候的思想为底色，只是抗战以后，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虽然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但他并不缺乏理性，他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可以说是把诗人的气质体现在了对社会政治的评价上，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闻一多后来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种否定性的评价，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不十分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一些“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鲁迅。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有一种类似于“人民崇拜”的心理，他多次说过：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呀！人民永远是进步的。这一时期，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与他青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对于诗和诗人的评价，闻一多一向非常苛刻，但到20世纪40年代，他对田间的“枪杆诗”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他是“时代的鼓手”。其实，确切地说，他对田间的评价，更代表了他的政治趣味而非艺术趣味。因为像田间那样的诗，与闻一多青年时代对诗歌的认识相去太远。梁实秋曾说：“他不佩服胡适之先生的诗及其见解，对于俞平伯及其它一批人所鼓吹的‘平民风格’尤其不以为然。他注重的是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是诗与平民大众的关系。”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由政治上的变化所引起的艺术上的转变缺少一个变化过程，显得非常突然。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还担任了清华学生代表团的书记。闻一多后来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过当年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情形，他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评价很高，尤其对清华学生的表现，更是非常肯定。他这样说：“清华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
在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诈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4.闻一多与“五四”
闻一多是有“五四”情结的。所谓情结，简单说就是“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也太深了。
“五四”运动，在闻一多的心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运动，他是容不得有人对“五四”运动说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过：“‘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在闻一多所有的文章和演讲中，“五四”运动是被他提到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对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不仅仅是一次学潮，更是一次思想革命。梁实秋说：“‘五四’运动发源在北京城内，但清华立即响应，且立刻成为积极参加的分子。清华学生环境特殊，在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方面比较有良好的表现。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又为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这三件事差不多同时发生，形成一股庞大的潮流，没有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青年学生能置身事外。”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闻一多正好20岁。“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清华没有直接卷入。清华学校在郊区，那天又正好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有进城的同学返回学校，讲了白天城里学生的爱国热情。闻一多听了很受感动，当时，他在清华学生会当文书，于是便连夜抄了岳飞的《满江红》。25年后，闻一多在《‘五四’历史座谈》中说出了这件事，人们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说：“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闻一多说这件事时，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对现实最看不惯的时候。是时，闻一多对他当年的行为已有了新认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前后思想的变化。像这样的事，对于抗战前的闻一多来说，是很平常的。梁实秋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
事实上，闻一多讲“五四”运动最多的时候，是在他思想变化后的20世纪40年代。在这之前，对于“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他很少谈起，他在美国的那些年里，从现在能看到的他和朋友们的通信中，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五四”运动，所以说，闻一多的“五四”情结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表现。当然，“五四”运动以后的那些年里，闻一多很少再提到这一历史事件，也许与那时的社会相对平静有关。闻一多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中说：“‘五四’时代，因帝国主义退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暂时繁荣，一般说来，人民的生活是走上坡路的。今天的情形，不用说，和那时正相反。”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闻一多的“五四”情结是和他对现实生活的评价相关的，当他对社会生活强烈不满的时候，便借“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来宣泄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五四”运动的主干是青年，而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最敏感的也是青年。在20世纪40年代，最怀念“五四”运动的除了青年，或许就是闻一多这样的人。
四、作者作品
1920年4月，闻一多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2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6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另外还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
五、创作背景
《忆菊》是诗人到美国留学深造，作为一个爱国的弱国子民，在外族的歧视下倍感屈辱，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从而引发对祖国热烈的赞颂的一种表现。当诗人以高洁的目光来审视美国社会，就自然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厌恶。在他看来，作为西方文化符号的“蔷薇”充满“热欲”，也就是过多的现实性物欲；而紫萝兰又过于卑贱。相反，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象征的菊花却历史悠久、品格高雅、气质俊逸，是其他沉浸在现代物欲中的西方文明都难以比拟的。至此，菊花的意义又进一步上升了，成为了民族文化的整体精神的代表。菊花与蔷薇、紫萝兰的比较，当然也就是中西两大文化的比较。
可是思念祖国，就非要借菊花不可么？“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不行吗？“国色天香”、富贵荣华的牡丹不行吗？洗净铅华，亭亭玉立的水仙不行吗？还有，杜鹃、山茶、芍药……在中国文化里，几乎每一种花卉草木都浸润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多多少少都与某种形式的文化气质相联系，因而也都可以被作为中国精神的符号。
但是诗的创作却有它的即时性、具体性，诗人“忆菊”，总有他特殊的起因，透露这一秘密的是诗的副题“重阳前一日作”。众所周知，重阳即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旧时的传统节日。重阳登高是这一天重要的民俗活动。这一天，一般都是举家团聚，登高望远或进行其他娱乐。所以说，重阳也同农历新年、中秋、端午等重大节日一样，成为享乐人伦亲情的重要时刻。王维有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情怀。闻一多自然也是在“重阳前一日”想起遥远的故乡的，又时值深秋，在故乡的大地上，正是秋菊盛开的时节，因此他就把对故乡的思念转向了“忆菊”，又在“菊”的形象中唤起了对祖国文化的倾慕和赞赏。
六、课文讲解
首先浮现在诗人脑海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菊花。它们品种繁多，鸡爪菊、绣球菊、江西腊、黄菊、白菊、小红菊、“真菊”、菊王；它们色彩丰富，绛色、粉红色、紫色、黄色、白色、古铜色、微绿色、枣红色，有的还镶着金边，有的装上了银白的里子，有的拥着褐色的萼被；它们无所不在，插在瓶里，钻在篮里，守着酒壶，陪着螯盏，檐前、阶下、篱畔、圃心，笼罩在“霭霭的淡烟”中，迷蒙于“丝丝的疏雨”里，或未放，或将放，或半放，或已盛放，诗人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忆菊”，一时间，读者仿佛真的随着他的指点来到了一处满是菊花的世界，菊花的海洋，其艳丽，其繁盛，其生命的活力，都让人惊叹！在这些描绘当中，诗人不时又采用了一些拟人化的手段，显得别具一格。如写江西腊“懒慵慵”的，仿佛一位娇憨的少妇，写“真菊”：“是些小小的玉管儿缀成的，／为的是好让小花神儿／夜里偷去当了笙儿吹着。”充满活泼可爱的童趣，写“菊王”是如此的“奢豪”，“他的枣红色的瓣儿，铠甲似的，／张张都装上银白的里子了……”闻一多写菊花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①诗人当时身在美国，却能对菊花之色、香、形作如此细腻如微的刻画，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可见平日思恋之深，以致记忆犹新。②诗人对菊花的追忆和描绘都显然包含了对人的情感，他是在描写菊花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渗入了对故乡人的印象，这样才比较顺理成章地将自然美引向了人文的美。
闻一多紧接着将菊花赋予了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迹：“东方底花”“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作为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取得了与菊花相同的民族精神内涵。“骚人逸士底花呀！”这时候，一位古典诗人的形象出现了，他就是陶渊明。闻一多之所以想起了陶渊明，除了因为陶渊明素以“采菊东篱”著称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位古人具有一颗菊花式的高洁的灵魂能够身居闹市而心无挂碍，有在尘世樊笼中自得其乐的真“性情”。按照当时闻一多对着美国社会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也正处于那些喧嚣的生存紧张之中，那么，陶渊明式的“菊花精神”不就是一种鼓励、一种楷模吗？诗人需要这样的自勉。就这样，菊花的意义开始有了转折，它已经从单纯的美演变为一种高洁人格的化身。
想起了民族人格之高洁，民族文化之悠久与发达，闻一多那沉重的心似乎放松了许多，他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希望，正如他自己后来分析说：“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说坏了，这是自慰的办法，说好了，人就全靠这点不肯绝望的刚强性，才能够活下去，活着奋斗下去。这是紧急关头的一帖定心剂。虽不彻底，却也有些暂时的效用。
诗人反反复复地吟唱着：“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作为知识分子，他设想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来创造祖国灿烂的未来：“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这一幅多么光彩照人的诗化境界。知识分子的自由创造融汇成了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古老的东方大陆上到处是智慧之花，思想之花。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了诗人在后来走上街头，用自己单簿的身体和嘶哑的声音去要求民主、反对内战。也许，到那个时候，闻一多也感到“文化”的苍白与软弱了吧？而当1946年7月15日下午，当诗人饮弹倒毙在血泊之中的时候，他又曾想起过1922年10月的这一美丽的幻想呢？诗人的“忆菊”终于在诗的幻境中结束，而今人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却是沉重的。这是不是也属于菊花精神的悲剧性的一面呢，当然，这一悲剧在闻一多“忆菊”的当时还是未曾预感到的。
七、练习
1.选择题：
（1）使闻一多产生最初的民主思想的学校是（ ）。
A. 北大 B. 清华
C. 丹佛阿罗拉多大学 D. 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答案：B
（2）以下选项中不属于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的一项是（ ）。
A. 格律派 B. 自由派
C. 抒情派 D. 象征派
答案：C
2.填空题
（1）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而他在清华时期的那些文章和演讲现在看来倒是非常冷静的。他在《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中还阐明了批评精神所应遵守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1） 鼓励善良 ；（2） 注重建设 ；（3） 务避激愤 ； （4） 力矫浮夸 ；（5） 删除琐碎 。
（2）闻一多在艺术上追求“三美”， 他发表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 音乐美 、 绘画美 、 建筑美 统统溶于诗中。
3.思考题：
诗人“忆菊”包含几层意思？
答：诗人“忆菊”，首先赞美菊花之自然美。阅读《忆菊》，我们仿佛置身菊花的海洋，在诗人的笔下，开遍祖国深秋的菊花不但品种繁多，色彩斑斓，而且千姿百态，生机活力。追忆菊花之美，必然会联系着盛开菊花的故乡、祖国，因此，诗人忆菊，由赞美菊花自然形态美，转而去开掘菊花中所凝聚的文化积淀，赋予菊花“东方底花”的民族文化印记。不仅如此，诗人忆菊，还因为菊花和我们民族文化的创造者，那些“东方底诗魂”，有着一样高洁的襟怀，是他们人格之美的象征。至此，在诗人的视野里，菊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诗人赞美着“祖国底花”，赞美着“如花的祖国”。
八、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老照片（见PPT）
九、延展阅读
《七子之歌》
《澳门》是闻一多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组组诗《七子之歌》中的首篇。其余六篇分别为《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诗人以拟人的手法将这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怀抱的七个孩子，用小孩子的口吻哭诉他们被迫离开母亲的襁褓，受尽异族的欺凌，渴望重回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
写作这组诗篇的时候，正值闻一多在美国纽约艺术学院留学期间。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将近三年的他，多次亲身体会到种族歧视的屈辱，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加上三年背井离乡的经历，使他更对祖国和家乡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也使他更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一方面怀念和赞美祖国，一方面抒发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诅咒。而这组《七子之歌》就是在这种背景中诞生的。就在写完《七子之歌》的第二天，闻一多就在写给好友梁实秋的信中将之称为“国家主义的呼声”。
《七子之歌》原诗如下：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香港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嗳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威海卫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广州湾
东海和硇州是我的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九龙
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
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
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旅顺，大连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写完《七子之歌》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25年5月，闻一多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提前结束学业，就是为了早日投身到报效祖国的行列当中。6月1日，他乘坐的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闻一多踏上了祖国的土地。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天前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的马路上仍然血迹斑斑。一个满怀热情回国实现理想的青年就这样被巨大的失望乃至绝望所笼罩着。7月4日，《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闻一多回国后的第一组爱国诗作，其中，就有这组《七子之歌》。
《七子之歌》发表的时节，正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期。因此，它一问世立刻就引起了强烈共鸣。一位名叫刘湛恩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教育总干事将这首诗收入他编辑的《公民诗歌》。还有一位署名“吴嚷”的青年在读了此诗之后十分激动，将其转载于《清华周刊》上，还特地撰写了附识。在附识中他这样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也。今录出聊使读者一沥同情之泪，毋忘七子之哀呼而已。”但是，诗人自己未曾预见的是，《七子之歌·澳门》在74年后的今天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且还被谱成歌曲，作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歌到处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