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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本色》教案
【时间:2009/4/14 】 【来源:外研社网站 】 【作者: 外研社】 【已经浏览8442 次】

一、教学要求

1.引导学生掌握本文的主要内容、主题思想。

2.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中的“乡土本色”。

3.了解“社区分析法”在本文中的运用。

二、学习要点

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中的“乡土本色”。

了解“社区分析法”在本文中的运用。

三、作者生平

1.作者图片(可参见本课PPT

2.作者资料

费孝通(1910-2005),生于江苏吴江。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4岁起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就读于东吴大学医预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此间费孝通以调查资料为基础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自此便开始了其“志在富民”的人生追求。

费孝通论著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费孝通社会学文集》(1985)、《记小城镇及其他》(1986)、《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1988)《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1992)、《费孝通文集》(1999)等,论文多篇。

由于在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费孝通先生先后荣获过“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及“霍英东杰出奖”等诸多大奖。

 

 

四、写作背景

《乡土本色》是《乡土中国》(1948)中的一篇,《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至于后记,简直就是一篇学术自传,它真实地记录了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甘苦,无论对理解这本著作还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都很有帮助。

《乡土中国》问世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迁过程中,数千年乡土社会正在蜕变,崭新的社会即将临盆。“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才能迎接新的社会生活。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呢?

费先生和许多进步人士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他虽然没有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却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一种“时势权力”,它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也不是由社会授权,或根据传统决定的,而是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如果用“功能”概念即“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来看这种权力,那么,“社会工程”、“社会计划”对现代社会生活就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作用。这种进步的学术观点固然得自社会实践,而另一方面,费先生作为一位爱国的民主人士,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1946年连续发生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后,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期望着“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来改变“中国小农经济的瘫痪”的残局,使之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知识能用来服务人民,中国现代化是绝对有办法的。”(均见《乡土重建》)这就是他写作《乡土中国》的动机之所在,也真切地反映着作者的憧憬和追求。

五、课文讲解

1.预习课文

2.课文分析

本文是费孝通的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的第一篇,具有总领全书的意味。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一部分(第一段):作者首先从土地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把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概括为“乡土性”,从而把握了乡土中国的精髓。“乡土性”正是乡土中国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支配力量。

第二部分(第二段至文末):作者接着指出土地与人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与隔膜”以及时间上的熟悉。而人与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缔结的生存状态,又直接构成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性。

第二至三段:概述土地与人的关系:“泥土”、“土气”、“土地”。

第四至十段:土地与游牧民族比较,说明人和空间关系的不流动,即人与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与隔膜”。

第十一段:人与人在时间上的熟悉:生于斯,长于斯;终老是乡。形成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第十二至十七段:人与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缔结的生存状态,所构成的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性:礼俗社会。

3.课文概述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是土地,所以费孝通先生将自己解释中国社会文化品格的著作称为《乡土中国》,将怎样建设的著作称为《乡土重建》。费先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加以出色的文笔,中国乡土社会的性格简直可以说是活灵活现,韵味悠长:“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里曾说,中国社会的基层特色,是“村落性的”、“乡土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先生平实、恳切的描述里,蕴含着一怀对乡土的脉脉善意和温情。

“如果知识能用来服务人民,中国现代化是绝对有办法的。” (《乡土重建》)

全文采用了当时社会学前沿的“社区分析”,从乡村社区进行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在社会学比较研究领域堪称典范。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首先是在一定时空中区描画出某一地方人民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能发现每个社会结构有它的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的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正是对比于游牧和工业社区,才得以提炼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

作者既重视一时一地的田野调查,同时兼具宏阔的视野,因此能够举一反三,窥其一斑而知乡土中国之“全豹”。

六、研习与思考

1. 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

答:乡土本色是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而“乡土性”最直观的就是体现在乡下人身上的泥土气。在这里,中国基层社会土地与人的关系被作者准确地揭示出来。

2.“乡土性”是如何从时间和空间上规定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

答:土地与人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以及从时间里的“熟悉”,进而这种人与人在时间和空间缔结的生态状态,又直接构成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性。

3. 选择一个你所熟悉的社区,尝试运用“社区分析”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去提炼出它的特性来。

答:略。

七、练习

1.选择题

1)本文《乡土本色》选自费孝通的著作:A)。

A.《乡土中国》    B.《乡土重建》    C.《江村经济》

2费孝通的博士论文        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之一C

A.《乡土中国》    B.《乡土重建》    C.《江村经济》

2.填空题

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概况为“       

   (乡土性)

3.简答题

(1)       作者认为,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有哪些?

答:参见课文第九段。

2)试讨论作者眼中的乡下人“土气”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离不开土地(土气因不流动而产生);孤立和隔阂;熟悉;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

 

九、延伸阅读

(一)费孝通: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其实,中国的社区研究还没到20年。最初community这个字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的翻法是用“地方社会”而不是“社区”。当我们翻译Park的community和society两个不同的概念时,面对“co”不是“so”成了句自相矛盾的不适之语。因此,我们开始感到“地方社会”一词的不恰当。那时,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家谈到如何找一个贴切的翻法,偶然间,我就想到了“社区”这么两个字样。后来大家采用了,慢慢流行。这是“社区”一词之来由。

一个新名词的采用代表一种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

在从前,许多有关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都只局限于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如人口调查,生活程度调查,贫穷调查等。这种调查,都是头痛看头,脚痛看脚的办法。社会上出现了某种毛病,于是在那种病状上调查分析,找那种病的病源。但是,一个人的头痛并不只是头部出了毛病,常常是全部肌体出了毛病,或者是其他器官、系统发生问题,牵连到头部。片面的与局的研究,不只是认识不到全貌,而且找不到根源。研究社会,必须眼观八方。处处顾到,把社会当做一个完形的整体而分析研究。不过,一个庞大的社会全面地研究起来是太困难了,于是挑这一较易于观察的较小地区去研究,这种研究就是社区研究。每个社区有每个社区的完整性及其特性,研究了一个社区,只能说对于一个社区了解了,但没有对于大社会的代表性,因而也缺乏普遍性。

第一次大战间,有几个人类学家被关在小岛上,有马林诺斯基和布朗。在幽禁的几年中,他们和当地土人发生了密切接触,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制度,写成了几本大书。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称之为intensive field research,和过去的社会调查不同,研究者必须亲自参加所要调查的社区生活,在实际的亲切的体验和观察中,了解一个社区。

派克第一个把这种方法介绍到社会学里来,应用到芝加哥的城市研究上。芝加哥是个大都市,范围还嫌太广,于是又有Lynd的Middletown的调查研究,把一个市镇的各方面都包括在里边,接着又出现了各个市镇的调查研究,如White的Plainville等。

过去的人类学趋势,那是就今日的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无所谓高下之分,初民文化并不就是野蛮,现代文化并不就是进步,人类学研究范围上的人为界限因之打破,人类学是要研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社区,不仅研究初民文化和初区社区,还要研究现代社区和现代文化,这种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形成了中国社区研究的主流。

但有一个问题发生了,社区研究只是限止在较小范围的个别社区上,每个社区有每个社区的特性,如何综合不同的社区研究,形成对于一个社会的普遍了解呢?应看这种需要,遂有比较社区研究出现,就是在不同的社区研究间总得预先规定一个理论,或一个主题,一个现象,看它在不同社区中,有什么表现方式,不同形态,不同发展,在这些不同中,加以比较参照,归纳出一个较为普遍的东西,这就是type。这比单纯的社区研究就更进一层了。

1948年10月16日

——《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二)陈树德:从《乡土中国》看费孝通的学术生涯(节选)

传统社会的总特征是,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与此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从封建意识形态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乡土中国》侧重于后者,即从文化模式上,“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笔者对于《乡土中国》一书的理解,乡土社会应具有如下五大特征:

一、社区狭小。传统社会中,村落是社区的基本单位。由于生产规模狭小,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人们只得生活在世代定居的社区中终老是乡。这些狭小的社区分割成许许多多“面对面的社群”,孤立,隔膜,人口流动率小;社会生活比较定型,大家凭借社会共同经验(文化)以应付社会生活,承续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种狭小社区的真实写照。

二、传统道德。传统道德就是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规则。如果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那末这种规则就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群己”)、人与人(“人我”)的关系的。亲属关系也好,地缘关系也好,都是以“己”为中心,推及到家,到国,到天下,而发生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的。“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也。因而,孔孟之道及其孝、悌、忠、信一直维系着封建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传统道德的道德要素。

三、家族统治。“人类社会是从家庭构成的”(孔德语)。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群却是“小家族”,家的结构既是生育社群又是事业社群,具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功能,形成“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家族统治也即家长制统治,它以封建身份关系与宗亲意识禁锢家庭成员,维护封建秩序。

四、以礼代法。传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就是用礼——以风尚与道德(或为民风,礼俗与德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们注重修身和克己,“富而好礼”,对传统(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主动服膺,把外在的规则化为内在的习惯。由此可见,礼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法的作用,或者干脆说,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法”的社会。以礼代法的恶果只能维护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延长了封建社会的寿命。

五、封建教化。教化是一种手段,它要为社会培养适应“在一定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乡土社会实行封建教化强制社会的新分子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过程十分简单而固定,因为乡土社会是血缘社会,职业、身份和财富,也就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完全是根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即便产生区位上的分裂,人们另辟村落,或移居异地,却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孩子继承着父亲的籍贯便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地缘还没有成为一种团结力”。这就不仅使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得以稳固,也使竞争和商品经济受到很大限制。
     比较法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它的最大功能是,既可用社会静学的眼光把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加以比较以指出其同异,更能从社会动学的角度把相互独立的两种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地区加以比较,以探测其文化上的差异。

《乡土中国》不囿于空泛的说教,也不做简单的类比,一切以时间和空间条件为转移,从社会结构、道德、法律、家庭、基层权力结构等方面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首先,作者用许多形象化的社会实例说明,两种文化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生长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植根于工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所以,过去有人把东方文化称之为乡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现代文化。其次,作者没有正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做出价值判断,但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细读全书,不难品悟到,所谓乡土文化,乃是指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所谓西方文化,也就是指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较之封建文化,当然是属于进步的东西,比方作者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争的是权利”诚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却富有催人向上的活力,而后者却是封建遗毒,毫无进取性。第三,作者不仅对中西文化的现状进行比较,而且追根溯源,探寻发生中西文化的各自历史原因。资产阶级高喊平等、自由、博爱,提倡宪法、法律、国会,中国的封建阶级则叫嚷联即国家,倡导孝、悌、忠、信。因此说,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渊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人。

《乡土中国》尽管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但主要却是通过比较论述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人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社会结构和人的现代化需要从乡土社会中解放出来,从旧道德、旧传统中叛逆出来,从老死不相往来中摆脱出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精心的研究。如果在我国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么,《乡土中国》在方法上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在内容上则是我们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份重要的史料。

 

(三)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

 

 

这集子里所收的14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民国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瑶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还,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10多人。三十二年我到美国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改写英文,成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联贯的。为了要说明我选择这些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理由,我不能不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现代社会学的趋势。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孔德(Comte)在他《实证哲学》里采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不过近100年,而孔德用这名词来预言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等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斯宾塞(Spencer)也是这样,他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

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分划。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依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社会科学。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种立场上说来,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

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早年的学者像孟德斯鸠,像亚当斯密,如果被称作社会学家并非过分,像《法意》,像《原富》一类的名著,包罗万象,单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未免偏重。但是不久他们的门徒们把这些大师们的余绪发挥引申,蔚成家数,都以独立门户为荣,有时甚至讨厌老家的渊源。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个时期,社会学抱残守缺地只能安于“次要制度”的研究里。这样,它还是守不住这老家的,没有长成的还是会长成的。在最近10多年来,这“剩余领域”又开始分化了。

在这次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一时风起云涌的产生了各种专门性质的社会学,好像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Joachim Wach)的宗教社会学,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法律社会学,甚至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称他We the Tikopia的调查报告作亲属社会学。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都可以独立成为知识学,宗教学,法律学和亲属学的。它们还愿意拖着社会学的牌子,其实并不是看得起老家,比政治学和经济学心肠软一些,而是因为如果直称知识学或宗教学就不易和已经占领着这些领域的旧学问相混。知识学和知识论字面上太近似,宗教学和神学又使人不易一见就分得清楚。拖着个“社会学”的名词表示是“以科学方法研究该项制度”的意思。社会学这名词在这潮流里表面上是热闹了,但是实际上却连“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都不够资格了,所剩的几等于零了。

让我们重回到早期的情形看一看。在孔德和斯宾塞之后有一个时期许多别的科学受了社会学的启发,展开了“社会现象和其他现象交互关系”的研究,我们不妨称作“边缘科学”。这种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曾占很重要的地位。我记得在民国十五年左右,世界书局曾出过一套社会学丛书,其中主要的是: 社会的地理基础、心理基础、生物基础、文化基础等的题目。孔德早已指出宇宙现象的级层,凡是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之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社会现象正处于顶峰,所以从任何其他现象都可以用来解释它的。从解释进而成为“决定论”,就是说社会现象决定于其他现象。这样引诱了很多在其他科学里训练出来的学者进入社会学里来讨论社会现象,因而在社会学里引成了许多派别: 机械学派、生物学派、地理学派、文化学派。苏洛金(Sorokin)曾写了一本《当代社会学学说》来介绍这许多派别。这书已有中译本,我在这里不必赘述(黄凌霜译,商务出版)。

虽则苏洛金对于各家学说的偏见很有批评,但是我们得承认“边缘科学”的性质是不能不“片面”的。着眼于社会现象和地理接触边缘的,自不能希望它会顾别的边缘。至于后来很多学者一定要比较哪一个边缘为“重要”因而发生争论,实在是多余的。从边缘说,关系是众多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偏见的形成是执一废百的结果。社会学本身从这些“边缘科学”所得益处,除了若干多余的争论外还有多少,很难下断语,但是对于其他科学却引起了很多新的发展,好像人文生物学,人文地理等等,在本世纪的前期有了重要的进步,不能不说是受了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现象有它的基础,那是无从否认的;其他现象对社会现象发生影响,也是事实;但是社会学不能被“基础论”所独占,或自足于各种“决定论”,那也是自明的道理。社会学躲到这边际上来是和我上述的社会科学分家趋势相关的。堂奥既被各个特殊社会科学占领了去,社会学也只能退到门限上,站在门口要互争谁是大门,怎能不说是可怜相?

社会学也许只有走综合的路线,但是怎样综合呢?苏洛金在批评了各派的偏见之后,提出了个X+1的公式,他的意思是尽管各派偏重各派的边缘,总有一个全周。其实他的公式是“综合”不如说是“总和”。总是把各边缘加起来,和是调解偏见。可是加起来有什么新的贡献呢?和事老的地位也不够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社会学的特色岂能只是面面周到呢?

社会现象在内容上固然可以分成各个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如果社会学要成为综合性的科学,从边缘入手自不如从堂奥入手。以社会现象本身来看,如果社会学不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总称,满足于保存一个空洞的名词容许各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对各个社会制度作专门的研究,它可以从两层上进行综合的工作:一是从各制度的关系上去探讨。譬如某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常和一种经济制度的形式相配合,又譬如在宗教制度中发生了某种变动会在政治或经济制度引起某种影响。从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社会学在这里可以得到各个特殊的社会科学所留下,也是它们无法包括的园地。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的可作分析对象。

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于是产生了“格式”的概念。英美人类学中这种研究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好像pattern, configuration, integration一类名词都是针对着这种结构方面的研究,我们不妨称之作“结构论”Structuralism是“功能论”Functionalism的延续。但是在什么决定“格式”的问题上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在这里不免又卷起“边缘科学”的余波,有些注重地理因素,有些注重心理因素。但这余波和早年分派互讦的情形不完全相同,因为社区结构研究中对象是具体的;有这个综合的中心,各种影响这中心的因素都不致成为抽象的理论,而是可以观察、衡量的作用。

在社区分析这方面,现代社会学却和人类学的一部分通了家。人类学原是一门包罗极广的科学,和社会学一般经过了分化过程,研究文化的一部分也发生了社区研究的趋势。所以这两门学问在这一点上辐辏会合。譬如林德LyndMiddletown和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Trobriand岛上的调查报告,性质上是相同的。嗣后人类学者开始研究文明人的社区,如槐南WarnerYankee City Series,恩勃里Embree的《须惠村》(日本农村)以及拙作Peasant Life in ChinaEarthbound China,更不易分辨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作品了。美国社会学大师派克先生Park很早就说:社会学和人类学应当并家,他所主持的芝加哥都市研究就是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社区分析”。英国人类学先进布朗先生Radcliffe-Brown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就用“比较社会学”来称他的课程。

以上所说的只是社会学维持其综合性的一条路线,另一条路线却不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社会制度是从社会活动的功能上分出来的单位: 政治、经济、宗教等是指这些活动所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如果抽去了它们的功能来看,原是相同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这些行为又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去分类,好像合作,冲突,调和,分离等不同的过程。很早在德国就有形式社会学的发生,席默尔Simmel是这一派学者的代表。冯维斯Von Wiese的系统社会学经贝克尔Becker的介绍在美国社会学里也有很大的影响。派克和伯吉斯Park and Burgess的《社会学导论》也充分表明这种被称为“纯粹社会学”的立场。

纯粹社会学是超越于各种特殊社会科学之上的,但是从社会行为作为对象,撇开功能立场,而从形式入手研究,又不免进入心理学的范围。这里又使我们回想到孔德在建立他的科学级层论时对于心理学地位的犹豫了。他不知道应当把心理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之下,还是之上。他这种犹豫是起于心理现象的两元性,其一是现在所谓生理心理学,其二是现在所谓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其实并不隶属于一个层次,而是两片夹着社会现象的面包。纯粹社会学可以说是以最上层的一片作对象的。
    总结起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可能是再从这两个方向分成两门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学”去发挥社会行为形式的研究。名称固然是并不重要的,但是社会学内容的常变和复杂确是引起许多误会的原因。

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那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根据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书写成一本《美国人的性格》,并在这书的后记里讨论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在这里我不再复述了。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经很久想整理这些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材料,但是总觉得还没有成熟,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去年暑假里,张纯明先生约我为《世纪评论》长期撰稿,盛情难却,才决定在这学期中,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一共已有十几篇。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加入一份,才决定重新编了一下,有好几篇重写了,又大体上修正了一遍。不是他们的督促和鼓励,我是不会写出这本书的,但也是因为他们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其中有很多地方是还值得推考。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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