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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论》教案
【时间:2009/4/14 】 【来源:外研社网站 】 【作者: 外研社】 【已经浏览6912 次】

一、教学要求

1. 了解柳宗元在本文中表达的观点,并学习他的论证方法。

2. 了解史论文的特点。

二、学习要点

1. 题解关键词

此处的“封建”是两个词的组合:封 + 建。“封”是分封子弟,“建”是建立藩国。“封建”指分封建国制度,也就是西周建立的甚至可上推至夏商的分封诸侯、共宗天子的制度,与秦汉以后实行的郡县制度是相对而言的。与我们常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封建”完全不同。

2. 内容提示

柳宗元先论述设立制度的根据在于去除争夺,而封建制只是应势而立,但并不合乎圣人之意,故后来出现分裂之弊。接着从周、秦、汉、唐政治的对比入手,得出郡县制度的合理性。最后联系唐代的政治现实,剖析军事力量割据的危害,立论设问,一一驳斥主张封建的错误观点。

三、作者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故人称“柳河东”。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长于长安。自幼聪敏。4岁时,母亲卢氏教他学习古赋14篇,他都能朗朗背诵。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这一时期,他在功名、仕途上都比较得意。二十一年(805),唐顺宗即位,33岁的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协助王叔文等改革弊政,反对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做了不少于国于民有利的大事。王叔文革新集团执政不到7个月,因遭宦官和豪族大官僚的联合反扑而失败。宪宗即位,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永州10年,艰苦生活的磨练、辛勤的创作,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奉诏回京,但旋即又改贬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柳州地处荒僻,环境恶劣,柳宗元尽力为百姓做了不少兴利除弊的好事,如释放奴婢、组织开垦荒地、兴办学堂、破除迷信落后风俗、发展文化卫生事业等。4年后卒于柳州,年仅47岁。世人又称他为“柳柳州”。

柳宗元和韩愈齐名,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有《柳宗元集》45卷,附外集两卷及补遗,搜辑比较完备。

四、作者作品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

1.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作。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3.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4.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5.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五、创作背景

       秦汉以后一直实行郡县制。唐太宗曾与大臣们商议实行“封建”制,但遭到魏征、李靖等人的反对而未果。而经历过“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时代,朝廷政令不出国都之门,柳宗元作为有识之士,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撤销藩镇,故引古论今,作此宏论。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

可由学生一人一段进行朗读。

2.课文分析

第一段,说明分封制的产生并不是圣人之意。

这一段的译文是:

自然界果真没有个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个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那么,有或者没有原始阶段,哪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个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怎样证明这一点呢?从分封制就可以证明。那种分封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都不能把它废除。大概不是不想去掉它,而是形势不许可。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就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不会产生分封制。分封制的产生,并不是圣人的本意。

第二段,进一步阐明分封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从原始社会人们的生存状况开始推理,一步步推出君长、刑法和政令的产生,诸侯的产生,诸侯领袖的产生,天子的产生。从而说明分封制的产生是必然的。

这一段的译文是:

人类在原始阶段,是生活在其他万物中间的,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野兽那样用爪牙来博斗,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光靠自身的力量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正如荀卿曾经说过的,“人类一定要利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利用外物来求生的一定要相争,争个不停,一定去找那些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要求判断是非的人,那些不肯改悔的,一定在吃了苦头之后才惧怕;因此君长、刑法和政令就产生了。这样,居处相近的人便结成群。分成了许多群以后,群和群之间相争的规模一定会大,这样就产生了用武器来镇压和用道德来安抚的统治。又出现了比一群之长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到他那里去听从命令,来安定自己管辖的部属。于是产生了许多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到他那里去听从命令,来安定他们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这样一些诸侯领袖,那么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这样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一类的诸侯领袖,又到他那里去听从命令,来安定他们的百姓,这样天下就统一于天子一个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他们有德于百姓的,死后人们一定拥护他们的子孙继续作为首领。所以说分封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段,讲周朝因分封诸侯而导致亡国。

这一段的译文是:

尧、舜、禹、汤的事迹距我们很远了,对于周朝我们知道的才很详备。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象繁星罗列,布满天下,集结在天子周围,就象车轮运转时辐条总绕着车毂转那样。诸侯聚合起来去朝见天子或自行集会,分开来则成为镇守各自封国的臣子、保卫朝廷的屏障。但是下传到了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天子的尊严,竟出现周夷王亲自下堂迎接朝见的诸侯的事情。直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仗恃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结果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渐渐衰落下去,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平王迁都洛阳,才不得不自居于诸侯的地位。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而想压权的事情出现了,射伤周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甚至讨伐周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周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违反了常规,没有人再尊重天子了。我认为周王朝失去统治诸侯的衽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力量太强大,就象枝叶太多要压折树干,蚝巴太大以至于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十二国又合并或分化而成为七个强国,周朝的权力分散到韩、赵、魏、齐等这些陪臣掌政的国家里,最后周王朝被后封为诸侯的秦因灭掉。周朝所以灭亡的症结,大概就在这里了。

第四段,援引秦朝的例子,讲它由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而取得了统治的成功。至于秦朝短期而亡,原因不在郡县制,而在朝廷的暴政。

这三段的译文是:

秦朝统一了中国,把侯国的都城土地分成郡县,废掉了分封制而任命郡守县令等地方长官,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居高临下,控制着全境,把整个天下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秦朝所以能够得到成功的缘故。没有经过几年而秦朝对天下的统治即告崩溃,那是有原因的。频繁地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去服兵役、劳役,刑法越来越残暴,搜刮尽百姓的财货。于是那些背着锄头、木棍被流放去防守边境的人们,十分警惕地聚集起来,怒吼着汇合成起义的大军。那时有反叛的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在下的老百姓怨恨秦王朝,在上的官吏惧怕秦王朝。四面八方相互配合,杀郡守抓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秦王朝引起了人们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有什么流弊。

第五段,讲汉朝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结果反叛的只有诸侯王而没有郡县,再次证明郡县制优于分封制。

这一段的译文是: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想纠正秦朝的偏差,于是遵从周朝的分封制,分割天下,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没有几年,便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连闻命奔走、救死扶伤都来不及,以至于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又被飞箭射伤,就这样汉代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诸侯王的势力遭到分散削弱,他们才安分自守了。但是,汉朝在开始恢复分封制的时候,全国还有一半地区实行郡县制,当时只有反叛的诸侯王,却没有反叛的郡县,那么秦朝郡县制的正确,又由此得到证明。继汉朝而称帝的人,就是再过一百代,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必然是实行郡县制的。

第六段,讲唐朝建立以来因实行郡县制而发达,但藩镇割据仍是叛乱的主要原因。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了州县,任命了州县的长官,这就是唐朝所以发达的原因。但还是有凶恶狡猾的藩镇不时起来叛乱,残害地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是因为设置了州县,而是因为藩镇拥兵割据,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第七、八、九段,分别驳斥三种论点。

第七段驳斥的论点是:分封制的地方君长,一定会把所辖土地当作自己的土地来尽心治理,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则大多是得过且过的态度,因此前者的统治会更积极。

第八段驳斥的论点是: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统治的时间都很长,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

第九段驳斥的论点是:商、周二代的君主都是圣王,他们都没有废除分封制,说明分封制是合理的。

这三段的译文是:

有人说:“分封制下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下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一定把他管辖下的百姓当作自己女一样地受护,改革那里的风俗,搞好那里的政治,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下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周朝的情况,今天确实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体上来说,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政治修明的国家少。诸侯之长不能改变它的暴政,天子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真正能做到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在于朝廷政治。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秦朝的情况,也确实可以看得清楚了。有管理人民的郡县制,可是不把地方政权交给郡县,正是这种情况;有管理人民的地方官,可是不让郡县官进行管理,也正是这种情况。郡县不能发挥郡县制的作用,地方官不能行使职权,残酷的刑罚,痛苦的劳役,使万民怨恨。问题的根源在于朝廷的暴政,不在于郡县制,秦朝的情况就是这样。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推行到郡县,不能推行到诸侯国;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虽然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那里的百姓虽然非常痛苦,也无法解除。只有等到诸侯王发动叛乱,这才能把他们逮捕流放到别处去,或者派兵把他们消灭掉。要是他们的罪恶未弃分暴露,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朝廷对他们也没有办法。至于说到那实行郡县制的地方,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看事情和处理事情很有眼光、很周密,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易安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地方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养病,只凭他的威望便委任他去安抚一个地区。独生子了罪的可以罢免,有了成绩的可以奖励。早晨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按正道做,晚上就可以撤他的职;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明天早晨就可以罢他的官。假使汉王朝把郡县都改成诸侯王国,即使他们侵扰百姓,也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对这种情况发悉罢了。孟舒、魏尚的法术,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没法开展。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他们,他们当面表示接受,过后又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在诸侯国之间普遍酝酿起来,大家对朝廷怒目而视,顿时气势汹汹,发动叛乱;如果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了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封地,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就把诸侯王完全废掉以保全那些百姓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州县长官,这种情况是一定不能改变的了。朝廷只要很好地掌握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呢。”说这种话的人,更不懂治理国家的道理。魏继承汉朝,分封制还存在,西晋继承魏,分封制沿袭不改,但魏的曹氏、西晋的司马氏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统治了多久。今天唐朝矫正了汉以来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开国到现在将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愈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分封制,那么,本来就不应该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分封制,是不得已的。因为有三千个诸侯归附商朝,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不能废掉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靠了他们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不能废掉他们。屈从这个制度以安定国家,因袭这个制度以形成习俗,商汤、周武王这样做都是不得已的。他们是不得已,而不是出于什么大公无私的动机,相反,正是要诸侯为自己出力,借诸侯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子孙后代。秦朝所以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从制度本身来说,是最大的公;从动机来看,则是出于私心的,他们的私心就在于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就在于想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的统治。但是废除分封的私土,使天下归公众治理,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最后一段,与开头呼应,再次强调分封制并非圣人之意,而是形势所致。

这一段的译文是:

按照天下的道理,国家安定,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可以安定。分封制下的统治者,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在这种世袭的制度下,居上位的人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人果真不肖吗?那么百姓究竟是得到了太平还是遭遇到祸乱,就无法知道了。诸侯王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以便于统一百姓的认识,而世大夫们世世代代享有的封地却又布满了全国。即使有圣人贤人生于那个时代,也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分封制所造成的后果。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造成这样的结果吗?所以我肯定地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3.课文难点讨论

       作者据以论证分封制弊端的历史事实主要有哪些?

4.相关评论

       此篇间架宏阔,辨论雄俊。真可为作文之法。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二·议论九

一篇强词悍气,中间段络却精爽,议论却明确。千古绝作。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大家柳柳州文钞》卷八

       凡读长篇文字,须一眼挈其纲领。此篇纲领在一个“势”字。由“势”字探出圣人不得已之苦心,指出封建流弊,万不可行,却说得在在都有凭据。

——〔近代〕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一

       子厚之论封建,不仅为从来无人写过之大文章,而且说明子厚政治理论系统,及其施行方法之全部面貌。

——〔现代〕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三

      

七、练习

1.选择题

1)在作者所援引的朝代中,因实行郡县制而获得成功统治的是()。

A.商      B.周      C.秦     D.汉

答案:C

2)下列作品中,属于“永州八记”的是()。

A.《始得西山宴游记》   B.《捕蛇者说》   C.《段太尉逸事状》   D.《黔之驴》

答案:A

2.填空题

    (1)与本文作者柳宗元并列于“唐宋八大家”的是       

(答案:韩愈)

    (2)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废除     制,实行      制。

(答案:分封,郡县)

3.翻译题

    (1)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答案:那时有反叛的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在下的老百姓怨恨秦王朝,在上的官吏惧怕秦王朝。四面八方相互配合,杀郡守抓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秦王朝引起了人们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有什么流弊。

    (2)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

(答案:在这种世袭的制度下,居上位的人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人果真不肖吗?那么百姓究竟是得到了太平还是遭遇到祸乱,就无法知道了。

八、研习与思考

1.归纳柳宗元阐论封建制弊端的论述角度及其运用的逻辑。

答:(1) 文章运用了归纳逻辑,归纳了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了假设的逻辑,设问自答,推阐郡县制的合理性。

(2)文章论述的角度一是历史角度。文中先追溯郡县制的历史,自战国论至汉唐,以史实证明了郡县制之利与封建制之弊。二是人性的视角,人性皆有争夺的欲望,圣人立制度去除争夺,使天下大治。只有郡县制能够超越人性的局限。三是对比的视角,作者处处以郡县与封建制度相对比,突出二者的利弊差别。

2.《封建论》中是如何从秦汉之际的历史得出郡县制度的合理性的?找出其中的关键句子。

答:“时则有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3.《封建论》中没有提及秦国是如何设计与实行郡县制的,请搜集史料,阅读史书,说说战国春汉间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过程。

答:阅读一些通史类书籍或秦汉史类的论著,了解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书法家张铜彦书柳宗元《江雪》诗

2.《懿王像赞》可能是世上仅存的柳宗元手迹

十、延伸阅读

1.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中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道路,则已明白无疑。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种文献足可证。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工、商四阶层。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进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后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后人又称之曰儒。《说文》:“儒,术士之称。”可见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土,其自称则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阶层渐趋没落。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就秦而言,擢用东方游士,远自商鞅、范雎、蔡泽,迄于吕不韦及其宾客,皆游士。李斯为相,亦游士。蒙恬为将,其先世由齐来,亦一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嬴姓贵族不见有掌握政权者。其太子扶苏,亦在蒙恬军中。然则纵称秦代为专制政治,而其决非贵族政治则可知。政治影响社会,社会亦影响政治。其时中国乃为一游士社会,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

汉高祖崛起,当时之从龙集团,实亦一士集团。能通一艺即为士,不分文武,萧何、韩信皆士。张良、陈平更当称为士。叔孙通、娄敬、陆贾、郦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显属士。汉高祖不明时变,乃欲恢复古代之封建,非刘氏不得王,非军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贵族与军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尝不想刘氏一姓世世为王,以迄于万世。就此一层言,汉高祖之政治意识,实较秦始皇帝为逊。惟高祖以平民为天子,与皇帝之以贵族传统为天子者究不同。后人独称汉初为平民政府,其实如吕不韦、李斯、蒙恬之伦,皆平民跃起。故秦始皇帝时已非一贵族政府,汉高祖何得再创一贵族政府。其事之终不可久可知。

汉初分封,异姓王倏加诛灭。同姓诸王中游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加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间王德,群王归附,较中央政府为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已平。武帝时,中央政府之规模体制,亦不得不变。最主要者,厥为将开国以来贵族军人之混合政权,明白转变为此下之士人政权。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孙弘为相,乃特封为平津侯。公孙弘乃东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贤良之荐入政府,非贵族,非军人,以社会上一士的身份而为相。

武帝时又始建太学,太学生出身,高者为郎,低者为吏。郎为王宫侍卫,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员。为吏有成绩,重得进身为郎。然后由郎再获分发出任朝廷内外各官职。由于此一制度,自汉宣帝以下,凡为相者,乃无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内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汉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确然成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复封建政权之意想既失败,而汉武以下,天下归于一统,游士亦匿迹。故余特称汉武以下为“郎吏社会”。虽属创说,明有史证。

其先自儒、墨兴起,游士已代贵族阶层而为社会领导之中心。自秦始皇与汉武帝,在上之政府皆无法转变此趋势,乃不得不正式成立士人政府以与社会相因应。故当时之社会既不得称为一封建社会,当时之政府,亦不得称为一专制政府,此皆有史实作证,不得空以名词相比附。

当时太学教育,乃以五经博士儒家思想为主。社会农村中一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膺任政府官职。退而在野,则敬宗恤族,以养以教,不仅止于其一家之门内。此种宗族观念,远自封建时代传递而来。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谓之非。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世代传经,即可世代为卿相。于是虽无世袭之贵族,而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

士族形成,在东汉之晚季。下至三国,中央政府崩溃,郎吏社会亦转成为门第社会。如袁绍一家,其先四世三公,即为一大门第。又如诸葛亮,其先家世二千石,亦一大门第,故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吴三国,皆知名。其他不胜列举。惟曹操崛起寒微,对门第深抱忌刻心,孔融、杨修、荀彧,凡出门第,皆遭忌见祸,然亦终无奈于社会之大势。故魏、晋转移,而政府亦渐由门第操纵。此下东晋、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门第旺盛,不陏政治而摇动。余故称此时期为“门第社会”。

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绵亘当历七百年以上。门第特权,初非由政府规定,与以前封建不同。又经乱世,如三国分裂,东晋偏安,五胡云扰,南朝之递禅,北朝之分东西,南北政权又相继亡灭,隋代亦继之颠覆。政治局势极度动荡,南方门第支撑于长江一带之新造区域,北方门第则崎岖于胡族政权下,而始终保其存在。乃至唐代统一,盛运再临,而门第仍屹立。此当有其所以然之故。

余曾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长文详论其事。盖此一时期之门第,不仅能自保,而中国传统文化亦赖以维系。两汉经学以外,文学、史学,莫不有继续茁长之势。政治乱于上,而社会定于下。自汉迄唐,历史民族生命之护养,亦胥当时门第之力。纵谓当时门第,乃一种变相之贵族,然固不得加以轻视。

近人率以庄老清谈与当时门第并为一谈,此亦不然。门第维系,断非清谈之业绩。清谈仅在东晋南朝门第中有此一姿态。北朝及隋、唐,清谈显不占地位。故欲深究当时门第之共同实质与其一贯精神,断当自中国传统文化中求之,而儒学尤其一要端。要之,门第乃形成于士族,门第中人,亦皆中国传统社会中之所谓士,上接两汉,下启隋唐。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会合政治史学术史而融通一体求之,则当时之所谓士,率多囿于门第,有其一种特殊之形态与风格,其不同仅在此。

再换言之,当时所谓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汉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创统一盛运而更加以发扬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数皆产生于门第中。当时门第中人,决不当划出于中国传统社会领导中心士之一阶层之外。此一义,断当加以深沉之认识。

至于门第内容,细言之,有晚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时代之四种分别相,亦当探讨其相异所在,更进而求其会通合一。又进而求其与前汉后宋,一贯相承之所在。此当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会合求之。知其分,又当知其合。知其变,又当知其常。固不得因此时期有门第存在,而遽目之为犹是一封建社会。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镇割据,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灭。继之者为进士,轻薄。其时之所谓士,既失门第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而社会亦失其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继起。就历史形势言,晚唐与五代十国,断不能与晚汉以至三国之一段时间相提并论。中国历史自秦以下,亦不断有衰乱世,但亦不得谓之黑暗世。若必求中国历史上之黑暗世,则惟晚唐与五代,差可当之。其时,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士之一领导中心已失其存在,而传统社会则犹未彻底崩溃。尤其在南方十国中,社会基础尚未大变,文化命脉尚未全绝,惟在极端摇动中。无以名之,则姑可名之曰“黑暗社会”。

宋代兴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极端以养士尊士为务。然就中国历史言,传统的士阶层之正式复兴,则已在宋兴六七十年后。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范仲淹,必待此两人出,乃重见有中国传统之所谓士。然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自白衣。此一形势,直至清末,余特为定名“白衣社会”。白衣率从农村中崛起,其形势略同于汉武帝之时。所不同者,政府考试制度已大为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发明,书籍流布,较前远易。故两汉察举制度兴起以后有门第,而宋代士阶层复起,终不能再有门第形成。

其时民间学术传布,印刷术之外,复有书院讲学。印刷术与书院,均已远起于唐代。而在社会上发生大影响,引起大作用,其事则始于宋。宋代政府贫弱,远不能与唐相比,而社会学术之盛,则唐亦不能媲于宋。南宋政府益贫弱,而学术转益兴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势大变。其时学者,即传统之所谓士,相率杜门不仕,而隐于民间,以讲学为务。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故元代之学术,经史文学,纵不能继步两宋,然较之明代,则未见远逊。元代初期如黄东发、王厚斋、胡身之、马端临,皆不愧为旷世巨儒。中国历史上亡国时代,惟元初学术最盛。明代开国,如刘基、宋濂之徒,亦皆培养于元代。论其规模,亦未逊汉、唐、宋诸代之开国,而抑若犹有过之。明代科举之制,亦承袭于元。所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标准者,亦自元抄袭。故在元代,政治大变于上,社会固未承受之大变于下。学术文化传统依然如旧。其时已无门第,而白衣之士阶层,仍不失其为社会之领导中心。士阶层凭何力量而得如此,此当从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学术之潜在精神中,求其深源。而濂、洛、关、闽理学之贡献,亦自可见。

满清入关,明遗民志节之高抗,学术之深邃,一时人物蔚起,声光炳焕,尤过于元初。历代政权更迭之际,殆无其匹。政府亡于上,顾亭林谓之是亡国。而社会士群,则仍能存天下于下。中国历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传统。清廷异族政权虽控御中国逾两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国社会则依然凝固,精神犹昔,文物递盛,直接间接,莫非明遗民所赐。清末辛亥以前,国人倡导革命,即以明遗民为号召。尤著者,乃见于当时群相诵读之《国粹学报》。风声所播,人心奋昂,影响深厚,远较宣传西方美、法革命为尤过。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歆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

如上述所,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近人每谓中国尚停滞在农村社会的阶段,不知中国城市兴起,亦已历两千数百年,其为历代首都所在地,如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乃及燕京,与夫其递盛递衰,如战国齐之临淄、赵之邯郸及陶,又如宋代特起之四大镇等且不计。如春秋末之吴,秦代统一后之广州,汉兴以下之广陵即扬州,以及如四川之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绵亘两千年以上。唐人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黄巢之乱,广州大食商人被难死者达十万人。金兀术渡江南下,苏州一城死者五十万人。即略读马可波罗游记,亦可见其时中国各地城市遍布之盛况。钞票始行于南宋,至元而大盛。银号汇兑制度,亦在清初成立于山西。至如商品远出国外,如汉丝、唐茶、宋瓷,人人所知,不烦详举。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后,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以较西方社会,希腊、罗马有农奴,而中国无之。中古时期有封建贵族、武装堡垒与夫教堂大地主,而中国无之。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以后,其海外殖民以至于资本主义大企业之兴起,而中国亦无之。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者,西方亦无之。果能平心从历史演进中尊重具体实例,一一加以比较,则中西方之社会相异,显然可见。

社会体制既不同,建立于其上之政治,自亦不同。如西方古希腊之市民政权,只建立在每一小城市中,尚不能扩充成为一国家。罗马帝国之军人政权,以及中古以后,现代国家兴起,有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之演进,在中国史上,皆无其例。秦、汉以下,全国大一统之中央政府,非神权,亦非民权,但亦不得目之为君权。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

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室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惟在铨叙制度之升降黜陟中,偏远地区,文化较低,人才稍次,较难得卿相高位。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地,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抑犹有进者。互观中西双方历史,而论其政府与社会之比重,可谓中国政府乃以社会为基础,西方政府则仅以社会为凭借。故中国政府自秦以下,实皆由社会士人组成,王室虽在政府体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决不得谓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预政,政府随即崩溃,但社会传统则赓续如旧。所以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惟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

以较西方历史,希腊未有国,罗马有国,然其国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会。故罗马帝国非即罗马人之天下,帝国亡,仍若与罗马人无关。欧洲现代国家兴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会建国,则至少葡、西不必分建两国,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奥、匈则不得成一国。而且中古时期以下,全部西欧,同操拉丁语,同信耶稣教,亦尽可成立为一国。欧西社会,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终成为多国。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当前之现代国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复盛,英、法恐亦将皆然。此乃西洋史与中国历史相异一大要端,诚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欧人,好言自由,力争民主,而屡起革命。此乃对社会言,非可对国家言。而中国历史则诚如近儒梁任公言,乃无革命。实可称西方革命,乃限于社会性,非可谓是国家革命。至如中国古代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中国传统之所谓革命,实属国际性,而非社会性。依西方史言,则不啻一国对另一国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深一层言之,亦可谓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再自中国史言之,秦代一统、固可说由秦消灭了六国。深一层言之,乃是当时中国社会新兴之士阶层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贵族阶层。故秦始皇帝时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雏形。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至汉武帝则士人政府乃确然正式成立。中国之士阶层,乃由社会产生,不由政府产生。故中国史上自封建而改为郡县,实可谓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进步。下至三国,魏之曹氏,晋之司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为外族政权外,南方诸政府,何尝不由社会中士阶层来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与中国社会中之士阶层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两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议会政党政治,亦乃是由社会来组织政府,非可谓其政府乃能超出乎其社会之上。故在西方社会中,仅可谓有知识分子,不得谓如中国之有士阶层。故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议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会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向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于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亦可谓乃先有其内在资本社会之病痛,而始有帝国主义之崩溃。

任何一社会,经历某一段时期,无不需变。即论中国社会,如余所陈,自封建而游士、郎吏、门第、白衣,亦已历多阶层之变动。惟均不失仍为一士传统。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社会相接触,富强之势,咄咄逼人。而又欣羡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变故常,亦步亦趋以为快。而不幸西方社会亦已临于不得不变之边缘。惟变当有常,万变不离其宗,当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纲领所在,使一切之变,皆趋向此纲领而勿违,斯其变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学,物质文明,从西方资本社会之养育中突飞猛进,人人尽以改进物质人生为目标,为期向。而不知人生趋向,社会结构,则并不尽在物质上。物质日进,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会日解体。

姑举婚姻一项言。西方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政府法律上,夫妇关系须得法律承认,而法律则操于政府。中国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社会风俗上,夫妇关系之奠定,在礼不在法,在人不在政。礼定成俗,礼俗起于道义,乃人生社会事。而不可谓其起于制度,乃政治法律事。故西方则刑法之比重超越乎礼义,中国则礼义之比重更超越乎刑法。但今亦可谓西方刑法仅属社会性,而中国人之礼义则属政治性。其实西方婚姻制度之得以维持稳定,更要因素则在宗教。宗教则仍属社会性,非属政治性。但自科学日兴,宗教信仰日衰,而资本社会之日常生活,乃更使婚姻制度易趋解体。

日本为中国文化之一支,其社会形态亦属中国型。其男女关系夫妇制度,更属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

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群认为中国人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引此诗句,肆为诟厉。不知门前雪急需扫除,自当由各家各户自扫,瓦上霜在别家屋上,自可不管。夫妇为人伦之始,男女之防一破,性交泛滥,婚姻仳离,此其妨碍人生大道,何止如门前之雪。若求扫除,则需男女人人,各各知耻自好,此非私德而何?私德既丧,何来公德?今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鸦片,演变至今,乃有共产主义崛起。凡属资产,尽成罪恶。清算斗争,集中劳改,此岂乃为公德?

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

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物质财产资本,不啻尽求纳入社会中,实即亦是一种公化。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

今再返观中国社会全部演变史而综合言之。儒、墨兴起,古代封建社会一变而成此下之四民社会,若为中国社会演变史中之第一大变,实则其变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贵族为圭臬,尧、舜、禹、汤、文、武为圣君,伊尹、周公为贤相,述而不作,未尝有近代吾国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样态度。称道诗书,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则师法大禹,要之则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贵族平民,亦同是一人。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会为一人,始能在政府为君相,为官僚。苟其君不行君道,则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政。太甲悔过,伊尹自桐宫迎回。成王既长,已知为君之道,周公亦归政。尧、舜有禅让,汤、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为,惟以人道为依归。

孔、墨所倡,仍属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领导社会。道而在下,则社会当起而领导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子论道主“仁”,墨子论道主“兼爱”尚义,所不同者属第二义,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义,在原则上,则无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贵族,而实非反贵族,所反在其人之无道。此下百家迭起,无不皆然。惟韩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狭,乃为后代中国人所弗信。故孔墨虽同对在上者有讥议,而同受当时在上者之尊崇。所谓游士社会,朝秦暮楚,所至有给养,受重视,绝非贵族平民间之阶级斗争,如近人所谓之推翻与打倒。而古代贵族、平民间显分阶级之封建社会,乃亦终于告终,消散于无形。

故封建社会与四民社会之间虽有变,而仍有一不变之大传统,此乃吾中国文化精神一贯相承之所在。今当统称之曰“人道社会”,亦即“人心社会”,或称“人本社会”,即是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领导社会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贤相”,在后则曰“士”。作之君,作之师。君在上,师在下。政府社会,自“道”论之,皆属一体。自秦以下,中国一统,为君为太子,亦必有师,亦必同为一士。而孔子遂为至圣先师,其在社会之地位,尤高出历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觇中国社会之特征。

希腊有民族,有文化,有社会,但无国家,因亦无政府。各城市有民选议会,处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务,如斯而已。罗马有国家,有政府,乃操纵于军人集团。向外扩张,而成为一帝国。帝国统治下,可有各色不同之社会。如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兰西乃及其他地区,在同一政府统治下,但并非同一社会。帝国崩溃,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乃分由贵族武斗堡垒及教会所统治,其情形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不同。中国封建,在社会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会之上无政府。社会无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无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会,权在政府,与中国大不同。

及现代国家兴起,规模虽小,实承罗马传统来。而文艺复兴后之城市兴起,则承希腊传统来。故沿意大利半岛之地中海及北欧波罗的海诸城市,其成为国家转在后。西、葡海外寻金,风声所播,荷、比、英、法继起。罗马、希腊两传统,渐汇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议会政治之建立。在内为民主,属希腊型。在外为帝国,属罗马型。于是西方现代国家,乃始建基于社会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国道路。但其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

中国社会非无工商业,非无城市,其事远在战国时已然。惟与希腊不同。希腊有城市工商业,有社会文化,而不能有国家。中国先秦则两者兼有。逮汉、唐一统,其国家与政府,又与罗马不同。罗马由军人政府扩展向外而成为帝国。汉、唐政府乃由全国社会之向心凝结而成,虽曰大一统,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国。汉起丰沛,唐起太原,立国中心,则并不在此。

故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之领导中心者,自孔子以下,其职任全在士。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西方社会则建本于工商业,如希腊。其国家则建本于军人武力,如罗马。故西方传统重视富强,恶衣恶食乃其所耻。近代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渊源胥由此。中国传统,向不重富强。今则一慕富强,而近百年来之中国社会,乃由此而变质。士之一阶层,已在社会中急剧消失。社会失所领导,领导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姑无论西方社会亦已临必变之际,而邯郸学步,一变故常,外袭他人,事亦不易。即谓有成,亦不啻亡天下以求存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或终有理想之新士出,以领导吾国人,从四千年旧传统中,获得一适应当前之新出路,则诚所馨香以祷矣。

——19875月《动象月刊》

 

       2.顾炎武《郡县论》

 

郡县论一

知封建之所以变面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郡县论二

其说曰: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徼、曰啬夫之属,备设之,毋裁。其人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

 

郡县论三

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库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夫养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马牛者一人,司刍豆者复一人,又使纪纲之仆监之,升斗之计必闻之于其主人,而马牛之瘠也日甚。吾则不然。择一圉人之勤干者,委之以马牛,给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于所养,而视其肥息者赏之,否则挞之。然则其为主人者,必乌氏也,必桥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办,而为是纷纷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监仆,甚者并监仆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乱矣。于是爱马牛之心,常不胜其吝刍粟之计,而畜产耗矣。故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

 

郡县论四

或曰:无监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无乃专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亲故乎?夫吏职之所以多为亲故挠者,以其远也。使并处一城之内,则虽欲挠之而有不可者。自汉以来,守乡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鲜以贪酷败者,非孔氏之子独贤,其势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虑其专,蕞尔之县,其能称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举旁县之兵以讨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县者肯舍其可传子弟之官而从乱乎?不见播州之杨传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无监司不可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达于六部乎?且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翟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不此之图,而虑令长之擅,此之谓不知类也。

 

郡县论五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库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几,而况乎汉、唐之盛,不难致也。

 

郡县论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焉言之:天下驿递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今则十减六七,而西北之马骡不可胜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巨万。今则十减七八,而东南之竹箭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教树畜,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夫挅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争之;发于堂室之内,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筴也。

 

郡县论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束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量其冲僻,衡其繁简,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余。又留一县之官之禄,亦必使之溢于常数,而其余者然后定为解京之类。其先必则壤定赋,取田之上中下,列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县令收之。其解京曰贡、曰赋;其非时之办,则于额赋支销,若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此则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然而行此十年,必无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者也。

 

郡县论八

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习其民事,而又终其身任之,则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将一旦而尽去,治天下之愉快,孰过于此!

 

郡县论九

取士之制,其荐之也,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其试之也,略用唐人身言书判之法。县举贤能之士,间岁一人试于部。上者为郎,无定员,郎之高第得出而补令;次者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归其本县,署为簿尉之属。而学校之设,听令与其邑之士自聘之,谓之师不谓之官,不隶名于吏部。而在京,则公卿以上仿汉人三府辟召之法,参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狭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晳异撰,亦何必于功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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