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引导学生疏通文意，并掌握本文的主要内容、主题思想。
2．引导学生掌握本文艺术特色，进而了解王安石政论文的风格和特点。
二、学习要点
掌握关于作者的基本文学常识。
掌握古文中部分词语及句式的用法。词语如“所以”、“尝”等；句式如判断句等。
体会作者的论证层次。
了解本文时代背景，并体会历史重大变革时期作者的思想活动与政治主张。
三、作者生平
1．作者图片（参见本课PPT）
2．作者资料：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宋政治改革家，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王益，字损之，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是一个有正义感且颇为能干的下层官吏。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和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
安石少好读书，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不久签书淮南判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任地方官吏期间，他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后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号文。享年六十六岁。
3．作者书法作品展示（参见PPT）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有重要影响。但王安石注重文学的功用，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立意新颖，语言简朴有力，气势不凡。但由于过于强调“实用”，又显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注重文章的说服力而忽视了感染力，在艺术形式上有所欠缺。
2．重点作品
2.1政论文：《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而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辞得体，雄健有力。有力地回答了司马光三千多字的责难。体现了作者推进改革变法的决心和刚毅果断、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2.2小品文：《伤仲永》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如我们学过的《伤仲永》等，脍炙人口。
《伤仲永》是王安石青年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写作缘起于十三岁那年，他在跟父亲回老家丁忧（守丧）的途中，看到当时被称为“神童”的方仲永。这位“神童”五岁时就能写诗，但他父亲利用他的聪颖以求利，而不引导他学习，于是仲永很快就和一般人差不多了。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这位“神童”的惋惜之情，说明了后天学习的重要。
文章仅二百字，记事简洁，说理透彻，其文风在此已露端倪。
2.3山水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
《游褒禅山记》将记游与说理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说明了学人治学应具有顽强不屈的探索精神和“深思慎取”辨伪存真的严谨态度。
2.4诗歌：《泊船瓜州》
王安石的诗歌，从内容上可分为 4 类：政治诗，怀古诗，咏怀诗，写景诗。总体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前期的诗歌主要为实现政治理想而作，长于说理，多涉及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关注人民疾苦，政治性较强。如《感事》、《收盐》、《河北民》、《评定试卷》、《商鞅》等。从艺术角度说，成功的不多，几乎都是直赋其事，缺少情韵。
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咏物抒怀、抒情写景、述怀感旧、登山临水、酬答赠别，抒发了一种闲恬的情趣。题材内容虽比较狭窄，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成熟。特别是晚年的小诗，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写法影响了当代和后世，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黄庭坚就说：“荆公之诗，暮年方妙”（见《后山诗话》）。
王安石罢相的时间很短，自熙宁七年夏天罢相，到八年春二月又以“同平章事”起复，他两次辞官未获准，只好勉强上任。当他离开江宁的时候有一首小诗《泊船瓜州》表现了他当时的心情。“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既体现了当时的心情，也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2.5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王安石的词，数量极少，现存约二十余首。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景怀古，揭露了六朝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另：杨湜《古今词话》：“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五、创作背景：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作者四十八岁，年初任翰林学士，四月，神宗召见王安石，王安石得以与神宗直接对答。
宋神宗二十一岁继承皇位，和宋仁宗、宋英宗相比，他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因而继位不久，便将王安石从江宁召回。
据《宋史·王安石传》：熙宁元年四月……帝问所治为先，对曰：“择术为先。”王安石“择术为先”这一回答实际上否定了现行的治术，要提出新的治理方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宋神宗询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问题。这问话的意思是当前的“治术”也导致了百年的太平无事。
针对这个问题，王安石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说理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剖析了宋仁宗统治的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纲目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既指出了问题，又使神宗容易接受，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
（1）可教师朗读，也可请学生分段朗读。
（2）可朗读一段，讲解一段。
2．课文分析：
（1）译文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仁宗做皇上，时间最久。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陛下详加考虑，选择可取之处，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 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夏，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而内地的人民，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一直到今天，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错杀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夏外族，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账册，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水旱灾年，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尸横遍野，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侍从官吏，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到处钻营受贿，一有奸邪不法的事，随即就报告到上面；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即使偶尔被任用，不能够长久的。这是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广泛地听取观看，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的结果。
但是，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和皇上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把它实施到天下。一切听任自然趋势，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考察。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频繁地调动迁官，既难于考核实绩，而夸夸其谈的人，因而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也无法显示出和庸人的不同。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告诫整顿，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笼络的坏习惯；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选拔推荐之实，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升官、降职的原则。至于管理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也靠了天的帮助。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忠恕诚恳，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恰当与否，请陛下裁决。
——参见谈凤梁、王欲祥编著《王安石散文精品选》
（2）文章分析
本文共分为五个自然段。纲目清晰，可为学生分段讲解。
第一段（共两句）：交代呈上此文的缘起（可参见前述“五、本文写作背景”），言辞委婉恳切（可参见“译文”）。
第二段（共八句）：概述宋朝百年来太平无事的原因。
既是百年之事，本段自神宗之前的几任皇帝便都有所提及。
① 宋太祖为开国之君，且功绩较多，所以着墨较多。（第一、二、三、四句：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一以安利元元以为事。）
② 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第五句：太宗承之……无有逸德。）
③ 总说以上为大宋王朝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原因。（第六句：此所以……无事也。）
④ 呈上启下，引出对仁宗的论述。（第七、八句：仁宗在位……臣所亲见。）
第三段（共二十一句）：对仁宗时期的政事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分析。
王安石之所以对宋仁宗进行详论，主要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暴露出的问题最多，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亦最大。王安石在此用了约一半的篇幅对仁宗一朝作了描述。
对于本段中对宋仁宗宽仁恭检的政治美德的称颂，现在一般学者认为只是王安石的外交辞令，是不得不如此写。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是对王安石的个性估计不足。尽管王安石对宋仁宗的评价有些言不由衷（这从后面对仁宗的批评和指责可以看出），但总的说，仁宗不是大有为之君，但也不是昏君或暴君，而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守成之君。宋朝的积贫积弱，在他当政时较为突出，但这并不是一朝一代一朝一夕所造成的。
就本段的论证思路而言，王安石在这里首先引出论述（第一句），而后总述仁宗政治美德（第二句）。接下来提纲挈领地指出了仁宗的几种善政，即：
① 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忘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第三、四句）
② 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第五句）
③ 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第六句）
④ 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第七句）
再接下来，举例说明以上善政的成效：
① 第八、九句，对应“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之效也”；
② 第十、十一句，对应“刑平而公之效也”；
③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句，对应“赏重而信之效也”；
④ 第十六、十七、十八句，对应“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
⑤ 第十九、二十句，对应“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⑥ 第二十一、句，对应“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始终如一之效也”。
第四段（共二十句）：本段在第三段称颂宋仁宗宽仁恭俭的政治美德，分析其不妄兴作、刑平赏重、公听并观、拔举疏远等政治措施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国家政治由于长期因循末俗带来的滞散堕坏的局面，特别是兵、农、财政等方面存在的重重积弊，字里行间表达了深深的忧患之情。
①指出了累朝君主因循弊政的局面。（第一句）
②对此局面进行了深刻论证和分析，以揭示表面无事的背后隐藏着的矛盾和危机：
A．君主脱离政事，不与智能之士议政（第二句）；
B．主观努力不够；朝中制度、官职名实不符（第三句）：
C．任官不分清浊，正确的识见不被看重（第四、五句）；
D．学校缺乏培养有为人才之法（第六句）；
E．科举不能取经世济时之才（第七句）；
F．各路监司不通察检之道（第八句）；
G．吏部无考勤之法，裙带关系位列显职，真才实学反受斥（第九至十二句）；
H．农田水利失修、赋役苛重而不知救济（第十三句）；
I．守边御敌无有为将士，边兵垂老而不知更新训练（第十四句）；
J．宫卫尽市井二流之徒，宗室升迁唯亲（第十五、十六句）；
K．财政治理无方（第十七句）。
③ 指出宋朝如此积弱而得保百年，实在是“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是出于“天助”。也即这种“百年无事”很大程度上出于侥幸。这样其实也推翻了前面对仁宗的歌功颂德，真正触及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第十八至二十句）
第五段（共四句）：指出现在应当认识到不能永远依赖天助。那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3）文章主题
应该说，王安石对宋仁宗时的政局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宋朝积弱不振，仁宗要负很大责任，但只是不便明言而已。纵观王安石的一些政治主张，从他的诗文集中可看出他变法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对于西夏和辽国，他的策略是从虚与委蛇到有效抵抗再到战而胜之，这是他的三步曲。可见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一句，是包含这王安石沉痛心情的。
总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当时积弊已久的社会矛盾，期望神宗在政治上大有作为，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于逐条分析百年无事的原因，而在于揭示表面无事的背后隐藏着的矛盾与危机。这实际上是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的总论纲和设计蓝图。
3．课文难点讨论
试分析本文的论证层次与说理艺术。
答：本篇政论文论证，纲目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既指出了问题，又使神宗能够容易接受，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1）论证层次：纲目清晰，说理透彻。可结合上述“六2（2）”文章分析中的论证层次进行说明。如总分、分总、总分总的论证思路；例证的说明方法等。（2）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主要从语言表达和表述思路上进行分析。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第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第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宋仁宗统治的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张。
4．相关评论
文章写得相当婉曲，句式整饬，虽然提示很是深刻但却不疾不徐，一唱三叹，以至梁启超赞它“可永为世模范者也”。
——谈凤梁、王欲祥编著《王安石散文精品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七、练习
1．选择题
（1）解释加横线的词：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A）
A.中原地区 B.我国的领土 C.中部国家
（2）解释加横线的词：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C）
A.圆圆 B.首先 C.老百姓 D.原来
（3）解释加横线的词：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A）
A.于是通过 B.因为任用 C.于是任用 D.因为通过
（4）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A）
A.置身于；混杂 B.侧面 C.测验 D.厕所
2．填空题
（1）王安石号 ，因封荆国公，世人又称 。
（半山，王荆公）
（2）唐宋八大家包括： 六位。”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3．翻译题
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
答：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
4．简答题
试分析本文说理艺术。
答：参见上面难点讨论部分。
八、研习与思考
1. 总结王安石所列仁宗治国的主要政治措施。
答：在第三段中，王安石提纲挈领地指出仁宗的几种善政：即“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忘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如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接着便举例说明“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之效也”、“刑平而公之效也”、“赏重而信之效也”、“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始终如一之效也”。
2. 总结王安石指出的宋朝政治积弊。
答：在第四段文字中，重点找出（1）“因循末俗”、“一切任自然之理势”；（2）“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两个要点。而文中重点批评的是“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如取士、课试、检察、成绩、官职、将守、财政等方面，——剖析其积久之弊，指出了这些名实不察的原因正在于“因循末俗”，这正是宋朝政治的积弊所在。
3．收集有关王安变法的史料，分析这篇文章与王安石变法思想之间的关系。
答：可通过课外阅读邓广铭《王安石传》，重点考察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是如何针对这些积弊进行改革的。
九、延伸阅读
（一）邓广铭：《王安石》后记（节选）
关于王安石的思想、言论和主张，他从事于变法革新的政治活动，他自己曾写下了诗、文、《字说》、《周官新义》和《熙宁奏对日录》等加以表述和记载。不幸是，所有这几种专著都早已失传了，而流传下来的他的两种版本的诗文集，其祖本全系南宋初年所编订，一种是从南宋龙舒刻本翻印的《王文公文集》，另一种是从南宋抚州刻本翻印的《临川先生文集》，编辑得都不好，既都不按诗文写作的先后编次，也都漏掉了王安石的一些文章，而却又混入了许多篇别人的诗文。而由王安石的学生陆佃所编订的一种，则未能刻印即又散失，这也必是当时的政治气氛所造成的结果。总之，如想专依靠现存的这两种文集来考索王安石的思想和政治见解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不论在其诗中或文中，对于他本人在变法期间的言论、主张及其实际活动，是较少涉及的，这对于传述主要是政治家的王安石的业绩来说，更造成极大的困难。最使人不解的是，不论在王安石的这两部文集当中，或在现存的宋人文集或史册当中，竟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征引也看不到。王安石既做过多年宰相，死后还追赠太傅，若说死后即草草埋葬了，不论行状、墓志或神道碑之类，全都没有来得及备办，似乎是不大合乎情理的。即使当时的“显贵”或苏轼之类的文人不肯撰写，王安礼、蔡卞、沈括、曾布、章惇等人也全可优为之的。然而我们今天在上述一类书册当中竟不能发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实在莫名其所以然。而这就又使得我在述写这本小册子时，缺少了一些极应参考的资料。
《宋史·王安石传》大约有少半是从王称的《东都事略》抄来的，另外的一大半则系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邵伯温的《闻见录》以及守旧派的一些记载中杂抄来的。因此就有不少错误歪曲之处。例如，《宋史·郑侠传》说，郑侠于熙宁七年上《流民图》，并附了一道奏章，其末尾说：“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这和郑侠的《西塘集》中所载奏章原文是相符合的；然而《宋史·王安石传》却改作“郑侠上疏……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这就完全是依照司马光的窜改本1而加以窜改的了。又如《长编》载神宗与王安石议论开封民为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一事，王安石以为“百姓固有愚蠢为人所惑动者，岂可以此故，不敢一有所为？”神宗则说：“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谓”2（其中的第一句，王安石在此以前也曾说过），而在《宋史·王安石传》中却把神宗的这句话改为：“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这就弄得不只文理不通，也使得前言不搭后语了。
我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资料，较多的是来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李焘编写这部书，是要作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续编的，在史学观点和对北宋一代的一些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评价上，李焘也是与司马光采取同样的意见的。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所记与当时史事或人物有关的一些条目，几乎都被李焘收录到这部《长编》当中去了。其人之史识，从此可以概见。但因他编写时先定下了一个“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的原则，对于当时各家记载的异同诸说，他都要兼采并收。因此，他虽是一个“耻读王氏书”3的人，而对于变法派人物的一些记载，包括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在内，他也同样大段大段地收录于内。有时是聊备一说，有时也加以反驳。然而这却使得南宋以后就已失传的《熙宁奏对日录》有很大一部分借此而保存下来。清代中叶的蔡上翔，在编写《王荆公年谱考略》时，征文考献，堪称广博，而不幸他毕生竟没有得见这部《长编》，因而没有能从其中取材。我们今天想对于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的真实政治面貌有所认识，想对于熙宁年间的变法革新运动的真实情况有所理解，确实是非借赖于这部史料丰富的《长编》不可的。我从《长编》中引用的大量记载，其中有一大半，显而易见，是《长编》从《日录》当中抄录来的。
我在这本书中所着重述写的，只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只限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等则都未作专题论述。就连关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方面的事，我也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述。而在此以外，对于变法派中另外的几个重要人物，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在《宋史》当中都列入《奸臣传》内，尽情加以诬蔑和谤毁，事实上他们在变法运动当中却都有很多贡献，是不容加以歪曲的。我今且举一事，以证明《宋史》的颠倒是非黑白到了怎样的程度：
《宋史·章惇传》在叙述了他一生的活动及其死于睦州之后，又对他一生作了一段总评说：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4，仕州县，讫无显者。
章惇“不以官爵私所亲”，必然就是以“选贤予能”作为他选用人员的原则，这不正是很正派的路线吗？而《宋史》的作者竟把这种正派作风作为“穷凶稔恶”的一种表现。在《吕惠卿传》和《曾布传》中，也都有不少这样的议论。对于这样一些荒唐的记载，是极应予以澄清、加以纠正和批判的。然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全未涉及。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再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写一些补充的篇章出来。
从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是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处理有关王安石的全部问题。但是，我现时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与我的这一主观愿望之间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这本小册子里必然还难免有许多关于立场、观点和方法方面的问题。我切盼看到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给予批评和指正。
注释：
1 司马光的窜改本见《涑水记闻》卷十六《郑侠》条。
2 《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辛酉记事。
3 《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4 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官制后规定，除高级文武官员须由皇帝或宰相直接选用外，其余均由吏部负责：文官的选用由吏部的左选（即东铨）负责，武官的选用由吏部的右选（即西铨）负责。“随牒东铨”即听任吏部左选委派官职，不觅取捷径、不谋求躐等而进之意。
（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代》
一、 宋代政府组织
甲、宋代中央政府
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此刻先讲宋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从相权讲起。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乙、相权之分害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再论财政： 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乱后，往往因财政困难，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职的。宋代又其因弊而不能革，却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在唐代，由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为对财政问题直捷处理方便起见，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正如唐代之由宰相来兼领司职。司马温公对此极表反对，他说，财政该上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侵其事。这里却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之一种歧见。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于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要重新厘定三司权限，要把当时所谓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温公则主一仍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论，则军民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再次说到用人： 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什么人该用，什么官该升，这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丙、君权之侵揽
以上指述宋代军事，才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坐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但历史演变，其间也不能尽归罪于一切是黑暗势力之作祟，或某某一二人之私心故意作造出。宋太祖在后周时，原是一个殿前都检点，恰似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他因缘机会，一夜之间就做了皇帝，而且像他这样黄袍加身做皇帝的，宋太祖也并不是第一个，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几十年中间，军队要谁做皇帝，谁就得做。赵匡胤昨天还是一殿前都检点，今天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乱世最黑暗的表记。若把当时皇帝来比宰相，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样。试看五代时，有哪几个皇帝获得像冯道般的客观地位与受人尊崇呢？然而皇帝到底该是一皇帝，他是一国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现在要拨乱返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嫌。据说当时宰相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了，这事情演变之本原意义忘失了，后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其次讲到皇帝诏书，此乃政府最高命令。在唐代归宰相中书省拟定，此种拟稿叫做熟拟，亦称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只亲鉴了在纸尾批几句，用皇帝御印可其奏，此谓之印画。经此手续后，便可降出奉行。此项手续，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现代话说，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权。到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尊皇帝，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阳命，先写一劄子，这是一种意见的节要，对于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再说，政府的一切重要指示，本来也并不全要由皇帝诏敕行之的。在唐代，政事堂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宋初还有此制，当时并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但后来便有诏禁止，中书不得下堂帖，于是改用劄子指挥。其实劄子也还如堂帖。后来有一地方官，不服中书处分，把原劄封奏，太宗大怒，令公事须降敕处分，即用劄子，亦当奏裁。这不是宋代一切政令之决定权便全归了皇帝吗？但这一制度，到神宗时，还是废了，仍许用劄子。据此诸点，可证宋代宰相之失职。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例联想到像我们现代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专制。宋初有一件故事，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人怎好用”，就把这名纸撕了，掷在地。赵普不作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浆糊黏贴了携带身边，即又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
我们讲到这一故事，还可想象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道地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仔细读。然而赵普确已是宋代开国一好宰相，即就前讲故事便可见。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般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那时相权虽低，我们仍该根据历史事实，不能单凭自己想象，骂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专制与独裁。而且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优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已快亡国，皇帝时时下手条，当时称为御札，还激起朝卧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它传统客观的地位。我们此刻只根据历史来说宋不如唐，所谓宋代宰相失职，一切仍是制度问题。并不是只有皇帝专制，更不要制度。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现在再讲到宋代的监察官：其先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故就职权分配言，御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宰相发命令，副宰相则帮他监察。那时宫廷和朝廷，既是一体受宰相之节制，自然监察权也要内及宫廷了。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便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还是有监察皇帝的，这叫做谏官。谏官也远自汉代便有，如谏议大夫之属，在汉属光禄勋。就其官职名义，便是专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专来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光禄勋乃九卿之一，隶属于宰相，则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及到唐代，此种谏官，都属于门下省，和前面讲过掌封驳的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阶位并不高，亦无大权，但很受政府尊重。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官虽小，却可向皇帝讲话。“拾遗”如东西掉了重新捡起，这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他可以提醒他。“补阙”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此外还有司谏、正言等，总之正名定义，他们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候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常得随从宰相参加列席。这因宰相有时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却可让这些小官口里讲。皇帝若生气，也无法直接对宰相。他们讲的对，固然好，讲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他们的名义就是谏官，本来要他们开口讲话。他们人微言轻，阶位不高，讲差话也自可愿。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当然也由于一种理想之需要而生。所谓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权相权间之调节。这一关系如下：
皇帝 宰相 谏官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这和御史大夫不同。御史大夫是监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之监察官，应分台谏两种。台是指的御史台。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这一制度，到宋代又变了。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而宋代则谏垣独立，并无长官。换言之，这些谏官，现在是不直接属于宰相了。而且宋制，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了。本来谏官之役，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就变成了秃头的，独立的，不隶属于宰相了。而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问题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否则怎叫谏官，怎算尽职呢？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掣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还是些人事，而非属于制度。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揽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后来皇帝读了书，懂得历史，懂得政治，社会读书人多了，学术中兴，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积弊，加以改革，但积势已成，急切反不过来。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相互相对垒，互相水火。而当时的谏官，又不像现代西方的所谓反对党。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好像是专在主持公议，并非为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去，去了名更大。另一人上来，还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张，继续反对。政府又不能不要这些官。这一制度，这一风气，实在是难对付，结果便只有宰相求去。王荆公新政失败，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皇帝尽管信任宰相，也无法扭转这局面。连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直要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太无聊了，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最低一级仍是县。最先分十五路，后来分成二十多路。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些勋臣武官，也在长期混乱中厌倦了，觉悟了，不再争持。他们仅拥一官号，中央替他们在首都供给了大了宅第，丰厚的俸禄，叫他们安住下来。比如你是江苏督军，中央还是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衔，但请你在中央住着。江苏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则是一位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而暂去管某州某府的事。严格说来，这些还是人事，非制度。但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变成正式官名了，这实在是不合理的。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那在制度上岂不更不合理吗？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史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这在唐代已讲过。到宋代又变了。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称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存储。平常就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惟其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其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二、 宋代考试制度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细节虽有出入，我们可以略去不讲。但宋代科举所获影响，却与唐代不同。第一是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是有许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亦早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如是积渐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除却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教育。门第家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为晚唐一句流行语。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
其次，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生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甚至主考官谦逊，其因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佳话，不算舞弊。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得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着想。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门长官辟署，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对政事却先有了一番实习。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是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真效。但因政府积年提倡，社会学术空气又复活了。于是有许多人出来想把此制度改革。第一是想把学校教育来代替考试，这是最关重要的。
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始有选择。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这是不错的。但此非咄嗟可望。第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试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试赋。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这里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由于上述，可见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惟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底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真如宝器抛掷泥土，捡起。但我们对此制度在历史上千年来之长期演变，依然多不加意研究。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今天再来推行考试制，是另外一会事，总像不愿与历史传统下的考试制度发生关系般。这实在是我们的一种成见，非真理。惜乎我们这一番讲演，对此制度也不能再单独地详说了。
三、宋代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政府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个地方，依旧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徂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儌。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使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以后司马温公做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有，后来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田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事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做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须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山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劫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府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梁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究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出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抵低。节度使闲着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轻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默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订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变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做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已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怪宋人。自然，宋代若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特别重视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三）陈子展：《古文运动之复兴——论宋代古文》
北宋开国，柳开是倡导古文复兴运动的第一人。其后传为张景、高弁，再传而为石延年、刘潜；继而是穆修、尹洙，再传而为欧阳修，又有孙复、石介的助力。石介以韩愈《原道》作为“道统”，攻倒以杨亿为代表的骈文，又替古文家争得了“文统”。后有三苏、曾、王继续古文运动。欧阳修是韩柳之后第一个古文大师。南宋有陈亮，文思英发，追步北宋李觏、王安石；又有朱熹，也学做古文，不减北宋欧、曾，但道气更足。
说起古文运动，我们总该不会忘记那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和柳宗元。也不会忘记韩愈为文既好奇好古，他的朋友弟子李观、李翱、樊宗师、李汉、沈亚之，降而至于孙樵、刘蜕一流的文章就更僻涩难读，号为“难文”。因此，引起了反动，骈俪之文复活，有温庭筠、李商隐一派的“今体”或称“三十六体”，流行一时。直到五代，骈俪之文更盛。大史学家刘昫修《唐书》，不废骈俪。他于唐代文人很推崇苏、张、陆贽，却不称许韩柳的古文。大官僚冯道为文常常挟着徐瘐体的《兔园策》，当时文坛上的风气本来是这样的。仅有一个马胤孙学韩愈为文章，却没有什么成绩表现。五代时候，古文运动算是中绝了。
北宋开国，五代文人归宋的，只有南唐降臣徐铉（916－991）最有名。他是晚唐五代以来最后又最重要的一个骈文作家。这个时候古文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柳开就是倡导这个运动的第一人，他的朋友高锡、梁周翰、范杲，也是参加这个运动的重要人物，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
柳开（945－1001），字仲涂，大名人。初尝师韩愈、柳宗元为文，自名肖愈，一名肩愈，字绍元。既而更改名字，以“开圣道之途”自命，可知他也是和韩愈一样的圣人之徒了。《铁围山丛谈》记他在陕右做刺史，喜欢生吃人肝，被郑文宝所劾，幸赖徐铉救了他。不料这位圣人之徒的古文家竟会吃人！他在《应责》一文里说：“古文者非在辞梁言苦，令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长短，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其实，他的文章恰是词涩言苦，令人难读。他还脱不了中唐晚唐之间“难文”习气。他的朋友范杲作文，也是“深僻难晓”，不过如今不传了。
柳开古文一传为张景、高弁，再传而为石延年、刘潜，但是他们不能把这个古文运动扩大起来。同时晚唐温、李一派的骈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我们已经知道宋初摹仿李商隐号为“西昆体”的诗了。西昆体的代表诗人杨亿（983－1020），还是一个骈文大家。算他替所谓“宋四六”做了奠基的工作，得和气焰逼人的古文在文坛上分占一角位置。有一个和他同时的穆修（979？－1032），却是很重要的古文家。穆修《答乔适书》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置耳目。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可以想见那时从事古文运动要遇到怎样的困难。穆修古文传于尹洙（1001－1046），再传而为欧阳修。邵伯温《闻见录》称：“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及尹洙作记。修文千余言，洙止五百字，修服其简古。”又称：“修早工偶骊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韩退之之文学之。”可见欧阳修作古文，实在受尹洙的影响不小！我还以为那时有两个颇有道气的学者——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他们都于古文运动尽了相当的力。苏辙作欧阳修的墓碑，载欧阳修的话：“于文得尹师鲁、孙明复，而意犹不足。”欧阳修又曾作石介的墓志，很推许石介。石介《徂徕集》中就很推许柳开，并作《怪说》排斥杨亿，现在引一段和古文运动有关的。他说：“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目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亿之道四十年矣。今欲反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杨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杨亿之道。俟杨忆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目唯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闻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石介究竟是一个道学家，论文必先讲道。恰好韩愈《原道》一文说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的一个“道统”，他就把这个道统归给韩愈。他替古文家争得了道统，就向骈文家进攻，杨亿就是他当前一个顶大的目标。杨亿一派的骈文被打倒了，他又替古文家争得了“文统”，只有古文才是文学正宗。从此古文家道学家论到文和道的关系，虽然纠缠不清，可是我们要知道石介在他那个时候的古文运动上演了一个怎样重要的剧目。
文统——广义的解释就是道统——这一说，从韩愈到石介，算已成立了。苏洵（1009－1066）《上欧阳内翰第二书》说：“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又说：“洵一穷布衣，于四子者之文章不敢冀其万一。”老苏言外之意，不难推测他是把孟荀扬韩四子的文统推给欧阳修。还有苏轼《上海直讲书》说：“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扬雄之徒。”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也说：“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惟韩退之一变复古。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可见三苏都把欧阳修上配韩愈，继承文统。其实，欧阳修自己论文也常用“难得其人”之叹，隐然以文统自任。李廌《师友谈记》说：“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实是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援也。”可见欧阳修既把文统传给苏轼，放此人出一头地；苏轼又想把文统传给苏门几个文人。陆游〈老学庵笔记〉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因为三苏文章长于议论，所以南宋士子大加揣摩，以备程试之用。就是苏门几个文人的文章也为当世所重，有《苏门六君子文粹》七十卷流行一时，相传这书是陈亮撰集的。
欧、苏而外，曾、王是大家。曾巩（1019－1084），字子固，南丰人，官至中书舍人。《宋史》（三百十九）称他“为文章，上下驰聘，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他的《与王介甫第三书》论到古文。他说：“……是道也过千载以来至于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与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可见曾、王互相推许，以继承文统自任，正不让于欧、苏。不过王安石是大政治家，道气比较欧、曾最少，也不同于三苏好为空文。他论文章不离政治，主张适用。这在他的《上人书》里可以见到。他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再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又说：“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和他同时的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里也说：“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弘辩也。”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张大不相容，论文却是近于一致。当时还有一个政治家李觏（1009－1059），比较他们早死。李觏《上李舍人书》也说：“贤人之杲莫先乎文。文者，岂能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哭焉。”李觏、王安石论政主张功利，论文主张适用，而且以为文不离“政”，这和欧、曾论文侧重“道”，三苏论文侧重“文”，可谓三说鼎立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欧阳修是韩、柳以后第一个古文大师，他领导了这一时代的古文运动，三苏、曾、王都是在他领导之下成功的古文家。至于司马光（1001－1068），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刘敞（1019－1068）、刘攽（1022－1088），虽与欧阳修同时，可是他们都是深通史学或经学的学者，不必争什么道统文统。大刘还曾讥笑过欧九不读书。二宋最长馆阁之作，正像盛唐燕许大手笔。小宋撰《新唐书》，雕琢酁削，艰深奇险，可称“难史”，但事繁文省，却是长处。这部书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为历史名著，而又具有文学价值。《通鉴》虽偏于政治一方面，只算帝王宰相教科书，但他贯串《十七史》，已粗具通史的规模，确是中国史学上一大巨制，仅就文学而论，也是后来许多文人补习的书。从此以后，史书有文学价值而投给文坛以若何影响的，还不曾有过。所以我们研究古文学的，对于宋以后的史书可以不必多费工夫理它了。
司马、三宋、三刘诸家的文章固然不屑摹仿孟轲、韩愈，竞争文统；还有李觏就大胆直言他和那时摹仿孟、韩的古文家不同。他在《答黄著作书》里说：“今之学者，谁不为文？ 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古文数十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觏之施为，异于是矣！”读古文几十篇就成名士，他这话骂得何等刻毒！这算是给了柳开以至欧阳修一般从事古文运动的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李觏是那时一个有眼光、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
还有陈亮（1143－1195）、叶适（1150－1223）都算南宋有眼光、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可以上配北宋的李觏、王安石。他们都自负有经济才，作为文章，藻思英发，才气超迈。尤其是陈亮敢谈国事，议论风生。他曾有一次被诬“不轨”下狱，打得体无完肤，幸赖孝宗皇帝还不算是压迫言论，残杀文人的独夫民贼，说是“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赦免了他。要做文学家不是难事，做文章有气魄，做人要有气魄，中国文学史上却不多见这种人！朱熹正和陈、叶同时，也会做古文，不减北宋欧、曾，但道气更足。此外，南宋时代就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古文家了。
——《青年界》第4卷第4期，193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