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作为在新时期初恢复设置的高等教育课程，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已发展为一门成熟的课程，为提高大学生，尤其是非中文学科的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的人文素养和语文知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的教材也经历了多次的编写和修订热潮，就国内先后出版的多种大学语文教材而言，不乏质量很高的经典之作。徐中玉先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有几十种之多，打破了教材编写中长期存在的单一状况，形成了多元互补、相互竞争的局面。……我们应共同为提高教材的质量而努力，高校教材不应也不会定于一尊，这是必然之理。我们一向赞同教材应郑重编写，各具特色，不断提高质量，才是教材建设的正途。”（《大学语文：不该站在边缘的课程》，《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9日，第5版）现在，我们来重新编写一套新的同类教材，并非是想凑个热闹，而是基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语文”的一些新的理解和想法。
既往的许多大学语文教材，在内容的选择上往往局限于本国，而且偏重于中国古代文类。这种选择对于加强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比较适合于此前一段历史时期内执教者的知识结构状况的。随着新纪元的到来，高校教师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开始变化，原先执教大学语文的一批老教师陆续退出讲坛，而一批有着高学历与新知识结构的年轻教师先后走上讲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也在提升。这种学习者的新的知识需求和执教者的新的施教能力，就对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执教者和学习者时常谈起，希望有一套具有“现代人文意识”的大学语文教材，它必须更多地体现中国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别是全球化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显示出的文化创新价值；必须更多地体现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理念；必须更多地体现近现代中国文化批判传统，吸收西学的探索精神，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意识。在这样的理念统摄之下，大学语文的文本世界就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并构成了本教材中的现代人文母题系列。
同时，近几年来随着大学语文课程观念和方法的革新，其教材的编写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认为，在这个革新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首先，强化教材的人文内涵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无疑成为教材编写的方向和首要之义，应该说，这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人文学科教材的编写理念的一种反拨，其意义在于，它为人文教材，尤其是大学语文教材回到以人文教育为本的轨道上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过分强调人文性的同时，又出现了过于专业化的倾向，忽略了作为大学语文这门教材的特殊性，这样反而使人文教育的宗旨导入虚空。我们的教学对象大多数是非中文学科的大学一年级本科生，那些专业性阅读带来的种种障碍，显然阻隔了人文精神的灌输。
其次，另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语文的知识性和工具性，只重视文本的可读性、可教性和规范性，这样只能墨守成规，虽然坚持了经典却放弃了人文意识的坚守，破坏了人文内涵的整体性。
鉴于此，我们试图本着体现“人文性、审美性、工具性、趣味性和新经典”的原则来制定编辑思想、整合框架结构、划分单元设置、遴选典范文章。
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打破现有“大学语文”的选文思路与框架，将教材的选文范围拓宽为三大领域，使中国古代文类、中国现代文类和外国文类的选文构成三足鼎立态势，全书11个单元的组合充分体现出现代感和现代人文意识。同时，我们在每个单元的前面都设置了“单元导读”，就是试图归纳出其中人文内涵的基本走向。
人文性是贯穿全书红线。11个单元均以人的生命与发展、需要与追求、自由与创造、人格与尊严等方面审视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张扬现代人文精神。我们在体例上专门设置了简短的“单元导语”，试图对每个单元的人文内涵作出一个意向性的阐释。这些单元的内容涵括：1.人文情感。如“乡土中国”单元中民族、祖国、故乡的情感表达，选文注重涉及民族集体的乡土性（费孝通的《乡土本色》）、乡风民俗（周作人《喝茶》、汪曾祺《故乡的野菜》、）、怀乡情结（闻一多《忆菊》）；“人间世”单元中则涉及人类共同的永恒情感内容，特别是爱与死的体验、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弱者的同情等；2.人文素养。如“通古今之变”单元的历史观、“文明：冲突与对话” 单元的文明发展观、“道法自然”单元的自然观、“天工开物” 单元的科学人文观、“美的历程”和“文心诗品”单元的审美观等；3.人文理想。如“盗火者”、“我的信仰”等单元中表现出的对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等人类理想的追求。人的终极关怀最终要落实到以真善美为一体的人的本质实现以及人与环境的（自然、社会等）和谐共生的现代人文精神诉求上，因此，在选文上我们特别关注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与心理的养成，不仅专设了“为学之道”单元，而且将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文意识渗透在全书的各个单元的选文之中。不仅着眼宏观的人文情感、人文素养、人文理想的涵盖，而且见之于和大学生成长密切相关的细部内容，比如鲁迅《伤逝——涓生的手记》中的爱情和生存问题，《共产党宣言（节选）》、《我的信仰》、《我有一个梦想》中的理想和信仰问题，“美的历程”单元选文中艺术欣赏和艺术人生问题等。凡此种种，“现代人文性”作为一个关键词，它既是我们选文的视角，也是我们理解每一篇课文的钥匙，即便是古文也是如此。
审美性也是我们选文的一条重要的标准。我们以为，大学语文教材不仅要求遴选现代人文性很强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更要注重艺术性的强化，尤其是要纠正多年来把审美教育置于次要地位的做法，革除这个消费文化时代审美滑坡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们不仅试图通过相关的单元来贯彻这样的意图，如“美的历程”、“文心诗品”等单元专为引导学生认识美、理解美、发现美和欣赏美而设置；而且对其他包含各种文化现象的非文学写作文本也做了选择上的努力与尝试，强调这些内容必须呈现出美的文理、美的文辞或美的情感。如《大同》中孔子对人类社会理想的宏大叙述，张载的《西铭》充满热情的道德自白，《六祖坛经（节选）》通白透彻的智慧启示，侯仁之的《历史上的北京城》对历史的娓娓叙述，R.卡逊的《大自然在反抗》对社会问题的殷切关注，霍金的《我们宇宙的图像》对科学问题的生动阐发。等等。为了维持作品原貌，我们保留了1949年之前发表的作品的一些特殊文字用法。
趣味性或许是“大学语文”这门课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不能引起对象的兴趣，选文再好也是徒劳的。除了上面说到的注意单元设置、选文要求和大学生成长密切相关的内容外，本教材试图做到既关注文化积淀，又注意到人文性内容的时代发展。这一方面体现在对热点话题的感悟上，如文明冲突与对话、科学理性和技术的两重性、人与自然共生、反思大学人文教育和科学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均有体现，以改变传统教材选文单一的文学性，增强活泼性、时代性与趣味性；另一方面在关注这些问题时，注意同时代人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如张承志的《美文的沙漠》、韦伯的《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等，这种链接式的做法，既有互文效应，又能引发学习的兴趣。另外，教材注重对书法、绘画、音乐，乃至园林艺术文章的遴选，既为提升人文素养而设，也为培养大学生的广泛兴趣而备。再者，我们在课后的“研习与思考”的设计上注意引导学生对现实的关怀，同时注意题型的丰富性，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乡土本色》一课设计的“社会调查”等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工具性是每部教材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如何将现代人文意识融合到工具的层面，即将语言和形式渗透到文化和灵魂家园的层面中去，才是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为此，我们在“评析”和“研习与思考”里尽量做到将两者水乳交融。
另外，我们强调学生对汉语的阅读和运用能力的提升，强调对一些非文学文本的认知，尤其是学术性写作的示范作用。如演讲选有拉宾《战争，还是和平》、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等；学术论文选有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霍金《我们宇宙的图像》等。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我们都注意到了对工具性的注重与调适。
“新经典原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我们以为，古典文类经过了千年的积淀，时代将它们磨洗成了经典，但是，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也适用于教材革新的话，我们对古代文类的拓展与调整也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在本教材中，中国古代文类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篇目的范畴，不仅传统的诗文名篇继续陶冶着我们的心灵，一些哲学、历史、宗教文献在现代人文意识的审视下也彰显出崭新的文化与美学的意义。
同时，我们还认为，作为教科书意义上的经典化筛选，时文的遴选就得靠选者的眼光了。我们在每个单元里注意选择文学史经典之外的今人时文。如筱敏的《1789年原则》、唯色的《我的德格老家》、张承志的《美文的沙漠》、苇岸的《一九九八 二十四节气》、刘亮程的《鸟叫》等等。所有这些，除了贯彻我们现代人文意识的编写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将这些文章首次纳入新经典化的历史过程。我们由此去激活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使其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上述特点，相信在该教材的使用中，讲授者自能有所体悟。讲授者在授课中可以围绕单元组织教学，把握各单元的人文主题，每个单元可根据授课的不同对象和不同学科要求，选取部分篇目重点讲授，选讲课文可兼及古今中外，照顾不同文体。要重视选文在文章写作上的范文作用，以便在讲授课文时能够传授不同类型文章的写作技法。要注意课文后的“研习与思考”，引导学生利用“资料链接”，进行延展性阅读，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尽管作做了种种努力，但我们深知自己的冒昧和浅陋，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在教材的使用中能够得到使用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去不断地修订，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
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得到了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师生的关注，也给我们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深表感谢。借本书再版之际，我们对初版单元及篇幅稍作调整，以期更好地服务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