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教案(文科)
    第五讲  寻找良知
    课堂讲授(3)
    教学目标或要求：
　　了解良知是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底线，正确对待社会上部分人丧失良知的现象。
    授课内容的要点:
    一、何谓良知
    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解读
    三、二十世纪的良知符号巴金
    四、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课堂讨论题、思考题、作业：
    1、谈谈你对诗歌在当代的使命的看法。
    2、谈谈你对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事的看法。
    3、谈谈你对余杰要余秋雨忏悔一事的看法。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新编大学语文》丁帆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大学语文》陈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大学语文》徐中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五讲  寻找良知
　　
何谓“良知”

　　“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
　　在现代汉语中，“良知”一般与“良心”同义。良知这个词最早在中国的文字记录中，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认为良知、良能，不必学习，不必多加思虑，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行。宋朝教育家程颢则干脆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意思是说良知良能出于先天的。中国古代一直有“天良”之说。
　　良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包括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等。
　　当你感到自己是一个人时，惟一的限制是良知。 —— 马丹·杜·加尔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本诗写于1979年12月—1980年8月，选自《诗刊》1980年第10期。
　　作者梁小斌，1956年生，山东荣城县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作，不少作品被收入多种诗歌选本。因其诗大多隐约含蓄，遂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
　　这首诗同《雪白的墙》一起，给当时的中国诗坛扔下了一枚重型炸弹。一时间，题为“中国，我的××丢了”的诗作铺天盖地，风起云涌席卷而来，证明了这诗给当时的心灵追求与精神渴望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和顾城的创作相近，梁小斌也总是以一颗童心看取世界，以为“单纯是诗的灵魂，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我都希望通过孩子的语言来说出”。他对诗的这种阐释，不仅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同时，也可作为对他的诗作的一个明晰的注脚。《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处处显现着诗人的一颗童心，但这童心却是沉重和痛苦的。“我们的诗对于‘四人帮’的控诉，完全表现于一种家破人亡的感情，仿佛原来的很清晰的世界，不知为什么被搅得浑浊不清。”这首诗就集中表现了诗人这种心灵的失落感。但诗人不是一般化地表现仅限于家破人亡的失落，而是将它投射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写出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失落。
　　这首诗写于“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那时候，祖国空气之新鲜，真正是自由无比，万花齐放，是中国思想解放最为活跃的一年。当时中国正处在解放思想、弃旧图新的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一代青年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满身伤痕，精神迷惘。诗人静静地思考那丢失的一些最简单也最珍贵的东西：童真、诚实、爱、美、自由与家园。他“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为的是找到那把回家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他就无法回到那些需要“打开”的一切：抽屉、画片、诗集，等等。这首诗正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一代青年的一段特殊思想历程，展示了他们在新时代面前的困惑和思考。这给当时思想解放的中国诗坛，带来了永久性的启示与诗意的新开拓。“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成了一代人的心灵象征。
　　一个重大的主题，就如此被诗人用一颗童心轻轻派生于一个细小事件——“丢失了钥匙”之中。这首诗的魅力所在正在于此。诗人选择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孩子脖子上的钥匙。这是家与温暖，是正常、有序生活的体现。诗人把这一生活用具意象化、精神化，使它的物质功能延伸、扩展到精神世界，这钥匙便成了打开心灵、精神乃至历史之门的象征。有了它，可通向孩子纯洁的心灵之门；有了它，可步入睛朗、宽阔的历史之门，而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诗人把“钥匙”这一象征意象与“中国”并列，把“丢失钥匙”与“十多年前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相连，使得诗的内涵一下扩展到一个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中，使人自然联想到“文革”十年的历史灾难，诗的深厚的历史内涵于此产生。有了这份象征内涵，我们不难想象，这首诗正是诗人对使人精神蒙昧、心灵野蛮的历史的控诉，是对纯洁心灵、文明精神的寻找，是对人的心灵回归的呼唤。诗人使象征与写实相契合，通过对一把钥匙的寻找，从深层意义上暗示心灵道路的回归，对历史真实的寻找与思索，对健康的精神、彩色的理想、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的向往。
　　诗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看到的不是一篇色彩斑烂的童话，而是一部失却童话的断代史。
　　这首诗的语言与形式都很自由，散文式的外貌下，是极度诗化的文字选择。达到了每一句每一字都不可替代的境地，确实是风格独特的佳作。
　　2007年2月8日诗人梁小斌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我为写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忏悔》，此后该文被网络等媒体大面积引用并引发相当广泛的反响和讨论。有很多文章对梁小斌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举动进行肯定和高度评价。
　　

20世纪的良知符号巴金

　　巴金（1904——2005年）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的见证人，也是中国20世纪社会史的见证人，他见证了中国人苦难的文化命运也见证了中国人苦难的社会命运，这使他同时成了一个醒来者、反思者和批判者。
　　巴金的一生年轻时有过辉煌的作品，中年时世事难料，老年时说出真话。
　　文学成就：早期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以激烈的情感喷发来倾吐对不合理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确立了“巴、老、曹”并称的巨匠地位。
　　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巴金耗费了整整8年的时间，艰难地写作五卷本《随想录》，实际上做的是一件事———反思，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心愿———讲真话。终以5卷42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不但使他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本书1989年获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闻中心合作，于2005年10月18日开始实施了一项题为“你欣赏巴金身上哪些气质”的调查。截至20日16时，共有超过4000名公众投了票。这项调查发现，巴金被阅读最多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家》、《春》、《秋》，公众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语文课本，其次是他的小说。巴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敢讲真话的精神”，受到公众的最高推崇。“我不是战士！我能活到今天，并非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在调查列举的巴金说过的话中，这句话被大家选为“最令人感动的声音”。
　　精神品质：2005年10月18日《信息时报》刊登的《良知符号之巴金：他是20世纪的良知符号》。“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这样称赞巴金。正如鲁迅已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金是作为民族良心和品质的旗帜而被人们所崇敬。
　　《随想录》150篇，似乎都是信手写来的散文，之所以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就在于作者讲的全是真话。巴老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随想录》体现了他早年秉持的写作信条“将心交给读者”，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我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
　　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2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人民日报》10月18日李辉悼念巴金的专文题为《巴金：巨星陨落，光还亮着》。那么，让我们在巴金老人心灵之光的照耀下，继承他坚守良知顽强求真的精神，去开创讲真话的美好未来吧。
　　新华社在他逝世当日播发的特别报道，大标题就叫作《别了，“二十世纪的良心”》，内文称他为“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并发泄“政治上的愤怒”而被捕的。被判8年徒刑，刑满又处3年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索尔仁尼琴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当年12月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一时声名显赫。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1965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开始受到公开批判。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1970年11月27日，“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 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在流亡20年后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叶利钦政府，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从2003年普京电贺索老84岁生日到2007年6月12日登门拜访，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
　　索尔仁尼琴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在他看来，文学的生命正在这里，它既不迎合权力，更不是徒有形式。作家深知，现代人最大的人性缺失就是对谎言俯首听命，面对不义熟视无睹。为此他曾写下一文《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违心话，至少不要参与撒谎。按说，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个共同的底线和常识，但他却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句真话的份量的确太重。从这个角度说，他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后世的人要了解这个世纪，就必须读他的作品。正如索尔仁尼琴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提旧事者失一目，忘旧事者失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