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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教案
【时间:2009/4/12 】 【来源:外研社 】 【作者: 丁帆《新编大学语文》】 【已经浏览4028 次】

一、教学要求

 

1.初步了解作者刘勰和《文心雕龙》;

2.疏通文意,掌握本文的文言字词。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背景;神思。

2.内容提示

《神思》是《文心雕龙》阐发文学创作的总论。本篇着重谈艺术构思,从构思的酝酿谈到构思时的想象,由想象到意象,由意象到语言,由语言到作品的创作技巧等等。是一部体系缜密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词采华美的文学著作。

 

三、作者生平

 

刘勰出身在没落的官僚家庭。由于他的父亲早死,家境贫困,他在定林寺里跟着僧祐生活了十多年,帮僧祐编定佛教经藏。这是他在南朝齐代的经历。序里说他过了三十岁,曾经梦见孔子,于是想到写《文心雕龙》,说明本书是在他三十多岁时写的。本书写定于齐代末年,约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前后,上推三十多年,刘勰约生在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前后。刘勰把书送请沈约鉴定,当在齐末梁初,所以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用他做“奉朝请”,是没有实缺的官,当是沈约推重后的事。他在梁代做东官通事舍人等官,曾上表请改用蔬果来祭天地。按《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517)十月开始用蔬果祭宗宙,那末刘勰上表当在十六年十月以后。后来梁武帝派他去整理经藏,完成后出家,出家后不满一年去世。他的去世当在梁武帝普通元、二年(520-521)前后。这是根据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注》的《序志》篇里的说法。

 

对于刘勰的卒年,有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按照南宋和尚祖琇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里,把刘勰的传附在萧统后面,认为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死在中大通四年(532),较范文澜同志的推算,刘勰该多活十一年。但南宋和尚祖琇并没有掌握新的资料,他引用的还是《南史》。在《南史》里没有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的记载。祖琇也没有说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刘勰是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可能因此把他的传附在萧统传后。因此,这样的推算恐不可信。

 

四、作者作品

 

《文心雕龙》写成于齐代。就其本来意义说,这是一本写作指南,而不是文学概论。书名的意思,“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学。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具有理论性质。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全书50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杂文》、《谐隐》两篇文笔相杂》,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经纬交织。《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五、创作背景

 

刘勰的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代,这三代文风,照刘勰说来,就是“讹滥”(《通变》、《定势》、《序志》),“讹”是追求诡异新巧,颠倒字句,违反正体;“滥”是浮靡。“讹滥”的文风把创作引入歧途,他要从理论上来加以挽救。他在《序志》里指出文章的作用:“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要用文章来著作国家的大典礼和法制,歌颂君臣的功德,记载国家的军政大事。这样讲,主要是说明文章要有内容,讲实用。目的在反对讹滥的文风。这是他所以笃信佛教而在《序志》里推重儒家的原因。他论文而推重儒家,目的在挽救文风的流弊,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也不是要用儒家经书质朴的文辞来写作,他推重的是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骈文。那末他的《原道》、《征圣》、《宗经》,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要求,要求学习经书写出内容充实的文章来。

 

刘勰所处的宋齐梁时代,豪门世族过着淫靡的生活,当时淫文破典的浮靡文风正是世族淫靡生活的反映。宋齐两代的君主都出身素族,他们取得政权后,既要依靠豪门世族的支持,又要依靠儒家的礼制来进行统治。刘勰的反对讹滥,是不同意豪门世族过淫靡的生活,这跟他家境贫寒有关。所以他的反对讹滥的文风,有它的积极面。还有,他精研佛家的经书,编定经藏,那要网罗一切佛家的经律论,区别部类。这使他的论文,也要网罗古今文章,分别部类,加以论述,使他写出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著作,超越了前人。当时,在文学的形式方面,正向情采、声律、丽辞上发展,但声律还没定型;在内容文面,趋向浮靡。刘勰在这两方面都看到了,看来他比钟嵘高明。钟嵘没有看到声律上的发展,他在《诗品》里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对声律论采取否定态度。刘勰看到了这方面的发展,由于当时声律论还没有定型,所以他作了专篇论述,提出了合理建议,对声律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钟嵘的《诗品》写在梁武帝时代,当时的文学正向宫体诗堕落下去。刘勰的《文心雕龙》写在齐代,已经看到了这种堕落的趋势,他在书中反复提出纠正讹滥问题,可是在《诗品》里却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当然钟嵘也有超过刘勰的地方,像他的强调五言诗:“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只是刘勰的地位低,而文学的堕落从统治阶级的上层开始,他不可能扭转这种风气。但他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成为当时文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后来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使格律诗趋向定型,一方面提出风骨来反对六朝的浮靡文风,正证实了刘勰的文学理论。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可安排学生朗读

2.课文分析

 

 ①译文。古人说:“身子远在海外,内心思念朝庭”。这是想象的比喻说法。构思的想象活动,天地无限广阔。所以凝神默想,思路可以远接千载,表情稍动,视线能够遥达万里。吟咏之间,发出珠圆玉润的声音;在凝思之间,眼前就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奇景。这难道不是想象所致吗!因此想象的奇妙作用,在于使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相沟通。想象贯穿构思绐终,思想感情起着支配作用。事物靠耳目视听,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媒体。机关灵敏,事物形象能够描绘淋尽致;思想感情阻滞,想象活动就要停止。因此酿文思,贵在虚静,排除杂念,净化心神。要积累学识,储存写作的珍宝,分析事理,丰富创作的才能。要深入学研究经历的事物,提高洞察能力,顺着思路选择恰当的文辞。然后深解妙理的头脑,按照声律安排文辞,这就是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布局谋篇的根本途径。

 

想象活动刚一开始,千头万绪竞相涌起,既要按一定写作规矩虚构意象,又要对不够具体的形象精细刻画,想到登山,满目都是青山;想到观海,沟中全是大海。不知自己才能究竟多大,仿佛可与风云并驾齐驱。动笔前气势要比文辞大一倍,写成文章只能表达构思的二分之一。这是为什么呢?凭空设想易于奇妙,语言字字落实难于互朽。因此想象转化为意象,语言转化为形象,贴切则天衣无缝,疏漏则离题千里。有时情理就在内心却求之于域外,有时事物的意蕴就在眼前却以为远隔山河。因此培养思想感情,锻炼艺术技巧,无须凭空苦思;掌握写作的关键,就不必枉费精神。各人的天赋才能有别,下笔自有快慢之分,各类文体规模有大有小,彼此功用互不相同。司马相如酹墨久思,笔毛几乎腐烂;扬雄停笔苦想,睡觉常做恶梦;桓谭劳神写作,身体害病;王充动脑为文,气力衰竭;张衡《两京赋》整写十载;左思《三都赋》十二年乃成。虽说这些都是鸿篇巨制,但也可以看出作者文思的迟缓。淮南王刘安一个早晨写成《离骚传》;皋枚受诏立即把赋写成;曹植创作如同口授;王桀为文成竹在胸;阮瑀马鞍上起草文书;弥衡宴席间速成章奏。虽说这些都是短篇,也可以看出作者文思的敏捷。

 

思路敏捷的人,心中把握写作要术,毫不迟疑,当机立断;思路迟缓的人,犹豫不绝,反复思考方能定局。思路敏捷,才能迅速成章;文思迟缓,必久思方可成文。虽有快慢难易之分,博学苦练是共同的成功途径。知道浅薄慢也无功,才学疏陋快也徒劳。学浅才疏而成器的人。还未曾听说过。因此撰文构思时常有两种苦恼;思路闭塞的人,苦于知识贫乏;耽溺辞藻华丽的人,为杂乱无章而伤脑筋。这样多识博见就成了补救文思贫乏的粮食;中心一贯便成了拯救杂乱无章的药方。广见博识,中心一贯,便会有助于构思。

 

作家的情思纷纭复杂,文章的体制变化多端。朴拙的文辞能蕴藏精巧的义理,平常的事物可产生新颖的含义。对于布匹来讲,作为原料的麻虽然并不显得珍贵。但经过织布机加工,麻却变成光彩照人的珍绮。至于文思之表的细微意旨,文字之外的曲折情致,语言就不必说尽,下笔点到为止。文思至精方可阐发事物的奥妙,懂得了变化的微妙,然后才能通晓为文的技巧。就像伊尹说不尽烹调艺术,轮扁讲不清斫轮技艺,实在太微妙了。

 

总之,精神与物象交融,靠感情变化酿成。外物以形貌进入内心,从内心理解感应。推求文辞的音律,运用比兴等手法。在构思时匠心经营,继而创作,定能取得成功。

 

②分析。《神思》是创作论的第一篇,又是创作总论。它从构思以前的准备工作,讲到构思时的想象,由想象构成意象,由意象到语言,由语言到声律,再到作品写成后的修改等等。这篇是以构思为主,所以又是剖析情理的第一篇。

 

这篇讲构思,从文思酝酿中的想象讲起。想象飞腾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想到千年以上,万里以外。这种想象运用到创作构思上,要受志气的统辖。志是心志,是思想,气是体气,含有各人的个性在内。想象要受思想的统辖,才能够使想象在主题的范围内飞腾,不是胡思乱想。想象会受到体气的影响,即受到个性的影响,因而形成作家个人的风格。

 

想象既然要受思想的统辖,那末要把想象运用到构思和创作上去,就得在思想上做些工夫,那工夫就是虚静。虚是不主观,静是不躁动。有了主观成见,就不可能看到外界的真实情况;心情躁动,感情用事,不可能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思虑。那就要妨碍文思,妨碍想象,写不出好作品来。不主观而虚心,不躁动而深思,能够做好构思前的准备工作,即“神与物游”,对外界作了虚心的观察,还要积累学识使知识广博起来,再用理论来衡量,才能丰富自己的文才;要是光有知识而没有理论,不能分清知识的是非,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此外,还要研究自己的经历,把“神与物游”同知识、理论和经历结合起来,对构思有帮助。这样就构思前准备工作说,虚静是可取的,就是积学酌理也需要虚静。再就酝酿文思说,有一种作品,作家在经历中有很深的感触,他在产生这种感触以前,也需要虚静,当他弄清事实真相而产生激情,意有所郁结,感情喷薄而出,发愤抒情,但在弄清事实真相时还离不开虚静。

 

再说,从构思谋篇到写成作品过程中的各个问题,刘勰提出了“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当我们接触到外界事物时,各种念头纷然并起,这时还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作品的内容还没有形成,是空的,是“虚位”“无形”。在作品内容还没有形成而开始酝酿时,就需要“规矩”“刻镂”。这是由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内容的需要。在酝酿内容的过程中,想象必须在内容规定的规矩内飞腾,这样的想象才能构成文思。二是形式的需要,由于内容要靠形式来表现,所以在酝酿内容的同时也在酝酿形式,要对酝酿中的内容加以形式上的“规矩”“刻镂”。由于这两方面的需要,所以在内容还未成形,还是“虚位”“无形”的时候,也就是在内容的酝酿过程中就需要加以“规矩”“刻镂”了。

 

接着,又指出文思和表达问题。当登山观海接触到外界事物时,想象飞腾,各种念头都起来了,这时好像文思泉涌。但到用文辞来表达时,从想象到文思要打一个折扣,从文思到写成文辞又要打一个折扣。有时想象、文思和文辞三者完全一致,这就能使文辞和想象同样飞腾;有时三者相差千里,那么即使有想象,还是构不成文思,写不成作品的。

 

这里有想象和文思的关系,有文思和表达的关系。从想象到文思,重要的问题在于打开思路。要是思路受到阻塞,想象就无法飞腾,文思贫乏,写不出东西来。这时就得从“博见”上用功夫,回到前面说的“神与物游”以及积累学识,研究经历上去。从文思到表达要加强表达能力,善于运用文辞,但陷在辞藻里也不行。总之,要有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才能打开思路,使想象飞腾,医治作品内容的贫乏。还要善于表达,使想象、文思和文辞密切结合起来。在这里,作者又对创作的快慢提出他的看法。下笔快的“心总要术”,下笔慢的“情饶歧路”。有的“心总要术”,掌握了写作的方法,要写什么容易作出判断,容易下笔。有的对问题看不清楚,狐疑不决,在歧路上仿徨,这就是“情饶歧路”,不容易作出判断,不好下笔了。这里指出认识对写作的重要作用。但张衡的写《两京赋》,左思的写《三都赋》,他们要搜集材料,所以花了很长时间,那跟文思的迟速没有关系。

 

最后,修改也很重要。写成的作品,可能在思想内容上有杂乱的毛病,在作品形式上选择不当,都会把巧思新意埋没掉。修改时,要把作品中的巧思新意,作品中有光彩的部分发掘出来,让它得到很好的发展。经过那样的苦心经营,即使新意巧思还是原来的,没有质的变化,也会面目一新。就像麻布同麻就质地说都是麻,但两者又显得是多么的不同啊。

 

3.课文难点讨论

 

结合文中“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一句,谈谈如何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

答:这句话提出了四点(1)积累知识,博览群书;(2)洞悉世理,增长才干;(3)增加阅历,通晓人情;(4)不断训练,下笔有神。可围绕这四点进行阐述。

 

4.相关评论

 

什么叫“神思”呢?刘勰借用了两句成语来说明。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

 

本来“神思”这个词,乍一看去,似乎有点玄之又玄,不易理解。但经他这一简明的解释,并不感到是难于捉摸的抽象概念,而懂得是说人们的思维活动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这种思维活动对于文学创作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而且很巨大。刘勰又把它维妙维肖地刻画了一番: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作家聚精会神进行构思的时候,所驰骋的想象,真是远哉遥遥,漫无边际。即不受时间的限制,可以上想到古代;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可以远想到它方。正因为想得宽,想得远,才不至于为眼前的事物、一时一地的事物所局限,而能高瞻远瞩,远到古今无间,物我交融的地步。因而所酝酿的作品,不仅音调铿锵,如珠似玉一般;而且捕捉自如,高度地集中概括,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好像那变幻莫测的风云也要听其卷舒似的。这种美妙的艺术境界,完全是想象所起的作用。难怪刘勰称为是“思理之致”啊!

 

照以上说法,作家的想象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任其驰骋,是不是无所凭依地胡思乱想呢?不是这样。刘勰是这样说的: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健;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这里一则曰“神与物游”,再则曰“物沿耳目”,明明是说作家的想象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物”。“物”是客观的,“神”是主观的,二者结合起来,就是“神与物游”,亦即物我交融的意思。由于物我交融,因而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物”,不管是有声的,是有色的,只要它一通过感觉器官——“物沿耳目”,就马上起相应的反应。正如苏轼《前赤壁赋》所说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那样。这就是说:必先有清风明月的客观存在,听官才能感到它的声,视官才能感到它的色。那么,作家的想象就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它现实的生活基础。

 

 “物”既然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作家的感受和运用想象的能力又各不相同呢?这就是刘勰接着要提到的“虚静”的问题了。刘勰认为:作家在进行创作之前,应该“陶钧文思”;要“陶钧文思”,就必得“虚静”;要能够“虚静”,就有待于“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就是说,文思是可以培养的。培养文思的辨法,不外乎“虚静”;而“虚静”的关键,又在于心境夷泰,精神爽朗。因为作家的心境夷泰,精神爽朗,则胸无成见,虚心待物;头脑清醒,静以观物。唯其能虚以待物,则能客观地观察事物;唯其能静以观物,则能深刻地认识事物。培养文思如此,进行艺术构思更是如此。这样,才能心思专一,精神集中,不至于“神有遁心”;也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事物,使“物无隐貌”。作家“陶钧文思”,诚如刘勰所说的“贵在虚静”。但一味在“虚静”中讨生活,妙手空空,别无他长,凭什么从事创作?我们无妨这样设想:一个建筑工程师要建造房屋,如果器材不完备,业务不精通,经验不丰富,工作不细致,能够盖出一座坚固而壮观的房屋来吗?作家要进行创作,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刘勰在谈“神思”的同时,还特别提出了创作的四个先决条件: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刘勰并且着重指明它们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足见他并不是在唯心主义地空谈“神思”。

 

谁都知道,作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问,然后才能写出内容充实的作品。假如闻见不广,即使有所创作,内容必然空洞,艺术感染力必然不强。屈原能写出“奇文郁起”的《离骚》,是与他那“博闻疆志”的根柢分不开的。杜甫之所以“下笔如有神”,不是由于他先有“读破万卷画”的基础吗!可见学问之于作家,是太重要了。但学问是无穷无尽的,要扩大知识的领域,要掌握丰富的资料,那就非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可。而且不能一曝十寒,时作时辍;还要持之以恒,点点滴滴地日积月累。也不能操之过急,期其一蹴而就。既称之为“积”,则不是一朝一夕,更不是一件两件,必须长时期地多方面的积累。时间一久,方面一广,知识的领域自然不断扩大,资料的掌握也会日益增多起来。有了这样丰富的宝库,写作时才能取精用弘,左右逢源,不至于言之无物,内容贫乏。刘勰提出“积学以储宝”,说明学问的重要。

 

作家之于学问,的确需要长时期地多方面积累。但要写出优秀作品,只有积累的功夫还不行。书本上的知识,由于所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尽完全相同,前人认为对的,后人未必认为它对;甲地认为对的,乙地未必也认为对。何况它们当中还有高下之分,良莠之别。絶不能兼收并蓄,一视同仁。如果没有斟酌取舍能力,就容易为成见所囿,被资料所累。不但不能丰富其才,反而常会锢蔽其才。写出来的作品,质量是不高的。刘勰所以接着提出“酌理以富才”这个条件,正表明它与“积学以储宝”的相互关系。下文的“理郁者苦贫……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二句,也正好说明了这点。

 

 “积学”和“酌理”所获得的,都属于间接方面的知识。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有直接的知识。间接的知识到底是别人的东西,对创作未必尽都适用,自己也未必都能运用。这就有待于亲身的阅历,通过实践来印证所积的学是否有用?所酌的理是否正确?同时,过去的资料真实与否,前人的理论正确与否,也都是要通过实践才能进行鉴别。经过了这样一番精审考验,然后所积的学和所酌的理才更有价值,才说得上是“研阅”。也只有这样,才会扩大视野,提高认识,达到所谓“穷照”。作家果能作到“研阅以穷照”的话,自然就能深刻地观察现实,真实地反映现实了。太史公的一再壮游,杜工部的屡经忧患,不只对社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远获得了一些书本上下不会见到的知识。可以说是起了“研阅以穷照”作用的。刘勰把这个条件列在第三,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在一二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才提出来的,正说明它也是很重要的。

 

上面三个条件——学、才、识具备了,从创作的角度来要求,问题还未完全解决。被称为“才高辞瞻”的陆机,尚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之患。足见优秀的作品,并不都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而是有着不少甘苦,要经一番经营的。因为从“物”到“意”、从“意”到“交”这个创作过程中,怎样才能很好地把“物”和“意”用“文”表现出来,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意”在创作上很重要;但“文不逮意”,毕意是美中不足,缺乏艺术力量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要用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正确而充实的思想内容,做到“文”能“逮意”,语言的运用技能,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了。刘勰最后提出的“驯致以绎辞”,大概是指这方面说的。错综复杂的语言,要运用得很妥当,写作时的推敲,固然有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平素的探索研讨,备以待用。如某类语言描绘哪些景物最妙,某类事情使用哪些语言最好,某种人物应该用什么语言去刻画,某项题材需要拿什么语言来表现,都在经常注意之中。一到用时,才能得心应手,驱遣自如;也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内容。所谓“驯致”,就是要久于其道,“习而不已”;所谓“绎辞”,就是要像抽丝一样地寻究语言,这就是说,作家对于语言,平时就得留意,既要有足够的素养,又要有深湛的研究。我们可以意想得到,一个作家掌握的语言有限,表达的本领不高,纵然有正确而充实的思想内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陷。可见语言的掌握和运用,在创作的先决条件中,有着它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杨明照:《刘勰论构思》

 

七、练习

 

1.选择题

1)刘勰《文心雕龙》作于哪个朝代?

   A.齐代    B.唐代     C.梁代    D.宋代

答案:A

 

2)下面哪项不是刘勰在《神思》中提到的( 

    A.想象运用到创作构思上,要受志气的统辖。

    B.在内容还未成形,还是“虚位”“无形”的时候,也就是在内容的酝酿过程中就需要加以“规矩”“刻镂”了。

    C.文体有待于继承,“数必酌于新声”,文辞气力有待于变革。

   D.经过了这样一番精审考验,然后所积的学和所酌的理才更有价值,才说得上是“研阅”。

答案:C

 

2.填空题

 

《文心雕龙》共包括50篇,它既是一部理论著作,又是一部文学著作。书名“文心”的意思是“为文之用心”。

 

3.翻译题

1)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答:默默地聚精会神去思考,思想就可以接触到千年以上。

2)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答:悄悄地变化着脸部表情,好像看到了万里之遥的情景。

3)结虑思契,垂帷制胜。

答:在构思时匠心经营,继而创作,定能取得成功。

 

4.简答题

请具体分析作者提出的艺术构思应具备的几项基本特点。

答:(1)艺术想象不自由的,无时间、空间的限制;(2)艺术构思有客观事物作基础,不是凭空无中生有的;(3)艺术构思具有个性差异,不同的作家因各自的才情不同而不同。(主要概括在第一段的内容。)

 

八、研习与思考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这是由《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开其端的,比刘勰稍早的陆机在《文赋》中也说过“意不称物,意不逮意”。请问刘勰是怎样论述言意关系的?

 

答:(1)主张“言不尽意”,如“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周知止”等;(2)主张语言当尽最大限度地接近思想,如“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因此,作家应尽可能地锻练自己的才情,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人物画《文苑图》

 

这件作品以前被认为是唐代韩混作,根据是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韩混文苑图”及“天下一人”等。但据今人考证,此图乃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的后半部。画中精心描绘了李白等四位文人运思觅句的生动情态。最右边的托腮握管,另一手轻捧纸绢,似有所悟却又随即陷入沉思。他的对面,是一童子在俯身研墨。画面中部有一株弯曲的松树,另一构思者双手插入袖管,伏在松干上凝思,那神气好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连眼珠也不转动了似的。左边两个人都坐着,共展一卷文章阅读,其中一位忽然扭头回视,若有所闻;另一位作沉思状。画家驾驭人物性格、再现特定情境的功力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全画着色沉着淡雅,勾线坚凝而多折,是周文矩的“战笔”画法。五个人物姿态各不相同,并在变化错落中达到了和谐统一。(谈到“神思”,人们就会想到这幅画。)

 

十、延伸阅读

 

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被学界目为齐梁文学理论的双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读读《诗品》。钟嵘生活在齐梁时代,与刘勰年岁相当,大约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但是他的《诗品》写作却比刘勰《文心雕龙》要晚,根据他自己提出的“不录存者”的原则,可以考定《诗品》成书当在公元514516年之间。钟嵘出身寒门,“位末名卑”,只做过王府记室一类小官。虽然他自己颇想在政治上有作所为,然而在门阀制度的严格控制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钟嵘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上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在文学上敢于对当时不良风气作比较尖锐的批评,是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了122位诗人,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在三品的序言中,则以五言诗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他所采用的这种分品评论的方法是受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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