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课程都要姓“大”，要让学生从中找到上“大学”的感觉。《大学语文》教材容量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其难度适当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这对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大阅读量，加强知识的系统性，都是必要的。

　　二、切不可倡导在文化上“与世界接轨”。中华民族与西方的区别主要在文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决不可妄自菲薄，更不能使中华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民族文化的衰亡是比亡党亡国更可怕的。

　　三、不要被所谓“传统文化热”搞糊涂了，那其实是没有多少文化品位的“文化明星热”，我们已进入既无文化大师，也杜绝文化大师产生的时代，一个“文化人没文化”的时代，“传统文化”仅仅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重视，远未达到“热”的程度，“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式的庸俗文化（可称之为“鼠米文化”）还占上风。

　　四、听懂、能讲普通话是必要的，但切不可废黜方言，方言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语言的简单化、单一化将贻害无穷。

　　五、“汉语拼音”应改名“汉语注音”，“拼音字母”应改名“注音字母”，应重新把方言考虑在内、把古音考虑在内，创建新的现代汉语注音系统。要能为古音、方言注音。“五四”以来倡导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已被实践证明是极端荒谬、是挖中华民族祖坟的错误主张。

    六、《大学语文》教材不可一家独大、搞垄断，也不可花草齐放，乱编一气，全国据说有１４００多种《大学语文》教材，这是不正常的，是一种“集体自杀”行为。应尽快从数量众多、低水平无序竞争的“春秋时期”过渡到几种强者竞争的“战国时期”。

　　七、教师要做敬业爱岗的表率，每节课都不可“对付”过去，几十双眼睛面前，“敬业”与否是朗若白昼的。用不着领导检查，学生天天检查我。教师的形象、威信是靠一节节课树立起来的。

　　八、教师是用自己的学识去教学，也是用自己的道德修养去教学。一个优秀的教师，必定有过人的人格魅力。

　　九、优秀的教师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事事有主见，常常有创见。他培养的学生才会有更多的创新思维，才会创造性地工作。

　　十、老师一定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课上引证过时的材料、记错某些数字、背诗词时出现个别错字、读错某字……这样的事偶然出现并不奇怪，但一经发现应及时认错，免得误人子弟。我每学期初都公布一道考试附加题，让学生挑我编的教材与讲课中的错误。让学生不迷信老师，不迷信书本和权威，便会多一点创造力。也许日后当他们占据要职后，我们国家便会少一些刚愎自用的专制独裁者。

　　十一、对高职高专学生人格的尊重尤其重要。在一个班上，对成绩差的学生人格尊重尤其重要。

　　十二、“大学语文”的教学应把简明文学史知识的建构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可使学生“梳理”已学知识，激活旧知识，融汇新知识，以较少的时间，得到较大的提高，这都是与中小学有很大不同的。

    十三、“大学语文”对多数大学生是一生语文课堂学习的终结，要让学生学会自学，培养其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和养成好的学习方法比语文知识的灌输更重要。

    十四、高职高专生与本科生智商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但学习的认真程度、学习的刻苦差别则比较大，老师的备课不仅要熟悉教材、课件，不仅要查资料，更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去考虑提高知识的趣味性，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还要有意去补中学的欠缺，去纠正不好的学风。

    十五、高职高专学生学习自觉性与本科生（特别是重点大学学生）之间有一定差距，因而适当多布置作业、多让其背诵课文是必要的，对布置预习的课文一定要检查督促。

    十六、对高职高专学生知识水平也不可一概低估，有一些懂事较晚，初中、小学欠账较多，但学习潜力很大；也有一些只是不善于应试或高考未考出应有水平，对这部分学生完全可按本科生要求，上课、布置作业都应考虑到他们的存在，讲课不可只求其浅，也得因材施教。

    十七、如今中学语文的难度已比较大，虽然高职高专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中学语文并未学好，但如同初等数学学得不太好，进了大学还是得学高等数学一样，教材不可太浅，教法应与中学适当拉开差距，绝不能让学生有读完高中读初中的感觉。

    十八、“文革”前多年的忍饥挨饿，“文革”中两度被打成“反革命”与十个多月近乎牢狱的磨折，因地雷试验被炸、死而复生的经历，年轻时多年坐“冷板凳”……这一切 使我对物质生活要求标准特别低，对思想自由特别看重，对组织和同志的信任特别感激，对每一个可以干成点事业的机遇也格外珍惜。

    十九、老师的听课能力远远高于自己的讲课能力，有条件时应多用教学实况录音、录像方法，录后自己反复看，自我督促，扬长避短，可使教学水平迅速提高。

    二十、作为一名老教师，我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采取四种办法：一是“带”：难度较大，中青年人目前去做还会感到很困难的事，由我带着他们干，如：编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教材，创建国家精品课程，冲国家教学成果奖，创国家教学创新团队，大型学术丛书的编撰……,在这些方面我是主持人，让他们跟着我干；二是“推”：中青年已能干，甚至已可干得比我好的工作，主动让贤，把他们推上去，2000年（当时我53岁）起我陆续辞去党内外的各种职务，让年轻人接替，中青年教师能上好的课都让出来给他们上，我只上青年教师目前还上不太好的课、创国家精品课程的课，并开好系列精品讲座，还推举他们当一些教材的主编副主编……；三是“跟”：年轻同志有好主张，让他们领着大家干，我主动参加，跟着干，既表示支持，也为他们保驾、壮胆；四是“护”：中青年教学、科研、生活中的困难，主动帮他们，“唱老脸”去找领导帮他们去解决问题；出了点问题，“护”着他们，让他们有安全感。

    二十一、我以“吃饭哲学”为名，形成一个判别人品高下的经验公式：宁愿自己喝稀饭甚至没饭吃却希望别人能吃上干饭的人是伟大的人；自己吃干饭也希望别人有干饭吃的人是高尚的人；自己吃干饭却只让别人喝稀饭的人是道德平庸的人；自己吃干饭却不让别人有稀饭吃的人是卑劣的人。我常向学生灌输这一做人的哲学。大学生不太可能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一定要成为不危害社会、不危害他人的人。“大学语文”的教学应把培养学生具有较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也与中小学有所不同的。

　　二十二、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便没有价值，为别人活着，这“别人”涵盖的面越大，你人生的价值也越大。

　　二十三、印在名片上的，都是我们得到的；印在学生心里的美好记忆，才是我们贡献的。

　　二十四、我面对是律化的平仄（格律诗词），我谱写的是诗化的人生。

　　二十五、我半生坎坷，但是常常以苏轼为楷模，以他处世的旷达大度要求自己：在最苦的黄连（中药）中我也要能咀嚼出甜味来，命运永远也压不倒我，也正如鲁迅所说：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二十六、顺境中多工作，逆境中多学习，便可不虚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