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3日下午1时。我准时来到徐中玉先生在华东师大二村的寓所。先生没有午睡的习惯，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读书工作节奏，今年八十岁了，依然精神健旺，还在许多团体中担任负责工作。先生是上海作协主席，国家教委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1978年复出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工作时，力主倡导开明学风，大力奖掖后进，一时人才辈出，为华师大中文系日后的繁盛奠定了基石。像平日一样，叩门以后，先生亲自开门微笑地将客人迎进屋去。
毛:《小说界》的朋友委托我采访先生，搞个访谈录。我不是记者，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不知能不能写好。
徐:反正我的情况你也熟悉。你写就是，也用不着给我看，我们还是随便谈。
毛:前几年我曾在《收获》上看到先生写的一篇散文。是回忆青岛“山大”门口摆水果摊的老人。很受感动。我想先生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一定有许多感慨罢!
徐:我的一生其实是很单纯的。没有动人的故事和传奇的经历。我想，大多数人的一生也都是用平凡的小事和一天天的生活连起来的。我家在江阴，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的清贫生活。两个姐姐读完初级小学，就去袜厂摇洋袜。我后来考进省立无锡高中的师范科。读师范免学费还可供饭。我毕业后按规定去小学教了两年书，凭这个经历才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随校内迁，转到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又在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从此辗转教书。一生未出校门，以教学研究为业。所有社会工作，全是无酬兼职。
毛:先生的文学道路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徐:我不喜欢读理工科，读书时数理化成绩一直平平。高中读书时已爱好写作，在江阴县报上发表。最早写的是小说，都是关于教书生活的题材。进大学后，开始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益世报》等许多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也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一类小品文杂志写文章。因性格关系，我的小品文字并不闲适。
选择文学，没有谁勉强我，也没有特地请教过别人，完全是凭自己的爱好走上这条路的。如果从进入大学算起，至今正六十年了。还要在这一条路走下去。当时没有想到一辈子生活在学校大门里，可也从没想到先去干别的什么事，至于曹丕所说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后来知道的。他说干别的“荣乐止乎其身”，干这行可能“声名自传于后”。干久了，就知道极难有成就。而且传名于后世的人生前大都穷愁，很少得以善终。就看成一种应有的职业算了。回想数十年前就把它看成一种职业，认认真真去做，不比别的高，也不比别的低，较合实际。兴邦也好丧邦也好，正负两方面，文学都只能起一点、也仅仅一点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负一部分责任，要求过多，责之过苛，都不是能够胜任和公平的。一窝风地搞，或怕得都不敢搞，其实都没有必要。
毛:那么，先生为什么在文学中最后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今文论而不是创作呢?记得当年《读书》杂志曾经发表过您关于老舍先生讲授《小说作法》的文章。
徐:1936年，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叶石荪教授，乘暑假之便来山大讲学。他是朱光潜先生的好朋友，在美国、法国专攻心理学，还写得非常优美的旧体诗词。当时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极受欢迎。叶先生到来，学校就提出请他也开这门课。事实证明，我们能听他的课，真是很大的幸运，一生受用。就如这以前听老舍先生讲《小说作法》一样，这两个课程，内容、观点、讲法几乎是全新的。
大学时代开始爱好文学写作是受老舍先生的指点和鼓励，从习作小说转向文学研究而且重在古代文论，则是因为叶先生给我的指点鼓励。叶先生的讲授给了我四点启发:首先是有适合自己兴趣，有意义而且力所能及的研究目标;第二，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给我看了他的大量卡片和笔记，并且告诉我怎样做，怎样用;第三，对不同学派要培养提高分析辨别能力;第四，不能为研究而研究。
回想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行迹，我总会想起两位先生对我的厚爱。他们逝世前的近二十年间，我们不仅未曾谋面，甚至连信都没有通过。原因很多。如此的淡漠难道可以用“不得已”来宽恕自己?无疑也是由于自己的软弱和胆怯。这两位老师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叶先生先到四川大学任教务长，1957年被“扩大化”进去，贬到重庆西南师院资料室，郁郁一生。十年生死两茫茫，遑论几个十年。
毛:先生你自己也吃了不少苦。你是以怎样一种心境度过人生危难长夜的呢?
徐:读大学的时候，正值国难临头。同学好友生活道路不同，但互相勉励:总该做个正直的坦率的、对国家社会多少有点奉献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灰心丧气。这是我的价值观的基础。抗战胜利后，我支持青岛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朱家弊（朱家骅？）密令将我解聘。上海解放前夕，我与姚雪垠合办《报告》，写了《彻底破产的教育》，几遭不测。解放初，为一派清明的开国气象感动，完全信任、紧跟，批过俞平伯、胡适和胡风。整风时，应领导和报刊热情“邀约”写了几篇文章，与许杰、施蛰存先生一起被划为“右派”，罪状是“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至1961年才得以回系。
在困难日子里我常想到青岛一起参加救亡工作的朋友，他们的意志、精神、人格，增多了我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二十余年监督改造，除草扫地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手录四五万张卡片，计一千多万字。手段原始，办法也笨，只是读着写着想着，竟未把这当作苦事。“抄家”多次，卡片因为是“废物”而没有抄去。我私心窃喜，得了“无用之用”。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骂也骂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挨过就算，诚然儒弱无能，但确确实实是太挚爱脚下这块土地了。
国家民族几经危难，居安必须思危，忧患才能兴邦。怎能居危还可粉饰?几十年弹指一挥如梦中，真是一梦也罢，却全是真事。生在这个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叉。个人苦难构成了国家民族苦难，但个人苦难与国家民族苦难相比毕竟是渺小的。
毛:先生一生从事文学教学，这些年又不遗余力参与文学组织工作，此中甘苦一定不少罢?
徐:文学团体的活跃是近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献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参与文学活动，不应该说成牺牲，文学团体为同行的接触交友，交流提供了机会。大型学术会议也为发动大家写作论文提供了契机，繁荣了文学批评。大学语文教学工作，是匡亚明同志和我一起搞的，解放以后大学基础语文不知为何被取消了。其实欧美各国大学都有本国的文学课，也是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手段。国家教委委托我重编大学语文课本，并且作为必考课，势头是好的。问题是现在各校师资力量不平衡，有的太弱。
毛:根据我学习先生文章的心得，先生的文学观念是不是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文学须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徐:可以这样认为。不用之用，也还是要有用。叶石荪先生就非常重视人生、重视国家社会的需要。他对当时日本侵略华北忧心如焚的心情，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懂得研究工作者不能只是生活在书房里一味啃书本。一个人的观念是和时代维系在一起的。读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五月。五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1919年的“五·四”，1928年的“五·三济南惨案”，还有“五·九”“五·卅”。家乡华士镇不大，周游却也要一二小时。日后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怀着忧患意识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这是同这种国耻教育分不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说个人有多少了不起的力量，而是说每个人于国家民族兴亡，都要负起自己应该并可能承担的责任。文学既是人学，更是人心民心之学。应该关心广大民众最关心的事。也就是巴金老人倡导的讲真话。但现在这样的作品太少。这里既有客观条件不够，主观修养还不很成熟等原因。
毛:也有主观上缺少自觉意识的缘故。
徐:是这样。作家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够讲能够表现的民间疾苦工作失误，还未能充分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反映出来。
毛:从你的观念看文学，你怎样评价近几年文学创作，特别是上海作家的作品?
徐:我觉得今天总体的文学水准要比“五·四”甚至三十年代要高。最近我喜欢张炜、朱苏进的小说，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表现力。上海的作家在一片下海声中，坚持创作，特别是女作家，创作热情很高，没有把文坛变成商场。但是上海作家中现在颇多是上山下乡一茬，他们对正在变革的生活，特别是这种转型时期大众的内心和生活，可能存在差距，似乎不是太熟悉，作品当中反映得不充分。很有才华的作家如把大部分精力放到写小文章上，毕竟可惜。青年作家很努力，需要形成气候，产生群体效应。现在社会生活在发展，有许多新的生活现象待我们认识，深刻挖掘，作家要扩大生活的圈子，打实生活的基础，才能增强作品的力度和深度。现在上海作家中精益求精的耐读的作品少了些。希望坚持努力，耐得一时寂寞，充分发挥潜力，是大有可为的。
再过六年便是二十一世纪了。回顾八十年，忧患深深，去日匆匆。但求国家民族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不断进步。文学即使目前繁荣不了，未来总能做到，我们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再也折腾不起了。
两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先生依然精神攫烁，我起身告辞。先生依然像平日一样，将我送到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