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手机、网络等“新媒介”①，造就了新的语言交往活动。短信互传、网络聊天、博客写作、BBS发帖……这些活动使汉语的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②。这种变化，促成并加深了日常口语与文学语言③的分裂，同时也影响日常口语自身的分化，造成了口语词在书面语中的“滥用”的状况。但是，这种依托新媒介的汉语，却具有相当的召唤力，成为很多人对现有的秩序和规范进行想象性“破坏”的一种符号形式。因此，伴随新媒介出现的“新语文”现象，暗中汇聚一种冲击和颠覆的“快感”，形成所谓“语言的解放”。这个“解放”，对建基于“文学语言”基础上的大学语文教学来说，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

    1.媒介变迁中的汉语  媒介的变化关联着汉语交往的变化，并内在规定着汉语交往的形态。毛笔在宣纸上书写，这种活动使得“腹稿”阶段显得异常重要。“腹稿”打好了，文章才能“一气呵成’气，对“写”的过程和对“字”本身体验的过程才有可能协调起来。古人所讲究的文章的“气”，恐怕也要得益于毛笔对字的好坏讲究所形成的对书写体验的连贯性追求。钢笔带来了速度，其直接的后果是多卷本、大部头文学作品得以批量“生产”出来。最为重要的是，钢笔的涂改比毛笔更加便捷有利，其笔墨也不容易毁掉纸张，甚至毁掉整篇文章。这使得“思想”解放了出来，可以以一种更加“犹豫”和“多变”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

    显然，对于汉语而言，纸上写作的瞬间就是一种文化传统与写作者同时“在场”的关键时刻。通过纸上书写而具备了无限意味的各种汉字形体变化，无疑强化着文化传统对书写者的内在规定性。手机、电脑的键盘写作，使得文学写作脱离了对于纸张的依赖，从而改变了“写”这个特殊文化活动的含意。传统的写作会因为对汉字形体把握的多样性而呈现为千差万别的写作样态，无纸写作则主要行文于方方正正的印刷体上。它拒绝汉字形体的复杂审美意味，排斥人们“写”中的流连。汉语是表意系统，具有极其灵活的构词能力和复杂多变的组合义项。但是，电脑或手机芯片中的词库则建立在语言的规范用词的基础上。人们在敲击键盘时，最常用的词被设定为“成词”，只需简单地敲击几下，一个复杂的惯用词就瞬间闪现。因此，无纸写作时代，“无可奈何”一词相对“莫可奈何”就具有被反复选择使用的优势。无纸写作不得不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字词库相互维系:过去我们对字词的选择只和个人词汇积累与个人对语言的不同把握有关，而现在，任何个人的语言使用，首先要认同一个“公共词汇库存”，任何个性意义上的话语变化都首先要在这个库存里面找寻资源。

    在这里，“正式的语言”在键盘那里遭到宿命般的排斥。一则《qq上用智能abc聊天的结果》帖子中，我们可以读到:

    1.“你最喜欢呆的地方是哪?”“王八(网吧)”。
    2. 深情的一男生对女生:“人生得一只鸡(知己)，死而无憾了!”
    3.“你看VCD用什么软件?”“超级结巴(超级解霸)。”

    错误敲出的语言竟然结合成别具风格的语句。无论是微软拼音还是五笔输人，在使用键盘的过程中，真的是一半人在敲打，一半电脑在组合。语言的整伤和节奏被无意中打破了。谐音别字造成了滑稽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汉语的误用已经成为电脑书写永远不可避免的结果。

    2.两种汉语形象与语言一文体感染  “新语文”带来了“快感”。有意误用、恶意错接、重复戏仿等等语言的使用形态，构成了新语文的典型形态。网上有一个著名的帖子:《关于徐志摩是土匪的研究报告》，“巧妙”地戏谑了徐志摩的名作《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注:高手!不想别人发现他走掉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注:来的时候蹑手蹑脚，难不说是稚贼?)/我轻轻的招手(注:还有望风的同伙一并招手呼啦子上)/作别西天的云彩(注:专门夜里干事的，天不黑尽他不出来)/那河畔的金柳(注:注意乐，大体地点是河边柳树旁)/是夕阳中的新娘(注:有人办喜事，莫不是采花贼?)……/悄悄的我走了(注:高手!知道取舍!)/正如我悄悄的来(注:全身而退)/我挥一挥衣袖(注:给兄弟们打个暗号—风紧扯呼)/不带走一片云彩(注:好习惯!不留蛛丝马迹)……

    一首传诵了几十年的优美诗歌，经过这样的“阐释”，竟然哭笑不得地成了一篇强盗偷窃的故事。如果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不妨把这一段话看成是两种语言在对话、争执。如果把徐志摩的诗歌看作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语言的话，那么，括号里面的分析，则代表了现代文化大众的“俗谑语言”。徐志摩的语言要求一种正襟危坐的阅读方式，而“俗谑语言”则极尽调笑之能事，对于已有的大型正统话语不断地发出嘲谑，使之成为世俗视野中的文化景观。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④一种语言也就标志着一种社会生活，同时也就成为一种社会生活。从这个角来看，“新语文”天生就具有“抵抗”经典文学语言的特性。这使得大语教学面临一种“语言认同”的危机。在一次网络原创文章的“点精”活动中，有的同学对老师推选出的精品文章不以为然。他讥讽这样的文章太“正”了:“如果不是看着我这14寸的小屏幕，真怀疑我为什么会看人民日报?——‘正!’，‘太正了!”’⑤在这里，经典文学语言被看作是一种不能勾连学生个性自我的语言，是一种“官方”的、“说教”的语言。对于传统观念的疏离和警惕，竟然造就了对于经典文学语言的怀疑和厌烦。

    在笔者看来，这种语言认同危机乃是两种不同的“汉语形象”之间的危机。所谓“汉语形象”，指的是在汉语交往过程中，由于特定语言的使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汉语的不同“文化形象”。“之乎者也”代表着文人形象，而“时刻准备着”则是一种红色语言。就大学语文的标准语而言，它总是历史性地关联着“审美启蒙”和“道德训诫”，从而构成了汉语形象的“国家象征”;而依托网络、手机滋生的“新语文”，则又天生具有解构、戏谑主流媒介中的魅力化场景的“潜质”，从而成为汉语形象的“个性象征”。在这里，两者的对立，隐含着人们对于过度美仑美奂的虚假美学的警惕。

    因此，如何在实际教学中修整或者重建大学语文的汉语形象，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具体而言，就是调整大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策略，从启蒙教育向“语言一文体”感染力教育转型。所谓“语言一文体”感染力教育，指的是以“好文章”的语言修辞讲解为基础，立足于文章本身的感染力，唤起学生对经典文学语言的认同。在这里，“语言一文体”的感染力教育，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立足语言和文体，从形式把握人手，深人进行历史分析，“恢复”文学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如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文，将真实表述与虚假内容揉合在一起，造就反讽与赞叹、戏谑与缅怀相互维系的阅读体验。这种文体也就成为一种“伪散文体”，呈现现代知识分子在特殊政治环境中的尴尬和怀疑的精神。这种语言文体的分析，不同于过去简单的“思想内容”分析，不会把王小波单纯看作是“战士”、“批判者”等等。这样，经典文学语言与一种私人的文化经验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种“个性象征”。

    其次，把语言问题看作是历史境遇中的一种形式，从而躲开“训诫式的启蒙”，走向“感染性启蒙”。所谓感染性启蒙，是通过语言的沟通感染作用，激发学生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想象，充分理解一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复杂历史境遇。就《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而言，这种把虚假内容以真实叙述的姿态进行表达的方式，是一种强烈的反思性文体。“动摇”历史的集体记忆，“含混”时代的主流表述，是刚刚走出极左时期的人们必然选取的抒情策略。冷幽默的语言魅力背后，充斥一种挣脱既定意识形态表述的历史愿望。按照这样的文体，领略上个世纪80年以来的思想文化变迁，会变得格外有趣味。

    总而言之，回到语言一文体的感染力教育中来，不是只顾及形式美的审美教育，也不是一味启蒙训诫的思想教育，而是一种语言认同教育。这种教育思路，正是在新语文危机中大学语文教学必然采取的策略。

    ① 所谓“新媒介”，指的是通过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补偿性)，强化了个人感觉的延伸功能(身体性)，从而生成了自身的文化特性(日常性)。总而言之，也就是一种日益与我们的私人体验紧密关联的媒介。不妨说，就中国目前的媒介文化而言，新媒介就是“私媒介”。详见: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萃》，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年版;周志强《恶搞:新旧媒体冲突的结果?》，《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11月14日。
    ② 当然，这种变化也存在于其他语言之中，如日语、英语。迈克尔·海姆就曾经说，“我们的语言正在经历着字处理的过程。如果语言有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我们的语言则是癫狂了。”详见: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金吾伦、刘钢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即Literary Language，又可以译为“标准语”，指的是加工过的、规范化了的书面语。它通常与口语或土语相对，是一定社会和教学情境中的标准语言形态。
    ④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
    ⑤ 《南开大学大学语文4A教学平台》。

    回目录： 大学语文研究论文15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