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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研究性学习的先行者——雷海宗
【时间:2008/11/30 】 【来源:《基础教育》月刊 2005年第1期 】 【作者: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四中历史组 王峰】 【已经浏览3798 次】

  和雷海宗早就实行过的研究性学习一比,我们现在某些地方某些教师搞的形式热热闹闹内容空空如也的研究性学习不就显得太小儿科了吗?

  雷海宗(1902一1962年),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献身于教育事业的雷海宗,一直在高等学校教书。清华、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的讲坛上都曾经回荡着他亮赛洪钟,如雷贯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韵味十足的声音。

  雷海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上课时不带片纸只字,只拿几支粉笔,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深人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娓娓动听,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当时许多同学都认为听他讲遥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人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
  
  对于雷海宗出神人化的教学艺术,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是这样加以评价的: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这个结论是否恰如其分,必须进行大量的比较和充分的论证,笔者才疏学浅,不拟置评。我只想说,如果在高手如云的解放前旧大学,雷海宗都是罕见的人物,那在解放后的新大学,自然更是无出其右的了。雷海宗式的人物在大学里都犹如凤毛麟角,那在中学里更是稀世之宝了。雷海宗上课时不带片纸只字,只拿几支粉笔,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看看当下我们的课堂许多教授(师)恨不得把参考材料都搬到讲堂上去。雷海宗的课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而我们的许多教授(师)只是照本宣科味同嚼蜡,学生不是频频看表,就是在老师的“催眠”下进人梦乡。雷海宗每节课都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而我们的许多教授(师)则常常东拉西扯拖泥带水讲到哪算哪,随意性武强。以此而论,雷海宗确乎不愧为杏坛园丁之楷模。

  雷海宗如界只会大讲而特讲,许多老师肯定不服气。时下最风行的是研究性学习,而不是满堂灌填鸭式。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英国,某历史教师给学生上一堂“城堡”课,整整用了两个月。教师在讲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有关问题后,就将一份材料发给学生,并要求学生在两个月内完成一篇关于城堡的图文并茂的论文。这篇论文怎么做,由学生自己决定。下发的材料,只是一份供学生参考的长长的书单,至于书单上的书则哪里借、怎么借到,教师一概不管。在这儿,开放式教学体现得很充分,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能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如观察事物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论文写作能力以及严谨的工作方式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部主任所罗门·列夫谢茨教授说:“学生自己可以决定不上课,我不会骂他们,分数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用来满足那些‘讨厌的教务长’的把戏。所谓成绩,只是用来讨好那些墨守成规的‘俗人’。”教授们都有点夸大地说,正因为他没有在课堂上完整地做完一个正确的证明,他的学生不得不把他的漏洞补上,从而练就了本事。如果教授在课堂上讲的都已经十分正确,十分完备,而学生能够把教授所讲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那不叫本事。雷海宗讲固然能讲,但他尝试过研究性学习吗?他知道什么叫研究性学习吗?如果他与研究性学习无缘,即便他再能讲,也是昨日黄花,老古董一个,对今天的教学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谁说雷海宗与研究性学习无缘?他不但知道研究性学习,而且尝试过研究性学习,可以说他是我国历史学界研究性学习的先行者。

  1928年,清华学堂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29年春,蒋廷敝离开南开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敝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力求使清华历史系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雷海宗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雷海宗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不接触史料,研究性学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流于空洞和粗疏,和无米下锅的巧妇何异?雷海宗编发大量史料,则为研究性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疑是研究性学习的第一步。
  
  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用19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即“西明纳尔”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人研讨。雷海宗除指定几本必读的参考书外,讲三个问题:历史的科学,即史学的分析工作,这是最基础的,讲的也最多;历史的哲学,即史学的综合工作;历史的艺术,即史学的叙述工作。上学期讲第一个问题,下学期讲后两个问题。每学期讲课后,剩余时间学生在课堂上分别作25分钟的报告,实际上多超过时限,也不制止,得以畅所欲言。事前,雷海宗拟出25题,各选报3题,也可自拟题,经平衡核准,各自准备。凡自拟题者用其自拟题。下学期,雷海宗列出英文书25种,各选3书,指定1书,读后仍在课堂报告。各书都涉及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英雄史观、地理史观、经济史观,有天演论、多元论,有论著,有小说。上学期报告重在锻炼分析能力,钩稽史料,比较同异,提出自己结论。下学期在课堂上报告个人读书体会,交流丰富多彩的诸家异说,互相启发。使同学虽只读一书,而收博览众说之益,得以分别异同,审度得失,促成独立思考之习惯。这不是货真价实的研究性学习又是什么呢?和雷海宗早就实行过的研究性学习一比,我们现在某些地方某些教师搞的形式热热闹闹内容空空如也的研究性学习不就显得太小儿科了吗?
  
  雷海宗搞的研究性学习之所以扎扎实实有声有色,我想这和他能讲善讲是分不开的。雷海宗用他的学识和才华吸引并征服了学生,学生乐意接受他的点拨,先生指到哪,他们打到哪,一呼百应,这不就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如果学生碰上的是一个要口才没口才要学识没学识以照本宣科为能事的先生,休说其不进行研究性学习,就是勉强进行了,学生又有多少积极性可言?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嘛!像雷先生这样的课,休说一讲就是45分钟,就算他老先生连续讲上几个钟头,学生也会听得津津有味并从中获益匪浅,这本身不就是研究性学习形式之一种?
  
  因此我的结论是:雷海宗不愧为我国研究性学习的先行者,他的一些做法至今仍具有莫大的现实意义,不乏挖掘借鉴之价值。
  
  (参考材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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