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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已青:西南联大教授之雷海宗
【时间:2008/11/30 】 【来源:柳已青博客 】 【作者: 柳已青】 【已经浏览3470 次】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清华学校留美生,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1932-1952年,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等职。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病逝于天津。代表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合著)。
  雷海宗(伯伦)教授是西南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理学院学生庆幸自己被分在他的班上,而别的学生企图混入这个班。雷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连门窗外都挤满了旁听者和随意听讲的人。还好,他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雷海宗先生有超人的记忆力,讲授“西洋中世纪史”和“中国通史”。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随时都能板书。学生记下每一句话,因为雷的小测验要求掌握准确的史实。对他而言,史实细节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他就是一位建筑大师。有个学生记得,雷海宗讲述的纲要像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似的,细节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谈到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他简直是在表演。
  有一个小故事,可见雷海宗讲课的细节和神采。据汪曾祺的回忆,雷海宗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每回上课,他习惯性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联大学者讲课,并不只是雷海宗这样滚瓜烂熟。梅祖彦忆及蔡维藩先生讲《西洋通史》,“讲课有如说书,倒背如流”。
  雷海宗作为历史学家有异于常人的见解。他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
  他最反对女人干政。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太后当政,朝政必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从无例外。他把国际关系分为“春秋式”与“战国式”,春秋式讲道义重礼节,“揖让而升,降而饮”。以宋襄公作代表,不鼓不成列。不讲道义专讲袭人不备,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则完全属于战国式。
  雷海宗某些见解有点怪异。他曾对一位即将出国的青年历史学家说,要保留中国人的身份,就得和中国人结婚,继续用母语写作,通过阅读冯友兰的著作保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著作不无瑕疵。
  1943年,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历史学家是理性的,冷静地剖析他的研究对象。雷海宗面对时局,也有罕见的例外。1946年,雷海宗坦率直言,坚决认为苏联出兵满洲是沙皇帝国主义的继续。当他辩论时,泪水从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尽管并不一定赞成他的观点。
  在《上学记》里,何兆武回忆道,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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