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是家族“古老记忆”烙下的印痕,是她作为精神漂泊者的语言。她用服饰的盛宴、色彩的狂欢建构起奇异的人生与艺术世界,体现着她对传统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扬弃。理解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成为走进张爱玲内心世界和艺术世界的一个切入点。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情结;服饰意象
服饰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民族而言,它是凝结本民族独特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体现深层心理意识结构和生命哲学的徽标;对个体人而言,它不仅防寒保暖遮羞,还是烘云托月般的人体修饰符号,更深刻地体现着鲜明的、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尤其对女性而言,服饰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审美蕴涵。毫不夸张地说,服饰建构了女性感性世界最为生动的底色。她们通过色彩、线条的象征意义与衣料饰品的和谐调配,赋予服饰全新的内涵,呈现出女性关照生命、张扬个性的独特视角和手段。王安忆在其小说《香港的情与爱》中曾说过:“老魏这才发现女人既不是灵的动物,也不是肉的动物,她们统统是物的动物,这物集中表现为服饰。服饰是她们的目的,也是她们的手段;是她们的信仰,也是她们的现世;是她们的精神,也是她们的物质。服饰包括了她们人生所有的虚实内容。这是比她们本身更能证明和实现她们价值的。”可见,对于生活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女人而言,服饰是她们细腻天性的表现。对于服饰天生的眷恋、审视贯穿她们的整个生命历程,形成其独特的、迥异于男性的生命哲学。
张爱玲对服饰的一往情深、近乎痴迷的执着与狂热使她本人与其作品成为现代文坛上的“异质”。她,她的服饰,或含蓄内敛,或张扬放恣,或平淡雅致,或高贵富丽,和谐、完美地演绎了她传奇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一生。正像她说的“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以近乎病态的方式,用服饰的盛宴、色彩的狂欢放恣着自我的才情,张扬着鲜明的遗世独立的个性,建构起她奇异的艺术世界,将生命与世界,时间与空间浓缩于件件可触可感的服饰之中。对于张爱玲,服饰不是空洞的能指,而是有灵性、有意味的所指;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的生命体验,即一种无可逃逸的“服饰情结”。那么,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是怎样形成的?其内涵是什么?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真实地贴近张爱玲,更深入地解读其文本世界。
一
张爱玲的服饰情结的形成是历史的、历时的,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悟和表现。
首先,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是其家族“古老记忆”烙下的印痕。
有人说,对服饰的细致描写是某些出身贵族家庭的作家们的一种写作偏好,这是颇具普遍性的。张爱玲出身贵族豪门,尽管她只搭上了那个时代的末班车,家族的辉煌如云烟过眼,一去不返,尽管她处于散场的时间悲剧中,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谢尽繁华的家族总会余下些昔日的旧影。有关家族的记忆作为一种人生底色,尤其是衣、食文化以具体可感的物质形式给早慧、聪颖、敏感的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主仆男女的衣饰也是土洋兼新旧杂陈,时髦的女眷换上这年最时髦的旗袍,更大胆的蠲免了衣领,挖成了鸡心形,披一条白色的丝巾,女仆们的衣襟下摆长长短短圆的尖的六角形的都有。”这种家庭记忆的碎片被打捞过滤后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积淀,正如张爱玲所讲“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可以说,家族的“古老记忆”,尤其是这种大家族里缤纷多姿的服饰文化成了张爱玲精神的家园。这种心理积淀无疑会影响张爱玲感悟人生、透视人性、把握世界的方式,使她所关照的世界里浮出一些虚实相间的寄住于件件服饰中的灵魂。
同时,家族的传统又以具体物象的形式对她进行了暗示性教育。“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下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未完全崩溃的大家族呈现出奇异的一面,于是在张爱玲的眼里,家族的历史被完全日常化、琐碎化,被还原为原生态,甚至像服饰一样平面化;生活的真实不再由重大事件构成,而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流;人生不总是庄严的历史演变的结果,而常常是坚韧的日常生活的流动积累的聚合。因而,她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细腻琐屑、和美畅快的细节,而故意忽略了所谓的引人入胜的主题。她正是通过枝枝节节拼凑起来的生活中细致的碎片,体味人生百态。进一步而言,她更愿意从女人的体验、感觉、兴趣去把握世界。于是,琐琐碎碎的服饰引发她内心的共鸣。“给我姑姑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的具有张氏家族特色的教育方式,被张爱玲以如此细节加以表现。正是服饰缩短了张爱玲与家族的时间距离,消融了与现世的隔膜。同时,这些家族的“古老的记忆”又以如此的细腻唤醒张爱玲最初的爱美天性,并将其融入她的血液。可以说,“古老的记忆”以其特有的、直接的而且极其形而上的形式——服饰,给了张爱玲最初透视现实的方式及最早的审美教育。祖母给的翡翠镯子,祖父给的金蝉金象的小饰品,连同祖母做女儿时的照片,让张爱玲解脱了兴亡沧桑之感,让张爱玲体味到深沉的爱,呈现出她隐藏于心灵深处浓浓的眷恋之情。因此,用祖母一床夹被改做成的一件米色薄绸上洒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的衣服也就成为这种怀念与爱的物质凭证了。“古老的记忆”以最直接、生动的物象——服饰启蒙了早慧的、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张爱玲。
其次,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是她作为精神漂泊者的语言。
张爱玲是被自我放逐的精神贵族。她一生尊重自我个性,漂泊游荡。她始终以一个边缘人的形象独立于她的时代。她是旧家庭的叛徒,又割舍不了对士大夫文化的依恋;她皈依都市文明,却又藐视它的肤浅、冷漠;她重世俗,却难抛贵族秉性;她尚平淡,却又频频回首昔日绚烂。记录她芳影萍踪的是她“贴身的环境——那就是服饰,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张爱玲曾说过:“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张爱玲的传奇世界总与多彩的服饰密切相连,在她的眼中,从“三镶三滚”到“七镶七滚”,那是历史的变化;个人是被压扁了放在服饰上的色彩、花纹或一个小小搭配,而个人漂泊的命运仿佛是服饰中飘忽不定的线条或色彩,时期不同,款式各异,但其基本的元素并未改变。就像她一生钟爱的旗袍,色彩款式不尽相同,但包裹的是同一个张爱玲,显示的是她独特的个性色彩。
斑斑驳驳、缤缤纷纷的色彩与服饰是她儿时梦的家园,同时也是她解读人生、世界的钥匙。游离于“古老记忆”外的张爱玲的幼年生活与服饰息息相关。张爱玲的作品对儿时的生活并没有太多表现,却有三处与儿时记忆有关的服饰描写:“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或“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或“浅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T字形的绸领”。亮丽的色彩,轻盈的衣料演绎着张爱玲儿时的快乐。张爱玲也曾说过:“你一定知道记忆是有选择的,印象不深就往往不记得。我其实从小出名的记忆坏,一问什么都忘了。”既然作者声称记忆有选择性,那么这三幅色彩鲜明的描写一定有特定的含义,可以推测,美丽的服饰与快乐相联系。对张爱玲而言,服饰是快乐生活的物质符号,是家族旧文化给她的最甜的依恋。服饰是她通向幸福世界的钥匙。
然而,服饰又是她永远逃不开的梦魇。古老的家族历经沧桑之后变成“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呈现在张爱玲面前的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或是“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儿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的恐惧。压抑的环境使一切褪了色。更可怕的是她的继母以女人的方式给了她致命的打击,在她的眼睛里抹上永生不曾褪去的石青色,让她陷入失语状态,少女的她呆滞、冷漠。“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的统治下生活,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正是这种服饰上的寒酸造成了少女张爱玲自卑、压抑的心理,失却了爱与被爱的能力,也最直接有效地割裂了张爱玲对家族、旧文化最温情、最感性的依恋,造就了她无家的漂泊感与荒凉感。寒酸的服饰使得“得到五块钱稿费就买一支丹祺口红”的对美具有很深感悟力、渴求欲的敏感少女的爱美天性受到扼杀,扭曲了她正常的心灵。她说过“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这不仅造成张爱玲对服饰的病态痴迷,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表达自我的观念。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对美(具体为服饰)的欲望受到压抑,必然造成一种补偿心理,这种被压抑的欲望潜藏于内心深处,一旦条件允许,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宣泄出来。对于才女张爱玲,宣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写作,一是自我的装扮。成年以后的张爱玲以其富有个性、款式各异的服饰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无言地展示着她独特的个性。可以说,服饰是她的天堂,也是她的现世;是她漂泊于现实与梦想的精神家园。
“童年曾经发生的情感反应如果继续有种种重要的动力驱使才能保持终生。”对张爱玲服饰情结的进一步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是那个到了晚年依然潇洒地穿着大红大绿的姑母与“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妈妈。作为第一代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走出旧家庭并跨出国门的女性,她们尊重自我、独立自主的精神与作为轻智型知识分子对世俗生活的眷恋,春风化雨般地影响着张爱玲,使她体味到都市新文明的亲切。同时,她们给予了张爱玲异于传统的教育,尤其在音乐、绘画、文学方面系统地培养了张爱玲对于色彩美的捕捉能力。
张爱玲“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极为敏感”。在母亲的指导下,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色彩搭配观念——参差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其实,这也正是张爱玲从中体悟到的人生况味。张爱玲珍存的关于这一切的记忆凝结于这样一幅画面中:“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而“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这段优美的描绘体现了张爱玲对美敏锐的感悟力,以和谐而富有流动感的色彩建构起一幅鲜明生动的爱之画面,隐含着她对新生活的爱悦之情,更进一步讲,也呈现了她对都市文明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如果说旧家庭、继母以服饰这种最普通的物质形式压抑了张爱玲的审美个性,造成了她自卑的性格,那么姑姑与母亲在服饰与生活上鲜明、强烈的个性表达则最终促成了张爱玲独特审美个性的形成。服饰成为她与母亲、姑姑甚至以母亲和姑姑为化身的都市文明交流的媒介,凝结着她最深、最隐秘的爱。而且,姑姑和母亲还无意中教会了她把握真实的现实生活、保持自我个性的方式——回归物质世界、精神与物质不背离的生活准则。这样,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最终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她的现世生活与精神(艺术)创造。
因此,家族的背景和人生历程决定了张爱玲服饰情结的形成,经历了苍凉、压抑的她回归到物质的实在形态,尤其是回到了女性特有的、可感的物质世界——服饰,并用这种“袖珍戏剧”展示了她对人情冷暖、世事末节的心灵感悟,证实了自己的存在。
二
沃林格认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自于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来自于人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从心理学意义上讲,艺术是现实潜隐心理紧张的文化表征。尊重自我艺术个性与情感记忆、创作心态完全自主化的张爱玲自然不能摆脱服饰情结对其创作的影响。余斌在其《张爱玲传》一书中曾讲过:“假如将她小说、散文中描绘过的服饰搜罗起来,那就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民国服装展览。”扎西多在《正襟危坐说〈废都〉》里则说:“贵族在中国断了好几代,锦衣玉食早说不上了,张爱玲之后好像小说家对衣服都没了讲究。”显然,张爱玲将自己对服饰的偏好带进了创作,她通过独特的服饰视角,细致地建构了绚丽多姿的女性艺术世界。无论在叙事方式、情节结构方面,还是在对人物的刻画、意象的捕捉方面都展示了她创作心理的独特。
首先,在文本中,服饰成为张爱玲叙述故事、结构情节的载体。张爱玲擅长关照女性世界里的琐碎小事,尤其善于将故事置于具体可感的服饰世界中,通过服饰设置矛盾冲突,促进情节发展。件件不同款式,色彩、线条各异的服饰,成为故事发展的铺垫和线索,并充当了矛盾的具体指向。如《花凋》中服饰检验着家庭中的败者和胜者,历次服饰争夺战中的败者川娥一袭不合体的白裙装成为她被亲人冷落、抛弃直至生命之花悄然凋谢的悲剧命运的有力见证。《创世纪》中卖皮子情节的设置,不仅烘托出紫薇和匡霆谷的冲突,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沉入黑色死亡世界的贵族豪门的破落、凄清、无奈,皮衣成了家庭由繁华到衰败的表征。《十八春中》华丽而阴森的皮货庄成了演绎沈家生老病死的舞台,大家族的荣辱存亡、繁华衰败尽皆印在寸寸丝缕之上。而《金锁记》中两个丫头月夜关于服饰的对话,也成为这个家庭由繁盛而没落的预告,并为七巧的出场打上了灰暗的底色:她像一件不合时宜的服饰,出现的时间、场合都错了位。这预示着她被践踏、侮辱,以至被扭曲、毁灭的命运。张爱玲以服饰为介质,设置冲突,折射出历史在大家族中的进程,带有苍凉凄婉之美。
其次,文本中人物的刻画,尤其是在女性形象刻画方面,张爱玲借鉴、发展了《红楼梦》通过服饰细节刻画人物的技巧。通过巧妙的、细致入微的对女性服饰的描摹,揭示出人物的身份、性格、心理,甚至通过服饰色彩的搭配在不同时期的差异,象征性地表现人物所处命运阶段的不同,展示其生命历程。与《红楼梦》里的服饰描写相比,张爱玲的服饰描写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肤浅的物象变为内涵丰富的意象,更重要的是服饰不再仅仅是依附于人物身上的道具,而是人物的代言人,以物质形式展示人物的情感,预言人物的命运。因此,张爱玲笔下人物所穿着的服饰深具象征意味。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自己的影子……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这段对葛薇龙服饰细致入微的描写暗示了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交代其身份,同时又暗示了她注重外表、浅薄轻浮、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性格缺陷,从而象征性地预言了她必然沦落的命运。
另外,服饰在对曹七巧的塑造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金锁记》中有三处文字描绘了七巧三个时期所着服饰的微妙变化,以动态形式成功地揭示出她的生命历程。
第一处:“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大镶大滚的夏蓝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
第二处:“她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
第三处:“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第一处,七巧尚未嫁入姜家,十八九岁的姑娘,花一样的妙龄,大镶大滚的服装款式大方却不张扬,简洁的色调,朴素的衣料,充盈着青春少女的朴素健康。这时的七巧自由快乐,洋溢着火辣辣的青春活力。高高挽起的衣袖下的白手腕颇具诱惑力,显示着卖油女七巧带有风尘色彩的独特风韵。
第二处,七巧在小说文本中第一次出场。由于兄嫂贪财,七巧被卖入姜家,同患有骨痨的姜家少爷成亲。婚后的七巧,清纯不再,像一些从小门小户进入大家族的女人一样,沾上了铜臭,从未嫁前的简朴大方变得繁丰绚丽。单从颜色看,可谓各色杂融,花团锦簇,热闹非凡,色彩的搭配对比鲜明,富有刺激性,显示出她此时张扬、俗气而又自卑的性格。同时,华丽的装扮恰恰反映出她内心的苍白空洞。鲜有的银红的温暖总遮不住青的彻骨的苍凉。而“窄窄的袖口”、“小脚裤子”又仿佛暗示着她受束缚的天性,被压抑的命运。如果仅有的一点红暖色暗示出她此刻还对生活存有一丝幻想的话,那么占绝对优势的青、白冷色也暗示着这种幻想的逐渐破灭。鲜活的色彩与阴暗、荒凉的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揭示出她命运的逆转。
第三处,丧夫的七巧寡居。此时,她所谓的“爱”与青春已离她远去,她扼杀了儿女的幸福,让黄金枷锁牢牢套住,只剩下一颗绝望、冷酷、扭曲的心。这时的七巧着装颜色灰暗沉重,款式怪异,充满了死亡、诡秘的气息,使她像一具尸体,阴森、恐怖、满身鬼气,透过外在的服饰,我们看到她人性、希望的全部沉沦与丧失。
张爱玲通过描绘三个时期七巧着装的不同,揭示其性格、心理的变化历程,动态地暗示了她悲剧的命运。可以说,服饰与七巧命运的变化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服饰是七巧悲剧人生的预言者和见证人。再次,张爱玲的文本世界具有繁复华美的意象。
这些意象“使张爱玲的小说具有诗的因素,诗之魅力”,“并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的进步。”夏志清也说:“她小说‘意象’的丰富,在中国近代小说家中可以说首屈一指”。这些华美的意象使她的艺术世界浓缩了丰富的艺术人生感悟,具有多重内涵,更富审美张力。
张爱玲的服饰情结也影响了她的意象营造。在其诸多文本意象中,服饰意象尤为重要。服饰及其本身所特有的色彩在张爱玲的笔下焕发出奇瑰的魅力。以具体可感、新颖别致的服饰意象传达微妙的情感,或蕴涵深刻的象征,是张爱玲的独创。
在她的服饰意象中,一类是直接将难以描绘的复杂情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服饰形象。她将对人生苍凉、尴尬的体悟化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感悟童年的苦与乐,她说“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佳芝久等邝先生不至时,“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悄悄往上爬”;而振保碰见娇蕊后落魄痛苦的心情就像“风吹着两片落叶踏啦踏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从符号学角度来说,这里出现的服饰意象成为一种所指,代表隐涩、含蓄、复杂到不可言传的内在情感。这种服饰意象或用服饰表意或用服饰补充了意,增添了文本的意蕴,也体现了张爱玲细腻独到的感受力。
另一类,以服饰意象象征、转递某种情感。在《鸿鸾禧》中娄太太对自己的生命感悟是“玻璃板下压着玫瑰鞋样”;曹七巧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的痛苦是“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喻示葛薇龙开始沦落的悲凉之感则为“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五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片。”这类服饰意象与第一类相比更具诗性意象特征。在第一类意象中,张爱玲将传统诗歌中的意象小说化,比第二类意象更直白、形象些。而第二类意象则因其诗性特征为文本增添了内涵和深度。
张爱玲服饰意象的运用体现了她独特的审美趣味,不言而喻地传达出融入血液中的服饰情结的影响,同时也传递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超越。
结 语
张爱玲的服饰情结与她家族的“古老记忆”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她作为精神漂泊者回归现实的物质表现。在记忆与现实、痛苦与欢乐、辉煌与落寞、爱与恨之间,服饰情结赋予她观察人生、表达自我、与现实世界对话的能力,也成为她独有的叙事手段和视角。从文化意义上讲,服饰情结是她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扬弃的象征。正是她以女性身份对服饰的完美阐释使得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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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