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泰戈尔的散文诗有三个特色:以平淡为美,以随意见长,以静穆为大。宋诗具有散文诗的特征,这提供了对泰戈尔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契合点。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客观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积极成果。

　　关键词:印度文学;泰戈尔;散文诗;比较研究

一、本比较研究的契合点

　　散文诗(prose poetry)是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一般说来,它有着明显但不十分规则的音调起伏、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法、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与诗歌意象。散文诗的本质是诗歌,它与其他题材的诗歌一样,同样运用诗的掌握方式(Auffassungweise, graspingway)来认识世界。也就是说,散文诗所把握的内容主要还是精神性的而不是单纯感性的,它诉诸人的想象力。散文诗的目的也与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在于创造美和欣赏美,作品完成了,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散文诗本身就是目的。决定一部作品究竟是属于诗歌还是属于散文,押韵与否不是本质的条件,掌握内容的方式才是决定性的条件。在西方有所谓诗体散文(poetic prose),与中国的赋(rhyme prose)和骈文(double-horse rhyme prose)相类似,是带有韵文特征的散文,它诉诸人的知解力(Verstandnis, undrstanding),本质上还是散文,只不过借助节奏和意象来丰富自身而已。正如英国诗人和批评家柯勒律治所说:“我希望聪慧的青年诗人会记住我对散文和诗歌所下的定义:散文是最佳搭配的言辞,诗歌是最佳搭配的最佳言辞。”①所谓最佳言辞,就是它的形象性、情感性和灵性。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诗歌的成熟和老练时期。唐诗以兴象取胜,宋诗以理趣见长。宋代诗人大量地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这就使得宋诗具备了散文诗的特征。这在客观上为世界散文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合点。因此在我们研究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861~1941)的散文诗的时候,不妨以宋诗为参照系。

五、泰戈尔散文诗的中国品质

　　我们不仅要问,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否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诗人的生活存在来看,泰戈尔与他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处于几乎完全相同的历史语境。因而散文诗作为其诗歌创作的一部分,有可能传达出与中国诗人几乎相同的心声。泰戈尔是一位站在历史的交合点上的伟大诗人。他生活在印度独立的前后,即将逝去的旧世界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尖锐冲突,以及亚洲穷国和欧洲强国的隔膜之中。泰戈尔的处境,与同一时期的中国诗人是十分类似的。有关人性、心灵、人道主义、历史价值、个人价值、人类前途、祖国利益等等问题都在他的心中激荡。他是一位处于过渡时代的现代哲人。当他回首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能够给处于历史豁口的人类以深刻的启迪。因此,在印度独立前夕这一横跨现当代历史的自我形象与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塑形之间,既存在着冲突,也存在着融合。在当时许多作家的身上,都存在着历史的自我形象与个人的自我塑形的矛盾。在一些作家那里,冲突表现得多一些。在另一些作家那里,融合表现得多一些。在泰戈尔那里,具体地表现在他的身上的这种时代特点则主要是融合。从总体上说,泰戈尔的思想是建立在印度和孟加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但是它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所谓世界各国,不仅包括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也包括中国。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时,梁启超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泰戈尔有一首抒情诗《我有个中国名字》,谈到了他浓厚的中国情结:往事历历在目——/我生辰的洞房的净瓶里/盛着我采集的各国圣地的圣水。/我访问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你是我们的知音’。/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出乎意料的亲密/开启了欢乐的闸门。/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服装。/我神圣地体会道: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外国花园里, /怒放着名字各异的鲜花,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在灵魂的乐土/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的欢迎。”13与时俱进,这是泰戈尔最优秀的品质。泰戈尔与时俱进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的深沉的热爱之中。因为泰戈尔时代的中国,也正在进行着可歌可泣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的命运与印度人民的命运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与时俱进,这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泰戈尔以一个外国人而预见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植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刻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泰戈尔是把握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

　　其次,从哲学层面上说,泰戈尔的思想基础也是与中国诗人接近的,主要是与中国宋代诗人接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道。中华大道,中华大道源远流长,形成了伟大的道统。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种种具体的表现,其文学表现就是历代优秀的诗文。泰戈尔诵读过其中不少的篇章。在泰戈尔的著作中,他还引用过一首中国诗:“山峦不断地向万仞高空伸展。/江河行走几百里,没有一丝涟漪。/沙丘洁白无瑕地闪烁着, /完美无缺的青翠松柏, /年复一年地万古长青。/河水川流不息地流着, /哪儿都不想歇脚休憩。/几万年的树木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突然,它们抹去一个旅途者心中的全部痛苦和不幸。/用自己的笔谱写着一首新歌。”14紧接着,泰戈尔发表了一段议论,显然他洞察到了道与人心的结合这一认识过程。并且,他还认为这种结合就是文学创作的契机。他写道:“由山川湖泊怎能抹去人的痛苦和不幸呢?河川是具有不少的自然特点,但决不会有给人以慰藉的精神特点。人自己的心融入山川里,创造着自己的慰藉。客观的东西由于人心的接触,就成为人心的东西。由于心与世界相结合,人心的痛苦和不幸平息了。那时文学从那结合中脱颖而出。”15泰戈尔的这种认识,与北宋邵雍(1013~1077)的观点非常接近。邵雍是道学家,但是他不用一般道学家“以文害义”的观点去排斥文学创作。他不但作文,还做诗,还写文论。邵雍《伊川击壤集序》:“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16在这里,邵雍强调的是主观的精神。但是他所谓的主观精神,并没有永远地固守在内心之中,而是向外流溢的。这就是邵雍“以道观物”的认识方法。他说:“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也,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17切不可以为,邵雍背离了“以道观物”的根本立场,他说“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中心点还是“以道观物”。他所以这么说,主要是为了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这与热爱大自然的泰戈尔非常一致。邵雍以观物为人生一大乐事。观物的方式是很多的,可观之物也是很多的。邵雍说:“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18实际上,不仅仅是泰戈尔的思想中有与邵雍等宋代思想家一致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邵雍思想的形成,也得益于印度的文化。邵雍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安乐窝”,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天津桥南。后来,由于邵雍的名气,他当年居住的地方也就叫做安乐窝了,成为一个地名。就其语源,佛教净土宗,有安乐净土之说,指极乐世界,即安乐国(sukhavati)。禅宗有安乐法门,按照正身端坐的坐禅方式,就能够安住身心,使不起虑、知、念、觉,而臻于非思虑的境界,从而产生安乐。
　　
　　第三,我们说泰戈尔的散文诗之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还有审美接受,以及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根据。宋代伟大的词家辛弃疾在《贺新郎》词中写道:“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完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九,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风云飞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19辛弃疾的这首词,记录的不仅仅是人生的感慨,也道出了审美接受的原理。完美的接受,既需要接受者的努力,也取决于传播者自身的品质。如果传播者本身隐含着与接受者相近或者相同的某些因素,那么,传播与接受都易于进行。泰戈尔的散文诗之所以在中国大受欢迎,究其原因,就在于其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诗歌的因素。这样一来,中国读者就觉得亲切,就觉得宛然可爱,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迥异于自身的外来物对待。迥异于自身的外来物闯入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必然以他者的面目出现,也必然会遭到猛烈的拒斥。中印文化的交流,虽然有时处于高潮,有时处于低谷,有时显在一些,有时暂时寂寞,却是如此地密不可分,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泰戈尔散文诗的三大特色,说穿了,也是中国宋代诗歌的基本特色。由于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第四,泰戈尔散文诗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可以通过文献的考据而得到支撑。我们不妨回头考证一下泰戈尔引用的那一首中国诗。由于通过翻译,或许还不止一次翻译,很难见出其原本的风貌。因为没有注明出处,可能会给研究带来不便。以笔者之浅陋,反复比勘之后,窃以为此诗当为苏东坡《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在《增刊校正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卷之十一。目前常见的本子有多种,其中两种较为方便。一是《东坡诗·山谷诗》(岳麓书社, 1992,第200页),这是最容易觅得的本子,有分类目录。一是《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第二册,第845页)。这是研究苏东坡诗的最佳的本子,有详尽的索引。业师顾易生先生撰有两万余字《前言》,对九百年来苏轼诗歌创作的研究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和精辟的理论概括。现将泰戈尔所引用诗的两种文本比参如下:
　　
    山苍苍(山峦不断地向万仞高空伸展),
    水茫茫(江河行走几百里,没有一丝涟漪),
    小孤大孤江中央(沙丘洁白无瑕地闪烁着:远远望去孤山恰似沙丘)。
    崖崩路绝猿鸟去(完美无缺的青翠松柏:猴儿鸟儿都不碰它们,自然完美无缺),
    惟有乔木搀天长(年复一年地万古长青)。
    客舟何处来,
    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凤软望不到(河水川流不息地流着),
    孤山久与船低昂(哪儿都不想歇脚休憩:于是船儿继续航行,久久地昂呢)。
    峨峨两烟鬟(几万年的树木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
    晓镜开新妆。(突然,)
    舟中贾客莫漫狂(它们抹去一个旅途者心中的全部痛苦和不幸)
    小姑前年嫁彭郎(用自己的笔谱写着一首新歌:小姑前年嫁彭郎啦)。

　　括号内为泰戈尔引用诗之配解。或许有人说,差异好大呀!太失真啦!不过,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一系的诗人,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或者日本的俳句和歌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过分复杂的历史掌故,省略了,不翻译,因为太难于翻译。即便是浅显的意象和景物描写,他们有时候也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随意处理。不过他们的随便翻译也有一个好处,即催生出了西方的意象主义诗歌流派。这比中国人翻译印度佛经时严肃认真的态度,相去何止千万里。我们的先人以最大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过以佛经为首的印度文化,于是佛教文化为我所用,并且最终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阅读泰戈尔的著作,伏案撰文的时候,心潮起伏。泰戈尔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故而其热爱中国,至为深沉。我们研究印度,恐怕也还得从培养一颗热爱印度人民的心做起。研究孟加拉应如此,研究其他南亚国家同样应当如此。其实,研究世界各国,均应如此,否则,浅尝辄止,难以见到各国文化真正的精髓。没有真知灼见,所获也就无法为我所用。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我们研究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的时候,过去较多地注意的是印度文化如何传播到中国以及她如何影响中国。至于中国文化如何传播到印度并且影响了印度的文化,我们注意不够。事实上,既然是文化交流,传播和影响也必然是双向的。本研究认为,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客观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积极成果。如果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创作是一个小曼荼罗,那么泰戈尔的整个文学活动乃至人生则是一个大曼荼罗。在这个大曼荼罗的中心,依然矗立着大梵。在大梵的内核中,既包含着印度的因素,也包含着世界的因素,还包含着中国的因素。这样的大梵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大梵看不见也摸不着。泰戈尔的散文诗则看得见,倘若凭借着一颗虔敬的心,其文本也是可以通过心灵的触觉而摸得着的。我们阅读泰戈尔的散文诗,就好像是亲近了大梵。
　　
　　
注 释:

①I wish our clever young poets would remember my homely definitions of prose and poetry;that is prose=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 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Table Talk, 12 July 1827.
13 14 15刘湛秋.泰戈尔文集,第4册[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16 17 18(宋)邵雍.伊川集壤击[M].《四部丛刊》影明成化本.
19唐圭璋.全宋词[Z].北京:中华书局, 1965.

　　注：全文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