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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娟:泰戈尔爱的哲学思想与“五四”新诗
【时间:2008/11/29 】 【来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1月 】 【作者: 张娟】 【已经浏览5103 次】

  摘要:爱的哲学是泰戈尔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为“五四”人认同并接受,影响了五四诗歌爱的主题书写。其影响是多层次的,有童真爱、母爱、自然爱,有男女之爱,有泛爱等。泰戈尔爱的哲学也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泰戈尔;爱的哲学;“五四”新诗

  
  泰戈尔是爱的哲学的倡导者,爱的伟大的讴歌者。他说:“人在本质上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世界的奴隶,而是爱者,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都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由于这种容纳力,这种生命的渗透力,使人类灵魂的气息与弥漫于万物中的精神才能结合起来。”[1] “在爱中存在的一切矛盾相互融合而消失。只有在爱中才有联合和二重性,在分离中不会存在,爱必须在同一时间里是一又是二。……在爱中得与失是均衡的。”[1]泰戈尔所谓的“爱”是一种普遍之爱,即爱一切人。在他看来,当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去爱别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灵魂是同一的,这样便使我们超越自己变得更博大。通过不断的爱之行动,我们就可以证悟到容纳一切,容纳整个宇宙的伟大真理,从而与宇宙的博大精神相融合。“爱”是“个我”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个我”如果要取得自我的确认,使其伟大的内在生命可以扩充达到无限的地位(即“神”),就必须牺牲自我,爱自然和人类,以无限的爱力去联合宇宙的灵魂。这种人生观强调爱自然和人类,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但从终极意义上来看,它是指向与“神”的和谐的,因而具有神秘永恒的形而上学特征。

  中国人对泰戈尔的介绍最初正是围绕爱的哲学展开的,1913年钱智修评价泰戈尔:“其以爱情为根源。而爱儿心爱友心牺牲心,皆由是而出发。盖爱情者,实生活中之积极原则也。”[2]爱的哲学在此后受到更广泛的瞩目,瞿世英、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冰心等对此都有深刻的体悟。“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途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泰戈尔自释迦无的境界以入于基督爱的世界,复由这爱的世界而达于释氏万法如一的全意识界。他以这两种思潮为其背景而产生爱的诗歌,以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爱,恋人之爱,爱国者之爱,自然崇拜者之爱,醉心于神者之爱为吟咏的诗材而成为旷代的诗人。故他的哲学亦为爱的哲学,换言之,即他的哲学得由爱而参于无限的意识,而谋与悠久的生命相合为一,以爱之无限发展为其哲学的中心思想。其意以为‘梵’的生活之究竟实即是爱的实现。春风饴荡,万物欣欣,泰戈尔其崇高的思想,伟大的人格,专然莅临,其必能大有造于我国沉寂如死思想界,尽可预卜”。[3]

    泰戈尔爱的哲学为中国人所钟爱,与五四思想界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人道主义之爱的推崇和信仰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中国出现了思考的一代,“五四”青年的思想“渐渐地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4] “‘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5]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关注人生的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来,托尔斯泰、泰戈尔……他们为中国人开了一剂解决人生问题的良药——“爱”,为中国人认同和广泛接受。中国作家所受泰戈尔爱的哲学影响是多层次的,有童真爱、母爱、自然爱,有男女之爱,还有泛爱等。最令中国读者倾心的是泰戈尔作品中那些洋溢着童真、母爱、自然美的篇章。在其影响下,中国也出现了大量歌咏童真、母爱、自然美的诗作,它们丰富了初期诗坛的表现内容。其中,冰心是在最高程度上接受泰戈尔的“三爱”主题,并在作品中充分表现的作家。有人评价冰心的爱的哲学体系说:“她的本身好像一只蜘蛛,她的哲理是她吐的丝,以‘自然’之爱为经,母亲和婴孩之爱为纬,织成一个团团的光网,将她自己的生命悬在中间,这是她一切作品的基础,——描写‘爱’的文字,再没有比她写得再圣洁而圆满了!”[6]冰心最初接触泰戈尔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秋,受五四退潮影响,冰心像其他青年人一样,感受着追求不到社会出路的烦闷与痛苦,这成为她接受泰戈尔的心理契机。在回忆初读泰戈尔的感受时,冰心说:“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个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7]而早年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基督教教育也提供了一张温床,使得泰戈尔的爱的哲学能为冰心认同,使冰心那早已经潜隐地形成的爱的哲学这种原本“不能言说”的思想明晰化了,并在她的内心形成了强烈共鸣,冰心确立了自己的爱的哲学体系。在《“无限之生”的界线》中,借宛因之口,冰心说:“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天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么”?这里冰心所做的爱的哲学宣言,本质上有泰戈尔爱的哲学的色彩和内涵。

  “爱”成为化解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爱”使冰心脱离了内心的苦闷,一切在爱的哲学中得以实现。作为一个爱的哲学的自觉歌者,冰心的作品以“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笔调反复吟唱着以母爱、童真、自然为中心的爱的主题。如她讴歌母爱的伟大永恒:“母亲啊!这零碎的篇儿,你能看一看吗?这些字,在没有我以前,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繁星·一二O》)“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她描绘自然的宁静柔和:“自然的微笑里,融化了,人类的怨嗔。”(《春水·四九》)她赞美婴儿的纯真:“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繁星·七九》)《春水·一O五》更集中概括地表白了冰心爱的哲学的内涵:“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对母爱、童心、自然的礼赞是冰心诗歌的基调。这与泰戈尔思想中由“泛神论”衍化而成的“泛爱论”,主要歌颂爱情(包括母爱)、赞美自然和描绘童真基本是一致的。

  在泰戈尔和冰心各自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也存在差异:泰戈尔虽然也歌颂母爱的伟大,但更多的是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冰心恰恰相反,她只是虔诚地歌颂母爱的伟大、高尚与无私,很少写热烈的爱情诗歌。原因在于,印度有写艳情味诗歌的文化传统,此外泰戈尔的情感生活丰富,他的很多爱情诗歌是写自己的情爱体验,与自己的情感生活相关。而中国缺乏写艳情诗歌的土壤,冰心的爱情生活也相对单纯,加之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较严酷,冰心敏锐地感受到五四落潮后青年人的彷徨与苦闷,欲以母亲的慈爱来感召患有时代病的青年,逐渐形成了她的爱的哲学。

  王统照是又一位受泰戈尔爱的哲学影响深远的作家。他曾亲手翻译过泰戈尔的诗歌,也曾撰文介绍过泰戈尔的生平与创作。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还亲任泰戈尔的翻译,与泰戈尔有过亲密的交往。与冰心“以天赋的悲感”直觉的接受泰戈尔不同,王统照是在精深研究泰戈尔的基础上接受其影响的。在《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中,他把泰戈尔的思想概括为三句话:“自我的实现与宇宙相调和”,“精神的不朽与‘生’之赞美”,“创造的‘爱’与人生之‘动’的价值”。在文章中他还写作了“爱之光的普照”一节,专门来论述泰戈尔的爱的哲学,说他的思想的根本“全是由于‘爱’字上来的,因爱己力,便爱人类,爱一切众生”。[8]把泰戈尔的思想最终归结为“爱”。

  王统照在创作上受爱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因为泰戈尔爱的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来慰藉苦难的人生,以及爱与美的人格自我完成的理论,与他五四时期所追求的“爱”与“美”的人生理想有相通之处。在接受泰戈尔思想的基础上,王统照对泰戈尔的思想加以整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人生问题的主张。王统照认为,“美”和“爱”能起到“提高人类的思想,及调节人类的感情”作用,“爱和美是人生痛苦的补剂”。[9]在王统照那里美和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瞿世英在《〈春雨之夜〉序》中说到:“剑三的理想,是爱与美的实现,爱即是美,美即是爱。”“两性也,美也,最高精神之爱也,交相融而交相成,于以开灿烂美妙之爱的花,以达于超越现实世界真美之境地,将于是乎求之。”[10]实际上王统照是把泰戈尔“爱”的哲学中的人生之爱和自然之爱浑融到了一起。在终极意义上,他与泰戈尔是息息相通的,都追求借助于对对象的“爱”来超越现实,使“本我”与无限联为一体,去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如他的第一部诗集《童心》里的小诗,表达了诗人对高山大海、清风明月、西风中的秋叶、婷婷玉立的白莲等的爱,一颗爱心跳动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在歌颂自然,追求爱、美与自由、和谐方面,与泰戈尔的《飞鸟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晚春的细雨,我恋你的柔音,便打碎了我的灵魂,我也心愿!”(《春梦的灵魂》)“沉醉在五月的温风里:我愿化为松上的茑萝,池中的流泉,永远,永远,沐浴着大自然。”(《爱的线》)诗人不仅愿永远沐浴着自然,而且还想投入自然温暖宽广的怀抱,企望得到自然的爱怜与保护。他向自然祈求道:“尽是侮辱与诅咒者,要向何处?玫瑰花开了在我的窗前,细蕊中可容得我去居住?”对自然的深情痴恋使诗人将自我与自然同化,他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个水滴。“当我对海独立,突来的相思,突来的奇伟的记忆,冲破了我平静的心意。我可能带了她神秘的目光;与浓郁的发香;安静的气息;同到此地。预想啊!对着海波凝注,向着夕阳沉思。奇丽的人生的顷刻,与自然的伟大相遇。爱的泪痕,也借着海光洗涤。”(《海的余光》)诗人把自我与宇宙万物的合而为一,看作是爱、美、自由的实现。

  王统照爱自然,正是他汲取泰戈尔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理论的艺术表现。王统照热爱自然,并不是热爱自然本身,他心目中的自然象征着生命,象征着人生。他热爱自然,就是热爱生命;他赞美自然,就是赞美理想的人生。他说:“此等‘爱’的光普照到全世界,而且照澈在人人的心中,则有生之物,都可携手飞行于欢乐的自由之中,而世界遂成为如韵律般光明,色泽般的美丽与调谐了。”[8]王统照“爱与美”的人生理想,虽似挂在中天的一轮明月,可望不可及,但他却是五四时期一个人生派作家在泰戈尔影响下的真诚人生追求。

  泰戈尔诗歌中还存在一类艳情诗,它影响了中国现代情诗的写作。艳情味是印度古老的味,是指获得激发的情欲。婆罗多最早从诗学意义上阐述艳情味的特征说:“艳情是由常情欢爱而生,以光彩的服饰为其灵魂,……艳情味以男女为因,以最好的青春为本。”[11]泰戈尔的《园丁集》便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在《爱者之贻》、《游思集》、《采果集》等诗集中也有很多情诗。泰戈尔的爱情诗以清丽的诗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热恋中的男女种种复杂微妙的情态和心理,如:“她村子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的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爱者之贻》第15首)此外,泰戈尔的爱情诗讴歌理想的爱情,它纯真、节制而又充满生命力。他说:“我不要漫无节制的爱,……/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清凉纯净,象你的雨,造福干渴的大地,注满家用的陶罐。/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渗透到生命的核心深处,由此蔓延开来,仿佛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的丫枝,使它开花结果。/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使我的心因充满和平而常报安宁。”(《采果集》第66首)他说:“爱是充实圆满的生命。”(《飞鸟集》第283首)

  与反传统封建观念相呼应,表现爱情婚姻自由,讴歌人的正常情感欲求,成为五四新诗的表现内容。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中国自古就缺乏真挚热烈的情诗。周作人在《情诗》中曾经指出:中国传统诗歌情诗不发达的原因是封建礼教“处处阻碍人性的自由活动”,“情也就没有生长的余地了”。朱自清也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14]五四白话新诗在表现情爱这一内容时,显然缺乏可以承继的传统,初期的情诗创作未免过于直白,缺乏韵味。泰戈尔那些具有理想主义情调的爱情诗,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倾心瞩目,泰戈尔的爱情诗歌给徐志摩、郭沫若、郑振铎、俞平伯等早期诗人提供了表情达意的范本,中国新诗中出现了一批情感真挚、热烈的爱情诗歌。
  
  如徐志摩的:“新娘,你为什么紧锁你的眉尖,/(听掌声如春吼,/鼓乐暴雨似的流!)/在缤纷的花雨中步慵慵的向前。”(《新催妆曲》)“爱你,但永远不能接近你。爱你,但从不要享受你。”(《爱的灵感》)郭沫若早年写给安娜的情诗,《新月和白云》、《维奴司》、《别离》,以及《瓶》中所收的40多首爱情诗等。1922年湖畔诗社成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登上文坛,他们不仅写母爱、童真、大自然,更写作了大量的真挚热烈的爱情诗歌,从此中国的情诗写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如汪静之的《不能从命》、《伊的眼》,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花蕾》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情诗。
  
  作为人道主义者和“爱”的诗人,泰戈尔的爱要广泛得多,博大得多。泰戈尔爱众生,在他看来,既然众生都是梵或神的变体,那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他说:“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飞鸟集》第316首)受泛神论的影响和西方人道主义、博爱观念的影响,泰戈尔的一部分诗歌表达了泛爱主义的人生观,如:“你把你的爱给了我,充满这世界以你的礼物。/你的礼物骤注于我身上,而我却不认识,因为我的心正睡着而夜正黑着。/可是我虽然沉埋在睡之谷里,我早就快活得浑身打颤;/而且我知道因为你的大宇宙的宝物的报告,你将从我这里接受一朵小小的爱的花,在早上我心醒过来的时间。”(《歧路》第十首)“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但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飞鸟集》第280首)

  在泰戈尔泛爱观影响下,中国的诗人也从个我狭隘的小爱走向了理想主义的大爱,发出“人生原来被爱滋养”(徐玉诺《喊叫》)的呼声。有对祖国的爱:“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郭沫若《炉中煤》)有对弱小者的爱:“滋生万物的泥土/在万物的脚下静静地卧着。”(梁宗岱:《絮语》第17首)“小草的绿痕,/请你展开吧!/不要吝惜了,/他们都开拓了田地候你啊。”(王统照:《小诗七十六首》第29首)“最孤傲的小草,/虽然被欺侮了,但孤傲仍旧存在。”(汪静之:《短诗七首》之一)“战场上的小花呵,/赞美你最深的爱!/冒险的开在枪林弹雨中,/慰藉了新骨。”(《春水》第175)有超越阶级的普泛之爱:“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冰心《繁星》第12首)“集合而逼处的人间,/为什么偏要有缺陷与忧泣?/同情是人与人互相辐射的光热,/为什么偏是愚笨的被藏起来?/全能与愉悦,/全都消失在泪光里!”诗人祈祷“要去荒莽中,觅得同情去!”(王统照《同情的寻觅》)当然,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同是“爱的主题”抒写,也表现出了不同。泰戈尔歌唱爱的诗篇往往既是写给神,又是写给人的,具有神秘气息,也更加超脱于现世。而且作为一个喜欢冥想的诗人,他的诗歌往往包含他对生命的哲学探索,他讴歌爱时总离不开讴歌生命。因此他的诗歌内蕴丰富,包含深刻的哲理。但中国是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缺乏对生命的自觉关注和抽象的哲学玄思,因此中国的诗歌更单纯直白,更具有人间性。
  
  此外,泰戈尔爱的哲学也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诗人从血与火的时代前沿退回到爱的狭小的笼中,企图以“爱”来构筑理想的“世界的花园”,虽然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在一个并不和平的年代里,鼓吹消弭一切对立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显然是虚妄的。由于在中国缺乏实现爱的哲学的现实土壤,由于中国作家对泰戈尔的“爱的哲学”缺乏深刻的理解,中国作家对泰戈尔的爱的哲学走上了消极模仿,他们过分地简化构思,只是要以泰戈尔式的爱来调和一切,一时间中国文坛出现了爱的模式化的写作。由于很多作家只是为了爱而写爱,不是发自生命深处的倾诉,缺乏深刻的心灵体悟,因此爱的主题在中国作家笔下出现了文脉不通的弊病,显得有些浮泛。

  不仅如此,爱的哲学也限制了人们直面现实人生的深度,往往遮蔽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矛盾,遮蔽了人性的复杂性。影响之下,诗人们回到自己封闭独立的小天地里,只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作品,束缚了他们向更伟大的目标迈进。如冰心在接受了爱的哲学思想后,她从问题小说中对时代的大胆怀疑精神退入了母爱那封闭的小巢。一切外在疑惧与焦虑,都在母爱中缓释、化解。她对人生的探寻就此止步于一个“爱”字,她的生活视野就此局限于“爱”的小天地,在创作上再也难以完成大的突破。郭沫若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后来又从歌德、惠特曼等诗人那里汲取到创作的营养,突破了泰戈尔的影响,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作品表现出更为广阔的人生视域。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文学界的视线转向现实社会中的严酷斗争。泰戈尔爱的哲学越发难以同中国的现实相适应,逐渐淡出文坛视野。中国文坛上那些宣扬“爱”的作品的影响逐渐缩小,甚至被公开批评为“暖室里的花”,作家们也开始了自我反思和创作的转向。但爱的哲学影响下的文学,毕竟给沉重的现代文学抹上了一丝脉脉的温情和略带伤感的浪漫情调,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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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倪培耕.印度味论诗学[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43.
  [12]朱自清.现代诗歌导论[A].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C].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2.352.

  作者简介:张娟(1972-),女,山东郯城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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