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吉田兼好的《徒然草》问世。《徒然草》文风朴实、简约，极富内涵，后人常把它与平安中期的《枕草子》一起，并称为日本随笔文学的双璧。
《徒然草》分上下两卷。卷前有序，正文有243段，由拥有完整意思、相对独立于全书的小文章构成。其篇幅长短不一，长者达数百言，短的仅20余字（如第4段）。段与段之间的联系，除少部分较为密切外，大部分跳跃性很大，属于松散型的集合体。
作者兼好出身于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未及弱冠，即任大纳言崛川具守府的管家。稍后，后二条天皇即位，兼好入仕朝廷，任六品内侍，时年19岁。大约25岁时，升任左兵卫佐，官阶从五品。翌年8月，后二条天皇驾崩，兼好失去进身的依托，几经彷徨，遂于30岁前出家，入信天台宗。此后曾两次赴关东漫游，继续进出于具守家和后二条天皇子府邸，行迹半隐半僧，似乎并未断绝俗缘。
兼好不仅通经史，晓礼仪，明典章，拥有渊博的汉学、佛学知识，而且还是位出色的歌人，曾与顿阿、净辨、庆运齐名，是活跃于南北朝时代（1333—1392）的和歌四天王之一。他的和歌先后被收入敕撰和歌中，另有《兼好自撰家集》传世，现存兼好和歌多达330余首。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徒然草》问世后创作的，但是作品中的那种典雅流畅的文体风格，应该说多半依赖于他早年的歌学才华。关于《徒然草》的著述时间，一般认为从后醍醐天皇的元德二年（1330）起，至翌年秋止笔，大约花了一年时间。从年龄上推断，《徒然草》是兼好出家近10年后，即四十八、九岁时的作品。
自《徒然草》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现存古抄本即达近百种，注释、评论书更是举不胜数。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政府索性把《徒然草》列为高中教科书，始终把它看作青少年求知修身的重要典籍，必读书目。
《徒然草》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是其内容的多样性、实用性决定的。《徒然草》除其有明显的古典情趣、醉心于王朝文化的审美倾向以及劝人向佛等因素外，论及的多是现实中的处世之道，修身养性的要谛。也就是说，《徒然草》是作者前半生观察事物、思考人生的总结，是兼好几近天命之年的人生智慧的结晶。同时，他的这些智慧又都根植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儒佛道教思想之中。
一、《徒然草》中的儒家思想
《徒然草》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因素。在书中，兼好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中国典籍，如《论语》、《书经》、《礼记》、《孟子》、《老子》、《庄子》、《文选》、《白氏文集》、《史记》、《淮南子》、《汉书》等不下几十种，甚至还有我国古代的蒙学课本《蒙求》、古小说集《世说新语》等，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儒家学说。兼好主张：“人之才能，以明典籍（四书五经类）、知圣教（孔孟之教）①为第一要务。”②（第122段）所以，入学的“中庸”之道，“为政以德”、仁爱忠孝、“恭宽信敏惠”（《论语》）等思想，都在《徒然草》中得到了反映。
首先，兼好非常重视“中庸”之道，认为它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人性修养的一种最高境界，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对于“中庸”，宋朝程颐解释道：“不偏不倚之谓中，恒常不易之谓庸。”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容易使事物失去平衡，达不到中和、和谐的目的，只有适度、适中才是美的特征、道德的标准。例如，勇敢位于怯懦和鲁莽之间，节制位于纵欲放荡和冷漠无情之间。因此，勇敢和节制是美德。兼好追求的正是这种适度与美德，他在第131段写道：“贫者以财为礼，老者以力为丽礼，此大谬也。度己力而不及时，速止为上。若不许，人之过也。不量力而强为之，己之错矣！贫者不量财则盗，体衰不量力则病。”该段中的前两句为《礼记·曲礼上》“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的借用，余为阐释。在这里，兼好奉劝人们充分了解、把握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应与自己的身份地位、体质财力相适应。否则，就会为盗罹病，毁誉伤身。
兼好是位僧人，但他丝毫也不回避自己的女色观、恋爱观，并再三就人的情欲抒发感慨和见解。毋庸讳言，兼好作为出家人，绝没有达到六根清净的境界，可是他诚实，从不因为自己是僧人而掩饰真实的内心世界。他说：“善为万事而不谙恋情者，情同玉卮无当③……然蕲之者，非恋之过度，为女所轻耳！”（第3段）兼好把不懂恋情的人比作无底的玉盏，“虽贵非用”。他赞成恋爱，肯定情欲，同时又提醒人们适当节制，不要“恋之过度”。“过度”则沉溺于女色，不能自拔了。
次之，“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是《徒然草》汲取孔孟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孔子尚“德政”。所谓“德政”，就是要统治者施仁政德，要“爱民”，要把教化民众放在第一位，把刑罚放在第二位。孟轲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还教育君主们：“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天皇不喜欢孟轲的民贵君轻思想以及过多的告诫和约束，所以日本的古代文学作品很少引用、借鉴《孟子》一书，兼好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与其‘捕盗人惩窳败，莫如勤治世，拯百姓于饥寒。人无恒产时，则无恒心；人穷则盗。若世不治而有冻馁之苦，则犯科者不绝。使之受苦犯科，尔后治其罪，岂不悲乎！似如此，何以惠人？假上止奢靡，抚民劝农，定将利于下。衣食足而行恶实为盗贼矣！”（第142段）“人无恒产”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即“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尽管孟子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人生观，但他毕竟知道为政者如果剥夺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势必“兽穷则攫，人穷则诈”（《孔子家语·颜问》）。兼好正是汲取了孔孟的这种民本思想，劝施政者“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养民也惠”（《论语》），使老百姓能够维持生活，发展生产；并告诫统治者千万不可逼良为盗，陷民众于倒悬。
兼好劝施政者布仁德、戒奢靡的主张是一贯的，他在开卷的第2段即写道：“忘圣代之良治，弃国敝民怨于不顾，极尽奢华、惟嫌琼宇狭小者，实无远虑。九条殿下④有《遗训》曰：‘衣冠车马，用其现有，勿求华美’。顺德上皇亦书禁中之事⑤云：‘御用之物以质朴为佳’。”兼好又说：“治世之道，以节俭为本。”（第184段）上戒奢靡，则不忘治国，国兴则民安。兼好崇尚的，也正是儒家早已竭力倡导的。
第三，“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与兼好均敬远迷信，不谈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在人类无力解释许多自然现象的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这一态度是相当进步的。他虽然未能彻底否定鬼神，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但是他至少不谈鬼神不制造鬼神。当弟子季路不知趣，硬要问事鬼神时，孔子很不耐烦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这方面，兼好的思想比孔子更趋于现实，他不仅不信神，不信怪，而且还记述了不少破除迷信，为人解惑的小故事。
兼好于第89段写道：“某人曰：‘深山有猫怪，食人。’一人接曰：‘岂止深山，附近亦有猫怪，得道成精，捕人食之。’”适有僧人晚归，行至河畔，遇一兽猛扑上来。僧人以为是“猫怪”，急忙逃命，失足掉进河里。等他逃回家一看，原来是家犬去河边迎他，反而害得他险些丧生。兼好不信怪，也不信阴阳八卦，算命占卜，他认为：“吉日作恶必主凶，凶日行善必主吉。吉凶由人，岂在于日期！”⑥（第91段）
第四，儒学与《徒然草》都格外重视修身，都把先人后己，“爱人”利他，“博施”“济众”等，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兼好说：“不与人争，屈己从人，先人后己，乃为至善。诸色游戏，博之好胜者，皆为赢之取乐，悦己之长。输于人，则兴致索然；以负悦人，更失博局之兴。寻对方失意而开心，逆德悖道。朋辈戏言，亦不外巧言小智，欺友骗人，此又悖于理。人世间多以兴宴起，终以长恨结。如是，皆为好争之失。
欲高于人，惟学，惟以智慧超之。学道（学问之道，为人之道——笔者注），则无伐善，则知不与人争之理。故辞显职，舍厚利，惟学问之力。”（第130段）诚哉，斯言！“不与人争”即为和，万事和为贵。和能善以待人，谐于共事。兼好痛斥与人争伐者无异于“有角兽牴突，啮齿类咬人”，再三强调“人以无伐善，不与人争为懿德”（第167段）。
孔子曾使弟子颜渊、季路各言其志，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细细揣摩，颜渊把“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向人表白功劳”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是极有道理的。假如人们不把自己的长处、功劳放在心上，便不会拿它作为资本与人争高低，竞优劣，这就能使兼好“无伐善，不与人争”的目的得以实现，进而达到孔子标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理想境界。
孔子论个人修养，要求做到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五德之中，谦恭为先。两千年来，国人皆以谦虚、诚实为修身之本，谦虚能够远侮辱，求真知，永不恃才傲物。兼好摄取东亚文化的这一优秀传统，他于第167段指出：“为人愚弄诽谤、招灾被祸者，皆傲慢所致。确有一技之长者，无不知己之短。志无所满，终无所夸。”他还讲了一则小故事，借以讽刺托大放言，不知量力者：
“御医笃成侍于法皇侧。一日供膳，笃成曰：‘今日之膳，吾皆知其名与功用。请遍览本草以核查，定无一错漏。’适值内大臣进宫，遂直言曰：‘请问御医，盐字为何傍？’答曰：‘土字傍。’内大臣哂曰：‘无须再问，仅此便知汝之所学！’顿时，举座哗然。笃成愧怍难当，仓皇告退。”（第136段）
故事不长，寥寥百余言，便把一名狂傲者的丑态以及他所背负的必然命运描写得惟妙惟肖。“愧怍难当”是眼高于顶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仓皇告退”不正意味着自大反而五以立身么？
第五，儒家与兼好的交友观十分相似。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孔子认为：跟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跟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诽谤、巧言令色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兼好模仿、汲取了《论语》的文体与思想，在第117段中写道：“交友七忌：一忌爵高显达者，二忌年轻者，三忌无病体健者，四忌嗜酒者，五忌剽悍之兵，六忌说谎者，七忌贪婪者。交友三善：一为赠物者，次为医师，三为智者。”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傅玄《太子少傅箴》）兼好深谙此理，他指出：“拟癫狂疾行即为狂，拟恶而杀戮即为恶；学骥而类骥，学舜为舜徒。”（第85段）对于交友的重要性，不论是今人还是先哲，其认识都是一致的。问题是择友的标准，即何种人可交，何种人不可交。兼好把“爵高显达者”列入忌交之列，原因在于这类人孤傲矜持，爱装腔作势，不能以心换心，交之无益。但是对于年轻人的看法，兼好似乎过于片面，他认为：“年轻血气至盛，易为物动，情富欲多……好佳丽，倾财宝，转眼落魄着僧衣，误身多在年轻时。”（第172段）兼好的这一观点，大概出自《论语·季氏》篇，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这里，孔子知识提醒青壮年戒色、戒斗，并不等于不可与他们交朋友。他们中间也有不贪色不好斗的，只不过在于选择罢了。至于兼好圈定的益友标准，则明显带有功利主义目的，且不说首选的“赠物者”，即使次选的“医师”也有极强的实用性。概言之，《徒然草》的交友观大部分源自儒家学说。这些对于修身、对于完善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极有帮助的，但也有少部分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及其实用性，降低了道德标准，背离了第130段“先人后己”的宗旨，属于《徒然草》中的消极成分。
二《徒然草》中的释老因素
中世时代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经源平之战、承久之变，至作者创作《徒然草》时又值元弘之乱。面对皇室衰微、镰仓幕府即将崩溃、又兼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的残酷现实，人们对社会、对人生普遍抱有一种绝望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来世，求助于释老，以便使疲惫的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兼好生于乱世，遁隐空门，其代表作《徒然草》也必然充溢着释老因素佛道教哲学。兼好于第13段写道:“灯下展卷，与古人为友，乃莫大慰藉。书有《文选》诸卷、《白氏文集》、老子之言、南华之篇，本朝博士之著述，亦有感人至深者。”“老子之言”即老子《道德经》，“南华之篇”指的是《庄子》。照理说，儒学重视现实社会，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旨在入世，而佛教则重视来世，推崇无常，劝人抛弃名缰利索，斩断尘世俗缘，求的是大彻大悟，旨在出世。儒佛二教处于两极，其宗旨是相互抵触的，但在《徒然草》中，包括老庄哲学，作者却能使儒释道三家汇于一书，这不能不归功于兼好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才华。同时，《徒然草》的这一特点也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文化的兼容精神与博采众家之长的揉合性。
关于《徒然草》中的释老因素，首先，兼好再三劝人向佛。同时，当叙述其他事项时，兼好的笔触总是那么轻松、幽默，然而一触及到佛门，言辞立刻就紧迫、激越起来，他说:“人生一世，最大的希冀莫过于出家遁世。若一味贪婪，背弃菩提，岂不类于禽兽!”(第58段)他认为:生命不待人，无常似水火。人应舍弃老父幼子，抛却人情君恩，以谋求大事——出家向佛(第59段)。结合《徒然草》的其他内容分析，大致可以推定:当时，兼好虽已遁入空门，但是他的心仍然处于半僧半俗之间，似乎并没有完全交给佛门。这些急切的言辞，与其说是兼好规劝世人，毋宁说是对自身浮躁心情的断喝和鞭笞!
其次，《徒然草》中浸润着道家的柔静精神。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把道家的思想视为反文化的代表，认为它过分消极，不能激励人、鼓舞人奋发上进。其实不然，消极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巨大的积极因素。“以柔胜刚”、“知雄守雌”恰恰是道家精神的特色。《老子》第76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稿。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中观察到柔弱的东西是充满生机的，具有光明的前途，而强盛的事物则多丧失了生机而逐步趋于灭亡。所以，他从事物转化的角度，提出了一条法则——“柔弱胜刚强”。《吕氏春秋·不二》篇更简捷地把它归纳为“老聃贵柔”。
在《徒然草》中，兼好把道家的柔静精神运用得十分巧妙，他在第110段中说:“有人问谋于善弈者。善弈者日:‘不可欲胜而去，但求不败而弈。自思何手速败而避之，竭全力，惟思迟负为主旨。’此乃至理之教，修身保国亦如是。”乍一看，“但求不败”，被动挨打，显然是消极的，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潜在的蓄势待发的冲击力却是不可估量的。即使论韬略，俟机而动，以守为攻，也远比锋芒毕露、急躁冒进高明得多。由此，我们不免联想到兼好的十分特别的审美观:“观花岂止盛开时，赏月未必满月日。”（第137段）或许，他的这种舍华尚朴的审美倾向，正是道家柔静精神的延伸，“守雌”思想的再阐释。
《老子》第9章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哉!”在中外历史上，一幕幕“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文子·上德篇》)的悲剧不断重演，于是“功遂身退”便成了得天之道，远害避祸的至理箴言了。老子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了《徒然草》中，兼好在第83段中说:“竹林院左大臣殿下⑦晋任太政大臣时，无阻无碍，即日:‘此无奇，当于此时止’，遂辞归故里。洞院左大臣殿下⑧感其事，亦弃相国之祈愿。古人云:‘亢龙有悔’。月满则亏，物盛则衰⑨。万事前滞必近于毁。”“亢龙有悔”源自《周易.乾卦》，意即龙飞到极高，物极必反，定有凶咎。在该段中，兼好明显受《老子》“功遂身退”、“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第2章)的影响，并以古人为例，劝人“不宰”、“不居”，收敛自己的占有冲动，以期保节保身。
老子云:“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贪得之人，常殉于名，毁于财。因此，兼好指出:“为名利所使，心无宁日，痛苦一生是愚蠢的。财多贾祸招累，惑于保身。纵令身后堆金柱北斗，遗于人者惟有祸根。乘敞车，骑肥马，金玉饰身者，亦难脱愚人之心。人应弃金于山，投玉于渊”(第38段);处世莫过于“尚节俭，远奢侈，绝财宝，弃名利毛自古贤人富者稀”（第18段）。兼好还借用中国名人“许由弃瓢”、“孙晨其席”的故事，突出强调获得精神自由才是人生追求的最佳选择，奉劝世人弃名绝欲，守静知足，切莫居官敛财，害人害己。不言而喻，兼好的这些论述都与老子寡欲知足的名利观相一致。
对于世间万物的消长、人类的生老病死，释老与兼好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都衷情于无常，倾慕于“无为”。然而所不同的是，兼好并不像佛教徒那样面对世事的变迁、人生的终结，徒自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他在承认“万物更替”的前提下，对“无常”却有一番独特的积极解释，他在第7段中说:“富情趣者惟无常。遍察有生命之物，人之寿命最长。蚌蜡朝生而夕死，夏蝉不知春秋。若以真情，哪怕仅活一年，亦格外从容而悠然。若贪生惜死，纵使长命千载，亦如一夜之梦幻。沧桑悠悠，及至耄耋丑陋，又将何为?长寿多辱。人生四十而卒，足矣!逾此，则心木不以貌丑为耻。”该段中的“蚌蛤朝生而夕死”来自《淮南子》。同时，兼好又借用了《庄子》中的“蟋姑不知春秋”、“寿则多辱”等内容。中世时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足40岁。在这里，兼好强调的显然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质量。长命百岁不是人生目的，只有活得充实，才有意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兼好提醒世人“珍惜光阴”，万不可“空费日月，虚度一生”（第108段）。这样一来，兼好即给有限的生命、进而给“无常”赋予了积极的内容。
诚然，《徒然草》中的内容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兼好一方面赞美恋爱(第3段)，另一方面又罗列了女人的所有缺点而贬斥(第8、9段)，前文肯定“无子”好(第6段)，后面又称“惟有子之后，才能体会到人间情趣”(第142段);同在第175段，兼好于前半部分历数酒的罪状，说它误人误事，仿佛意在禁酒，但及至后文，又有“酒有难禁时”出现，并褒扬酒的功用……不过，细细想来，兼好与孩提时出家的僧人不同，他出身于贵族，侍奉过天皇，是经过相当长的文士生涯之后才削发为僧的。可以想见，兼好出家后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因此，有着复杂感情和丰富经历的“俗僧”信笔而书的《徒然草》，其观点出现某种矛盾与碰撞也是不足为奇的。
总之，《徒然草》是一部以儒家的伦理道德、道家的柔静精神为基调的“足以代表东方固有思想的哲学书”(郁达夫语)，是一部催人醒世的活的人生教科书。我们可以相信，今后随着日本随笔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徒然草》的自身价值以及其中的中国文化因素，还会不断地显现出来。
注释:
①请参阅《徒然草解释法》(斋藤纯著)第163页。括号中的内容为斋藤氏所加。
②本文所引《徒然草》的译文，均为笔者译。如有不当，请斧正。
③源自《文选·三都赋序》:“玉危无当，虽贵非用。”
④指右大臣藤原师辅，天德四年(960)卒。
⑤顺德上皇(1197-1242)，承久三年(1221)退位，在位n年。著有《禁秘抄》、《八云御抄》等。此处指《禁秘抄》。
⑥源自《事文类聚》:“吉凶由人，焉系时日。”
⑦指西园寺公衡，延庆二年(1309)三月晋任左大臣，六月辞官。应长元年(1311)出家。
⑧指藤原实泰，文保二年(1318)任左大臣，元享二年(1322)辞官。
⑨源自《史记。范唯蔡泽传》:“语日:‘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小学》亦云:“物盛则必衰，有隆有还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