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齐名的文学大家，也是出身少数民族的著名作家。他与老舍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且都与该项大奖擦肩而过。1983年，沈从文第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88年，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进入最前列。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年5月他离开了人世，失去了获奖机会。但他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一个旧军官家庭。1917年小学毕业，不满15岁，就到当地土著部队中生活。后数年一直随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1918年，在芷江县任屠宰收税员时，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言文译成的外国文学作品。1923年，他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感召下，毅然离开湘西，独闯京城。因当时生活困难无法升学，只好边自学边从事文学创作。从1924年起，他先后以休芸芸、小兵、甲辰、巴鲁爵士等笔名，在《小说月报》、《现代评论》、《晨报副镌》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且与胡也频一起编辑过《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
1927年去上海，曾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一起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了新月社，当时已有“多产作家”之誉。1930年，他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主编北平《大公报》副刊《文艺》。1935年，他又主编天津《大公报·副刊》、《益世报·副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讲授小说习作课程。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与在北平的朱光潜等人合作，并以《大公报》、《文学杂志》为阵地，以相近的艺术倾向为基础，共同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因此有“京派作家”之称。沈从文被视为当时“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沈从文不得不停止了文学创作，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工作。1957年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1978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在文物研究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一干就是30年，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寓所去世。他带着微笑走了，带着信念走了，也带着一生的困惑与不解走了。同时，中国文坛也失去了一位巨人。
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乡土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湘西民风民情，那淙淙流淌的沅水，那清新古朴的凤凰小城，那原始、悲怆的傩戏，那人与自然、人与神灵的和谐与交融，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的独特魅力。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期大约只有20多年，从1924年捉笔至1949年停笔。而他在成熟期的创作也只有10余年，基本上集中于30年代。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以小说、散文成就最高。其中的名篇主要有：
【小说】
《边城》 1934年
《神巫之爱》 1929年
《龙珠》 1929年
《月下小景》 1933年
《八骏图》 1935年
《萧萧》 1930年
《长河》 1943年
《阿黑小史》 1933年
【散文】
《从文自传》 1934年
《湘行散记》 1936年
《湘西》 1939年
《记胡也频》 1932年
《记丁玲》 1934年
沈从文先生一生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大约出过六七十本小说、散文等集子。早在20年代就曾出版过小说集《鸭子》(1926)、《蜜柑》(1927)、《雨后及其他》(1928)、《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神巫之爱》(1929)、《旅店及其他》(1929)等。三四十年代出版过《石子船》(1931)、《虎雏》(1932)、《记胡也频》(1932)、《泥涂》(1932)、《阿黑小史》(1933)、《月下小景》(1933)、《记丁玲》(1934)、《如蕤集》(1934)、《从文自传》(1934)、《八骏图》(1935)、《月下小景外八篇》(1936)、《湘行散记》(1936)、《边城》(1936)、《湘西》(1939)、《长河》(1948)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讯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一卷)。1980年以后，沈从文的各种集子不断出版。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选集》。1984年，花城出版社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编出版了《沈从文文集》(多卷本)。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沈从文别集》。他的小说还曾拍成了电影《边城》、《湘女萧萧》，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亦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家。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郭沫若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发表文章《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列入“桃红色文艺”一类，并且特别指出“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样，一下子就把沈从文打入十八层地狱，从此不得翻身。沈从文也就不得不被迫放下手中的笔，远离了他立志为之奋斗一生的文学。作为一个作家，由于客观原因使他放弃文学，放弃他一生的文学追求，这是极其残忍的事情。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无辜，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自杀，来反抗这一切。但是，苍天有眼，他并没有走。
1953年，台湾方面以沈从文作品有“不良影响”为由，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书，并且焚毁了先生的全部作品。这无疑证明了：沈从文先生根本就不是什么“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作家。同时，沈从文先生在北京解放前夕，留了下来，并没有去台湾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绝不是反动作家。更令人不解的是，1953年沈从文在大陆也接到“书店正式通知，作品业已过时，应为之代为销毁，一切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全部焚毁。公家图书馆，大致也有过代为帮忙处理事”。
沈从文放弃了文学，他的作品也被焚毁殆尽。他的文学走了，但他并没有走，他就像“涅的凤凰”一样再生了。文学家的沈从文，一夜之间变成了文物专家的沈从文。这虽然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但沈从文在这里似乎要证明点什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在长达30年的文物研究中，他找到了一片聊以自慰的新天地。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他的文物研究也不落后于任何人。他曾先后出版了《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与人合编)、《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学术论文集。1964年，他受周恩来之嘱又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虽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终于在1980年最后完成，并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凝聚沈从文先生心血的巨著，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物界的震动。它不但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将同他的《边城》等名篇一起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应该说，沈从文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早年虽然没有机会到大学读书，甚至到国外求学，但他以顽强的毅力自学成才。他从1927年起就在学校教书，以后又到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书，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了。70年代末，他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兼教授的人很多，但作家兼教授、研究员的人可就很难找了。由于阴错阳差，沈从文成为三者有之的人物，可能是一种巧合，但也显示出了沈从文先生的才华。
历史是公正的，物极必反是必然的。被冷落已久的沈从文，被压抑已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在80年代得以重见天日。一股强大的“沈从文热”也在国内国外骤然升起。
沈从文热首先从国外开始。1981年9月10日，秦牧写了一篇文章《海外沈从文热》，发表在《羊城晚报》上。其中写道：
海外现在流行着一股沈从文热，欧美好些国家，风起云涌似的，有好些文学爱好者都在研究我国作家沈从文。在美国，有四人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博士学位，有三十多人获得硕士学位。哈佛大学有一个文学博士写了长达五百多页的有关研究沈从文的专著。在法国，巴黎大学甚至作出这样的规定：凡是要投考“终身中学中文教员”的，都要读四本中国文学书，其中必须有一本是沈从文写的。
在亚洲的日本，沈从文研究同样很热。据日本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小岛久代女士介绍，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介绍和研究沈从文及其作品。早在1935年，冈崎俊夫就以“老舍和沈从文”为题在东京进行演讲，并登在当时的《中国文学月报》上。他认为老舍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极富个性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作家。他对沈从文的评价是“有独特的文体和新鲜空气的天才作家”，“是和老舍不同的另一个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作家”。这一年，沈从文先生的两篇小说《若墨医生》、《黄昏》翻译出版。1938年，他的《边城》、《丈夫》、《夫妇》、《灯》、《会明》、《柏子》、《龙珠》、《月下小景》，作为“大陆丛书七”用日文出版。此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出版，并有《沈从文短篇集》(1945)。在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现代中国文学》等著作中，都选有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对于沈从文先生的研究，一直是伴随着他的作品不断地被介绍而开展的，从30年代开始至今。1982年，沈从文先生访问日本，使日本的年轻一代对他的文学更加关注。在一些人的大学毕业论文及硕士论文中也可以找到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小岛久代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的许多作品已经被译成了日、英、德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在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还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瑞典文本。
国内真正研究沈从文的时间，要从1979年算起，比起国外同行要晚上许多。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对于沈从文及其作品的关心，主要在评论上或者说在文学批评上，还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沈从文似乎已经被人淡忘了，连《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很少提及。197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份，也是沈从文研究的真正开始。沈从文先生的各种作品重见天日，各种集子纷纷出版，形成一股强劲的“沈从文热流”。从研究的角度看，评论其小说、散文等作品的论著也出版日盛。吉首大学编《沈从文研究》(1988)、吴立昌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1991)、贺兴安著《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1992)等相继出版，可以说是沈从文研究所从来没有过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蒙先生1991年在《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一书的序言《我说沈从文》中，说了一些极其耐人寻味的话：“1981年初回国以后听说咱大陆对沈从文先生也越来越热了，又说是外国要给沈老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了。终于并没有发，这很好，大家都好。又有好几位青年热心于继承沈先生的道路，沈先生的风格，连给人物起名也满是‘沈’风。”这段话说出了那个时期对沈从文研究的一些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沈从文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实际上，从80年代起瑞典文学院就极为关注沈从文。1983年沈从文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85年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就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所译的《边城》出版，接着又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集。1988年，沈从文再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且进入最前列。
与已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相比，沈从文的作品也有自己的特色。在80年代，与沈从文先生一起被提名的外国小说家中，埃及的马哈福兹和法国的西蒙获奖。马哈福兹于1988年获奖，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米格达胡同》、《官间街》三部曲，小说集《声名狼藉的家》等。他大约写了50多部作品，并以展现阿拉伯语言艺术及社会生活著称。法国小说家西蒙于1985年获奖，其代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弗兰德公路》、《农事诗》等。西蒙被称作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时间作用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在小说的叙述方式、文字运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与马哈福兹相比，沈从文先生在作品的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他的几十部小说、散文集令任何作家都会望而生畏。同时，他的作品之影响，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是可以与马哈福兹相比的。
与法国小说家西蒙相比，沈从文先生在中国传统小说的改进与提高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人曾说，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小说文体的试验，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定的新意，不论在内容与形式上。作为中国乡土文学大师，作为中国小说的改造者，作为学者型的作家，沈从文先生全面地代表了中国优秀作家的风格与特色，堪与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齐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系，北京 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