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2006年4月14日晚,南京大学历史系国学社主办的国学讲堂邀请中文系教授、博导吴新雷(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做了有关《红楼梦》作者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治学方法,以实例解析了考证(考据)之道。
我非常高兴来参加国学讲座,同时热烈祝贺历史系成立了国学社,开办了国学讲堂。国学,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祖国数千年来传统的学问。现在北京的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国学院,同时也巧得很,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院长就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教授,所以历史系的同学们邀请我来作一场有关《红楼梦》的国学讲座。中国古典小说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属于“子”部(近世或者划入集部),也是在我们传统的国学研究范围之内。而且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百家”中,就有值得我们研究的“小说家”。
一切学问皆有根蒂——有据可考才能称为考据,无据而考就成了索隐猜谜。
讲到国学,我首先想讲的是,国学的治学方法是非常严谨的;国学作为一门学问,一定要讲学术规范,而不是信口开河随便乱讲的。今天我们讲《红楼梦》肯定要联系到当前的动态:就是去年《红楼梦》的研究是热闹得不得了,但有些内容不行。香港的《凤凰周刊》评论《红潮2005》说得非常尖锐。去年一年有关《红楼梦》的书出了一百多种,特别是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专门作了“揭秘”《红楼梦》。他揭当然可以揭,但他揭的方法都是在索隐猜谜,都是主观臆测,没有可靠的证据。这样就违反了学术规范,而好多种索隐猜谜书都是跟着他来的。所以香港《凤凰周刊》(2006年第2期)的批评讲得很厉害,批评的题目是《泡沫红学与窥阴文化》。去年我们的娱乐界出现了一批“超女”,而揭秘红学和那个娱乐超女差不多,不是研究《红楼梦》,而变成了一种游戏娱乐,大家听了刘心武的谈话都哈哈大笑。所以我们中国的娱乐界去年有两个商业炒作的热潮:一个是“超级女声”,一个就是刘心武揭秘的“泡沫红学”。
刘心武先生是著名的小说家,如果他仅仅创作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偏说自己是在考证,是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这样就不行。所以《红楼梦学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批评刘心武的这种游戏、娱乐红学。我们做学问不能这样,他讲讲玩玩,作为小说家之言是可以的,但他这种讲法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所谓学术,就我的认识是“学有根蒂之谓也”,这个“根”就是要有根有据,要根基深、学得踏实;这个“蒂”就是开花结果,学业有成。我们整个学术是有根的,不是吹肥皂泡吹出来的,就像花木要有根,不能说是无根之木,不能像花瓶中的插花那样注水无根,无果而终。所以我们做学问、谈学术,要有根蒂,要好好地坐下来求学,不能空想着就马上做一个超女,那我们的大学就不要办了,你办什么大学呢,大家都去做“超女”、“超男”好啦,而且还省事多了。
去年这样一搞弄得大家都人心浮动,浮躁得不得了,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影响了我们很多青年,想抄近路、走捷径,甚至滋长“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狂躁心理。但你不下功夫哪来的成果呢?我们应该学以致用,学习要为国家作贡献的,大家都不肯好好学,那这个国学就不要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坐下来,就像卞孝萱先生讲到当年他在范老那儿时,范文澜先生一直和青年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句空”。我这个人呢,在学校里执教五十多年,为人师表,不讲空话、假话,绝对不搞“假、大、空”去骗人。而且我讲的话都有来历,就像刚才讲的把“泡沫红学”跟“超女”并论,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凤凰周刊》批刘的评论中来的,是人家的议论。猜谜书没有用,就是一千本也没有用,因为它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如果心不静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做学问的人。中国有句老话:“心不静,不成大器”,你真的要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首先要先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我本来不想提刘心武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搞考证,只是一味地大搞推测,尽是小说家之言。他擅长创作,小说写得好我们当然赞扬,但写小说和搞考证是两回事,但他偏说自己是做学问、搞考证,所以为什么全国的红学家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批评他。我们江南的人比较温和,都不跟他去烦了,随他去,尊重他做百家中的小说家。但他做不成考据家,因为有据可考,才能称为考据;无据而考,无证而据,就只能沦为推测、猜谜、索隐。他是怎么考的呢,他讲得荒唐得要命,秦可卿本来在《红楼梦》第八回里写的是从养生堂里抱来的,他不得了,他把秦可卿说成是康熙皇帝的孙女儿,因为康熙皇帝有一个太子叫胤礽后来废掉了,他说秦可卿就是废太子的女儿,这个不知道他从哪来的证据。我们知道,办案一定要调查取证,不能像“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那样,没有证据就徇私枉法,主观臆断,弄出冤、假、错案来。我们讲红学考据,首先要翻《清史稿》或者《清史列传》或者在某本书里有什么根据,他很少有根据。他的书《红楼望月》考证天上的月,因为《红楼梦》里荣禧堂里有一副对联,提到这个“月”,月是哪一个,刘心武说月就是胤礽太子,太阳是皇帝,月亮是太子,被人家一下子就批倒了。因为在我们古代文献里,日月都代表皇帝,顶多月亮代表皇后,他说“月喻太子”,就牵强附会地把秦可卿说成是太子的女儿。他的说法还有好笑的是,说日与月有矛盾,皇帝与废太子有冲突,秦可卿怎么会死掉的呢,说是被元春去告密的,元春揭发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导致了可卿之死,这也毫无根据,尽是无稽之谈。所以说刘心武讲他编排的故事是讲得很生动,听的人的确是很多的,全国各地都热烈捧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那书出来一卖就是四十多万本,销路又好,听的人又多,热闹得很。但说这个是学术是不行的,我们评价要实事求是,做学问不能用“海选”超女那种商业炒作的办法,难道说听的人多了,拉来的票多了,你就成了伟大的历史考据家了吗?所以我们既然是国学讲堂,我们就一定要有学术的标准。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学问从汉朝的汉学师承到清朝的乾嘉朴学,考证训诂的功夫很踏实很严谨。发展到“五四”前后,胡适说他有历史癖、考据癖,考据要求我们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没有证据就不能瞎讲。今天我因为要讲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我这里面全是考证,考证首先要有根据,随后才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说要不断提出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哪儿来的,不能说像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一样从天上掉下一个证据,小说家进行创作搞浪漫主义可以这样,但证据不能说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不能弄虚作假。我们要先好好地学习,把“二十五史”好好地看一遍,里面有什么根据,我们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能毫无根据地胡说八道、胡言乱语,我们一定要讲实证,绝对不能搞伪证。
由于卞老关照我:讲到《红楼梦》,不能不提刘心武“揭秘”的口舌是非,我本来不想讲的,因为讲了便要掺和到里面去,我没有这种本领,害怕被卷进去了出不来。因为他来头不小,千丝万缕,你不能被乱麻缠住。今天是卞老碰到我,叫我不能不讲,不讲的话就是故意回避,逃避矛盾!所以我表明没有逃避矛盾,但不多讲,只稍微提几句,主要和国学结合起来,说明与商业炒作的“泡沫红学”不搭界。以上是我的开场白。
《红楼梦》与江南文化
下面要开始讲《红楼梦》和曹雪芹江南家世。
《红楼梦》一拿出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到底写的是南京还是北京。这是一开始就要遇到的问题,这问题牵涉到“南北文学不同论”,争论了几十年。我先讲我的看法,从大观园、林妹妹这些形象看,我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江南文化,特别是南京地区的文化。其它我们先不说,大家首先对林妹妹最感兴趣,而林妹妹就是南方文化的产物,绝对不是北方文化的产物。我们大家都知道,林妹妹住在潇湘馆,而潇湘馆的典型环境是一大片翠竹,非常的优雅漂亮。《红楼梦》里说贾宝玉到潇湘馆去的时候,那地方是“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凤尾喻竹,龙吟喻声,风一吹过来,发出的声音很好听。这些景色都是我们江南的特征。大家都知道,六朝时刘义庆写的《世说新语》对竹子非常敬仰,东晋王羲之第三个儿子王徽之对竹子是极为热爱,宁可不要别的,但不能不看到竹子,“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时的文人都热爱竹子,所以出现了竹林七贤。竹子不仅代表我们中国高雅的文化(被称为岁寒三友之一),而且它有节操代表一个人的气节。所以林妹妹的潇湘馆要有竹子,这样就把林妹妹的节操衬托出来了。而竹子在我们江南长得比较好。不是说北方没有竹子,我到北京去看了,北京当然有竹子,但它的长相没有江南漂亮。以前为了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北京城里一个叫“南菜园”的地方造了一座大观园,在潇湘馆就种了竹子。我等了三年跑去,那个竹子还没长好。我们江南的竹子,你们到东郊风景区那个地方去,翠竹长了一片片,郁郁葱葱,真的是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这是江南的一种文化气象。
我再举一两个例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写到的“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讲到贾宝玉一早起来看到一片大雪,又看到妙玉的栊翠庵里红梅已经开了,这就是典型的南京的气候。我在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了,都是到了开春,等到梅花山的的梅花都开了,一个寒潮来了马上就下了雪。今年也是,开学来下了一大片雪。因为我们南京的地势,西北方向是敞开的,而紫金山在长江南面,北面的寒流过来一下子就冲到南京。你们看这两天就很冷,三天以前还很热,今天就冷得要命;这就是“白雪红梅”和我们南京典型的自然环境。北京正月里,连梅花的芽都没有,“白雪红梅”更是不可能的。
《红楼梦》里十七、十八回写的元妃省亲,元妃到大观园里来是正月十五,她在大观园“下舆登舟”,乘了船,北京正月里能乘船吗?北海里的冰还结得很厚,要到二月里才慢慢地融化。所以根据这一点我们也能初步判断,《红楼梦》是以南方的风土人情为背景的。
那《红楼梦》为什么反映的是江南文化,这就和我们的作者有关系,因为作者曹雪芹是南京人。我认为大观园的生活背景在南京,这是历史现象。不过,周汝昌先生早就讲了:“大观园在北京。”大观园的南北之争可以百家争鸣,但是不能否认曹雪芹是南京人。因此我们可以从《红楼梦》讲到作者曹雪芹。
曹家在南京是这样的,在康熙二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来到南京,到雍正五年曹頫被撤职,祖孙三代实任江宁织造五十八年(在任时间),雍正六年离开南京,曹家在南京生活的时间首尾共有六十六年。曹雪芹小时候是在南京长大的,所以对江南的文化是耳濡目染,另外他所接触的文人、文学作品,大都是江南的。当然他写作《红楼梦》是被抄了家回到北京以后,但他的生活基础是在南京。所以按照历史来讲,大观园真实的生活基础是在南京,当然作家写作是一种典型概括,因此我没有说“大观园在南京”,而是说大观园的“生活基础”在南京。这在文献中也有记载,清朝乾隆时期有名的诗人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卷二(道光刊本)中说:“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经考证,随园原来是曹家的。周汝昌先生对此就提出异议,因为他认为大观园在北京,在北京的恭王府,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府第那个地方。但学术界对周先生之说有不同意见,京华何处大观园?这个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
对南京曹家史迹的考察
我们的同学以后大部分都会从事学术研究,并且都会接触到考证,下面我来现身说法,和大家讲讲我是怎样从事《红楼梦》作者家世的考证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系里面要开一个“《红楼梦》研究”的专题课,这个任务落实到我的头上,由于教学的需要,老生常谈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要求,我就踏踏实实地开始研究《红楼梦》。先读原著,把《红楼梦》读了五遍,然后把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以及有关《红楼梦》的书都看一遍,看了以后,我就大致了解了当时红学的研究状况,以及怎样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见解。这时我就想到曹雪芹家是在南京的,为什么不从南京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我们以前的红学家都在北京,他们没有到南京来,而在南京讲《红楼梦》的人还是很多的,但专门研究曹雪芹家里情况的人却不多,因为这个要用考证的方法,而考证却是不容易的,不是随便讲讲的。不过,在南京考证《红楼梦》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曹家就在南京。从这样的视角着眼,我写出了《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和《丛考》(与黄进德先生合作)这样的著作。
另外我治学还有这样一些特点,就是首先要充分掌握文献资料,要对文献非常熟悉,这个是第一步。但我和别人还有个不同特点,就是还要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要到实地去跑的。我们在南京,既然曹雪芹家也在南京,我们就会寻问“曹雪芹家住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并且也想跑到他的“家里”去走走。
下面我就把我实地考察的过程和结果讲出来。第一个问题是“曹雪芹家在哪”?先查南京地方志,查出来就是在大行宫。那个地名为什么叫“大行宫”呢?曹家和康熙皇帝的关系密切,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姆(据《永宪录续编》记载)。所以在康熙二年曹雪芹的曾祖父就被任命到南京督理江宁织造,而且是专差久任,子孙世袭。从曹玺、曹寅、曹颙(雪芹之父)到曹頫(雪芹之叔),世袭连任。康熙皇帝六次到南京,后四次住在曹雪芹祖父曹寅任职的江宁织造府里,那是由于保姆在那里,从小与康熙在一起感情很深,当然要去看看保姆。古时皇帝住的地方叫做行宫,康熙住了多次,后来乾隆又在这里住了,当然是“大行宫”。行宫前面加个“大”是有来历的,别的地方都只有行宫,而南京却有“大行宫”。我都把它们考证出来,然后去那个地方跑了好多趟,并对当地的父老进行访问调查,把周围的地址都画出来。所以我的书都有示意图的,东南西北的大致范围都画出来了。本来我的考证还没有实物来证明,到1984年,南京的大行宫小学有一块地要造房子,施工过程中挖掘出一些文物,出土的文物证实了我的考证。原来我只是文献上的考证,现在成了实物的考证。我就这样把“江宁织造府—大行宫—曹雪芹家”这些问题大致研究清楚了。
第二个考是江宁织造局。府和局不一样,府是办公的场所,前面办公,后面居家;局是织造的场所,织造局所在的地方在汉府街。
再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证是明孝陵的“治隆唐宋”碑。以前南京很多人都是走马观花,都没有去推敲是怎么回事,我那一年下了个决心,到“治隆唐宋”碑那里去看了。那是康熙皇帝题写的,碑的两侧有两块卧碑,我就站在那里一个多钟头,从第一个字开始仔仔细细地看,碑文都是古汉语,而且没有标点符号,有的地方被尘土掩盖了,还要用手去摸。在那里一个多钟头,我看出了一些道理。上面讲得很清楚,在康熙三十八年,是康熙第三次到南京。当时江南人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清朝初年的顾炎武每年都要到明孝陵进行祭扫。康熙皇帝知道了这事,了解到汉族的知识分子尊崇明太祖,自己作为满族统治者为了继承华夏正统,所以也去明孝陵,并且讲的话超过了顾炎武他们对明太祖的评价,写出了“治隆唐宋”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气度也真的了不起,这样一写,江南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服气,他们赞扬了明太祖的许多英明之处,讲话的气度还不及康熙皇帝的这四个字。很奇怪的是康熙写完了这四个字,既没有交给两江总督也没有给江苏巡抚,而是给了江宁织造曹寅去制匾立碑。当时地方上最大的官都在,皇帝却把四个字给了江宁织造郎中曹寅,那曹寅的地位就大大地提高了。这就是说康熙在表示:曹寅是我的亲信,以后要办什么事要找江宁织造曹寅。康熙为什么要表这个姿态,那是要曹寅、曹家在江南做民族团结的工作。满族人做民族工作的手段很高明,努尔哈赤能靠那么小的地方统一整个中国,靠的就是八旗,他先后建立起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把蒙古人和汉族人都吸收进他的统一战线中去了。曹雪芹的家族本来是汉族人,但也参加了八旗,是汉军正白旗,所以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派他家到江南维护民族关系。曹寅到江南处理民族关系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他是汉族人,第二他又是汉军正白旗。因此具备双重身份,既能被汉族知识分子接受,又能受到皇帝的信赖。因此,康熙几次南巡都住在曹家。不过光有这些条件还不够,江南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很高,因此派来维持民族关系的官员文化水平也不能差,而曹家人的文化水平都不低。曹家的成员不仅通识经史子集各种学问,而且对于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家庭的文化水平是第一流的,因此能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
此外,我还考察了随园、香林寺、鸡鸣寺、水月庵、万寿寺等与曹家有关的遗迹。
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
就曹寅本人来说,不仅书画一流,而且还能培养昆曲戏班,能编写曲本。大家把《红楼梦》翻出来,里面提到的戏大都是昆曲。《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专门写到林黛玉那天听到梨香院昆曲家班演习《游园惊梦》时,被戏文所感“心动神摇”的情景。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歌舞升平的文化氛围中,你叫别的人是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
还有刚才我们讲大行宫,是由于康熙曾经在曹寅任期内的江宁织造府住过四次,这个话我们看《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大吹特吹:“江南的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曹雪芹这样写不是没有现实基础,康熙皇帝就真的到过他们家四次。
这样我讲《红楼梦》和曹家研究就搭上钩了,你们看《红楼梦》里的衣食住行哪一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在中国封建社会,位列皇帝之下的就是宰相,但哪个宰相能有这样的气派?贾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舶来品进口货(自鸣钟、玻璃镜、孔雀裘之类),当时谁能有这样的格局,只有曹家,因为他家里接待皇帝,曹家拥有各种奇珍异宝,这个气派是再也没有第二家能有,这都体现在《红楼梦》的贾家中了。另外在饮食上,贾府的餐饮也极为奢糜,做个茄鲞要多少多少的鸡肉和香油,螃蟹都是七八十斤买的,哪个家里是能这样吃的?
仔细一想,《红楼梦》作者家里是四次接待皇帝的,皇帝来还不烧最好的给皇帝吃吗!我这里想说明的是曹家有特殊的情况,所以《红楼梦》也只有曹雪芹能写得出。这是因为创作需要生活经验作前提,要发挥想象虚构也需要现实为基础的,而只有曹家有这样的基础。
当然我们又奇怪了,像曹家这样厚实的家底怎么一下子就败落了呢?这个问题也有意思,因为他们家完全是靠了康熙皇帝,《红楼梦》里有句话很有意思:“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曹家这样大吃大喝,俸禄根本不够,就到康熙那儿去“报销”。等到雍正皇帝上台,对吏治进行整顿,一整顿查出曹家亏空三十六万两银子。到雍正五年十二月,当时做江宁织造官的是曹頫(曹雪芹的叔父,或说即雪芹之父),曹頫护送龙袍晋京,在山东长清县驿站里多吃多占,被山东巡抚揭发。当月雍正连下两道上谕,第一道是撤职查办,抓回北京;第二道是抄家,抄家主要抄南京的家。试想曹家若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红楼梦》里的抄家怎么写得出来。
如果曹雪芹一直安逸地过下去,或许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不朽巨著;现在家被抄了,曹家在南京生活不下去,在雍正六年二月份左右举家迁到北京,之后又迁到北京西山旗地,生活非常困顿凄苦。在西山的生活阶段,曹雪芹回忆当年在南京生活时,感叹江南女孩子聪明灵秀,自惭“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想到不能埋没她们,要把南京的这些女孩子写出来,因此曹雪芹写《红楼梦》原名《金陵十二钗》。
所以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有各种条件。首先他们家四次接待皇帝,有这样的生活基础;第二是他家里的文化水平又高,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才写得出这么有文采的作品;第三就是遭此家难变故,增进了对生活的体验和阅历。
但曹雪芹还没写完就死去了,只留下前八十回,现在通行版本的后四十回是由高鹗、程伟元续写的,但他俩却否认这是由他们续写的,说是在旧货摊上觅得,与原八十回接续起来,就是现行的百廿回本。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曹雪芹家世新材料的发现
把以上问题都弄清楚后,我觉得光这些材料还不够,关于曹家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材料。下面我就来讲讲我是怎样发现《红楼梦新证》及其他红学著作中没有发现的新材料。我治学的特点除了喜欢进行实地调查外,还比较关注历史地理,按传统的讲法又叫“沿革地理”。像我们南京,从春秋战国以来曾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等六十二个名称。人们大都知道清代南京称为江宁,于是红学研究者都去查《江宁府志》、《江宁县志》,但却没有什么创获。我是有着实地考察经历的,带着地图到江宁织造府一看,曹雪芹家根本不在江宁县,而在上元县(当时江宁府一共有七个县,旁边的有句容、高淳、溧水,江北有六合、江浦,城里有两个县上元县和江宁县,而且上元县是首县)。明确了曹雪芹家在上元县,我当然去查《上元县志》,正好我们南大图书馆里有乾隆十六年的《上元县志》,我在第十五卷的人物传里发现一篇重要材料叫“曹玺传”。根据这条材料考证,曹家的老祖宗曹世选是辽东辽阳人,是沈阳中卫的行政长官。天启元年,努尔哈赤打到沈阳,将曹世选俘虏;到世选儿子曹振彦参加八旗,跟着多尔衮进山海关立了军功,到了北京就进了内务府,成了为皇室服务的人。所以康熙皇帝小时候要找保姆,就找到内务府曹玺的夫人(姓孙),成了康熙的保姆,这样开始,曹家和康熙皇帝的关系就很密切。在康熙二年,曹玺被派到南京督理江宁织造,子孙世袭。当时我在南京只见到乾隆时期的《上元县志》,我也知道有康熙年间的版本,康熙本当然更重要,我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去查到了。我发现《上元县志·曹玺传》以后又在康熙、乾隆年间的《江都县志》中发现两篇《曹寅传》,写出了《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一文,在曹雪芹家世研究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由于时间已到,我今天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国学讲堂里的同学们,请批评指正!
(本文由张晓梅、武黎嵩两位研究生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