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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传
【时间:2008/11/28 】 【来源:中华名人传记百部 】 【作者: 不详】 【已经浏览12719 次】

目  录

乱世出奇才………………………………………002
官宦世家…………………………………………009
乞食少年…………………………………………013
初仕归来赋闲情…………………………………020
再奔仕途…………………………………………029
居丧躬耕…………………………………………036
三仕刘裕…………………………………………045
不为五斗米折腰…………………………………055
归园田居…………………………………………064
天灾人祸自悠然…………………………………073
独步高士之林……………………………………083
酒中隐士…………………………………………096
桃花源……………………………………………110
易代悲歌…………………………………………117
金刚怒目…………………………………………126
死如之何…………………………………………133
千载有余情………………………………………139


乱世出奇才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大诗人和大散文家,又是歧见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引人注目之处一在于他的五度出仕而后坚隐不出,二在于他的诗文冲淡清雅、天然纯真而又偶现豪壮之气,三在于他的长期被埋没而后又被奉为一代宗师。
  
  多年来,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才华超卓,情志雅远,旷群脱俗,率真任情的文学奇才和士林怪杰,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环境入手,审视他的心路历程和诗文道路,才能够予以更全面、恰切的评判与显扬。
  
  奇才怪杰的诞生,常常有赖于两个条件:不平凡的时代,不平凡的人生。正常的时代普通的人生,人的思想融入生活之流中,不会有多余的意识来反观生命本身。只有在得失、成败、荣辱、幸运与乘蹇之中惊喜、向往、痛苦、迷惑,在心理的不平衡中追求和谐,又从和谐中产生新的裂变,这才有了美到极致的情感和意绪,有了深到极致的哲理认识,这才产生了诗人、作家、哲学家。所谓愤怒出诗人,痛苦出哲学家,就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超越于凡人,并不是因为天赋灵气,所谓“天才”只是一种美誉,一种羡叹,归根结底是由于后天的不平凡的经历,不同于一般人的主观追求与客观砺炼。而时代,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心态和生命历程,将其不平凡加诸于个人,并常常以文学或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乱世出奇才的必然性。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晚年经历了晋宋易代。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陶渊明降世之时,西晋灭亡已48年,东晋偏处一隅,时时受到北方的进犯,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更不思收复失地,而是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而不能自拔。大批兵权在握的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所以青少年时的陶渊明,虽然也曾经“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却终于报国无门,建功无望,终于选择了田园。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败前秦告捷,但外患稍缓,内乱继起,这就是公元399年爆发的历时十二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义军与官军的长期战争,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灾难。陶渊明的故乡江洲浔阳是京都金陵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战火的毁坏更为惨重。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次战乱虽无直接描写,但触目惊心,他的悲观、避世的情绪,他的桃花源理想,都因此油然而生。
  
  外患内乱使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展其才志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更是令一切有识之士失望、厌倦。陶渊明一度在桓玄手下为吏,后又入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亲睹了一帮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犯上作乱的一幕幕,其心中那种不齿而无奈,渴盼远离尘嚣的情绪可想而知。

  陶渊明是在数番入仕过程中认识到他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无从在这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实现的。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归田。这既是一种消极退避,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是无力回天的情形下做出的明智抉择。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那时还是能够有所为的,而陶渊明非退避不得免祸消灾,非隐居不能独善其身,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他实在是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了。

  历代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要首先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子曰:“学而优则仕,”当官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问题是看做什么样的官,是为人民鼓而呼呢,还是只知溜须拍马。文人笔下厌官憎宦之声颇切,这只是因为官场黑暗,或者是才违其时,求官不得,及为官而不得尽其心志。苏东坡几番为太守,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在西湖、海南、密州、黄州留下美名胜迹;韩愈官至侍郎,忠言直谏,几番遭贬,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这样为官,堪为宦官之人的楷模。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

  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谈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聘玄理,“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

官宦世家

  在讲究门庭家世的东晋,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诗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难理解,除了东晋高度重视家谱学的时尚影响,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门,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与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总想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预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对自己前程的一种预兆,一种暗示,一种因果轮回的天命。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良好影响的,一个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一样。无独有偶,屈原在《离骚》中也尽情地夸耀自己出身的不凡:“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热爱祖先,实际上是一种自珍自爱的表现。所以屈原、陶渊明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于世。另外,《命子》一诗是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所作,历数陶门功德,正是为了抒发自己救世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完成父志。

  夸宗耀祖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时的寻求补偿,是自怨自怜的变形表达。这亦如一个民族,在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只有以缅怀光荣历史来自励自慰,而蓬勃上进的人,是不会说“老子先前比你阔”的,陶渊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沦的一面,也有消极无奈的一面,他后来的无功而退,从洁身自好这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从“灵台无计逃神矢”,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这点来说则仅是值得同情和叹惜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

  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滕妾数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应当说,曾祖的政绩、政声与其家室的昌盛、显赫,都是让陶渊明追慕的,这是与他一生数次出仕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两种因由。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殁,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既然陶渊明说他是“直方二台”,以梗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陶渊明父亲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赞他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振兴门庭,延续香火,扶老携幼的职责系于一身,这远比大济苍生的逸志要来得实在,要留得长久。陶渊明迟迟不仕与家事牵累不无关系,二十九岁后数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养家糊口、重振门庭。

  陶门承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其子夏,后经侄陶弘、弘子绰之,传至绰之子延寿。延寿曾随刘裕征讨后燕慕容超。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与其相会,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赞美陶延寿不辱门庭、无愧祖先的同时充分表露出他对长沙公的企羡以及自愧自怜。伤感第一代长沙公的威名与盛德在自己身上难以再现。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剌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他的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综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一面想要恢复先祖的光荣,一面又感到时运不济,力不从心,一面厌弃官场的纷乱芜杂,一面又忘怀不了曾经有过的繁华。所以他才在进退出隐之间有如此多的犹豫,如此多的反复。最后他终于不能从仕途上看到光明前景,这才决然离去,留下无穷感慨,无穷怅惘,而终于觅得了恬静心境,创造了另一种繁华,那种不会被时代淹没、不会随时光飞逝的繁华——文学上的卓绝成就。

乞食少年

  陶渊明的早年生活,在人们印象中,是如他自己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因为家贫而到处借贷,可见多么困窘。陶渊明经常陈述自己的贫穷困窘,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洪迈《容斋随笔》所言:“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堪堪冬陈;其居,则环境萧然,风日不弊;穷困之状,可谓至矣”。陶渊明的自述,当然是据实而言,有感而发,但一旦形诸笔墨,便难免渲染夸张,这不是惑众乞怜,而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他这种着意渲染的笔墨,却使人们对他生活状况的估计远远脱离开他的实际水平。唐代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说陶渊明“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渐也”。

  对于陶渊明的经济地位,既不能仅凭陶渊明诗文自叙,忽视文学描写与实际状况的距离,也不能从君子固安贫乐道的观念出发,将对陶渊明人品的敬仰与对其窘况的同情混淆不分,仿佛陶渊明只有和农民一样在饥饿线上挣扎过,方更显出其高风亮节,仿佛平民地位、平民立场能增添他诗文人品的光彩,使诗人的形象更加伟大。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分析他不同时期的心理与行为,理解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目前存在的误区有五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穷益显坚贞,所以宁愿他是一生贫寒,并为此寻找依据;二是陶渊明的大多数诗文名篇作于退隐之后,家境日衰,诗文中穷气日盛,怨气日浓,所谓文穷而后工,他的生计与创作都经历了一些转折,不能由后期诗文中的自叙贫状而得出他一生困窘的印象;三是贫富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是相较而言。陶渊明温饱难持的日子并不多,较之当时的达官贵人,较之陶侃、陶延寿,他自然是贫穷不堪,可是较之许多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农民,他还是优裕有加的;四是陶渊明晚年的诉穷,也是悲其命运之穷,穷途末路,状生计之穷而泄其心志难展的郁闷,假如仅仅是生活的穷苦,又有什么好大书特书的呢?今人从中欣赏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失意、落寞,而只是温饱难持的哀怜,那又有什么艺术美感可言?五是历代论陶,常常为论证某一观点或从某种观点出发,具有一定随意性,其结论不足为今人凭据。王维举《乞食》一诗为例,说陶渊明经常乞讨,“叩门拙言辞”是写其难为情之状。“乞食”二字仅从字面上看确实很能迷惑人。一些人说陶渊明晚年穷得“沿街乞讨”,就是从这个诗题的字面意义附会出来的。诗人晚年更贫苦,所以一般认为这道诗系晚年之作。

  但是,一者,《乞食》一诗作于“投来去学仕”之前,写的是陶渊明出仕前“东西游走”的情景,由“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一句看,他此时正是一个欲有所为的青年,二者,作《乞食》诗时,作者大约二十七八岁,时南方连年饥荒,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暴雨成灾,其后两年大面积蝗灾,陶渊明早年丧父,又无长兄,在青黄不接时向他人求借,也不是太奇怪的事。借有门,并蒙主人留饮,丝毫不见晚年时的窘状和凄意。三者,“乞”在此时是一种诙谐幽默的说法,往熟人、朋友家讨杯水酒喝,岂是真的乞讨?
  
  那么,陶渊明早年境况究竟如何呢?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陶渊明在当世又不受重视,其生平记载一般较为简略,截至二十八岁陶渊明出仕前,其经历及当时时局大致是: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是年晋废帝司马奕即位,前秦慕容氏攻占洛阳,实可谓生逢乱世。陶渊明四岁时程氏妹出生。七岁时桓温率兵入建康,废司马奕,立司马显为简文
帝。八岁时,陶渊明丧父,是年简文帝病死,子司马曜继为晋孝武帝。桓温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前的一种荣典。九岁时,桓温病死,谢安执政,前秦攻取东晋梁、益二州。十二岁时,陶渊明的庶母去世。前秦攻凉州,灭前凉张氏。十三岁时,东晋政府任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北府兵。十七岁时,从弟敬远生。十八岁时,前秦吕光进驻西域,至此前秦统一北方。十月,秦主苻坚拟率大军南下灭晋。次年,始兴、南康、庐陵水灾,南方大旱。七月,苻坚南犯。十一月淝水之战,晋军大破秦军。二十一岁时,南方大面积水灾、旱灾。谢安病死,司马道子为相。其后南方连年饥荒。至二十九岁,陶渊明出为江州祭酒。

  陶渊明出仕前的岁月,与诸葛亮有所相似,中等产业,衣食无忧,可以读书会友,并时时萌生雄心。“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作为仕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藏书甚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颇为悠闲自在。他并无雄才大略,不似诸葛亮精通兵法,这也因为东晋不似三国,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东晋是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民族在纷争中融合,王朝在专权中更替,再加上天灾不断,陶渊明作为一个普通平民,能维持中产者的生活状况,保持观书弄琴的悠然心境已然不易,没有多少腾龙飞凤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兴风作浪的只是那些大官僚大贵族,陶渊明不可能得遇明君圣主。不过,既然陶渊明有机会“历览千载书”,学了当时在一般士大夫间流行的《老子》、《庄子》,研习儒家六经,学识超于常人,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必然也超于常人。儒家大济苍生的宏愿使他也具有志士的胸怀,豪侠的热血。“大丈夫因时而动”,他也在等待机会。《乞食》一诗,既是他早年悠闲自在,无乐自欣豫生活的写照,也流露出他不甘沉寂,欲有一番作为的心情。《乞食》写的是陶渊明向亲友求借,受到热情款待的情景,他把在亲友家的这顿畅饮诙谐自嘲地称为“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作者自谓是饥饿驱使人到处奔波,不知到哪里去借贷,走了又走来到这个村落,叩开门后难以开口。“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看样子,陶渊明之所以“不知竟何之”,是因为许多亲友家已经求借过了,不便再次相扰,所以才走了很远,来到一个可能沾亲带故但平素疏于往来的人家。这家主人非常热情,他知道来访者的意思,赠给东西,不让他空跑一趟,并且还摆酒款待,二人言语投机,谈至晚上,每次举杯都一饮而尽,酒酣情畅,高兴新遇知音,于是陶渊明欣然作诗,表示要像韩信一样报答这一饭之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韩信少年潦倒,一漂洗衣服的老妇给他一顿饭吃,激励他要求上进,后韩信拜将封王,不忘漂母,赠以千金。陶渊明说感谢主人这番如漂母一般的恩惠,只愧自己没有韩信那样的才能,谢意敛藏于心难以言表,哪怕是死了也不忘报答。言外之意,正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志:我也要争取像韩信一样干一番事业,而像韩信那样报答漂母之恩。

  《乞食》一诗,丝毫看不出陶渊明有饥馑劳顿、沮丧愁苦之状,相反是交结新知推杯畅谈的欢情。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次乞食看作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出来游逛,至饥肠辘辘时叩开一户也许是素昧平生的人家,与好客而意气相投的主人一番畅饮。陶渊明倜傥才子,游手好闲,找人讨一顿饭吃,并以其谈吐博取人家的热情与敬意,并不是什么难事,况且他那时志趣并未固定,性情浮华,虽不能说有似纨绔,也还在寻觅思考阶段。人生何去何从,何求何为,他尚没有下定决心。这种游移不定的心态,导致了他的迟迟出仕,时进时隐。从《乞食》末四句看,他并不是决心要作韩信,对自己的才能、机运都没有自信。他的性格是倾向于消极、闲散的,关于人生前途,“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种念头在他心中并存。但是,青年的心总是容易激动的,在未一试身手之前,他决不会甘心终老林泉,悲守穷庐。人有天赋的智慧和聪明,凭着三正五行而永世留名,在年轻气盛的陶渊明心中,力求大有作为救助黎民的念头占了上风。他不满足于居处乡野闲散游戏自得其乐的生活,不甘于做一个乞食少年,而要投身政治风云,奔波求索了。

初仕归来赋闲情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宋书》本传说他“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所谓“不堪吏职”,是因为陶渊明出仕本不只是为了挣得一份俸禄,而是想得到大展宏图的机会。期望过高,而心中又先存了一份不敢奢望的悲观念头,所以极易受挫、退却。过高期望而又担心失望是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这种脆弱的心理是经不起宦海风波的冲击的。从小官做起,小心翼翼,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奴颜卑膝,一步步攀上高位,陶渊明不仅受不了这份委屈与折磨,也没有这份耐心。然而,有几个人又能像伊尹、傅说那样从奴隶起为国相,像姜尚、孔明那样由隐士出为军师呢?东晋亦不如隋唐,有科举取士之制,给读书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所以陶渊明注定在仕途上不会有远大前程。自汉以来一直流行征士制度,将那些有名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征聘为官员,不过到东晋,由于门阀森严,征为幕僚、辅官还有可能,登上高位,据有实权的机会微乎其微。陶渊明辞官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薄,他不仅对这个小官职不感兴趣,对出仕后究竟能有何作为也不抱希望,所以拒绝了。这并不是他主观上的不肯同流合污,也说不上什么气节坚贞,仅仅是不适其性,不遂其心而已。但客观上,这对后世仕途失意及感于宦途艰险的人来说,能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钦羡他能主动、坚决地远离尘嚣。

  陶渊明的个性有其刚直、坦率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群、不适世的一面,这既可作为一种品行来称羡,也可以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弱点。在一个污浊、黑暗的时代,孤傲及至偏执是一种反抗的力量,能够升华为美德。但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时代,不要认为东晋果然是黑暗无比、鬼魅狰狞,同时应以普通人的尺度衡量诗人的为人,只有了解他作为普通人的性格弱点,才能明白他是如何不能和普通人一般生活在那个时代。不是他着意追求与众不同,而是他的心性、气质决定了他只能高标独立。所谓奇人怪人,往往不是其心所愿而只是无可奈何,既被人视为奇怪,干脆益发放旷不羁,不拘时俗,不循常情。于是奇行怪径内化为自觉意识,处处要违时脱欲俗,奇才怪杰就是这样产生的。

  陶渊明辞州主薄不受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闲居的第二年,即太元十九年(394年),陶渊明三十岁时,他的妻子去世,续娶翟氏。翟氏是一个贤良女子,据《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诗人丧妻、再娶这一段时间内他写了一篇在他的诗文中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言情之作——《闲情赋》。

  赋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其特点是注重铺陈排比,讲求节奏,音乐感很强。陶渊明的这篇赋是他作品中唯一一首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它以始激越终淡然的笔调抒写了那种对美好感情挽留不住、寻觅不得的伤感怅惘,也流露出他闲居期间精神无所寄托的迷茫、无奈。该赋另外一层深意是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影子附着在他塑造出的理想化的美人身上,融入他的顾影自怜、怅然若失的情绪,而最后达到自我平衡。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的。

  《闲情赋》题名“闲情”,“闲”是防闲,即检束感情,使人归之正道。如其序所言:“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检束放荡的文辞,尊崇恬淡寡欲,以放任情怀始,以雅正终,以此抑制邪念。陶渊明空怀才情,一事未成。闲得无聊,难免想入非非,神思恍惚,自我困扰,所以用创作来排遣情怀,安定思绪,也是慕前人雅意,一试笔力,遂成这篇绝妙好辞。

  《闲情赋》的第一节极尽夸饰之能事描写美人之容貌与品行:“夫何飘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容貌举世无双,德行也远近闻名,“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既有冰清玉洁的气质,又有深谷兰花的芬芳,情怀超世出俗,志趣高尚入云。这与其说是写美人,不如说是在自我表白。这位美人就是作者理想的外化,是作者心志、情怀的投射与再造。屈原《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然是陶作的样板,只不过屈原是自赞自怜,而陶渊明含蓄地用自己的理想塑造出一位美人而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美好时光易逝,人生旅途艰辛,百年之后都将同归尘土,何必郁郁于心!这是在劝慰美人,也是在劝慰自己。“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神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进一步状写美人的情态。

  第二节写诗人对美人欲亲近又顾虑重重的复杂心情。“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一系列四字句,短促顿挫,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平素持重淡泊的男子,此时面对仪态万方的绝代佳人,心脏在急剧跳动。“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慎冒礼为□。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有心无胆,犹豫彷徨,正是陶渊明性格的写照。心烦意乱不得安宁,魂不守舍,须臾之间几番往返,末二句极得恋爱中人心之真态,令人好笑又感动。

  第三节是全赋的高潮,一反作者朴素淡远的风格,炽热无比。“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云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天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之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十愿连翩,一气呵成,要化己身为美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膏泽,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脚上之鞋,随身之影,照颜之烛,手中之扇,膝上之琴,只为了亲近美人,陪伴美人。一连串拟物手法的运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十种物事,寄托同一个美好心愿,十番转折,十种设想的结果,表达同一种担忧,尤为衬出心愿的强烈。

  空怀十愿,无以表白,作者情绪渐渐变得低沉。“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讷,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轻松之余阴。倘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悄想以空寻!”抒情主人公过分消极,仅仅停留于心愿,不敢付诸行动,很有无故寻愁觅恨的味道。凭空设想出一个情人,本就只是为了抒发心中那份郁郁不得志的情绪,本就只是枉自嗟怨,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有什么结果。

  第五节诗人由美人乏不可求回复到自己平生志愿之不得遂上来。“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徒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瓢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悼,譬缘崖而无攀。”这里梦中情人已退居次席,作者开始比较直接地表现自己不知路在何方的迷惘,一事无成而时光易逝的惆怅。坐卧不安,神魂飘游,是为了那始终追求不到的梦中情人一般美好而又缥缈的理想。赋之末节,诗人经过一夜辗转苦思,终于在无计可施中放弃了追求,也平复了烦燥不安的情绪。“于是毕昴盈轩,北风凄凄。久久不寐,众念徘徊。”四字句的再次夹入,表明情感的再度转折。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运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郡南》之馀歌;但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诗人极力使自己认为没有希望,万种相思只是徒然自寻烦恼,以让自己完全放弃努力也放弃心愿,让他胸中的郁闷与梦幻付诸清风流水。发乎情而止乎礼,浮想联翩的白日梦终究没有什么意义,诗人要摒除各种杂念,保持一片纯心。

  《闲情赋》表明作者并非“浑身是静穆”,内心也有过激情。

  不过,通观全赋,总体来讲作者的情调还是低沉、消极的,即是“十愿”,也把那股火一般的情感深深压抑,以悲观的情绪来淡化。末几节更是将其消解至无,诗人之心仍然回复为一汪死水。

  男女情爱是历代文人吟咏的共同主题,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是他们的共同态度,不论是虚伪也好真诚也好,不论其心思如何,表面上是要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自吹面对绝代佳人的逗引毫不动心,司马相如作《美人赋》禁绝邪念,张衡作《定静赋》,蔡邕作《静情赋》,陈琳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张华作《永怀赋》,都是同一主题,同一格调。这就是陶渊明所谓的“奕代继作”。他自称是“复染翰为之”,似乎是因袭前人,但实际上,这篇赋深深打上了他个人性格、情绪的烙印。文中的美人是作者缥缈思绪的幻生物,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抒发了自己的无望、悲哀情绪,炽热的表白、尽情的宣泄正是为了释放身心蕴积的生命力,从而达到火山爆发后的死海般的平静。

  这篇赋结构新颖,想象丰富,辞句清丽,灵活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其中的十愿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荡除了汉赋那种着意铺排、堆砌辞藻、典故、用语生涩的积弊,清新自然,因此被人们久诵不衰。

  陶渊明的才能本在为文而不在从政,但以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不能不一试锋芒,熟料初仕即告挫败。回家闲居的岁月,他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痛苦中孕育而成。《闲情赋》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产物,这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并不足以补偿他心灵的缺憾,他仍然郁郁寡欢,苦闷彷徨,可对于今世读者来说,却不能不为文学史上多了一篇千古绝唱而倍感欣幸。

再奔仕途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至隆安四年(399年)间,陶渊明的次子俟、三子份、四子佚先后出生。这一段政局依然动荡不已,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安帝年幼无知,司马道子以太傅摄政,引王国宝为心腹,使之参予朝政,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397年,南兖州刺史、北府兵首领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在京口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响应。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请求王恭退兵。398年,王恭再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延期、广州刺史桓玄起兵响应,沿江东下,会攻建康。北府兵前锋刘牢之倒戈反击王恭,王恭兵败身死,刘牢之伐王恭统率北府兵。桓玄、殷仲堪退至洵阳,共推桓玄为反晋联盟的盟主,桓玄自任为江州刺史。399年,桓玄火并殷仲堪、杨延期,占据长江上游,东晋政府被迫任命桓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马道子昏醉多病,其子司马元显掌握中央实权。元显鉴于桓玄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自己指挥的新军,于是强征兵役,导致孙恩起义。十月,义军攻下上虞,人数很快发展到数万。就在桓玄兼任荆州刺史的这一年,三十六岁的陶渊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职。

  千余年来,论陶家对陶渊明的仕玄评价争议甚多。从诗人崇尚儒家名节的角度说,桓玄这么一个利用王室与士族间矛盾,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家,陶渊明对他应该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历代论陶家多以为仕玄是陶渊明一生之斑点。颜延之《陶征士诔》中对此事以“初辞州府之命”一言带过,绕过要害,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则“力辩先生未尝参仕桓玄。”

  南宋的叶梦指出:“盖浔阳上流用武之地,玄与裕所由交战出入往来者也,渊明知自足以全节而伤生,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弃之归则归,不以终屈其已。”这种解释,应当说比较合理。历代易朝之际,但凡稍有名望的人,往往被新朝征用,以稳定人心,巩固新政权。而亦常有志节坚贞或迂腐不堪者坚决不肯合作,惹来杀身之祸。桓玄取东晋而代之的野心已久,陶渊明这样颇有才华的人他必然要想方设法收罗门下,而陶渊明没必要“犯其锋”,触怒这些说变脸就变脸的军阀。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人自危,仕于桓玄幕府,不失为一条苟且偷生之道,无可厚非。强求每一个人都为名节去死,实在是不通情理。人人有求生本能,只要不伤天害理,不祸及他人,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至于陶渊明此番出仕,是否还有假群雄纷争之机有所图谋的念头,已不可考。假如有,也可以理解。当时时局混乱,陶渊明这么一个读书人,也辨不清形势,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踏上这条道路。不论他后来文名多么显赫,在当时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微小的一个,常常是身不由己。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把他出仕的原因探究得那么复杂。人首先是为生存而生存,不是为功名利禄,更不是名节道义,如果先认定了他是一个伟人,强加今天的理想和立场于他,就不能正确理解他的一生。他自己经常承认他是因为家贫而出仕的,这种目的似乎太不高尚,太无可夸可羡之处,但这比大济苍生更来得真实。人的社会理想起源于个人理想,首先是为了自身,才推己及人,因为个人需要清明世道,所以才想为清明世道的实现而努力,因为自己需要救济,才想到要大济天下。这是个人心愿的一种变相表达与满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因为自己亦乃一介寒士,才发出呼吁,他也是承大庇者之一。龚自珍“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由自己心愿出发,渴望有晋身之路,才希望天公不拘一格。如果认定人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才伟大,认定了兼济天下的无条件的高尚,一味高歌“人民性”而忽视个人的心愿,就会曲解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陶渊明就是为了一饭一食而出仕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他后来的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小人,只是心气高傲,而且厌官已久,不必上升到气节坚贞的高度。况且,此番仕玄,他也许还是受尊重的,所以虽然多有不快、不适,还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不论陶渊明仕玄的动因如何,他心情的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小吏,文人的闲散性格也不适合于为杂务奔波,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他这个时期的心境,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三首诗中得窥。

  《规林二首》是陶渊明奉命出使京都,返途中经过江西,准备顺道省亲而被风所阻时写的。其一,以“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起句,既写出他归心似箭,想要早点见到慈母、亲友,“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的心情,也流露出他对仕宦生活的疲累和厌倦。“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归路弯弯曲曲,太阳又早早西坠,“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一语双关,写出作者对世道艰难、前途莫测的忧虑。“凯风负我心,戢戢守穷湖”,南风违背我的心愿,使我只好停船困守在这荒僻的湖上,言外之意,既是嗟叹生不逢时,在仕途无所作为,看不到前程,又是愁苦生计艰难,寻不到一方清静乐土,进退两难。“高莽渺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越过繁生草木,家园已经在望,却不能够投入她的怀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是到家也不能久留,还得怀持一线希望,去宦海浮沉挣扎。

  《规林二首》之二,着重写行役之苦和对故乡的怀念。“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因公务而在外跋涉,这份辛苦作者其实是早就感受到了,只是今日归舟为风所阻,才尤为强烈地体会出来。“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万水千山举步维艰,还有难以逆料的风波,经历了这么多的险阻,于是“久游恋所生”,想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身边,却不知“如何淹在兹,”耽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田园美好,官场不值留恋,大好年华能有几多,不必这么忙忙碌碌,身心交疲,还是归还田园,过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吧!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次年即陶渊明三十七岁那年,他赴假途中经过涂口,友人临流送别,因作诗抒怀,表明做官是违背自己心愿的,准备弃官归田,以洁身自好。“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诗人回顾自己出仕前的生活,远离尘事,没有世俗的人情缠绕,诵读诗书,养性怡情,悠闲自得,可不知自己怎么抛弃了这一切,跑到西荆来做官。“叩点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青青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霄尚孤征。”月亮升起时开船出发,对着前来送行的朋友,诗人慨叹自己公务缠身,顾不上睡觉,半夜里还要孤身远行。凉风萧萧,月光冷冷,辽阔的天空和平坦的大地使诗人更觉凄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诗人认识到像宁戚那样以悲凉低沉的歌声向桓公自荐而被举为上卿,不是他所能和所愿做的,归田隐居,与家人并肩耕种才是他的心愿。“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弃官还乡,决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在简陋的茅屋里修身养性,自己会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从以上三首诗看,当官已成了陶渊明的一种心理负担,一种精神折磨。显然,俯仰由人的小吏生活,扭曲了心高气傲的诗人的灵魂,他决然要摒弃爵禄荣利的梦幻,回到安宁静谧的精神家园了。

  这时节,农民起义军与官军连续作战,五月,义军攻下涞口,与官军激战于刑浦、山阴,官军大败,朝廷震惊。十一月,孙恩又大败官军于余姚,时局更加动荡。陶渊明情知仕途更加艰险,隐心日重。401年冬,生母孟氏去世,陶渊明回乡居丧,再度从仕途解脱出来。

居丧躬耕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三十八岁的陶渊明居丧在家。

  这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桓玄总揽朝政,改元大亨。
  
  农民起义仍然如火如荼。虽然孙恩战败,投海自杀,卢循又被推为起义首领,率领义军继续与东晋王朝及各路军阀争锋。农民起义不论最初是出于何种天灾人祸的原因,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后总是被野心家利用。卢循此时已与军阀无异,给人民带来的只是骚扰、伤害。而且农民起义固然能推翻东晋王朝,可其结果仅仅是促成朝代更换。它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远不如它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黎民百姓的危害来得严重。除了出于政治原因的肯定,一般有智有识之士对农民起义不会有太多的认同,至多是悲天悯人而已。陶渊明诗文中根本不提及孙恩、卢循起义一事,既有避免惹火烧身的一面,也是因为他不过把这次起义看成危乱时世的灾难之一,感到厌烦和无奈,懒得去想更不愿去写。

  这期间,陶渊明作有《和郭主簿二首》,反映了他二度辞官归来的生活与心境。

  《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作于仲夏,写闲适生活的美满和愉快,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冷漠与厌弃。“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堂前茂盛的林木贮积着清阴,不仅凉爽,而且幽静。反过来,心静自然凉,只有闲居在家,才可能在盛夏享受到这番清凉滋味。苏东坡“三更待漏靴满霜,不如日高睡足北窗凉”,可为注解。亦见历代文人心情
同一。一个“贮”字,更加状出庭木之茂,清阴之浓,虽拈来信手,却不可替换。“回飚开我襟”,南风在院内回旋,其中意趣非深居深户高门、官府朝院中人所能领略,吹开我衣襟,也是吹开我心怀。诗人之安恬心境,仅此四句尽出。“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疏有馀滋,田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断绝交游,看些闲书,弹琴自娱,自斟自饮,还有小儿绕膝,呀呀学语的天伦之乐,真是惬意已极。园中有菜,仓中有储谷,不求富足,能过得温饱、舒坦就行了。“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田园生活淳真而有乐趣,诗人忘掉了功名富贵,遥望时舒时卷的白云,不由深深怀念起古圣先贤不慕利禄、轻于得失的胸臆。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进一步表达了诗人对古圣人的仰慕。这里的圣人,当是诗人所好的《庄子》中赞美的圣人。《庄子·天地》篇中写道:“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诗人要为自己的闲隐生活找到一种印证与认同,从他人与古人那里。如此,他才能够恬然自得,并上升为一种美好的诗意和崇高的道德境界,从而肯定自身。因此,他才怀念起古圣人。“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枝,卓为霜下杰。”萧瑟的秋天,已无春之和泽,云气不再低垂,露水凝为寒霜,一派凄凉景象。但奇崛俊逸的山峰仍然高耸,青松在山峰上仍然傲立,菊花怒放,给天地增添了无限色彩与生机。逸峰、芳菊、青松,都是以比兴的手法引出古代的高士,他们也一样保持着坚贞秀丽的姿色,卓然不群,堪为霜中豪杰。“衔霜念幽人,千载抗尔诀。”诗人在千载之后,还从古代隐者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坚守着他们的节操。“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日”,诗人之心,可惜没人理解,好友郭主簿很久没有来信,诗人郁郁寡欢,十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仍然为时光的白白流逝而感到迷惘。末二句急转前意,真实展露出诗人的复杂心境。毕竟,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隐逸态度都是作者想象、诗意地美化的产物,不可能真正解除他心中的苦闷。所以,末二句似乎破坏了全诗的意境,破坏了后世读者的美感,可这正显出作者真实的心态。陶渊明之真,真就真在他不着意将自己诗化,掩藏于诗的意境之中,而坦率地展示出他作为常人的情绪。这年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即为其外祖父孟嘉所做的别传。

  历代文人为他人作传,如果不是应制遵命之作,往往是借自己所欣赏的人来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气性。从陶渊明描写的孟嘉的形象里,不时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这简直就是陶渊明自身的写照。亦可见陶渊明受其外祖父影响之深。

  元兴二年(403年)春,年近不惑的陶渊明开始亲自参加耕种。躬耕的体验可由《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得窥。其一云:“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自有人,春光岂自免?”由此几句可以看出,亲自耕种是由于家中贫困,贮谷已尽,再不身体力行就要饿肚子了。但清高的诗人还要以古代贤者隐居躬耕的事迹来自我安慰与美化,雅兴一点不减。这就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的。“夙晨理吾驾,启涂情已缅。鸟瞰欢新节,冷风送馀善。”诗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农夫,就在于他不仅仅着意于耕作,还能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田园。鸟儿为新春的到来而欢唱,清风徐来,使诗人舒适畅快,这种种美好感觉,都化为了清丽的诗句。“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植杖翁”典出《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陶渊明不以劳动为苦,亦不以为耻,反而甘做植杖翁,在这远离尘世的地方悠然自得。诚然,以诗人之才,不得其用,却要从事绝非所长的体力劳动,是陶渊明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诗人能够安然于此,不因其鄙而痛苦,也显出其豁达的襟怀。“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躬耕自资虽比不上那些通达者的作为,但它所保全的志节却不浅陋,诗人的这番自询也是一种自励。世事无常,一个人一生不知会沦落到何种处境,但只要在任何一种处境中都能找到一个安然的理由,并且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一种幸福。《怀古田舍》之二继续为自己寻找躬耕的理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先师遗训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话:“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从君子立志当高远的角度提倡君子忧道不忧贫,这自然足以为训,也符合社会分工的原理。劳心劳力本当有差别。但是倘若衣食不保,还不自给自足,那就是迂腐了。所以陶渊明虽然早就在熟读《论语》的过程中汲取了先师的遗训,依然坦率承认自己做不到,只有转而立志事农。现实、真率,这就是陶渊明的态度。饿着肚子去忧道,不是虚伪,就是异化、变态,生活在空中。“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诗人不仅自己劳动,还专门作了一首长诗《劝农》来鼓励农民耕种,这是为生之根本大计。“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欢欣。”由麦苗即看到收成的希望,这正是农民的乐趣所在。陶渊明于躬耕中理解了农民。“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人人劳动,远比像孔子那样为济世而奔走要来得实在。“日入相与归,壶桨劳近邻。”耕作归来,邀邻舍同饮,劳累一天后再事休息,浑身说不尽的舒泰。“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做一个农民,也别有一番美好滋味。当然,由一“聊”字,也看出诗人并非否定“忧道”,只是无可奈何,才以苦以乐。并且可以想见,一旦事农的新鲜感丢失,诗人真正沦为农民,他也会不堪其苦的。

  《劝农》一诗写于同时,系四言体,分六节,每节八句。这是一首说理诗。首先从上古人类不知耕稼说起,然后列举后稷、舜、禹等圣贤哲人躬耕的事例,强调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既是为自己的被士大夫视为鄙俗的事农找到高尚的理由,也表现了传统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于孔子、董仲舒轻视体力劳动、不问耕耘、超然农务之外的美德,他既表示敬仰,但也婉曲地表示,自己无法仿效,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一些,先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生存之本。对于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劳而食之辈,则加以斥责:“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劝农》一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文人士大夫鄙视劳动生产,要做人上人的传统,到魏晋六朝那些穷奢极欲的士族子弟身上发展到变本加厉,所以陶渊明对“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的赞美,便超出了个人的好恶褒贬,具有了时代意义。“民生在勤”,大圣大贤亦不能例外。这不仅是诗人对农业劳动的态度,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勤勤恳恳,身体力行,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这样。陶渊明并不否定“孔耽道德”和“董乐琴书”,相反明确表示“若能超然,投迹高轨。”可既然他没有机会与能力去扬道寄世,那么躬耕自足、独善其身不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吗?

  这年十二月,桓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浔阳。假如要以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来苛求陶渊明的话,那么陶渊明的及时退隐,算是免去了卫道士们的许多微辞厉语。

  国事如此,陶渊明的家事也日渐艰难。诗人毕竟不是一个好农夫,他的生活越来越困窘。《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终于一扫初事农务的欢欣,而颇有一些凄意。“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长闭。”隐居茅屋一年,远离尘世,知音邈绝,无人问津,柴门常闭,孤寂难耐。“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飘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北风凄凄,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连最简单的饮食都成了问题。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陶渊明却实在乐不起来。室内空空,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唯有书,还能给他提供精神食粮。“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留名后世的志节之士给了陶渊明坚守穷节的勇气,使他暂时从眼前的困境中超脱出来,去理想的世界遨游。“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世人共趋的仕途不走,甘心受这份苦楚,没有什么后悔的,但这番心意只有表白给与自己在一块的从弟敬远,别人有谁知道?陶渊明渴求理解、渴求支持。尤其是在他躬耕一年,所得不能自给,心中不免生疑生悔、有所动摇之际,他更是苦思苦想,需要倾诉、表白,听到别人的回音。他做这首诗,已不无自嘲之意。“谬得固穷节”——胡乱求得“君子固穷”的节操,全然无慷慨激昂之意,而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与哀怨。如果后世认为他此时仍然隐心不改,强加尊敬于他,无啻于是残酷了。他更需要的是同情,对一名生不逢时的大诗人的穷困潦倒的怜惜与感叹。惟有如此,才能理解陶渊明的三度出仕。

三仕刘裕

  元兴三年(404年),政局发生很大变化。桓玄入建康篡帝位以后,非常残酷专横,作威作福,引起下面许多臣子的反对。二月,建武将军下邱太守刘裕联合文武官吏中反对桓玄的各方面的力量,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兵进建康,桓玄败走,从江州把晋安帝挟持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统帅各方面军力继续讨伐桓玄。四月,刘裕诸将大破桓玄军于湓,进驻浔阳,刘敬宣因破桓歆有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不久,桓玄被杀,刘裕起兵成功,以镇军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和南青二州刺史,坐镇京口。

  此时的陶渊明,在经历一年躬耕生活后,日感艰难与悲观,经常借酒消愁。由《连雨独饮》一诗,可以想象连日阴雨使诗人更加愁闷,独饮消愁愁更愁。他由人的关于饮酒可以成仙的说法,想到人终于不免一死的自然法则,无须为短促一生中的成败而伤感。“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人生自古谁无死?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和陶王子乔都不知何处去了,“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年纪大的人说饮酒可以成仙,初饮果然忘记了许多烦恼,连饮就把天的存在也忘记了。“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仙鹤在天地间任意往来,诗人奋斗四十年却仍然不得施展。“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人的躯壳都要化为尘土了,不甘平庸的心虽还未死,当此时世,又还能说些什么呢?作者年已不惑,却无所做为,反而为生计而苦,他怎么能不产生生死无常、一切皆空的凄凉感?但这也正表现出,诗人仍然心有不甘。这期间所作的《停云》、《时运》、《荣木》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同样表达了老之将至而壮心未已、满腹惆怅和百无聊赖的心情。

  《停云》自序说是思亲友之作。“停云,思亲友也。湛新(酉翟),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满襟。”新酒酿好,园中花开,却没有友人对酒谈心,诗人的心如同凝积不散的云,只有深深叹息,以诗来排遣郁积的情怀。“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平路伊阻”,虚指友人因道路阻塞而不能来到,实指世道艰难,心志难遂,知音难求,只有静坐东窗之下,搔首独饮。“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此节与首节头四句反复,但略有变动,深得《诗经》四言诗一唱三叹之妙。有酒呀有酒,可是没有酒边知音,诗人的心情似要爆发,但终于平息在咏叹声中。“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竟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花开得如此烂漫,对苦恼人来说却只是平添愁情,满腹心事,与谁促膝而谈?“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飞鸟尚有好语相和,人却不得不忍受寂寞,诗人如何能不抱恨?

  《时运》一诗据作者自序说是暮春记游之作。身上穿着春装,在和煦的春光里,以影为伴,独自出游。内心交织着欢乐与感慨的复杂情绪。对比《论语·先进》篇中所载,孔子问学生们的志向,曾子回答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大加赞赏。诗人追慕古人的志趣,然而,他却是“偶影独游”,怎么能不“欣慨交心”?“童冠齐业,闲咏以旧”,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昼思梦想古人恬静的风度,但是官场失意,生计艰难,知交远绝,时运不济,“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诗人只有空望兴叹了。

  诗人落泊至此,假如没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也就会这样自怜自慰地了此残生了。时事的变化,刘裕的兴起,使诗人看到了一线转机。虽然结果表明这仍然是一场空,但当时形势不明,诗人又在穷途末路之中,所以虽然不敢奢望,还是三度出仕,投身刘裕幕下。刘裕这个人,固然不如三国时的刘备那么有名,但从他后来建立刘宋王朝的业绩看,也不愧为乱世之雄。只是刘备代表汉家正统,而刘裕则是篡国奸雄,所以史家对他没有好评。而陶渊明的仕裕,也就容易被人视为立场不坚定,与其被史家认定的贞洁品行不符,让后世深为迷惑,如不贬责,就要极力为他开脱。其实,作为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诗人,他不可能把一切看得那么清楚。他的行动,也不会完全为什么道德准则或政治信念来支配,而往往是根椐自己的心愿、需要来做决定。盖棺论定的结论是后人下的,陶渊明能对刘裕作何原则、立场上的判断?他想要摆脱生活上的困境,想要因时而动,有所作为,这理由已足够了。

  刘裕本来是一个出身下层的军人,在孙恩起义后四五年中,就由一个无名小辈,一跃而为都督八州军事的大将,不可谓没有雄才大略。他攻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凡之处。如东晋王朝的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败现象,但是经过刘裕 “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既能以身作则,又有威禁的魄力,他在时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对刘裕这样一个新起人物寄托一些希望是很合情理的。传统学界有两个思维误区导致对陶渊明仕裕的争议:一是今朝光明,前朝黑暗,新社会进步、旧时代腐败的观念,使学者们常把出仕与同流合污混为一谈,而把隐居视为品行高洁,尤其在乱世,出仕就等于是助纣为虐。二是对于历代君主,凡统一天下变乱世为治世者则为正统,名正言顺,像刘裕这等于偏隅之地改朝换代的人不过谮位之君、跳梁小丑而已,有德行的志士应当敬而远之。陶渊明仕于他幕下简直是污点。这些偏见,这些因陈的传统观念,会对品第、理解历史人物构成障碍,导致许多纠缠不清而没有意义的论争。
  
  陶渊明仕桓的原因并不复杂,《荣木》一诗序言中就已表白得很清楚了:“《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木即木槿,落叶灌木,夏秋开花,朝开暮落。诗人由木槿的朝开夕落联想到自己,少年时就学得了儒家的治世之道,老大还没有什么作为,人生短促,老之将至,应该振作精神,有所作为。“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人生有世如同寄居一样短暂,终将有憔悴老死的时候,想到这点,诗人心中无限怅惘。“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坚贞和懦弱在于自己,祸福却没有定准,人应该依循治世之道努力从善。“嗟余小子,禀资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合,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诗人嗟叹自己才资浅陋,岁月蹉跎,学识未增,事业无成,志向虽未改变,但饮酒成了习惯,心中无限不安。“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孔夫子的教诲,诗人仍然不忘。“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诗人信心不减,要重新振作起来,哪怕路途遥远,成败莫测,也义无反顾。本诗由“中心怅而”、“怛焉内疚”到“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千里之遥,孰敢不至”,笔调逐渐高昂,显示诗人的豪情。《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诗,亦是睹物生情,由西园花盛将复衰,想到人应该及时有所作为,“感物愿及时”,“逸想不可掩,猖狂独长悲”,诗人建功立业的念头如岩流奔涌,不可遏止,既让他焦灼,也促他奋起。

  来到刘裕幕中,欲要再试身手。但是,东晋并不是汉末群雄并起、三分天下的局面,刘裕也不是刘备那样的求才若渴,礼贤下士,陶渊明更不是诸葛亮那样大势了然、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介文人。镇军参军本非要职,不过一个小小幕僚,有似杂役。

  虽然,从《归去来兮辞》中“诸侯以惠爱为德”一句看,刘裕对陶渊明表面上还是客气、尊重的,但他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不会真正重视、重用陶渊明。所以陶渊明入幕不久,就对刘裕、对仕途失望了。刘裕其人,虽有其干练的一面,但其阴险毒辣,无信无义不减桓玄。当时他虽然只是掌握了东晋王朝的部分军事、政治权力,羽翼未丰,就排斥异已,杀害了对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及无罪的王愉父。并且凭借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当诛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极为重要的官职。刘裕属下官吏为非作歹,结党营私的劣迹更是不胜枚举。陶渊明对这一切都看不惯,并难免有自危之感。官差的劳顿而无意义——对于诗人来说是无意义,不感兴趣,更使他由满怀期望变得失望与厌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反映了他这次的思想变化。诗中,诗人首先怀恋起年轻时虽然清贫但悠闲的田园生活。“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虽然粗衣淡食,依然自得其乐。“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投笔命晨装,暂与园田疏。”一个偶然机会的到来,诗人投书入仕,暂时告别了田园。一个“暂”字,表明了诗人还会回来,对仕途不抱太多期望,对田园生活不能割舍的种种心思。“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千里官差,归念在心中回旋,眼睛看腻了异地的山川,神思回到了久违的故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当初怀着率真淳朴的思想,谁料如今拘于形迹,疲于奔命,还不如云中鸟儿,水中游鱼那么自在。诗人无奈地想,暂且就听凭命运安排吧,但最终,他还是要回到隐居之处的。果然,他在刘裕幕中不到半年之久,就一无所获地离开了。

  陶渊明居田园时不堪清贫、寂寞,出仕又苦于奔波、思念田园,陶渊明的这种矛盾心理,不能简单谓之“围城心态”。围城心态有时仅是对拥有的不珍惜,视得不到的为可贵,但有时则是找不到位置或尚未找到归宿。无论城里城外,都是暂寄之所,所以思出思入,总不安宁。这是很多人注定难免的折腾。不到日暮途穷,不会有大彻大悟。陶渊明的心态是偏向于田园的,时世、心性等种种主客观原因决定了这点。但倘若不在另一条道上走到头,直至完全厌弃,他是不会决然归去的,归去也不会有彻底的安宁,不会有找到归宿找到精神家园后的轻松与欣喜。年龄也对人的心态起作用。青年、壮年都不会甘于寂寞,总想再折腾一番,而年纪大了,心也就淡了。此时,四十岁的陶渊明尚未完全知晓和认同天命,所以他还要继续求索奔波。离开刘裕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跳槽”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刘敬宣就驻军在他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陶渊明既知刘裕帐下不可久留,又不甘心这么快就带着空空的行囊返回家园,只好暂寄刘敬宣帐下。刘敬宣军府离陶渊明的家乡不远,陶渊明可以不必“心惮远役”,而且进退自如,聊持观望态度。这时陶渊明已经四十一岁了。

  这年三月,晋安帝复位,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奉命使都,经钱溪时,作了一首诗《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来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以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还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诗人由依然如昔的山川,认识到风云变幻、岁月迁移中也有不变的风景、有不变的人生哲理,再次对自己的忙忙碌碌、勉强从事这种苦差表示怀疑,欣羡大自然中万物各得其宜。“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句重复《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真想在初襟,谁谓形迹拘”的意思而又有所转折,一个“似”字表明他的心从来就不曾为形迹所拘,素志不可移的决心已日渐不可动摇。他越来越怀念田园,想着要乘船归田去,像严霜中的松柏那样坚定不移。

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的归心虽然日坚,但尚不足以使他付诸行动。归心有时只是宦海中人的一种情绪,如苏轼,虽然说“一夜归心满旧山”,却并不立即挂冠而去。人之心念多端,可不一定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陶渊明四仕刘建威的告终,不是他的主动辞去,而是因为赏识他的刘建威告退了。由“诸侯以薄爱为德”一句看,刘建威也是赏识、敬重他的诸侯之一,能够为不谙官场之事的陶渊明遮风挡雨。刘建威一去,陶渊明也就呆不住了。所以此番退仕,客观原因仍是主要的。那么,陶渊明的五番出仕,不论其内心多么矛盾,都不足为奇。

  晋安帝义熙元年秋(405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做官到辞官的过程,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所载是这样的:“??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辞职,赋《归去来》。”

  由萧《传》可见,陶渊明虽然不想再在官场混迹,但担心衣食不饱,所以想为归隐生活做好物质准备。因为陶渊明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归隐在当时又被视为高尚,故此执事者愿意满足他的心愿,让他出任彭泽令,他由此得到上百亩公田,有差役代他耕种。彭泽离家又不远,陶渊明可以悠哉游哉等待“退休”。他还送了一个仆人帮儿子砍柴挑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说明陶渊明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文人。但他此时决不是一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官吏。较之苏东坡的在杭州治西湖,在徐州治水灾,在密州甚至收养了几十个弃婴,陶渊明似乎过于注重个人的出隐心情,进退道路,而很少做些哪怕微小但却实在的事情。公田悉令种秫,是为了用糯米作酒,经妻子力求才种些以饱腹用的粳稻谷。好酒若此,显然谈不上什么上进心了,只能为后代文人提供一段雅话而已。是数度沉浮,几番失望,使陶渊明消极沉沦,锐气磨落,只想常得醉于酒以足,此外就是心气愈加孤傲。年终督邮来县视察,陶渊明连束带以见的礼节也要人提醒,可见他诗人的不羁个性根本不适为官,他也只是为酒食无忧在县令一职上混混而已。既然他本不在乎这个职位,自然不愿束带去见一个小小的督邮。以他昔日为镇军参军、受诸侯惠爱的荣耀,如今为酒食屈就县令,要低下诗人高傲的头折腰向乡里小儿,心理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所以只有解绶辞去,以维护自尊。欲有所为者是能屈能伸者,胸怀大志者可受跨下之辱,这是因为预想的成功可以尽洗前耻。陶渊明却再不会有什么前程,他的尊严再没有什么新的光荣来增添与补偿,因此只能小心维护,不让它受到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显出了诗人的气节,维护了诗人的形象,为后世不绝称颂,可这其中寓含的几多无奈,几许辛酸,又岂是一般人注意得到、体会得了的!

  《归去来兮辞》序中自叙辞官经过与原因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耻。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乙巳岁十一月也。”

  在这节序言中,陶渊明坦率承认,他因为家里人口多,耕种不足以糊口养家,又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谋取生活所需,在亲友劝说下就想谋个小官做做。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其实“文以载道”是韩愈之类高官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说出的,做官也是在俸有保障的前提下才想要有所作为。完全不考虑个人生存只忧虑天下人的人不是没有,但只是少数,而且这类圣贤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不可推偏及全。陶渊明的考虑及作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在强加圣贤、高士理想于他后才会替他的微不足道的衣食之忧而难堪。陶渊明的厌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他一度想做官还求之无门呢,是因诸侯见爱及叔叔陶夔提拔才得几次机会的。只是官越做越小,又要曲意逢迎,劳于公务,受口腹役使而生的羞渐这才占了上风。何时辞去他犹豫不决,县令一职有若鸡肋。正好这时妹妹去世,他又为要束带折腰见督邮而心理不平衡,所以借奔丧的客观动因促使自己下定了决心。几番出入,他再不会对为官抱任何希望、有任何兴趣了。《归去来兮辞》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认识到自己不适为官和不愿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择定了故乡田园作他永远的安居之所与精神家园。

  《归去来兮辞》是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荡,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诗人的心已经累了,只想赶快回到安宁的家园。

  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

  人之一生从挣脱母腹、挣开母亲怀抱起,就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返家园、叶落归根的一念。陶渊明此时已经四十一岁,跋涉得够久了。他需要真正的彻底的安宁,而不再是那些奇丽而虚幻的信念与梦想。他的归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

  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他畅想初归的情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以盘桓。”稚子欢天喜地相迎,将要荒芜的家园因主人的归来而顿显生机。诗人自斟自饮,打量着久别的庭院,无限开心。住室虽窄,也可安居,只要知足,就能常乐。没有交游,每天独自在园中走走,自有趣在其中。拄着拐杖走走停停,悠闲自在,有时抬头看天,云朵无忧无虑地从山峦间飘起,鸟儿疲倦后飞回家园。诗人也倦了,如今终得安宁,像闲云一样自然舒卷,真是松快无比。

  赋之第三节继续畅想今后的田园生活:“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的心性与世俗格格不入,但这里诗人更认为是世道违背他的愿望。归因虽然不同,但息交官场的一切交游,重驾牛车下田耕作的决心同样是下定了。“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在与亲友的闲谈中感到温情的宽慰,在调琴观书中忘却心中的忧愁。除此以外还有农事、出游以为寄托:“农民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或忙于农事、或忘情山水,好一派逍遥自适的隐者情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树木逢春欣欣向荣,泉水涓涓长流不息,万物得时生机蓬勃,诗人却将老死,他无限感慨,而尤为珍惜这眼前的风物、这有限的人生,并从中悟到永恒的哲理,将主体精神融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得陶渊明赋中这四句的真意,既为自己身同沉舟病树、垂垂将老而悲,更为自然万物的永远欣欣向荣而喜,只有融我于自然,精神才能超脱肉体的约束,摆脱物质的羁缚,而在天地间获得永生。到了这番境界,“吾生将休”又何足道哉?

  诗人的心境在体验田园山水,感悟自然物理的过程中得以升华,弃绝尘世的意志也摆脱了最后一丝疑虑而进入了审美的境界:“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臣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成败与生死是困扰人类心灵的两大难题,尤其生死之忧一般人难以化解。陶渊明退隐归来,已经不计成败,如今忘情自然,又不在乎生死,所以才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或趁良辰独游,或于农时劳作,或登高岗纵情呼啸,或临清流慢声吟诗。乐天知命,诗人不再有一丝疑虑,顺其自然,就这样走向生命的尽头。

  陶渊明的忘成败、忘生死是基于对生命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感悟,并非是屡遭挫折后的消极沮丧、悲观厌世。他是在认同天命,也就是人生的某种必然的前提下,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大喜大悲大惊大忧,而从平凡的田园生活中,从农事、琴书、出游中一点点体验人生的乐趣。他是现实而有寄托的,不是在幻想失落之后倍觉空虚。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但绝不是万念俱灰、心神已灭。看透一切,而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心与物的和谐,在丰富的体验中融我于物,做到物我两忘,这才是真正的隐者。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处境中应当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作为。强求和普遍推行陶渊明的这种乐天知命的隐者心态,实在是对诗人的误解。

  《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终生不仕的宣言,也是他创作的又一高峰。这篇赋融叙事、摹景、抒情、悟理于一体,给人多层次的美的享受。他笔下的景物,菊花、孤松、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无不赋予了个人的品格与情操,成为富有灵气和人格的生动形象。该赋文字流畅优美、句式变换自然、音节和谐、感情真挚,是历代赋中不可多得的佳篇。北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誉当不为过。

  人生逢极大转折,易生深思动至情,悟妙理出奇文。《归去来兮辞》产生于陶渊明两种人生的交接点,是诗人前半生全部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在内心激烈交锋而终于悟彻、风平浪静之际的产物。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归园田居

  归田初期的生活,还是较为轻松闲散的。这也是诗人聊为弦歌、苦心安排的结果。家里有僮仆、有儿子,他只需偶尔过问一下农事,更多时间消遣于读书、闲聊及游山逛水中。这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以及他这时期的感受,在他的《归园田居五首》中反映得很清楚。

  《归园田居五首》作于陶渊明由彭泽令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即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这组诗历来被视为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代表作。其一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认识到自己的性格、气质不适于做官,他的生命只属于山水田园。十三年的仕途奔波如今看来就是误落尘网中了。三十是虚指,极言荒废光阴之多,强化他的悔憾情绪。他多年漂泊在外,如同羁鸟、池鱼一样不自由,心中总不能忘怀旧林、故渊。如今回到大自然中,就完全解脱了,可以过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是道家的思想,即保持愚直的本性。诗人在南郊的田野边开荒躬耕,返朴归真回到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由此句可见陶渊明家的产业状况和居住环境,尚能让诗人自足无忧。“遥遥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前四句写静景,此四句写动况,以动衬静,生机顿显,在我们眼前现出一派恬然的农家气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影子在这里已隐约可见。“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田园环境优雅,空气新鲜,生活节奏缓慢,如流水缓缓,诗人的心情也平平静静。庭院中没有灰尘杂物,既暗示交游少,也比喻没有世俗杂事缠身,人在空寂的居室,常有余闲,也说明心境沉静安闲。诗人喜爱这种恬静的生活,欣幸自己像鸟儿挣脱牢笼一样摆脱了官场的诱惑与羁绊,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如果说《归园田居》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农村图景的话,那么,《归园田居》之二则真切地反映了诗人作为一个农民所有的交往与话题。“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人平素不与农民往来,只在田头地里相遇时,拨开草丛走到一块,谈谈农事。“时复墟曲中,披草共往来”二句,仿佛让我们看到诗人怎样穿过山间荒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二句又仿佛让我们听到诗人如何在与农人议论庄稼长势,预计收成状况。诗人此时的心愿已与农人一致了,他同农民一样为桑麻日长、开荒垦出的地日广而喜,又与农民一样为突降的霜雪可能毁坏庄稼而忧。正因诗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农民同甘苦共喜忧,所以才能将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态描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使今人宛见其景,若逢其人,似闻其声。《归园田居》之三用白描手法记载了诗人一天劳作的情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初看平淡似水,用词浅白,短短八句,说家常似的叙述到南山锄草的目的或原因——“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和过程——清晨即去锄草,到月亮上来才荷锄返归,又信手拈来两句——道路狭窄,草木丛生,露水沾湿衣襟,写出归路上的情景,最后自然而然地引出感受——衣襟沾湿没关系,只要收成的心愿能够得遂。每个浅白的字眼都那么富有表现力,每一句平常的话都是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五言八句构织出如此淡泊而悠远、简朴而淳郁的意境。当读者的目光随着诗人的笔调流动时,诗人便映着月光从一千五百年前向今天走来了,那么悠闲,那么自足,又淡淡地散发出一丝忧郁、一丝怅惘。

  有些论者认为“但使愿无违”是指隐居之愿无违,这是不符作者当时情景的,是牵强附会的推测。破坏了这首诗浑然着意生活本身、淡然不拘于心的浑然意境。

  《归园田居》之四记载了一次携子侄出游之所见所感。“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诗人多年来离开山泽外出做官,如今可以在林野间纵情漫游了。此二句写他出游的心情。对照《归园田居》之一“羁鸟恋旧林”、“浪莽林野娱”句极写出羁鸟归旧林的轻松与欢畅。“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诗人踏上一片过去村落的遗址,砍柴人告诉他这里的人都死了。对着一片废墟和坟墓,诗人又思考起生与死这个无所谓因果,找不到答案的题目,感慨人生变幻无常、生死不定。“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生前忙忙碌碌,苦苦求索,死后又能留下什么呢?“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种人生如梦的虚无观,虽然悲观消沉了些,但它是诗人在尝试过、努力过之后的真实感受,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听任自然、等闲生死。可以指责朝阳初起的青少年悲观消沉,不可以强求历尽风霜的中年老人还那么豪情满怀。况且这里诗人并非在鼓吹虚无空幻的人生观,而是在慨叹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世间留不下什么有光彩的东西,将来也不过埋没于一片荒丘,同时,三十年而朝市异,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诗人也在探寻追索一些不变的东西,能使生命永恒的东西。

  《归园田居》之五写诗人劳作一天归来后的生活情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怅恨”估计是因庄稼长势不好,更兼劳累,心情因此不好,由此对自己沦为农人也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想。“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在山泉中洗洗脚,也可以洗去心中烦闷。此句既淡且雅,淡者,农人收工回来,遇水洗洗足,这是多么平常的事;雅者,是承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诗人于不经意间,既写出了情状,又写出了心境。笔调而后渐转欢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人同乐,其乐无穷。燃薪代烛,欢夕达旦。固然自在,固然自足,但诗人这种着意追求的尽欢,这种借以消忧解愁的放浪,也是怅恨的一种变形宣泄。

  《归园田居》五首,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归田之初的各项生活内容、生活情形,也写出了他情绪由欢快转为平静、并淡淡生出一丝怅惘的过程。总体上来说,诗人的心情还是恬静的,欢愉或怅惘都只是暂时的波动。从同期所作《旧鸟》一诗来看,“岂是天路,欣及旧栖”,作者已经绝了飞黄腾达之念,“游不旷林,宿则森标”,他已不敢再作离开丛林的设想,只愿从此安居在田园。

  诗人对此生不再抱奢望,委任自然的思想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望子成龙是每个作父亲的心愿,子女的生命在一定意义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生活要求愈高,在子女身上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如果父母有所追求因之有所失落,必然希望在子女身上得以实现。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作《命子》一诗,历数陶门光荣历史,其中寄意不言自明。

  而现在,四十四岁的陶渊明又作《责子》一诗,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又作何感想呢?“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诗人早生华发,肌肤不再丰实,渐近衰老,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完结了。“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五个儿子都不爱读书,真是让诗人无可奈何。但他不是严加训斥,勤勉督导,而是“天命苛如此,且进杯中物”,以酒消忧,忘记这些不顺心的事。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诗人,他的消沉、嗟怨、贪恋杯中之物,浑然忘世忘家忘身,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作为一个父亲,陶渊明确实不称职。一个好父亲,哪怕自己再落泊,也要在子女面前保持挺立的形像,不为自己心愿的延续,也为子女的前程。所以,陶渊明消极厌世的思想,固然可以化为正常的诗意来触动落寞者的情怀,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但作为一种为人立世的态度,却不值得推崇,也不应当归咎于时世以为其开脱。痛苦出哲人,但我们不必为了哲理而强求痛苦,而只是取前人痛苦经验来避免、解消痛苦。失意、消沉出凄美的诗意,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失意而去寻愁觅恨,而应在与这种落寞情怀的沟通中遣走自己的愁情,放眼现实世界的风物而有所实际行动。诗人和哲人的生活本身往往是不值得追慕的,不能因其生活的结果:思想的、艺术的作品而去赞美其生活本身。尼采、叔本华、凡高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赞美也是无法仿效的,其为人也不能与其作品的奇异光环混为一体。历代中国文人中有实际作为的人屈指可数,他们的奇篇丽句是由他们独特不可模仿的生活孕育出来的,他们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又是因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性与世俗的冲突造成的。假如要有所归咎,那决不只是时代的过错,而也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缺点有关。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受难者的泪与血浇开艺术的花朵。可这花朵掩盖了泪水与心血,掩盖了艺术家的心灵、性格上的斑点。后世以其对艺术的景仰,进而衍生为对艺术家人格、心性的崇慕,对其一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肯定与称颂,这是合情却不合理的。具体到陶渊明来说,于国于家于身于子女,一生中他除了诗文还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归隐是无可奈何,拒仕是年老心淡,非要上升到品行的高度,徒然欺诱后人,为懒散、消沉、畏惮找一个美丽的借口,为他们的不负责任、放浪形骸找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但是,既然隐者的情怀可以为在仕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一个依托,为他的遭贬谪后的信念找一个支撑,那么它也就有了长存的理由。话说回来,一事无成,心灰意冷、无德无能、仅有舞文之长的陶渊明,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当此群魔乱舞、百姓谋生未易、求进无门的时世,除了借酒浇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责子》一诗姑且作为一篇风趣的作品来欣赏,而不必深究诗人对子女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态度。十六岁的长子懒惰无人可比,十五岁的次子不好诗文,十三岁的阿雍、阿端连六和七都不认识,小儿子更是只知道寻觅吃食。夸张形容,充满了戏谑,流露出无奈,命运如此,陶门败落,有愧列祖列宗。百绪千愁,都让它融化在酒中吧!

  从踏上仕途前夕的《命子》,到归园田居后的《责子》,诗人由夸宗耀祖到斥责儿子,由谆谆祝告到认同天命,笔调由高昂到低沉,由满怀热忱转为无可奈何,这是诗人十三年迷梦颠落的结果,是他归返田园后的心情写照。而无论有望无望,不敢奢望却是自始至终贯穿诗人心迹的。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多思善感的文人的共同心态。寄望之前先降温,是怕失落得更多。陶渊明责子何尝不是希望儿子好读书、求上进呢?只是此事,这种愿望是以无望的方式表达的,与《命子》中以低调的希望表达强烈的心愿异曲同工。诗人这样的心性反映到诗中,便没有那种李白的浪漫激情与蓬勃热力,亦无杜甫的那种大悲大愤,而自成一派平和、舒缓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诗人诗作中一以贯之,而在后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天灾人祸自悠然

  义熙四年(408年),陶渊明四十四岁。这期间时局依然动乱不已,卢循义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裕坐镇京口,掌握北府重兵后,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并怀着更大的野心四处征战。国无宁日,百姓噤若寒蝉。陶渊明的诗中对这一切没有反映,似乎超然物外,对国家兴亡、人民生死漠不关心,令论陶者颇为困惑,因为这不符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其实,陶渊明不愿着笔于时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者,时局混乱,是非莫辨,诗人虽感到厌烦,哪里愿意去多看多想?诗人生性恬淡,不爱过问世事,隐居本就是为图个六根清静,更不会涉笔那些纷杂的世情。二者,诗人文名既为诸侯所知,又身卑位微,家乡在刘裕控制之下,如出言不慎将枉至杀身之祸。其三,诗人的家乡在卢循义军到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宁的。陶渊明的出生地是粟里(即今江西九江陶村西),后迁到北边的上京,属于山区。诗人在此耕田为生,不闻世外之事,反映到他笔下的便主要是田园生活。关心民生疾苦、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鼓与呼的诗人,如杜甫,诚然让人尊敬,但这不等于说陶渊明就堪指斥。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怀雅意的普通农民而已。其四,陶渊明不是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家生计已足让他操心,闲情逸致并不多,无暇旁鹜,就其心情而言,也是空虚、郁闷的时候多,而这是诗人不愿正视更不愿为人道的,流诸笔下就是这种愁怀的强化,所以只是抓住一些欢愉的场景来寻求暂时的忘却排遣,或者在自我开释之后来表现那种闲淡的感受。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是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很少表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因为那时他无心提笔,所以不能只看他诗文表面的平淡,看不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他仕途奔波十余年,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何尝不痛心疾首?但至痛无言,他只是以躲进小园成一统来表达他的全部情绪,以桃花源的构想代替他的全部心愿。

  人祸在世间不断,天灾又飞降诗人一家,打破了陶渊明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而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东户子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粮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然而,衣食无忧作为农民最简单的心愿也是那么遥远,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诗人表露了猝遇天灾后的心情与愿望:“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不贪华堂丽府,甘居穷巷,可上天还要与他过不去,把几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全家只好住在船上,诗人怎能不怨恨命运的不公?“迢迢新秋夕,亭亭日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霄伫遥念,一盼周九天。”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想到了很多很多:“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回首前半生,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悔憾,那怕落到如此地步,还以心坚胜玉石来自励。诚然,天灾是偶发事件,但诗人的困窘却是由他的心性、他的人生选择所决定的必然,悔憾毫无意义,惟有自励才能振作,而不被天灾击倒,更不被自己的悲愤、怀疑与悔恨击倒。“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诗人虽然仰羡东户子时代,但并不停留于幻想,而是打起精神,重整田园。虽然这里有几许无奈和听天认命的成分,但诗人毕竟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高远的目的,只是努力要活下去,这固然称不上高尚,不值得赞美,但“活着”本身不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活下去”不就是最永恒的主题吗?影片《芙蓉镇》中秦书田入狱前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多么荡气回肠!在艰难岁月中,在天灾人祸前还能坚定地活下去,这不也是一种可歌可颂的精神吗?诗人像一个老农一样活下去,何损于诗人的诗名与文学地位?何必定要强加给他一个“固穷的志节、隐士的高风”,让他为这种高风亮节而活?

  东户子时代的传说见之《淮南子·缪称洲》。东户子即东户季子,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典出《庄子·马蹄》:“共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丰衣足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心愿,好逸恶劳不是劣性,而是中国农民经年劳累却不能保证基本需求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东户氏时代和赫胥氏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劳而有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对过于操劳的幻想式的逆反,粮食多得堆在田头是缺粮少食的心理折射。陶渊明的愿望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是饱受了农民的辛劳与磨难,他是不能暗合农民心理而表现出农民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正在进一步成形的桃花源世界。

  遇火之后,经过诗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渊明渐渐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静,依然清贫。如第二年(409年)作的《和刘柴桑》一诗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号曰遗民。曾为柴桑县令,后辞官隐居庐山。由《和刘柴桑》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二句看,似是陶渊明失火后刘遗民曾相邀他去庐山隐居,而诗人“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谢绝,并告诉他自己一切当好,住宅业已修整,又该开垦新田了。并表白了“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刘遗民隐居之处西林与上京不远,陶渊明有时去访刘,二人都是辞官归隐,有相投处。萧统《陶渊明传》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庐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周续之投到高僧名下,隐得似乎彻底,刘遗民离群索居庐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渊明隐在家中,忙于农事,相形见俗,但陶渊明不着意求隐,不标榜其特立独行,如《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离开亲朋故友,所以隐得真实,相反,周、刘则有沽名钓誉之嫌。渊明说:“百年之后,身、名都会化为乌有。”功名之想已绝,隐者的虚名更非所图,只要安居田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远离了世事,世事也就远离了自己。

  同年秋,陶渊明又作《酬刘柴桑》,由“新葵郁北牖,嘉辛养南畸”两句可见,诗人这年小有收成,于是打算出游,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同否)?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劳逸结合,能吃苦,也善取乐,携妻儿出游,诗人的情趣,毕竟高于一般农人。

  及时行乐是中国文人心态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规律是:初涉世道时雄心勃勃,扬言要大济天下;几番挫折,锐气磨落后就鼓吹及时行乐;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失意时就放浪形骸。总的来说这两种心理是交织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风的时候。陶渊明的及时行乐是感于来日无多又别无所图,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体验生之意趣,这是人之常情,诗人之雅趣,无可厚非。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其《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也流露出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一系列萧瑟凄凉的秋景,引发诗人心中的伤逝感慨:“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人生劳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终有一死,诗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千年以后的事不是人能知晓的,不如及时行乐。诗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绪,只有忘情于一杯浊酒,方始称心,自得其乐。

  义熙六年(410年),陶渊明一家由上京迁往南村。头年四月,刘裕即出兵北伐南燕,这年二月,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当刘裕北伐南燕节节胜利的时候,卢循率十万农民起义军从广州向北推进,兵锋直指建康。三月,义军进攻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四月,刘裕匆忙赶回建康。五月,起义军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败官军,刘毅狼狈逃走。七月,卢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浔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家乡,陶渊明的生活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了影响。这年九月,诗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战乱纷至,芸芸众生无论是官员百姓都难保旦夕祸福,诗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珍惜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经营农事是为衣食自安,点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这比那些宣称躬耕是为了保守气节,实际却在观望时事、企待投机的隐者要真诚得多。“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笔下反映出了农民的希望、喜悦,也反映出了诗人的疾苦。不是他们不觉得苦,只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见诗人并非甘于躬耕之苦,只是无可奈何。“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体虽然劳累,但也许可以避免祸患,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就横祸临头了么?与其无意义地死去,不如以苦为乐地活着。“盥濯息檐下,丰酒散襟颜。”收工之后洗洗手脚、喝点酒,也开心得很哪。“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值此乱世,能长此以往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引以为叹?此时,诗人心中已生出隐忧,只怕这种虽苦仍安的生活也难以长久。而他的担忧,无论从时世来说,还是从自身条件、家庭境况来说,都不是多余的。诗人移居南村之后,位近浔阳城,不再是荒僻、人迹罕至的气象,交游也就多起来。这也是他移居的一个重要目的。如其《移居二首》,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得夕。”不是南村宅地风水好,而是有心的朴素的人。如殷景仁、庞遵、颜延之等可以经常往来。诗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隐士那么好静甘寂,而是常常苦于没有“邻曲时时来,抚言谈古昔”,没有知交与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是一个大村落,诗人与众多邻里打成一片,“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文人最怕的是寂寞。寂寞则生愁心,则生乱绪,陶渊明喜欢热闹、喜欢交游,免为这些无所寄放无以排遣的心绪所困。他诗人的气质、言谈又为邻里所喜爱。因此他们能如此投合、融洽相处,让诗人感到莫大的欢慰。诗人与当地官吏过往甚密。由《酬丁柴桑》一诗可见,他从这种交往中亦得到一丝乐趣。当然,这些官吏都不是昏官污吏。丁氏为柴桑令,从善如流,秉公办事,惠及一县,所以诗人才乐于和他往来,“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殷景仁是诗人的好友之一。他先做晋安南府长史,居住浔阳,与诗人彼此相投,后任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作《与殷晋安别》一诗送他,深深怀恋二人的交谊,忆起昔日一见相投、畅谈同游的情景:“游好非久长,一遏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充满依依之情,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彼此仕和隐的道路不同,分手势在必然:“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只言在兹春”。想到从此好友再难相见:“飘飘西南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诗人不由自伤:“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优秀的人才不会隐居,只有自己这样寡陋贫贱的人才沦落江湖。希望以后他有机会还来看望自己:“脱有经过便,念来有故人”。

  诗人在和友人的交谈、唱和中,常常探讨一些人生哲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是诗人对生和死主题的继续思考。“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表明生死乃自然之道。“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去无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乐在其中,无论人生道路平坦或坎坷,只要纵心任情也就无所谓高下、贫贱了。幸福是一种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纵心任情,自觉如意,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对现实诸事达到这种超脱的认识,又何必要升天成仙呢?

  世事对人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主体精神转化为行为方式,其结果最后又归于人的心理积淀,即人的处世姿态与心情。陶渊明对生死、穷通、贫贱的认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能达到这种适于自己的认识,也就能够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以不变应万变的心境,在天灾人祸莫测、通达乖蹇难知的人生旅程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独步高士之林

  义熙七年(411年)至义熙十二年(416年)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三月,卢循率部退还根据地广州。七月,卢循战败,投水而死,历时十二年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军阀间继续互相倾轧。刘裕剪除异己势力,先攻荆州刺史刘毅,使之力竭自杀,次年三月又杀死当初与他共讨桓玄的诸葛长民等将领。七月,晋军破成都,成都王谯纵自杀,东晋收复益州。义熙十一年,刘裕讨伐东晋宗室、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和雍州刺史鲁宗之联兵抗裕,兵败后投奔后秦。

  这期间陶渊明的生活仍如流水一般缓慢平静。义熙七年八月,从弟敬远亡故,在诗人心中激起一些波澜。诗人作《祭从弟敬远》一文,满怀深情地悼念他。敬远比渊明小十六岁,死时只有三十一岁,两人的母亲还是亲姐妹。陶渊明居丧躬耕时,按礼制不能与妻子同居,而与敬远住在一起,情深意笃。“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实欢,冬无雪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尤其诗人弃官退隐后,这种亲情更给他莫大的安慰:“敛第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我偕行,舫舟共济。”天伦之乐是人间至乐,天伦之情是人间至情。亲情是人抵御一切风霜的港湾,是心灵最可靠的依托,是无论穷通贵贱都不会失去的最后安慰。然而,诗人八岁丧父,三十岁丧妻,三十七岁丧生母,四十一岁丧从妹,如今又丧从弟,不断失去至乐至情,不断失去心灵的依托与安慰。他怎能不“望眺翩翩,执笔涕盈”!对比程氏妹服制再周时所作的《祭程氏妹文》“黯黯高云,萧萧冬日,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及四年后访旧居时所作《悲从弟仲德》诗“衡哀过旧宅,悲旧应心零”,“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再看此文中“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之句,诗人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隐隐可见。

  义熙九年(413年),诗人针对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作《形影神》诗三首,从形尽神灭的宇宙观出发,表达了人必有一死,委任自然的生命哲学。同年作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表达了同样的旨意。另有一首《止酒》是一首颇有特色的俳偕体诗,每句都有一个“止”字,其中心思想不是止酒,而是酒难止:“平生不止酒,止酒性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诗人并不打算止酒,但以玩笑的口气说:“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快桑溪;清颜止宿客,奚止千万祀?”实际上这是作者的反问:止酒难道就可以成仙吗?还是随心所欲吧。

  义熙十年(414年),诗人五十岁,到了知命之后,叹老伤时,感慨万端,因作《杂诗》八首。旧编《陶集》中杂诗题下共十二首,从第九至十一首各诗中“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我行未云远,日顾惨风凉”等句看,是写行役之苦的,约作于诗人仕玄、仕裕、仕刘建威期间,最后一首“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依?养色含精光,粲然自有理。”诗意隐晦,推测不出作于何时。前八首诗意切近,从第三首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看系作于诗人五十岁时。

  《杂诗》八首之一“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写诗人聚众邻狂饮,想到人生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命运难测,表达了少壮时应当勉励自己有所作为,而不在此时空叹盛年已逝的感慨。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写一个清凉的月明之夜,诗人一夕无眠,独自饮酒,想到岁月抛人而去,志向未得施展,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其三“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怙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诗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想到人死不能复生,抚今思昔无限感伤。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诗人又不屑于世人追逐虚名浮利,只愿安享天伦之乐,忘情酒中,欣然不知老之将至,反映出诗人心绪的矛盾、烦乱。其五“忙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知。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行,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诗人无限怀恋少年时的神思飘逸,豪情满怀,如今气力日衰,再也不能有新的幻想,坐待死期到来,不由满腹忧惧。其六“昔闻长言者,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忍已等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复速,此生岂再值!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由过去的不愿听长者谈人之亡故,变到如今的不得不正视这个将要临及自身的现实,诗人虽然尚未解开死亡情结,但坚持行乐此生之念,不屑于为来世布施。其七“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诗人把家比作旅舍,把自己比作过客,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面对死亡的无奈之情。《杂诗》之八写诗人耕种无方,家计日困的苦恼。“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末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稀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诗人想不通命运为何如此逼迫自己,只有以酒相忘。

  《杂诗》八首回荡着悲凉之气,反映了诗人大济苍生之志未遂、独善其身之计亦难,而身衰心老的辛酸。同样的情绪在次年诗人回到故居时所作《还旧居》一诗中也流露出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在人们心目中恬然自安的陶渊明,内心其实是苦楚、落寞、迷茫的,恬然姿态既是他参透人生后的心理状态,更是他主体精神外化、物化藉以自慰自励的支柱。诗人之高出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以当时流行的形尽神不灭的观念来麻醉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来生,而是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极力挣扎,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因此,诗人才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由《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桑田舍获》一诗可见诗人的情绪好转了。“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终于以苦为乐,而这正是诗人努力耕作带来的,也是自我调适的结果。虽然日后还将时有所叹,但冲淡而偶显壮气却已成了诗人风格的主导方面。直面现实,把握现实中每一点微小的东西,正视心灵,不断自我安慰,自我激励,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些,是古往今来的许多“高士”所做不到的。那些“高士”,逃避现实,逃避真心,不敢正视自己的失意,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寞、凄苦,只有寄情于玄理,耽溺于清淡,忘身忘心于高士的虚名。而一旦当权者相招,就受宠若惊,不知是为人所役,反认作天生我才必有用,卑躬屈节,哪里还有人格的尊严!远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近如周续之,都是着意标榜,实无隐心。至于嵇康,不听孙登之言,表面上有隐逸之志,实际上性情刚烈,不能顺应世事,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刘伶则完全醉于酒中,至死都在逃避。陶渊明虽与他们同列于隐逸之林,但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处世风格。他始终在审视内心,自省人在世间,在生死之间的哲理,化落寞、悲苦、忧愤为平淡,渺生死成败荣辱而从容,其为生也真,其为诗也真。他这种心态及其形成过程,在《形影神》组诗并序里集中表现了出来。

  《形影神》组诗是作者与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被誉为当代高士的僧徒、学者来往,思想交流、交锋的产物。

  释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太元二年(377年)奉师命南下荆州传教,次年到庐山,后江州刺史为之修建东林寺。他的名声很大,不仅南方远近僧徒都来庐山求教,就是东晋政权要人也很尊重他。桓玄对佛教不满,曾经下令“沙汰僧尼”,但命令中也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晋安帝曾经致书给他,甚至卢循北上攻晋时也上庐山相见。元兴三年(404年),释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宣扬人死后灵魂可以永存的宗教理论。义熙九年(413年),慧远在庐山立佛影,作《万佛影铭》。铭立之后,当时文人歌咏者甚多。义熙十年(414年),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在佛像前发誓,要决心摆脱生死报应、因果轮回的痛苦,希望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时闹得纷纷扬扬。当时民众苦于战乱,需要精神寄托,忘却现实痛苦,所以非常崇信这一套学说,白莲社因之影响甚广。刘遗民为这次结社立誓撰《同誓文》,社中声望极高。为当世推崇的有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贤。陶渊明与刘遗民素有交往。关于他和释慧远的关系,据《莲社高贤传》载:“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不让饮酒就不去,可见陶渊明不像一般人那样对释慧远一帮人怀有敬意,连好感也谈不上。皱眉而去,可见陶渊明与慧远等见解不同,言语不投。元人李公焕注陶诗说陶渊明与慧远为方外交,不愿入白莲社:“远公郑重招致,竟不可。”虽然陶渊明、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等在时人心目中都是遁世高士,陶渊明却独步高士之林,不屑与莲花社十八贤同列。在释慧远作《万佛影铭》、《形尽神不灭论》,誉声四起,吟咏不绝的情况下,陶渊明独持形尽神灭的观点,作《形影神》三首,针锋相对地向众高士阐述了他对生命哲学的见解。他在诗中对人为形役、为影迷、为神扰的误区一一加以解说,劝诫时人也鼓励自己要委任自然,不强求生前高贵和死后声名。其序言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顾惜生命是人之本能,这并没有什么可劝解的,但过于忧生惧死地追逐生之荣华富贵,强求功名利禄,又孜孜不倦煞费苦心地追求长生不老,或者灵魂不灭,将希望寄托在来世,渴望有万世轮回不绝的幸福,反而忽视了此生平凡细微处的每一点体验,与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错身而过,这就是囿于尘心迷于妄念。所以诗人根据释慧远宣扬神可以离开形影独存的逻辑,将形、影、神各自独立拟人,分作《形赠影》、《影答形》、《神辨》来表述自己的思考,期望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共同得到启发。《形赠影》是形对影的赠言,也是形即人之肉体的处世态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之形体必然死亡无存,既然这样,不如及时饮酒行乐。“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多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苛辞。”影对形的回答表现了处世态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命不能永存,神仙境界又不可企及,人一死形神俱灭;但是如果生前行善,还可以给后代留下仁爱,这总比饮酒消愁要强得多:“有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形和影本来无分,是人的意识对肉体的思辩,幻化为独立的两种个体,而成佛理逻辑运行的两个范畴。诗人借用这两个范畴,分别表现了行善扬名和自得其乐两种人生观。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两种思想在诗人心中是始终并存、斗争着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这对抗着的两方面,在激进时让人厌倦,在安静时又让人不安。诗人现在也不时为自己的闲静无为而不安,他是如何来消释这种不安,遣除精神之困窘的呢?《神释》针对形和影赠答中所诉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排解。饮酒使人可以忘记死的来临,但人终有一死,天天醉饮或许短寿;行善没人称誉,也只能在醉饮中忘生乐死。多虑徒然自伤,不如放任自然。“大均私无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里,诗人表白说他不是不想立善,而是立善也没什么意义,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这似乎过于消沉。只顾生前自在,不计身后毁誉,这种态度也是不能苛同的。但这实际上流露出诗人的苦衷:他想有所作为,可是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立善扬名的机会了。非不为,是不能。面对这种无情的客观现实,只有听其自然。诗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准确地说当是:能立善则立善,不能立善则自乐,不必强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无所憾,无所不安。这就是中国历代文人一致认定的人生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融含了儒家积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听天由命,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为,所以以努力始;因万事皆空,所以不强求结果。既尽力而为,又听天由命,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纵心任情,不管怎样都心情平静,自安自乐。陶渊明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处世心态的基调。

  回过头来再看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之流的思想与行为,似乎超尘脱俗,其实是生死成败的情结未解,隐身而未隐心,即使遁迹空门,也未能弃绝尘念。遁入空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诡辩式的逃脱。如果真的万念俱灰,生死无虑,那么形体安在何处又有什么重要呢?不过是心理难以平衡,求得苟安的自慰而已。要不就是逃避,逃避世事也逃避心灵。更多的僧尼则是杂念纷纭的。崇信来生、寄望来生本身就是欲念未绝,心室不空。释慧远之流共期西方乐土,表面上看是远绝红尘,实质是今生欲望的变形与转移。这只可欺世,使人们疏忘了有生之年实实在在无论大小的作为,真真切切无论甘苦的感受。而这些作为、感受,才是人生的真正内容,是幸福的基础与源泉。至于隐者,倘若有机会立善,就不当隐;倘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不得不隐,那么息绝仕念,安于平淡生活就可以了,无需隐身于名山,远遁于密林。小隐于野,大隐于市,不计荣辱得失,哪里都是真隐;假如不能忘生死成败,哪里都是自欺欺人。有些隐者如伯夷、叔齐,藏在深山,那是为了避祸,为了不仕周朝,少惹麻烦。如果仅仅是跑到罕无人迹的地方,只得隐者之形,未得隐者之心。周续之号为十八贤之一,俨然当世高士,可释慧远、刘遗民死后,他就在庐山呆不住了,应江州刺史檀韶之邀去城北讲《礼》。陶渊明则是完全厌弃了官场的纷乱,厌弃了城市的嘈杂。如果隐者是“气节”的代名词的话,陶渊明不是隐者,他的隐只是一种主观基于客观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如果隐是指渗透生死成败、荣辱得失后所达到的一种平静的话,那么陶渊明是真正的隐者,率真任情,是顺其自然的恬达高士。但陶渊明显然更愿意是一个普通的能诗善文、雅意满怀、恬然自适的农人,而不在意隐者高人之虚名。这才是真正的陶渊明。
  
  《形影神三首》不唯是对释慧远之流形尽神不灭思想的不以为然,更是对佛家那种自欺欺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屑,是对那些高士故作姿态、强求超脱的不鄙。陶渊明的观点也许不够玄深高雅,他的态度也许既不合佛道游离世情之外的虚无意境,又不合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昂奋精神,但那是他从实实在在的人生、真真切切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又不加矫饰地表现出来,不掩饰其希望,不回避其落寞与失望,不欲人赞仰其不屈不挠的雄心与勇气,不图人崇羡其超绝尘世的孤心与远意。率真的陶渊明,比起粉饰、强求的周续之,不是潇洒得多吗?

酒中隐士

  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

  十二月,刘裕急于做皇帝,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
  
  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

  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作于似醉非醉之中,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

  《饮酒》之一云:“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邵生指秦时东陵侯邵平,秦亡后,沦为布衣,非常穷困,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味道很美,被人称为“东陵瓜”。诗人举这个例子,说明人生衰荣无定,互相转化,达观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贫穷时也能安恬。

  《饮酒》之二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苛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伯夷、叔齐这样的大善人饿死在首阳山,春秋隐士荣启期愈老愈穷,诗人联想到自己越来越落魄,悲愤地指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是空言。他们名传后世是因为有“君子固穷”的骨气。诗人不指望善有善报,只希望像他们一样保持节操,并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安于穷困的理由。

  《饮酒》之三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或者可以说,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如前一首,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饮酒》之四云:“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

  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

  《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饮酒》之十五先写诗人庭院之荒芜、冷清,“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久翔鸟,寂寂天行迹”,而后慨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深觉“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诗人成天湎于酒中,极力排斥穷达、贫富之念,连庭院都疏于整治,其精神状态之颓落可想而知。虽然这种近于自虐的放旷不足推崇,但诗人也是无可奈何,其情其状让人怜惜。
  
  《饮酒》之十六与第十内容、意旨接近,也是抚今思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径。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只是更加突出自己的潦落、凄凉:“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竭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孟公指东汉人刘龚,当时有高士张仲蔚,家境贫寒,善属文,好诗赋,不慕名利,隐居不仕,所住的地方蓬蒿高而密,掩没人身,时人都不注意他,只有刘龚了解他。陶渊明长夜不眠,苦待天明,悒郁之情无从倾诉,所以想有刘龚那样的知音。

  《饮酒》之十七中作者自喻为“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而与众不同,“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弃官从隐,除重申入仕是“行行失故路”,从隐“任道或能通”外,又觉悟到即使自己淹留仕途能够有所建树,可鸟尽弓藏的前车之覆可鉴,他仍然不会称心如意,反而难免灾祸。“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刘裕清除异己的种种暴行足以证明诗人的选择是对的。

  《饮酒》之十八通过杨雄好酒善言但有时不语的典故,含蓄地说明自己只想醉饮、不愿多言以免惹火烧身的苦衷。杨雄“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什么疑难都能解答,可碰到攻伐他国这类敏感问题,就不肯说话了。所以陶渊明总结说:“仁者用其正,何尝失显默。”当说则说,不当说就不说,为免口舌遭祸,干脆隐迹酒中。

  《饮酒》之十九内容同第十、第十六,回顾“畴昔共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光流,亭亭复一纪”的历程,慨叹仕途艰难,时事多变,无所适从,“世路廓悠悠,杨生所以止”,杨生是战国末时魏国人,据《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蓬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西晋阮藉穷途则哭,是触动人生走投无路的愁绪。陶渊明也无路可走,只有隐居。隐居亦不能像疏广、疏受叔侄,辞职后以皇帝及太子所赐黄金天天宴饮。“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只有一杯浊酒聊以自慰,充满无奈的达观。

  《饮酒》之二十,历数诗书礼乐被破坏、遗弃的灾难,含蓄地表达了读书人历代不受重视、满腹诗文却穷困潦倒的愤懑不平。“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淳真朴实的羲农时代已经逝去了,世人变得庸碌狡诈,追名逐利,人心不古。“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风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力挽世风,虽未出现太平盛世,但也使礼乐暂得焕然一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让天下读书人寒心。“区区诸老翁,为事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书人不受重视,人们都往仕途奔走,不凭智识而凭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等卑俗手段谋取一官半职,不惜以人格的代价博取俸禄。诗人之与时违,性情不合是表面原因,而历代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是根本原因。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又最软弱无能的,其才其知得其用,就能对整个社会发生深远影响,受轻视受排挤受冷落,他们以其所长不得施展,以其所短处世谋生必定潦倒。而历代王朝只求巩固一家天下的统治,顾一时之利,不以国民长远利益为计,而以知识分子为异已力量,不能拉拢利用就排斥打击。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则是以理想代替现实,不能适世以变世,所以理想未能实现先被现实击倒。适应才能改变,知识分子缺乏适应能力和韧的精神,一触即溃,先从意志上击倒了自己,于是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只能纵情酒中,乐以忘忧。“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历代文人都采取这种消极逃避的姿态,他们的命运更注定了百世轮回。但陶渊明虽然无力却是清醒的,他看到即将建立的新朝也不会重视诗书,不会重视读书人,而只会拉拢利用或排挤打击,所以他宁愿沉湎酒中,并且在说出愤激之语后还要托言醉酒以免追究,平生祸端,同时也是不愿看到这种现实,作者悲苦难言,只有以醉人醉语来自我开脱。

  在《饮酒》二十首中,诗人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充满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相慰相励,更对一生枯槁的命运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因而饱含了悲凄激愤之情。同时诗人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并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又能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了然注定给他的命运,也能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乐趣与意义。《饮酒》组诗所展示的隐者之心是充满痛苦和不安的,所显示的隐者之风却又是达观恬静的;所蕴含的隐者之情是凄凉迷乱的,所生发的隐者之思又是睿智和冷静的。虽然这组诗总的基调低沉了些,但仍有一种狂风急浪后的恬静。以《饮酒》诗观酒中隐士,可悲可叹,可羡可赞,可慕不可追,堪怜堪惜不堪悲。

桃花源

  义熙十五年(419年)七月,刘裕进公爵为王,十二月加殊礼,代晋称帝已成定局。

  局势渐明,兵戈渐息。战火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和伤疤却没有消失。每个人都只渴望平静。诗人陶渊明在目睹了几十年的人事纷争、经历了几十年的内心交战之后,更是需要平静。辞著作佐郎不变,就是不愿意破坏这种平静,不想让心河再起波澜。从《五柳先生传》中,可以看出他这时的生活状况与心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起。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饮酒,读书,吟诗作文,全然忘怀了贫困的处境。”结语颇为自赏地说:“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黔娄氏生前缺衣少食,死后衣不蔽体,但他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所以死后他的妻子坚持谥他为“康”。诗人认为五柳先生也是这样的人,饮酒吟诗,自得其乐,仿佛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候的人。无怀氏时代的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垂其生”,“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老死不相往来”,葛天氏时代的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诗人神往那个上古时代,酒中忘情,俨然也返朴归真回到了远古。诗人对现实完全绝望,便从古人那里寻找自我印证、认同的精神支持,从古代社会里寻求理想的意境,构织心灵世界的美好蓝图。古人古风古代的诗情画意不断从书中进入诗人的幻想和心愿中,他的神思渐渐走向了“桃花源”境界。

  《桃花源诗并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是陶渊明创作的顶峰。它所创造的桃花源社会,是陶渊明在几十年仕途奔波和田园耕种、历尽沧桑之后,在贫困交加、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际,所构织的代表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意愿的理想蓝图。千百年来,它像海市蜃楼一样吸引着在艰难人生颠沛、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之间无休无止地挣扎的中国文人。《桃花源记》以纪实式的笔调叙述一个捕鱼人的奇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晋太元离写作此文时间相距不过数十年,武陵实有其地,即今湖南常德。武陵渔人也就给读者以实有其人的感觉。从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看,诗人创作带有自慰自娱的成分,愈能托事于真的年代真的人,愈能自欺而自信。而“忘路之远近”又能使幻想摆脱现实的羁缚,因为如果桃花源的地址太确定,它就会被这个确定的地址否决为妄诞,被读者称为无稽之谈。作者得不到潜在读者的肯定,他的白日梦也就不能继续。既“忘路之远近”,“忽逢”也就合乎逻辑了。“忽逢”不仅使“渔人甚异之,”也使读者甚异之,于是跟着诗人、渔人继续探寻,“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作者极为从容细致地叙述发现桃花源的过程,唯其从容,唯其详尽,才显桃花源之真实而难求,才能让读者、作者在与渔人一同探奇的过程中逐渐忘掉自己,忘掉现实,进入畅游美好桃花源的世界,留下近乎真实的记忆与体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既处处带着现实世界的影子,其安宁静谧怡然之状又正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热情待客,人情淳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桃花源来历分明,避数朝动乱,古风依然,令人浮想联翩,心向神往,作者忘记这只是虚构,而相信在动乱人间真有类似的地方存在,读者忘记这只是在欣赏一个传奇,而认定人间果有桃源。“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害怕平静的生活被破坏,其语谆谆,其情切切。“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谐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武陵渔人无信,让人为桃花源人担忧。而这个美好的幻境,也因人心不古而从世上消失了。“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由忽逢而终杳,令人无限怅惘。而在桃花源的迷失中,又给了人们永远保全它的希望。正因不能发现,它才更让人深信它的存在,而永远怀持重寻它的幻想。

  陶渊明以此记为引,在使读者和自己确信了桃花源的存在及其状况来历后,继续以诗来尽情描写桃花源世界的安乐自足,无扰无忧,充分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允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陶渊明的乌托邦幻想中,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社会基础上。他的感情更多是倾向过去,他的社会理想大半是原始社会回光的幻影。”这是廖仲安先生所著《反刍集》中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的一些指责。老庄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其实,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设想,与梁启超提倡的大同世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从起因上看,都是针对当代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从结果上看,都是设计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老庄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规划来表述理想,所以构造出一个古代社会,这个古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古代社会的淳朴风气、清明政治的叠加,是在已经拥有现存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缺憾而设计的理想模式。假如说老庄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否实的,那只是一种偏激的情绪,老庄希望以绝对的宁静、老死不相往来、寡情少欲甚至绝圣弃智来解除人的纷争与痛苦。马克思从逻辑轨道推理出未来的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来根本解决人与集团与国家的对抗以及由此而生的烦恼与痛苦。马克思比老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严密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情绪或美妙的诗意。但老庄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复古,并非倒退、消极乃至反动,他们也是在思考在探寻在设计。从这方面说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哲学家。而陶渊明是继承老庄的社会理想而更加具体地描述出来,他的桃花源理想不只是老庄理想的简单重复,而添加了更多时代内容,他没有老庄那样的偏激情绪,没有否定现时代的一切,只是对现存秩序、时代风气加以改造而纳入桃花源理想。要求他或老庄指出社会发展道路,改变现实的良策,那是求全责备。

  桃花源的意义不只是在它对时代的批判,对途径的探求,对人类未来的设计,不只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更在于它的审美意义。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成人的童话,逼真的幻境,看不见但时时浮现在人的脑海,寻不着而仿佛就在眼前。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拥有它,但谁也不愿失去它,它永远是人们跋涉红尘的一种精神需要,永远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并给人们希望永存的信念而有恃无恐、义无反顾地向前。它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引入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化人们永远解不开的生死得失、成败荣辱之心结为一种诗意,从而让人们总能够从任何痛苦、忧虑、恐惧、悲哀的情绪中得以解脱而超然物外、超然世外。这对于那些心灵焦灼不安的后世文人来说,更是不断重复的提示,或说是此前此后历代文人心境与诗境的冥冥暗合。

易代悲歌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陶渊明五十六岁。六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元永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东晋灭亡。

  值此朝代更替之际,诗人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作为曾经入仕东晋的旧吏,他有失君亡国的悲哀和屈辱,无论东晋王朝多么令他失望,他毕竟曾经是他的一员。而且,新朝还会给芸芸众生带来什么样的祸患,还会给他这么一个颇有名气的文人带来什么样的烦扰,也是难以预料的。再者,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贫士,晚景凄凉,前途黯淡,行将就木,一切都成为云烟,改朝换代所触发的,更是自身一生失意、潦倒不堪的慨叹。这年所作的《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等,借古言今,集中而强烈地抒发了晋宋易代后感时叹己的复杂心绪。

  《咏贫土》七首整体性很强,第一首写贫士的孤高,定下组诗的主题与基调,第二首写自己,而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世贤”作结,借以引出下文,以下五首分咏古代有名的清贫之士,最后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作结。

  《咏贫士》之一以“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开篇,既是写贫士像孤云一样无依无靠,被人遗忘,知音难觅,也是指诗人在朝代更替后无所适从,不知往何处去。“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众人都趋附新朝,只有自己当初是迟迟出林,早早归来,现在更是要“量力守故辙”,不仕新朝。“岂不寒与饥?”诗人的选择本身就是答案。“知音苛不存,已矣何所悲!”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诗人也不求世人认同,他要去古代贫士中寻找知音。

  《咏贫士》之二描写自己的处境:“凄厉岁月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粒,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残冬荒园,满目萧条,绝酒断炊,披着破衣晒太阳,连诗书都无心去读,落魄之状,不忍卒睹。诗人心中是不平的。“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自己隐居的贫困自然不能和当年孔子奔走济世而在陈绝粮相提并论,可还是有满腹牢骚。“何以慰吾怀,赖古多前贤。”唯有古书中那许多清贫守志的先贤给诗人一丝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安慰。

  《咏贫士》之三歌咏在《饮酒》之二诗中提到过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及贫士子思。“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苛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荣启期年近九十以绳索缠身为衣,孔子去见他时,他正高兴地鼓琴而歌;孔子弟子原子思穿着裂了口的鞋,还是高唱《商颂》,不减其乐。尧舜之时已去,世代贫士相继,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也想乘车马衣轻裘,但不愿屈曲心志卑躬下节去求取。子贡不理解子思,谁又能理解诗人?

  《咏贫士》之四咏春秋时隐士黔娄。“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守,原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黔娄终身修身洁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黔娄坚辞不受。齐王又礼遇他,以黄金百斤聘为卿,仍不就。家里很穷,死后停尸窗口,衣服破烂不堪,身上盖着一块短被,头和脚都露在外面。诗人解释黔娄的行为意义说:“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再次强调“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信念。“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诗人言下之意是要做当世黔娄,“朝闻道,夕死可也”,贫穷又算什么?陶渊明力图将自己的辞官归隐上升到古代贤士的孤高气节上,以忧道不忧贫来解决忧贫而无计的尴尬处境。其实,古代隐者的辞官谢禄也有特定的心理原因和客观原因,不是气节二字可以概括,而诗人是着意拔高古代贤士的意义,从而也升华自己守贫的意义,由精神的满足而补偿物质的缺损。这能给诗人以现实痛苦中的精神支撑,比一味怨天尤人乃至为口食而不顾人格抛弃信念自然要高尚得多,所以不能说仅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倘没有精神的自我战胜,那么为一衣一食而向他人向官府下节乞讨,纵然得以温饱,可内心的痛苦却更难以承受。诗人也就不会以其高洁心性成就千古美名,也不会由悲苦、伤感而绽开灵感之花,以心一般清雅、泪一般晶莹、血一般醇浓的诗文传世了。

  《咏贫士》之五举袁安、阮公二贫士的事迹说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意旨。阮公事不详,袁安系东汉人,家贫,大雪天僵卧不出,几乎冻死,人家问他为何不去求人接济,他说大雪天人家都饿,不应该去麻烦别人。诗人心中安贫与求富的两种思想经常交战,但“不宜干人”、不能违己的信念占了上风,所以坦然无忧色。

  《咏贫士》之六举张仲蔚事迹说明“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的意旨。《庄子·让王》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道亦乐,所乐非穷通也。”诗人自知拙于人事,所以愿随张仲蔚之后,孤守穷庐而自安。如果说上述贫士是借人写己、以人慰己的话,《咏贫士》之七咏黄子廉几乎完全是在直写自己了。“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得。”这正是诗人的经历与现状。“年饥感仁妻,泣涕自成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诗人虽然从古代贫士的处境与姿态中得以自安自慰,但他能守穷志,却不能不愧对妻儿,为他们伤感担忧。这四句一下破坏了《咏贫士》组诗的基调,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酸涩,这是一种根本无从排解的酸涩,诗人愈自慰,愈无以自安,只是强为抑己而已。一个男人,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不仅不能扬名立世,光宗耀祖,反而带累妻儿跟着受饥受困,如何能忘却这一难堪现实而逃到古人的道德境界中去!诗人所列许多贫士,都是一己之身无牵无挂的。而他是欲隐不能,欲忘不能。这正是诗人的至悲之处,又正是他的至贵之处。始终不能逃脱,始终也不想逃脱,而负起对妻儿、对自己生命的责任,在艰难困苦中极力维持坚定的信念,其情可怜,其神可敬。组诗之结语及全诗之主旨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惠孙一唔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惠孙不受厚赠,守穷并不困难,前贤已经做出了榜样。诗人由这些榜样身上寻找的固穷理由未必值得肯定与欣赏,甚至可说是虚幻自欺、自我安慰的,但他由此获得了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没有被生活击倒,这本身的意义已经比任何虚幻的“道”都要可贵了。

  读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从古人、他人那里寻求共鸣和对自我的印证,诗人在读书中尤为关注那些古代贫士,他们是他的知音,是鼓励他在艰难处境中活下去的朋友。他吟咏他们,就是在这种吟咏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沟通,与他们相互支撑。诗人是一只夜莺,用美丽的歌喉安慰自己。所有的贫士都是诗人自身的外化,咏贫士就是咏自身,从这种吟咏中自我认定,从而坚持走自己的路。吟诗作文的意义也即在此。它使陶渊明的内心交战外化为贫士与人生的交战,再把这种交战的结果——贫士的固穷自乐姿态纳为己有,因而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拟古》九首或直写古代节义之事,或托事以立志,大都是悼国伤时之作。“拟古”即模拟古诗,主要指《诗经》与汉乐府中那种悲离叹别的作品,实质是以婉曲的笔调讽劝那些中道改节之人,歌咏那些坚贞守节之士。第一首写道:“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抒情主人公与他的朋友情谊深厚,可没想到友人一别之后就变了心,轻率地结交了新友,忘记了旧情。诗人借抒情主人公慨叹:重视情义的人可以为知己者死,哪里会有离别背约的呢?那些变节趋附新朝的人,既然已经离去,再无情义可言,那就由他去吧。诗人的决然口吻,显示了他不仕新朝的决心。《拟古》之三以类似的手法表达同样的决心:“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借燕子之口表明自己的心比磐石还要坚定不可移转。“门庭日荒芜”的苍凉景致与“君情定何如”的殷切问询,流溢着眷恋伤感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因为故国已经消逝,更是因为在新朝看不到希望。第九首进一步抒发易代之后身心无寄的怅惘:“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谁欲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晋武帝司马炎曾于直庐植桑一棵,三十余年茂盛不衰,因此晋朝人便把桑树看作晋室兴盛的象征。而桑树种在长江国,根基不稳,枝条未茂山河已改,枝叶已被摧折,根基也飘进大海。诗人以此暗喻晋室依靠刘裕,今日颠覆咎由自取。而自己对晋室一度满怀期望,如今成为亡国遗民,无所依托,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拟古》之二、之五、之六、之八进一步抒写诗人在易代之际对新的归宿的寻求。在第二首中他的神思飞向东汉,飞向无终县,那里有一位节义之士叫田畴。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田畴受幽州牧刘虞委派去见献帝,诏拜骑都尉,田畴认为“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因辞不受。后刘虞为公孙瓒所杀,田畴感刘虞知遇之恩,发誓为刘虞报仇,后率众人徐无山中。诗人是一个自尊自爱的人,他也爱家爱国,传统的忠君思想深入骨髓,无论晋朝多么失意,也不能割舍对它的旧情,不能忘怀对它所代表的国土的热爱。他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新朝,何况,他在晋朝的失意,何尝不是因为刘裕这些野心家不停作乱呢?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刘裕的新朝。天子未安田畴不愿做官,晋帝被废诗人又怎能出仕?在第五首中,他的神思又“晨去越沂关”拜访那个“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的东方高士,愿意留下与他同住,“从今至岁寒”,要让自己的节操经受严冬的考验。在第八首中,诗人的神思回到少年时代,自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荆轲在易水与知遇者和众友人诀别,前往刺秦王。诗人并未真正去过那些地方,只是表明自己的忠晋之心。他的神思又回来了,因为知音难觅。伯牙失琴友子期而摔琴,庄周失辩友惠施而缄口,诗人在当世不见相知人,只有坚隐不出,独自吟诗。第六首亦写诗人欲出访高士,寻觅知音而终于无望止念的心理过程,表现出诗人内心的孤独、彷徨。拟古之四叹息慷慨悲歌之士和野心勃勃之人都已泯灭土中,感慨生前的纷争与荣耀终归是一场空。其七由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之易逝表达了同样的情绪。“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暑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诗人心中常有的叹老伤逝之情与此际的悼国悲亡之慨相互加强,笔调便如此的凄美,如此的哀婉感人。

金刚怒目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422年),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死如之何

  诗人最后的岁月,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如《与子俨等疏》中所言:“病愈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治病要靠亲友,可见其困。

  从永初三年(422年)至元嘉四年(427年)间,诗人的生活内容,不外乎是泛览经籍史书,吟诗作文。也曾收授门徒。仍然好酒,但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地步,酒更是喝不上了。他的朋友有时送钱周济他,如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就曾送他两万钱,他“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当地长官慕其名而怜其处境,偶尔也接济一下他。

  诗人六十二岁时,檀道济为江州刺史,前往探望陶渊明,并赠以梁肉。诗人这时已经饿了很久,连起床都困难了。檀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地,奈何自苦如此?”诗人不想与他争辩世之有道无道,只是看似自贬实含讥讽地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坚持不接受檀道济的东西。

  易代之后的局势,仍然不得安宁。422年五月武帝刘裕病死,少帝刘义符继位,424年五月,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等废少帝刘义符,六月杀之,八月,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426年,宋文帝杀宰相徐羡之、傅亮和荆州刺史谢晦,把权力收回手中。变乱若此,难怪陶渊明对檀道济“值此文明之世”的话不屑置辩了。

  诗人拒受檀道济馈赠那年,贫病益剧。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诗序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之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青黄不接,勉强维持才未断炊,时时为衣食匮乏操心。诗人要让后世知道命运对他多么不公,并表明他的心迹。“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诗中可见,诗人已到靠人接济甚至向人告贷的地步。嗟来之食也可接受,否则只是徒然挨饿,诗人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向人告贷和接受馈赠是他的自尊心无法忍受的,只是迫不得已。末四句表达了他穷不丧志的决心,而他拒受檀道济馈赠的精美食品,也是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和心志。
  
  在饥饿贫困中,诗人的身体愈来愈老了。元嘉四年(427年),诗人疾病加剧,大概预感到死期已近,在九月中神志还清楚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设想自己死后人们送葬的整个过程,再次表现了他的生死观。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素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诗人不信形灭神存,知道死去万事皆空,对于死后荣辱持无所谓的态度,而遗憾在世饮酒没有得到满足。诗人的平静语气里,饱含了辛酸。“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之句,让人既为诗人的至死恋酒莞尔而笑,更为他连这点要求都不得满足黯然而悲。其二云:“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苍茫。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以死后之悲凉之孤凄,抒生前之哀情,“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是诗人一生无奈向死后的投射,生之无奈,死之无奈,诗人欲哭无声的样子浮出字里行间,让千百年来的读者为之泪下。其三云:“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千年不复朝”一句重复,是诗人生前失望向死后的延伸,死后也没有灵魂永存与再生的幻想,没有身后名的憧憬,可见诗人一生的失望是何等的深!亲戚余悲未消,他人早已唱起了歌,人死了还有什么可说,无非是把躯体寄放于山陵。诗人看似把死亡看得平淡,其实心中有无限的悲哀、落寞、怅惘与无奈。

  在诗人辞世前两个月,他写下了他的绝笔《自祭文》。诗人以简朴的四言韵文平静地想象着自己死后入墓的情景:“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然后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清贫的家境,辛勤的耕耘,过着与琴书为伴,以山泉为友的平静生活。

  诗人前半生显然做了几任小官,但他活着既不尊荣,死后也不想被人怀念、称颂,所以不以此为荣;而后半生艰苦躬耕,则以“勤靡余劳,心有事闲”而欣慰。诗人一生耿介不阿,光明磊落,“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没有丝毫可愧悔, “从志得终,奚复所恋”,对艰难时世艰难人生没有半点牵挂和留恋。生死问题是他多次思考的问题,从《归去来兮辞》到《形影神》三首以及《杂诗》、《饮酒》等诗中都不断提到死,所以当他面对死亡之时,也就态度自然,洒脱达观,无喜无惧。“不封不树,日月遂过”,诗人不让家里人为他堆起高坟,不在墓地植树,让他像一个平常百姓那样埋没土中,任自己的形体化为尘土,在时光中消失无踪,不在世上留下任何遗迹。文章结尾,他发出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声叹息:“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人生实在艰难,死又能把我怎么样?人一生之不平,都化作了对死的蔑视,也是对人生艰难的蔑视。生也无奈,死也无奈,但是只要能看破生死成败得失荣辱,生前艰难又能把人怎么样,一杯浊酒泰然处之;死后寂寞又能把人怎么样,一支诗笔凛然笑傲。

  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暝目,亲友们依照他的遗愿,以“省讣却赠,轻哀薄敛”的俭朴仪式安葬了他,并遍询他的生前好友,给他谥号为“靖节徵士”。

  诗人的德行一直为人钦敬,其文名虽然在他死后寂寞百年,但到唐宋就有了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至今,他的创作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身后盛誉若此,诗人如在天有灵,也可聊慰于心了。然而,诚如诗人生前清醒认识到的,形尽神灭,这一切他都不会知道,无足以弥补他生前的遗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虽然一度寄希望于后世的理解,但他无以真切实在地感受到这一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他在临死之前已抛弃了这些对后世的期望,这些虚幻的安慰。当后人说他的被理解被尊崇可以告慰诗人在天之灵时,其实不过是在安慰自己,抚平自己因诗人不能享受这一切的无限遗憾。当后人为诗人惋惜时,就把自己阅读诗人作品时所获得的美感以及对诗人人格的敬意转化为诗人的感受,在这种意境的沟通中为诗人的欣慰而欣慰。“虽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只有理解了美丽的花儿根下凝结的泪血,只有理解了诗人一生的失落与痛苦,只有为他而憾而伤,这才是真正理解了诗人与他的诗文。如果仅仅满足于把诗人的作品当作审美对象,那是自私而无情的。“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诗人把这样深切的悲哀化为艺术献给了后人,后人怎能仅仅满足于欣赏他的悲哀?诗人吟诗如杜鹃泣血,当后人的心灵感受到了诗人恬然表面下的大悲大喜大惊大忧以及深深的遗恨深深的嗟叹时,诗人的精神生命才得以通过诗的意境在后世延伸。

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以其独特的处世姿态和诗文风格,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因其独特,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分歧甚多、长期变化的过程。

  历代杰出的文人,其所为后世瞩目者,常常不仅是以其为文,亦是以其为人。或文因人著,或人因文显,当然绝大多数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辉的,人们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强。陶渊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隐者风度而引人注目,令时人与后人景仰其人品而为他立传作诔,而后才渐渐欣赏到他诗文中那种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衬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为人处世,这种具体的区分,对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视。陶渊明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极力赞扬陶渊明的人品,对其创作只以“文取指达”寥寥四字一笔带过。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当时文坛领袖沈约修《宋书》,将陶渊明归于《隐逸传》,强调他的人格,尤其赞扬他“耻复屈身后代”忠于晋室的节气。

  所辑入的《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纯是从记事角度,对其创作无一字评论,甚至在《谢灵运传》里详论魏晋文学发展,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仍无一字论及陶渊明。

  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之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评价并不高,只将陶诗置于中品。直到萧统,才开始给陶渊明的诗文以较高的评价,并为之编集、作序,又写了一个比《宋书》更详尽的《陶渊明传》。

  但是,萧统在编《文选》时,录《陶诗》不过八首,远不如录谢灵运的作品多,可见尚未认识到陶渊明诗的独特风格的独特价值。到了唐代,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来,同时分歧也多了起来。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的热情向往,又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激烈贬责。杜甫充满钦慕地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今渠述作与同游。”又对陶渊明为儿女操心过分不以为然:“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公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白居易用“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来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对陶诗更是爱不释手:“数峰太白雾,一卷陶潜诗。”对于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为之惋惜。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更是壮大了陶诗在诗坛上的声势、地位。王维肯定“陶潜任天真”,不满其“生事不曾问”,甚至责怪其挂冠归田的行为:“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颜真卿的“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之句,则极赞陶渊明的忠晋节气。

  宋朝诗话发达,评点文章风气大开,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断挖掘出来,陶渊明的地位升到顶峰。苏轼是历史上把陶渊明举得最高的一个。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夸奖略过,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几番起伏,与陶心境相通,爱人及文;二是陶诗风格是他所难学,他作拟陶、和陶诗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难以超越的,况时代不同,经历、心境不同,许多浑然天成的东西岂是摹拟得出的。苏东坡论陶一些话则相当有见地,显出其理解之深。《冷斋夜话》中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东坡续集》中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充分揭示了陶诗的深刻内蕴与独特风格。爱国诗人陆游少年时即爱读陶诗,手不释卷,乐以忘食,其《读陶渊明诗》赞美陶诗的艺术魅力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

  朱熹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也深为拜服,视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其《题霜杰集》中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黄庭坚称赞陶诗是“不烦绝削而自合。”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的“耻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时代,论陶的基本观点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两种对立意见的圈子。但清人龚自珍、谭嗣同的推崇陶诗,却能别有寄托。他们特别强调陶诗的“不平谈”精神。如龚自珍把陶渊明和屈原、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来说明他在读渊明咏荆轲诗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以为渊明“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陶渊明由晋宋时代的一个中品诗人,历经数代文人学者的评议,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一转变,应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陶渊明的创作被其同时代所曲解与埋没,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洗尽尘沙,散发出真金纯玉的光彩;说他的诗文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如陈年久酿,时间愈久愈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也很合乎人们对陶渊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许多实质性问题。首先,陶渊明的诗,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尚未达到盛唐时那般巧夺天工、精雕无痕的化境。陶诗在艺术形式上是率意而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有时就在于有其特定的规范与技巧。最精美的艺术品,不在于无规范无技巧,而在于合规范而未有牵强做作处,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此“无”是不显的意思,并非真的不讲,真的没有。中国诗歌由四言发展到五言、六言而后七言,由古体发展到格律,这是一个艺术形式、技巧上不断进化、升华的过程。至于格律成为约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极至便难再及的规律,也是后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渊明的时代,诗歌艺术还是处于向上发展阶段,这是无可避讳的。论到文学之精美凝炼、韵律之优美和谐,陶诗显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诗总量不多而重复的词、意义重复的句子却不少见,大多数诗句节奏感也不强,因而情感缺乏强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诗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无痕的美学规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语句,由于他的艺术功力的日渐深厚或一时激发,有意无意间也在技巧上达到了化境。同时,当艺术技巧的过分讲究使人们感到厌烦和无以进一步发展后,人们又开始推崇陶渊明的那种率意任情而为的自如的创作方式。但就唐宋诗人而言,他们是在已经掌握了娴熟精到的艺术技巧之后再追求这种自然式创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并不是退化,而是借鉴以提高,也就是在无数次精雕细琢的磨炼基础上实现陶渊明的天然真姿,达到高度技巧上的无技巧。这样,陶渊明的受推崇,显然是因为隔时隔世,而产生了距离美,所谓的慕陶、拟陶、和陶,并不是要重复陶氏的创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拟,或某种程度上的化用。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好古、崇古之风,对古人总是推崇有加,对其不足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宽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辞。倘若仅以历代大诗人大作家诗文中对陶渊明的赞慕而来确认陶的地位,很可能会受一次好心的欺骗。

  陶诗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平淡,大都是田园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复吟咏,贫士与酒在诗中出现得太多。这是由其较为简单的人生和趋向恬远的心境决定的。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奇想象;杜甫的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沉郁胸怀;苏轼的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陆游的那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在陶诗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学作为一门人们用心灵去赏析感应的语言艺术,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种魅力,也能触动人们的情怀,闲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壮至情至爱至为激越至为怪戾的东西,陶诗中《咏荆轲》之类金刚怒目式作品被后人赞不绝口便是见证。人们的心灵总是追求平静也趋向平衡,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都是拘谨平庸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历程都是平淡无奇的,那些具有某种极致的艺术品便是对人们波澜不惊的心灵的一种补偿,因而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只有那些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苦思苦虑、心灵焦灼不堪的人,才会向往平静,才会从陶诗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鸣,感到轻松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心怀远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与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天然相通,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是那么欣赏陶诗。绝大多数人不是陶诗的最好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陶诗不是最好的诗。这不是苛求,而应该是比较客观的。陶诗是纯粹文人的诗。中国文人多落寞,陶诗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为落寞文人所爱的诗。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文人的心态作一番探讨。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是诗人、作家,他们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会人,是在宦海沉浮,在变幻无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们首先有个人理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理想,因为不得志,因为历经波折,心中有所郁积,于是为诗为文,抒其不平之气,展其雄心梦境。他们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是积极进取的,甚至是有过于常人的、理想主义的强求苦索。正因如此,他们的失落也就远远多于常人。他们极易激动,极为情绪化,过分乐观也过分悲观。如李白,口口声声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却在六十高龄随永王出征;如苏轼,念念不忘“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也从未曾放弃建功立业的念头。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是超现实的,这注定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他们不可能如愿以偿。于是,他们便极易变得灰心丧气,便时时生出隐逸之心。刚刚“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忽而又“一夜归心满旧山”,苏轼的这种情绪有如小孩子一样善变。陶渊明与李白、苏轼的不同在于,他的后半生是真正的隐逸,他的诗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这是由他的客观处境所决定的。陶渊明一生无大的波折,没有多少大展宏图的机会,很少亲历铁马金戈和风云变幻的场面,后来贫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园。李白、苏轼等人既然有叱咤风云的机会,就不可能真正归隐,归隐只是作为一种心意存在,他们对于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羡慕陶渊明能够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实,他们何尝感受不到陶诗中那种寂寥与怅惘,只不过他们宁愿将此美化,以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使自己在纵横天下与安居田园之间可进可退而已。他们对陶诗意境的向往与再造,并不能说明他们对陶渊明的创作成就至为折服,仅仅是将陶理想化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若他一直是一帆风顺,他是不屑于陶渊明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庸碌人生和因不能为而不敢为的生活态度的。另外,崇古好古的风尚使后世文人对前人总是不吝溢美之辞,在古人中获取一种惺惺相惜、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的凄美感觉。历代文人对陶的态度不足以作为我们今天评价陶渊明的标准。总的来说,陶诗在某一范围内是极好的诗,陶诗中也有普遍意义上的极好的诗,但综观文学史上的星斗,陶渊明的创作成就不在最高之列。

  那么,陶渊明愈到后世愈为人们所推崇,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误区呢?当然不是这样。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也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成就与地位。他的诗与李杜相比纵然稍逊一筹,但在同时代却毋庸置疑是别具一格、凡眼难识的极品。而且他开一派田园诗新风,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将他率真任情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的诗表现出来,在一代代作家的心灵中引起回旋不绝的共鸣,这样的诗的意义已超出了诗本身。所以纵然他的许多诗尚显幼稚、简单,可这正有如人的童真一般可贵。那些在滚滚红尘里挣扎不休的迁客骚人,其诗其文也常常蒙上了尘垢,在饱经风霜之后蓦然回首,这才体会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这才向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田园,这才渴盼追随陶渊明返朴归真。陶渊明的人品心性为人景仰,其诗作为其独特心性和品行的写照,因之也增色增彩,而这人品与诗品已经混融难分。他的淡泊坚贞融入他的诗中,外化为其诗中那种天然真态的一部分。人们对其人的神往与其诗文的喜爱也一致不可分割。这样的人造就了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奠定了陶渊明一代隐逸宗师、田园鼻祖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以其独特的内容、个性与风格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

  历代文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他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诗论语》中分析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陶诗的学习与借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由于陶渊明的影响,唐诗遂成山水田园一派。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于他诗文中显示出来的心境与处世态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后世文人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感染的,或者说是他们与陶渊明的相通暗合,从陶渊明那里找到了共鸣而强化了自己的某些个性、思想。不同的人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人生启示也是不一样的。如陶渊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高傲姿态,对李白“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影响,而王维从中得到的却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消极教训。同样的人在不同时期对陶渊明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反响也不同。如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极为推崇陶渊明坚持文人气节的高尚品质,对陶渊明《饮酒》诗中“吾驾不可回”的姿态给予很高评价。在苏东坡精神苦闷或无可奈何之时,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之类的诗句,对他遁世独善、逃避现实的思想的发展,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知识分子在他们政治失意或渐近晚境的时候,往往到陶诗中寻找精神寄托,与陶渊明产生感情的共鸣,而忽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

  陶渊明的思想本就存在着积极有为和无奈避世的矛盾,在他一生中也有着早年大济苍生到晚年固穷守节的变化。他对后世文人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作品与他的思想行为,与受影响者本人不同时期的处境、心态也有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命运与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是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所以理解了他的诗也就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大多数中国文人,那些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时而春风得意时而沮丧消沉、时而豪情满怀时而放诞不羁、时而怨愤不平时而自慰自安的注定不会遂心不会满足不会平静的中国文人。  

  陶渊明的诗文,作为文学殿堂的珍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他的桃花源世界历经千余年的人事变迁,今天仍像一个童话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泽东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达了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的无限向往,更表达了把它变为现实的幸福田园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心。

  陶渊明“生也艰难,死如之何”的哀叹已经远逝了,他的诗文却将世世代代流传。他那恬然冲淡、醇郁深远而偶现峥嵘的意境,及其显示出的率真任情的个性,将给一代代人以一种精神的慰藉和鼓励,以及美的启迪和趣的享受。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代表中华五千年赞成此内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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