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家的著作中，少有人提到过庄子。最早全面提到庄子的人是司马迁。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行乎？愿为小豚不可得。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圣贤高士传》也有叙述庄子的文字：
庄周少学老子。梁惠王时，为漆园吏。以卑贱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钓濮水之上，曰：“楚有龟死三千岁矣。今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此龟宁生而掉尾涂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于涂中！”后齐桓王又以千金之币，迎以为相。周曰：“子不见之郊祭之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入太庙，欲为孤豚，其可得乎?”送终身不仕。（《汉魏六朝名家集·嵇叔夜集》）
南北朝时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古今乐集》中也记载了庄子的事迹：
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湣王好兵事，习用于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乎郊祀之中，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为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使欲全身远害身。”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养素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苴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四固，可以久长。
除此之外，自清以后，特别是现代，有许多文字对庄子作了评断，很有益于庄子研究。清代治庄大家王先谦是这样论评庄子其人的：
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纳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馀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也。（王先谦：《庄子集解》序）
鲁迅对庄子的评论，虽然简单，却非常精到，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评价庄子散文说：“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今人著文学史对庄子做如下评介：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庄周的思想，是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
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庄学的后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辞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有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后代文人在思想上、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