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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祥征:钱钟书先生全球视野下的《诗经》研究
【时间:2008/11/27 】 【来源:泰山学院学报 >> 2006年28卷4期 】 【作者: 泰山学院中文系 林祥征】 【已经浏览5175 次】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写作于闭关锁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书中大量地引用西方的文化成果,有学者统计,书中征引外国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宗教、历史、社会乃至军事著作达八百余家,一千多种。相传法国总统希拉克赞扬钱先生具有“全球意识”,并在给杨绛信中称赞钱先生是伟人,向钱先生鞠躬致敬。[1]这说明钱先生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那么钱先生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到西方去寻求借鉴呢?因为从“他者”的立场反观自身才能求得对自身的更全面更深入的体认。苏轼《题西林壁》诗,从哲学的局面看,就是要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一种远景思维空间。下面结合钱先生在《管锥编》中有关《诗经》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一、有关文辞的阐释
  
  文辞阐释是《诗经》学的基础工程,又是《诗经》学的生长点,钱先生的《诗经》研究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一)《卫风氓》:“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94页,下面凡是《管锥编》只注页数)诗中“说”应如何解释呢?朱熹《诗集传》认为是“说明,辩解”的意思。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解释为“解脱”,即宽解摆脱之意。从诗歌“语涵双关”的角度讲,两种解说都可通。钱先生的贡献则在于深入分析旧时代男人沉溺于爱情中容易解脱而女人则不容易。他在引用明代院本《投梭记》“常言道: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之后,引用了法国斯太尔夫人(Madamedestdel stace)的名言:“爱情于男是生涯中一段插话,而女则是生命之全书”,和古罗马奥维德名篇和拜伦致其情妇(Tersa G-Micioli)诗句加以印证,使我们对旧时代男女不同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有更真切的体会。

  (二)《邶风谷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83页)《邶风谷风》是首著名弃妇诗,当被遗弃的妻子看到原夫宴尔新婚时唱道:“宴尔新婚,如兄如弟。”用现代的观念看,夫妻情比兄弟情更亲,而这里却用兄弟之情形容夫妻的恩爱,岂不要亲密反而疏远吗?钱先生指出:“盖初民重血族(Kin)之遗意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妻则人伦耳;是以友于(兄弟)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指夫妻)室家之好。”《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刘备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西方也有同样的例证,其一,莎士比亚剧中写一丈夫听信谗言,派人前去刺杀妻子,妻子叹道:“我乃故衣,宜遭扯裂。”其二,约翰唐(Jolm Donne)说教云:“妻不过夫之辅佐而已,人无重其拄杖如其胫股者。”其三,莎士比亚剧中一人闻妻子死讯,旁人劝慰之曰:“故衣敝矣,世多裁缝,可制新好者?”

  (三)《周南汝》:“未见君子,如调(朝)饥。”(73页)这句意思是,好久没有见到心爱的丈夫到来,好比没吃早餐那样饥饿难耐。诗人为什么要用饥饿比喻情爱的饥渴呢?钱先生引用了曹植《洛神赋》“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李后主《昭惠周后诔》“实曰能容,壮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饥是慰”等例之后,又引证了费尔巴哈“爱情乃心与口之啖噬”等例,说明两者在生理快感有相通之处,才有如此新颖的比喻。此外,用17世纪法国诗人所作《犬铭》来诠释《召南野有死》“无使也吠”;用西洋名诗句“为情甘憔悴,为情甘辛苦”诠释《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都能加深对《诗经》本体的体认,从而把文辞诠释作为探究文学现象乃至精神现象的一个起点。

  二、艺术技巧的诠释

  抒情诗是表达人的思想情感的,但情感无所不在而又高度复杂,这就要求在表达时注重艺术技巧。可以这样说,《诗经》的许多艺术技巧是由钱先生首先“瞥见”的。

  (一)比喻的二柄

  所谓“比喻之二柄“是指一个比喻往往具有褒贬、善恶、正反等对立的两极。钱先生提出这一修辞格,除了借鉴先秦法家慎到、韩非的“二柄说”之外,更从斯多葛派哲人所言“万物各有二柄,人手当择所执”参照而来。《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大雅四月》:“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匪鲔,潜逃于渊。”这两首诗都用“鸢”作比喻,用法恰好相反,“彼言得意遂生,此言远害逃生。又貌同心异者。”(142页)为了说明这种比喻的特征,钱先生还指出,在英语和意语中,都有“使钟表停止”的喻词,意大利一小说云:“此妇人能使钟表停止不行”,这是赞美妇人之美貌,犹如宋之问《浣纱篇》中赞颂西施美貌时所说:“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而英国一剧本则说:“然此间有一妇人,其容貌足使钟表不行。”讥讽其容貌之丑,这就好像《孤本元明杂剧》中《女姑姑》禾旦自道其丑时所说,驴见惊,马见走,骆驼见了翻筋斗。”此外,钱先生认为《召南桃夭》“桃之夭夭”就是“桃之笑笑”,并用安迪生(Joseph Addison)尝言,“各国语文中有二喻不约而同,以火喻爱情,以笑喻花发,未见其三。”(72页)借用安迪生的理论,就使“桃之笑笑”的新解有了着落,也更显示《诗经》作者的艺术创造力。

  (二)丫叉句法(66页)

  《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萋萋,喈喈。”这段关于凤凰和鸣的描写很美,姚际恒评之“镂空之笔,不着色相,斯为至文”。那么这段至文是怎么构成的呢?钱锺书先生从古希腊修辞学中得到启发,认为这是一种丫叉句法(chiasnms)。指句中应承次序与“呼应次序相反,其作用是让文字错综流动,具有结构的圆美。例如王安石《晚春》:“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诗中“密”与“少”属当句对,“密”与“多”、“少”与“疏”是成联对,而“多”紧承“少”,“疏”遥应“密”,属丫叉句法。示图于下:

  (三)章法阐释

  1.《齐风鸡鸣》旧说首章“鸡既鸣矣”二句,二章“东方明矣”二句为夫人警君之词,而以首章“匪鸡则鸣”二句,二章“匪东方则明”二句为诗人伸说之词。钱先生认为应作“男女对答之词,更饶情致”(111页),属于对话体结构,并为当代学者所接受。为了说明这种章法特征,他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著名阳台告别作比勘:“女曰‘天尚未明,此夜莺啼,非云雀也。’男曰:‘云雀报曙,东方云开透日矣。’”这一比勘,确能收到使《齐风鸡鸣》章法更加显豁的效果,而且更加生动有趣。

  2.《周南卷耳》一般的解释是首章为妇人思念外出的丈夫;二、三、四章为外出丈夫思念家中的妻子。这种说法有一个矛盾无法解决,即一首诗中妻子和丈夫都自称“我”。由此钱先生认为《卷耳》为“同时情事诗”(68页),并用西方当代“嗒嗒派”(dada)所创的“同时情事体诗”和《名利场》中写滑铁卢大战的结语:“夜色四罩,城中之妻子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等例加以印证。

  (四)诗歌情境的开拓

  艺术描写人生,人生有各种境况,上升为艺术就形成各种情境。例如《北梦琐言》记载徐月英诗:“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是最早把泪和雨结合构成情景的诗。后世白仁甫《梧桐雨》第四折唐明皇唱词:“斟酌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滴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宋人曾揆《谒金门》:“伴我枕头双泪湿,梧桐秋雨滴。”这种用泪与雨同滴所构成的悲伤情景,把情感外物化,收到良好的效果,钱先生在《诗经》研究中也给予关注。

  1.送别情境

  《邶风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宋人许《彦周诗话》:“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与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这种送别情境后代写得很多,钱先生认为宋人左纬《送许右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诗以寄之》“水边人独自,沙上月黄昏”,后来居上。他还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女主人送夫远行的一段:“极目送之,注视不忍释,虽眼中筋络迸裂无所惜;行人渐远渐小,纤若针矣,微若蠓(一种比蚊子还要小的昆虫)矣,消失于空矣,已矣,回眸而啜其泣矣。”(78页)加以参证。说明送别的悲哀有着共同的“诗心”。

  2.“天地”情境

  《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 ,卷曲着身子);谓地盖厚,不敢不(小步走)。”意思是:我们说这天很高,可我不敢不弯腰;我们说这地很厚,可我不敢不轻步走。这就反映了诗人特定境遇下的痛苦之情。同时也把当时国家昏乱,民不聊生景况呈现出来。日本万叶时著名诗人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虽云天地广,何以我偏狭,虽云日月明,何以照我天无焰?”也是这种情境的抒写。钱先生举了歌德名篇(Faust)写一女主角被囚,其情人凭依魔鬼法力使牢门大开,而女主角却谢绝出狱,并说:“我何出为?此生无所望已!”又举王尔德名剧中劝女主角逃亡异国,曰:“世界很大很大”,女答曰:“大非为我也,在我则世界小如手掌那样大,而且随步生荆棘。”(141页)有了西方两则材料作佐证,我们对“天地”这一《诗经》所开创的情境不是体会更加深入了吗?

  3.企慕情境

  《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钱先生在引用陈启源“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之后,指出:“二诗(兼指《周南汉广》)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Sehnsuiht)之情境也。”(123页)并提及这个企慕情境不光在中国诗中不断出现,而且在维吉尔、但丁、德国古民歌和邓南遮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所谓企慕情境,是指它表现所渴望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形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旧说《蒹葭》的作者是秦襄公未能用周礼,或说贤人难求,都与该诗诗旨不合,钱先生应用西方文艺心理学原理加以重新诠释,显然高出一筹。企慕情境反映了人类不安于现状,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追求,不断向理想境界靠拢的心态,具有较高审美价值。

  三、关于《诗经》诗学的阐释

  《诗经》诗学研究是薄弱环节,至今仍停留在“诗言志”“六义说”“美刺说”等旧命题的诠释与论争上。有人针对这种现象提出“失语症”的批评,可谓打中当代诗学研究的要害。钱先生说“邻壁之光,堪借照也”,对《诗经》诗学的开拓,也应借助于“邻壁之光”。

  (一)观感价值与情感价值

  《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学者认为,诗中的“舜华”就是木槿花,其色黑,用它形容女子颜面之美不当。钱先生指出,用“黑色”或“紫色”来描绘女子的颜容之美,是古今中外诗文惯常手法。《史记赵世家》:“美人荧荧,颜若苕之荣。”《集解》:“其华(花)紫。”《左传》有“玄妻”之说,《旧约全书沙罗门情歌》有女子“黑而美”之说,文艺复兴情诗,每每赞颂“黑美人”。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他第一次引进西方语言学和美学家艾尔德曼(KOErdrnan)使用的“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指出人们如果欣赏作品只用“观感价值”,那么读《卫风硕人》中的“螓首蛾眉”岂不姜庄的头上尽是虫子在头上爬吗? (106页)前日听相声,说古代美人柳叶眉,樱桃小口,杨柳细腰。那不是美女而是妖精。这也是只用“观感价值”而不用“情感价值”所犯的错误。①

  (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

  《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为什么长江黄河的宽狭如些悬殊呢?钱先生认为诗中的宽狭不是实景而是由诗人主观情感所决定的,由此提出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问题。他认为诗作中由于情感表达的需要,对所作的夸张和文饰不能坐实当真。有位著名史学家据唐诗中“斗酒十千”和“斗酒三百”考订唐代酒价的涨落或酒质的优劣是错误的。其实说“斗酒十千”是为了“夸富”,说“斗酒三百”是为了“示贫”,如果不知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那是“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96页)。为了说明两者的区别,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诗文语句非同逻辑命题,无所谓真伪的论述;锡德尼(Philipsidney)谓诗人不确语,故亦不诳语;维果亦谓“诗歌之真”非即“事实之实”等西方理论加以阐发。(98页)

  (三)阐释之循环

  戴震《东原集》卷九《古经解钩沉序》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如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戴氏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循阶论”,反映了乾嘉朴学的最高成就,然而钱先生认为这个理论只讲了一半,由此,他借用西方阐释学的“阐释循环”(Derhermen-eutisehezirkel)加以补充和修正,他说:

  乾嘉朴学(指文字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指线圈中的第一圈)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能圆足以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171页)

  如果把戴震的阶进法图式为:字 句 篇 书旨那么钱先生的阐释循环可图式为:钱先生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诗经》的诠释,也适用于古代文献的诠释,并可以作为方法论,以研穷历史及各种社会现象。即“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钱先生的研究表明:有价值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借鉴西方的理论以建立环球视野下的《诗经》诗学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此外,钱先生写了《诗可以怨》的专题论文,文章中他旁征博引,用大量资料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是表现哀伤和痛苦的诗,揭示了创作主体的内心痛苦是悲剧艺术魅力形成的动力因素。

  余论

  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就指出:“异曰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然而现实中真能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学问家并不多,西方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几乎没有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而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对西方文化又很有隔膜,因此学贯中西而又博古通今的钱先生是王国维所期待的人选。他的经验证明,《诗经》要取得突破,必须具有全球的视野,否则将难以超越前贤。

  纵观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史,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争论是异常激烈的,有的人承认西方的物质文明可以吸取,但对西方的文化则要另眼看待。钱先生曾经回忆在1931年他和陈衍先生的一次谈话。当陈先生知道钱先生到英国学习的是文学后说:“文学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2]陈老先生的观点代表着老一辈文人的共同看法。然而许多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故步自封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就曾说:“他从小就熟读《诗经》,但丝毫也没有感到他的美感。只是在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诗后,才感到了同样的清新,同样的美妙。”[3]可惜郭老没从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而由钱先生担负起来了。他的研究代表着当代学术的发展方向。它再次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激发,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世界史角度讲,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仿效阿拉伯等,正是这种互相学习与借鉴才使世界文明得到长足的发展。罗素的名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再次得到证实。从中国历史看,唐代正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陈寅格语)才取得空前的辉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标举妙悟,许多禅宗的概念和术语融入诗歌理论,从而使我们古典文论更加丰富多采。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讲,正是西方理论的融入,为中国文学研究打开新的思路,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钱先生以自由驰骋的思想冲决一切封闭的精神牢宠,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为我们带了一个好头。当然,我们要达到钱先生那样的学术境界并不容易,但唯其难,才值得我们去努力实现理想目标。

  在《围城》里写到三闾大学有一位教育部派来指导的官员,崇洋思想严重,谈话中平均每分钟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学习西方文化中如何避免媚外的西崽习气。在这方面,钱先生也是我们的榜样。他曾经用一位哲学家席尼察(Seneca)的话说:“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而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这就是说,关键是“匠心独运,”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好比吃饭,经过自己的消化而转为自身的营养,好比蜜蜂采百花而通过自己的消化力,把它酿成蜜,不像蜘蛛只会从自己的腹中吐出丝来织网。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他曾说汉语不宜思辨,因为其中没有融会相反二意的字,如德国“奥伏赫变”(Allfhehen,翻译为扬弃)。钱先生用许多例子批评他“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2页)②

  法国当代比较权威艾登堡说:“没读《西游记》正象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这种人侈读小说理论可谓大胆。”[4]这就说明文学作品中相似现象的出现,更多是取决于文学自身的特有规律,而这些规律中西往往相贯通的。由此,西方文学理论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反过来说,中国的诗学也可以说明西方的文学,并可补充西方理论之不足。钱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引述了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布鲁诺、维柯和现代批评家理查兹等论述文学描写的“虚而非伪”(95-98页)的同时,也举出中国文学中许多夸张和虚写的例子加以印证。他的互相激发,是在西方文化映发下,使中国古老的智慧获得当代性,又在中国古典思辩的接应下,使西方的理论获得新的生长点。比较文学的研究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影晌研究,一是平行研究。而平行研究是研究不同文化体系的异同,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这种比较唯其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得出的结论就更有普遍意义。钱先生的《诗经》研究也是一种平行研究,研究中西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但是平行研究还有“异”的比较这一重要方面③,发现东西方的相通之处,自然可会心一笑,但发现东西方的异质之处,也是智慧的收获。不可讳言,钱先生的异质之处的比较很少,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查尔斯伯恩海默在题为《世纪转折点上的比较文学》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比较学者应对所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保持敏锐的体察,因为正是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5]可惜钱先生已经仙逝,这个缺陷应由后来者加以填补。④


  【注释】

  ①钱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十八世纪写景大家汤姆逊在《四季诗》里描摹苹果花,有这样一句:‘紫雨缤纷落白花’;‘白’是实色,‘紫’是虚色。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黑的,生命的黄金树是碧绿的’;‘黄金’那里会‘碧绿’、‘绿’呢?这里的‘黄金’正如‘黄金时代’或“黄金容颜”的‘黄金’,是宝贵、美好的意思,只有‘情感价值’(Gefuhs Wert),没有‘观感价值’(AnsehaungsWert)。换名话说,‘黄金’是虚色,‘碧绿’是实色。假如改说:‘落花如雨白晶莹’或‘人生宝树油然绿’,也就乏味减色了。”苏轼咏牡丹名句“一朵妖红翠欲流”,明明是“红”牡丹,怎么又“翠”了呢?原来“翠”只有“情感价值”而没有“观感价值”,说明区分两者多么重要。

  ②在中国古代,“诗”字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之”与“持”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含义。“之”往也,指情感的抒发;“持”止也,指感情的抒发要有所节制。由此钱先生提炼出一个创作的理论问题——快适度。他说:“夫‘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者感情之天然发泄,而歌者,情感之艺术表现也。‘发’而能‘止’,‘之’而能‘持’,则抒情通乎造艺,而非徒以宣泄为快,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矣。‘之’与‘持’一纵一控,一送一敛,相反而相成。”(58页)这使我们想起古罗马文艺理论家郎加纳斯相关的一段话:“那些巨大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自己盲目的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只没有了压舱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它们每每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鞭子比喻情感的抒发,缰绳比喻情感的控制,也是相反相成的。

  ③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表示时间的顺序“年—月—日”而,西方则是“日—月—年”;中国表示空间的顺序是“郡—县—乡”,而西方空间顺序是“乡—县—郡”;女娲拈土造人是没有姓名的一群人,而西方上帝造出的是亚当和夏娃。说明东方强调的是整体性而西方强调的是个性、分析性,具有质的区别。
  
  ④应该强调的是,钱先生的全球视野不光表现在《诗经》研究上,而是贯穿于其他的文艺研究之中。在《诗可以怨》中,引用尼采的“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都是痛苦使然。”在《谈艺录序》中声言:“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认为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西洋文学作品不是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而是方氵睿师翻译美国诗人费郎罗(Longfellow)的《人生颂》,当时翻译的目的不是要供中国人借鉴和欣赏,而是想鼓励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这对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有助益的。
  
  
  【参考文献】
  
  [1] 李明生.文化昆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A].沫若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5]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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