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一辈子都住小屋，现在还住小屋。
    我的小屋，其实应该叫做书屋。套用古人的名句“环滁皆山也”，我这里是“环我皆书也”。斗室中除了我就是书，真可以说，几乎没有转动余地。旧时描述自己家穷，说什么“家徒四壁”，我家不富，可也不能说穷，但我却“家无四壁”，四壁都被顶天立地的书架所掩盖，确实看不见一点墙壁。
    小屋的空间都被书占据了。用废铁条焊接造成的书架塞满了书，装不下了，只好堆在地上，有时地上的书被踢到椅子凳子底下，有时却有意塞到那里去。两张旧“安乐椅”（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沙发），是二十多年前从改造灵魂的“五七干校”回来时买的，现在大约弹簧生了锈，无力负担主人或客人的体重，只好让新到的书籍杂志占领了。可笑的是，计算机桌子上上下下，凡能见缝插针的地方，都被书征服了。
    我这小屋活像一个钢筋水泥碉堡，我的助手笑我已经得了“碉堡综合征”，主要症状就是常常令人透不过气来。
    春节前夜，我从前的小秘书打电话来拜早年，说：“我过几天又要搬家了，搬大屋子。陈老，怎么您还住那小屋呀，怎不改善改善呀？”
    她边说边笑，我也边笑边回答，“小鬼，你没听说过‘人在阵地在’这句口号吗？我现在是严防死守我的阵地呀！”
    真的，我在这阵地里守了足足二十年有余。
    这小屋确实很小，小得如果两三个人同时进来，就显得无“立锥之地”。想想看，书籍是与时俱增的，没有多久它们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修正主义”的大百科全书，“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服务”的百科词典以及各种各类暂时用不着的书，只好请进小屋毗连着的九平方卧室的床底下。
    至于我这小屋里所谓“洗手间”，既不能洗手，更不必说洗澡了，只能“方便方便”；就算“方便”，也亏得我没有“发福”，如果我稍稍长胖一点，天天挤进挤出必定是一场苦斗。
    享受阅读——在作者自己“最后的小屋”
    人们都说我怪，怎么能坚守这样的“阵地”。可是我何尝想一辈子坚守这阵地呢？这道理一两句话说不清，因为世界万物都很复杂，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只好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小屋里。
    不过这小屋也曾经威风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它可是令人羡慕的头一批高层建筑。屋内结构设置都是“穷过度”的象征，可是那时货真价实，没有那么些贪污腐败，钢筋是钢筋，水泥是水泥，掺假的不多，偷工减料的也少，何况大楼设计时刚刚遇到唐山大地震，设计时就包含了很大的防震性能。住在这样的碉堡里，确实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因此，人们背后传说我喜欢这小屋，不肯搬家，葫芦里肯定卖一种什么灵丹妙药。
    哎哟，细细想来，这话可也有点道理。
    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之所以留恋这小屋，起先是没人给我大屋，后来好像真要给不大不小的屋子了，而那些屋子却又通通不及我的小屋那么有灵气，也就是俗人说的，“风水”不太令人满意。而我这小屋却有精灵在！
    我在这小屋一住二十年，有失有得——一句话，二十年间，我在此失去了亲人，却找回了我自己。
    我自小爱幻想，时常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巴格尼尼似的，把灵魂卖给魔鬼，换来令人倾倒的小提琴绝技；可我没有遇见魔鬼，也未曾学会拉小提琴。再说我即使真的遇到魔鬼，也未必肯把灵魂卖给他。可是我却真心实意地恭恭敬敬地把灵魂献给神，我所信奉的最可敬的神。谁知我就这样失去了我自己，以神的意志为意志，以神的思想为思想。所谓独立思考者也不过是沿着神所指示的方向去思考罢了。
    幸亏住进这小屋，二十年间慢慢好不容易找回了我自己，找回我失去了的朴素思想。这就是“得”。
    多么值得留恋的小屋啊。
    所以，几年前我写出下面一段话：
    “当十年噩梦醒来时，我的‘书林’只剩下十四平方米，这所谓的书林还得兼作饭厅和起居室。总算还有另外九平方米的卧室，不可谓不宽敞了。其实老伴早已在西山安息，这偌大的书房加上卧室，足够我在这书林里打滚，别说漫步了。”
    这小屋，仿佛是一片浩翰无边的书海，我日夜在这书海中冲浪，似若反思，似若沉思，似若冥想，尘世一切俗念与引诱都化为乌有，只剩下老人与海，老人与书海——天连海，海连天，好一幅风流潇洒的画面！灵魂得救了，超脱了，自由了，可以飞翔了。

2

    我独自一人拥有一间小屋，是从三十年代读高中三年级时开始的，一直住到我大学毕业。这就是说，那几年在我家不算宽敞的住房里拥有我自己的小天地了。
    这小屋只容得一床，一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橱。一扇东窗，整个早上都让阳光溜进屋子，夏日滚滚热浪也从这窗户袭来，使人汗流浃背。
    我在那小屋生活了五年，不光是住了五年，而是生活了五年。
    这是我最初的小屋，我最初的梦。
    少男少女爱做梦。多少个美丽的梦在这里升起，有的梦后来圆了，有的梦却幻灭了，仅仅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记忆。
    那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虽则小屋充其量只容得下五六个人，可是它充满着希望，悲愤，激情，欢乐，烦恼，以及永远不会消失的最高贵的战斗情谊。
    救亡运动，学生运动，世界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还有歌咏，戏剧，绘画，创作——百川归海，通通都跟民族解放连结在一起。
    这一群三三两两，那一群也是三三两两，都在这小屋里聚会。谈笑，议论，争辩，策划，创作，油印，然后到学校去，到街头去，到人间去……
    我从这里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从这里开始了人生的战斗。我在这小屋中尝到了密友之间的友谊，同志之间的情谊，男女之间的爱情的真味。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这小屋更加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我们在这里练唱救亡歌曲，我们在这里练唱别人和我翻译的苏联歌曲。苏联志愿空军在我们城市的上空跟日本侵略者搏斗，我翻译了苏联空军的壮歌《高飞，高飞，更高飞》；一九三八年秋，我在这小屋中又翻译了大战前夜苏联流行的战歌《假如明天战争》，我们也就是在这小屋里尽情歌唱的。

3

    我在桂林住过两次。一次是在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时期，进步文化人云集于此；一次在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四野，文化人大半星散，或撤至根据地，或奔赴海外开辟新战场。
    两段时期我都住在东郊施家园，两次都在不同的木造建筑中拥有一间小屋。头一回是我住过的小屋中最小的一间，幸亏那时刚从战地回来，没有几本书，否则书与人争霸，实在不知如何处理这个空间了。第二次住的小屋倒还算是一间屋子，大小跟六十年后我拥有的小屋相类似。
    一九四四年夏，日本侵略军西进，摧毁了桂林城的同时，也摧毁了我的小屋。
    这是日寇第三次毁了我的家园。
    我的梦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由于工作关系，我只身从桂林撤往重庆。抗日战争最后一年，我是在重庆度过的。
    我在山城住的仍然是一间小屋。
    我住的小屋其实是一间破落洋房底屋的一角，连门也关不牢的小房间。小屋前的一间，房门常闭，据说这里住着一个女特务，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这里进出。
    这房子坐落在枣子岚垭的谷底，住在这小屋里，很少做梦。甚至可以说，梦没有了，只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屋里屋外的空气都那么凝滞，人快要窒息了。
    我这小屋的常客也不多。几乎天天在小屋见面的是后来写了《虾球传》的小说家黄谷柳，他那时也住在枣子岚垭。
    我们俩在左恭（地下党员）的怂恿和鼓励下，经营一个叫做《民主世界》的月刊。他任经理，我做编辑——为了好听，经理和编辑的头衔上都分别加上一个“总”字，实际上总经理和总编辑手下都没有一个兵。
    谷柳是从旧营垒杀出来的人，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经历，人很乐观，也非常健谈，我们常常到茶馆里泡上一壶茶，半躺在竹椅上，面对着“莫谈国事”的警告牌，我们天天都在议论时局。
    大作家冯雪峰也是小屋的常客。他每个月都到我这小屋来一次，是为了给《民主世界》送稿子，——他写的《新寓言》就是从这个杂志开始的。他经历了上饶集中营的苦难后住在重庆。如果小屋会录音，它会留下雪峰跟我说的很有意义的话。雪峰是一个很谦逊的文学家——当然也是一个老革命；但是很难从他外表看出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文艺修养。他话不多，却很实在，句句是真心话。
    我的老同学梁纯夫听说我到了重庆，到我的小屋来看我。梁纯夫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那时美国已参战，同苏联、英国、法国一样，都是我们的盟邦，而且都在重庆设新闻处，很多进步文化人都参加新闻处的工作。他跟东北爱国民主人士金长佑创办了五十年代出版社，他来看我是希望我参与他们的出版活动。其时胡风主编的大型文艺杂志《希望》已在这家出版社出版，他们打算再出一个综合性的杂志。
    就在这小屋里，我们设想编辑出版一种书摘（不是文摘）型的杂志，认为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是很有意思的。战时生活不稳定，人们不想买书，宁愿买本杂志，看完就可弃去；况且普通人收入不多，用来买书的钱实在没有多少。如果有一本杂志，一期摘登几部书的内容，选书选得好，既可传播文化，又可让读者省钱省时间。美国新闻处当时就有航空运来的Omnibook这样的期刊，据说很受各国读者欢迎，而这正是我们计议中的书摘杂志。
    谈过不久，梁请我跟金老板见面，并且请我当这个杂志的编辑。我就在这小屋里策划新杂志的内容。计划每月出一期，每期登载四部或五部中文书或外文书的书摘。《书摘》大约出了三期或四期，销路不错，可见这样的方式能够适应战时需要。
    也出了一点小问题。某一期，我请文艺界一位朋友摘录了姚雪垠的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受到进步文化圈子内部批评，于是《新华日报》门市部拒售。这张报纸是党在白区的宣传喉舌，它的批评和拒售有很大的影响。其实这篇小说写的是青年男女在某战区工作时的感情活动，充其量不过抒发和描写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自然可以进行批评，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在白区那样的环境中，动不动就加以扼杀，不一定是明智的举动。
    八月中一个晚上，眼见抗战即将胜利结束，我跟谷柳正在我的小屋里展望我们战后的生活。我说，首先一件事就是把我前此出版的书稿一律毁去，从零开始，重新学习，重新写作。他哈哈大笑，很赞成我的见解，他说他也要把他三十岁以前的作品都舍弃——他那时已三十岁，而我还不到三十。
    谈着谈着，忽然外边鞭炮声大作，我们猜想一定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时人们已拥上街头，高呼胜利了胜利了。
    不久我就离渝南返，把小屋留在背后。
　　五十年后我重游旧地，枣子岚垭还在，那房子不见了，我住过的小屋也不见了。到过这小屋的人呢？雪峰走过崎岖的战斗历程，在十年动乱的后期寂寂地走了。纯夫也在那场灭绝人性的“革命”中郁郁不乐地病故了。只有谷柳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却因过分兴奋而停止了呼吸。
　　

　　（摘自《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往事：“如歌的行板”》，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