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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一身正气、多有建树的编辑家、出版家(柳凤运)
【时间:2008/11/27 】 【来源:中国编辑 2007年第2期 】 【作者: 柳凤运】 【已经浏览3822 次】

  2001年9月23日,陈原先生突然病倒了,病倒在他精心筹备的编辑工作会议上。我国现代出版的这位开拓者、思想者、跋涉者,学者型的编辑家、出版家真正“离休”了。从那一天起,他羁卧病榻,只能默默关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直到2004年10月26日去世。

  2001年伊始,他显得格外匆忙。在他工作的最后三个多月,他仍然马不停蹄地忙着:

  6月11日和14日,他在“商务”作了两次关于“编辑实务”的演讲,题目是“图书出版的前期制作”和“图书出版的后期制作”。他运用广博的见闻和大量的中外出版的实例,讲得有声有色,对后人启迪良多。

  7月10 —22日,他应邀参加香港国际书展。其间,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邀,以“商务人”为题,在新编辑培训班作演讲。他生动地介绍了商务的历史地位、贡献和传统,编辑的职责与修养,鼓励大家做“商务人”。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研讨会,如关于新科技与未来的阅读和出版、关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问题等,对于这些他一贯关注的问题都作了积极的回应。

  7月23日,刚回京,就接《赵元任全集》责编的电话,告知音乐卷有许多问题等待定夺,遂决定24日开会研究。他是音乐行家,在24日召开的会议中,他自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7月31日,参加《赵元任全集》编辑工作会议。对各卷陆续发现的需要处理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对体例要求作新的补充。他是《赵元任全集》编委会主任,一个责任重大并需要无私奉献的“职务”。

  8月22日,主持了一个有关序言的内部研讨会。会上,他畅言学术著作的序言问题。他说序言不是销售广告,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序言八股,而是具有影响力的真知灼见,甚至可以借此阐发一己之见。他援引多个中外序言实例、出版佳话,提倡一种不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兼容并收的学术境界。发言不但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也给人以深刻的教益。发言也反映了他一贯反对序言八股,防范学术腐败,提倡学术宽容的精神。

  8月27日,他寄出了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再版所作的序言“维特根斯坦断想”。这篇序他从1月动手,三易其稿。

  9月4日,在“商务”作“《辞源》三主编”专题演讲。当他得知《辞源》主编之一黄秋耘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三位主编相继离世,引发了他的许多感想。遂决定向年轻编辑们作此专题演讲,把三位可敬老人的事迹告诉后人。

  9月11日 ,完成《重刊〈节本康熙字典〉小识》。这是为商务印书馆馆庆105周年献礼书所写的序。《节本康熙字典》是张元济悉心编选的,1949年初版。

  9月14日,他向编辑室告知《陈原文存》第三批书目:(1)《社会语言学·补卷(大众语汇学)》,(2)《思想的火花——维特根斯坦语条*摘译评说》,(3)《井底蛙语》(散文杂文集),(4)《狗的故事》(译)(列夫·托尔斯泰著)。这些书稿,想必都作了整理和准备。现在留下来的,却只有一纸书目简函了。

  9月22日,他提前半天驻会,检查会议的准备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他随身带来刚写就的尚未来得及示人的序文,这篇序文文字平易而气势宏伟,品评质朴而见地颇深,也许他是想在会上研究工作时,一并出示征求意见的。然而,就是在次日的会上,他在主旨发言尚未开始时就倒下了……

  这四个月中,还有老友的文集、自己的序跋集,友人的回忆等书稿,均在策划、准备中……

  回头一望,在最后的三个多月中,他竟然做了这么多事!一位耄耋老人是怎样地夜以继日,甚至透支生命啊!短短的三个多月,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出版生涯的缩影,也是他一生勤奋的写照!

  说到陈原,人们总会联想到商务印书馆。其实,他正式执掌“商务”不过四年;然而四年所为,以及前后对“商务”的关注与支持,已经把他与这个百年老店,我国近代出版的嚆矢牢牢地连在一起。

  说到“商务”,其初创与辉煌,不能不提到张元济;而“文化大革命”后“商务”的重振,则不能忘记陈原。早在1957年,陈翰伯开始主持商务期间,两位老总就密切合作,陈原支持翰伯,不时有良策献上。

  在“文革”十年的浩劫中,“商务”遭到严重破坏,一度被定为撤销单位,后同中华书局合并得以保存。他虽然早在1972年就以顾问身份来到“商务中华”这个联合机构,可是那时什么也做不了,可以说“动辄得咎”。“文革”后,陈原出任这个联合机构的总编辑、总经理,开始重整旗鼓。当“商务”与“中华”分设,陈原正式出任“商务”总编辑、总经理时,他就不但成了商务的掌门人,更成了“商务”与我国近代出版的研究者。

  在1979—1983年专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期间,他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以过人的胆识和勇气,重续“商务”历史,把一个历史复杂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旧书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企业”,推举为中国近代出版的滥觞。为此,他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也将研究心得写成了大量的文章,使“商务”得以正名。“商务”的历史地位,在“商务”百年庆典之际已取得共识。

  他上任伊始,便以非凡的眼光、决心和韧劲,致力于策划整理、组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翻译出版与重印,1982年“商务”85周年纪念之际,一次推出50种。在十年书荒之后,这套一流的著作、一流的翻译,涵盖了西方(以及东方)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人文科学的学术代表作,给了学界和广大读者怎样的惊喜!

  趁85周年纪念之机,他亲自带人编写大事记,邀请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领导人、文化人、学者陈云、胡愈之、沈雁冰、叶圣陶等题词,以正历史。他又力主重印“老商务”旧版严复《天演论》、《原富》等学术名著译作八种和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怒》等文学名著译作十种,这些译著曾启蒙了一个时代!同时,汇集出版了贺麟、侯外庐、冯友兰、钱锺书、郑振铎等名家评介,出版了《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和《林纾的翻译》,重申“商务”推介世界学术名著的贡献。他还出版了《张元济日记》(上、下),成为重要的“商务”史料;编印了商务印书馆1897—1949年图书目录和1949—1980年图书目录。对于“商务”出版的旧中国历史最久的《东方杂志》,他指导编印《〈东方杂志〉目录》,使新中国成立后久已匿迹、曾具有重大文化影响的杂志,得以被人们重新了解和使用。

  在出版的春天到来之际,他发表了《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的重要文章,根本扭转了“文革”中被严重干扰破坏的词典工作,一时成了词典编纂工作的经典。他以极大的热情领导《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等词典编纂与修订,积极参与组织、策划,并给以具体指导和帮助,使“商务”成了我国著名的辞书出版机构。他提出“日出一书”的口号,激励“商务”职工多出书,出好书。他努力吸纳人才,使饱受不公待遇的主编刘叶秋安心为《辞源》尽力。他尊重人才,也注重培养人才。他开办编辑培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放手让年轻编辑参加学术活动;办了内部刊物《练笔》,督促大家练习写作。他亲自参加一些书评讨论会,常以自己的卓见给人以启迪。无论传达文件还是业务讨论,他从不以“官本位”为限,凡是与业务有关,他都能细心约请有关编辑出席,这令许多老编辑十分感动。“商务”的编辑、出版、校对人员,在他的鼓励和培育下,为编辑出版大批精良图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自身饱学和优良的作风,也教育和影响着年轻的一代。

  如今,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学术出版机构,她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品牌,一种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商务”依然是雄风不减的百年老店,是中华民族的“商务”,也是世界的“商务”,她继续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为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努力奉献着。

  抚今追昔,是陈原的雄才大略,给“商务”带来重振和发展的契机。也许在今天人们会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各种势力和思维还在顽固地干扰着文化和出版的振兴与发展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至今,他的一位老友还在称赞他主持“商务”的那几板斧,说他有大才而“举重若轻”,乃见真才;有大才而“持盈若虚”,乃见真心;公而忘私,真才而多面,才能主持商务这样一个学术出版机构,并做出如此骄人的成绩。

  陈原是一位不喜欢谈自己过去的人,是一位谦虚的人。记得20世纪末,他在香港向年轻的朋友们许诺,要写一本《昨夜星光灿烂》,纪念三四十年代那些为当时的进步事业与救亡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但是他从未想到要写自己,人们只能从他写别人的文字中隐隐看到他的身影。

  西方喜欢称17世纪是他们的科学世纪;那么,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

  那时,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已给衰老的帝国吹进变革的新风;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使青年学子们满怀悲愤但却带着美丽的理想、肩负着沉重的责任走进了社会。出版之路是文学青年救亡图存的最佳选择。书、报、刊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成了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利器。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苦斗,不知疲倦、不畏艰险地开创出版事业;他们以无比的智慧,与国民党的检查制度周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成长为优秀的语言学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论家、翻译家、出版家、编辑家。

  陈原就是他们中间年轻的一员。

  陈原,1918年生于广东新会。自幼酷爱读书,博览广涉,多才多能。1934—1938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广州的读书生活,不但使他饱受优秀的中西文化的熏陶,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说,读书使他不知不觉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也在心中唤起了一种力量。读书使他从着重修身到寻求救国之道,从关注中国到关注整个世界,他的世界观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形成了。他从1934年起就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世界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创立广州世界语研究会;主持中山大学世界语团体“踏绿社”。

  1939年3月,他在桂林进入新知书店,后转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年间,他辗转桂林、曲江、重庆、上海、香港,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白色恐怖。

  1939—1949年的十年间,他先后主编《反侵略》周刊、《新军》月刊、《世界文艺连丛》、《民主世界》和《读书与出版》,参与编辑《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少年战线》、《新华南》、《世界知识》。同时为《救亡日报》、《中学生》、《开明少年》写文章,为上海《联合晚报》写专栏,为《文汇报》、《时代日报》写评论,为香港《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写文章。在报刊界,他年轻的身影十分活跃,他的文章很受欢迎。

  由于斗争的需要,他写了大量国际问题评论及国际问题的著译。如《世界政治手册》、《战后新世界》、《变革中的东方》、《战后美国经济剖析》(译)、《新欧洲》(译)等,以致人们都把他当成了国际问题的专家。

  1940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地理基础教程》,一本为躲避检察官的刀斧,不得不用晦涩的伊索寓言的方式宣传爱国和论证抗战必胜的地理书,反响极好,延安马列学院也印了一版,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继续著、译了《世界地理十六讲》、《中国地理新讲》、《世界政治地理讲话》、《现代世界地理三讲》(译)、《苏联新地理》(译),中国的、世界的、自然的、政治经济的,竟写了14本之多,这使他俨然又成了一位地理学家。

  同时,他还写了鼓舞人心的英雄赞歌——散文随笔《平民世纪的开拓者》,翻译了十几种文学名著、以及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和《苏联名歌集》,成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精神食粮。

  战争与白色恐怖不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锻炼了他的能力。在严酷到编辑部只剩一个人时,他能以不同的文风写着不同栏目的文章,让杂志继续出版下去,这样,他又成了写作高手。他敏感而又成熟,既善于学习,又善于思考,因而逐渐成长为优秀的编辑家和出版家,并继续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贡献。

  解放后,虽然出版行政工作花去了他大量时间,他却能够以非凡的勤奋,牺牲睡眠,甚至利用生病休养的时间继续他一生酷爱并擅长的写作、翻译、研究。他写过国际评论,研究过帝国主义侵华史,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题材,写了《林则徐译书》等几篇颇有新意的文章,登在《历史研究》上,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他翻译过柴科夫斯基的《我的音乐生活──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翻译过罗曼·罗兰的《伯辽兹》、《贝多芬》,这些又使人认为他好像是一位音乐家。

  当人们读了他的《书林漫步》、《陈原散文》、《陈原书话》、《黄昏人语》、《人和书》、《书和人和我》、《海外游踪和随想》、《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黑暗》等散文集后,又会觉得他还应该是位散文家。有人称赞他的散文,“丰富多采,独具精深之见,发乎自然,绚烂归于平淡”,是“具学人之体,得通人之识”的学者散文。

  及至他的百余万字的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一出时,人们又惊异地发现了一位社会语言学家。他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是《语言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79年)。该书是他在“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共六万多字。主要讨论了比较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些问题。他曾在该书前言中说:“我对语言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了,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正是这种“很不服气”,使他在《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代表作《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空白,具有拓荒的意义。读他的语言学著作,似乎不需要多少语言学的专门准备,也不会使人感到因深奥而枯燥乏味。一位正在海外读博士学位的青年说,陈原的语言学论著,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可以读,你读它可以为了消遣,也可以是为了获得知识,引发思考,甚至是为了严肃的研究。他的语言随笔《在语词的密林里》和《重返语词密林》亦好评如潮,一再重印……

  晚年的陈原勤奋地写了许多回忆,由于他的经历几乎都与出版有关,援用他的话,可称之为“不是出版史的出版史”。他也十分注重把自己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经验总结留给后人,出版了《陈原出版文集》、《总编辑断想》,文中融入了这位编辑出版家的理想和追求,给人很多启迪。他说,编辑的修养,一是做人正直,不说谎话;二是要做书虫,要千方百计地爱上书。工作要扎扎实实,实事求是,不折不扣,对书稿的判断力只能来自广泛涉猎。陈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还说,编辑工作是把文化产品推出去的重要一环,编辑是这个机构的“形象大使”,编辑要致力于传播、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这是他作为编辑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无论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和平发展的年代,陈原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是他的,也是我们中国编辑人的最崇高的理想。现在,斯人已去,就让我们去追随他的梦想,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继续努力吧!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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