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22卷第6期  2003年12月

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笔谈

    [编者按]据多方信息，一本区别于当下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这本由北京大学教授温孺敏任主编，南京大学教授朱寿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中山大学教授欧阳光任副主编的《高等语文》，集合了北大、南大、武大、北师大、清华、西北师大和中山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的众多权威教授编写，不久将在全国30多所院校铺开试用。该书的25个专题的目录已在有的报刊上公布。有消息称，这本《高等语文》力图推进大学语文的改革，结束当下大学语文教材的况乱状态。
    上述信息，引起了武汉地区部分多年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和《大学语文》教学的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进一步促进《大学语文》的改革，探讨在当今“人文日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培养其较高的文化品味，以及《大学语文》如何在这方面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为此，2003年7月30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江汉论坛》编辑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改革专题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意见，其视线所及已经超出对大学语文教材改革本身的关注。现将他们撰写的文章以笔谈方式刊载，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是《大学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化读本》?——从《大学语文》的合理定位说起

从教学角度看大学语文教材改革

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定位后的教改设想——简谈大学语文的改革

大学语文教材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与弘扬人文精神的思考

    摘要:从教学角度看大学语文改革，首先，教材对象笼统的状况必须改变;其次，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目的应该清楚、明确;第三，大学语文课程及教材不宜作专业课设置。

    关键词:教学角度;大学语文;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倡导，大学语文课在全国各类高校的非中文专业中得以设立。也就自那时起，笔者于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每年都要抽出一点时间从事该课的教学，几乎从未间断。这20余年来，教过全日制大学，也教过电大、成教、自考;教过本科，也教过大专;教过理科，也教过文科。所使用过的教材，有五六种之多。教的时间长了，接触学生的面广了，用过的教材多了，加之固有的研究习惯，自然而然也就有了一些想法。

    首先，教材对象笼统的状况必须改变。现行大学语文教材虽有多种，但除个别教材分了专、本科外(如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其他类型的对象均未作区分，似乎每一位编者都希望自己编的教材能“一统江湖”(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结果便造成同一教材，有的学生认为过深，有的学生反嫌浅;有的学生嫌吃不饱，有的学生却还吞不下;有的学生希望面再广一点，有的学生又要求某方面还深化一些……总之是没有任何一类学生认为某个教材适合于他们。中国自古就有“因材施教”的传统，如今也是“因材施教”，不过前者之“材”特指“人才”，指受教育者，后者之“材”却是教材;前者强调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教学，后者却要所有的对象服从于统一教本。这现象固然普遍存在于现今大学教育，不过似乎于大学语文中特甚。现在教育家们都在呼吁继承发扬我们自己优良的教育传统，笔者以为这在目前条件下尚难真正做到，不过至少可以部分地阶段性地继承，如大学语文教材就可将本科与专科、文科与理科、全日制正规大学与自考、成教类大学区分开来，甚至应将录取分数线很高的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区分开来。毕章，大学不同于中、小学，大学生特别摹强调学习个性与创造性的发挥，特别要强调“因材施教”，那种同专业全国统一规定教材的50年代的苏联教育模式，应该彻底摈弃。

    其次，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目的应该清楚、明确。何谓“语文”?不同的编者和教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谓之“语言文字”，有的谓之“语言文学”，还有的甚至谓之“语言文化”。笔者认为，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语文”的内容当略有区别，小学之“语文”，主要为“语言文字”，中学在此基础上应加上“文学”，大学语文则更应增加文学的份量，但又不应反过来“文学”独大。因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是在中学语文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我国语言的掌握程度，增强其运用能力，并通过经典作品的学习，培养起学生对本国语言的热爱之情，进而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学、文化精品的修养和赏鉴能力。根据笔者与同行的交流及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只要教者具有相应程度的语文知识，教学态度认真，这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纵观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院校，多年来均设有本国语文的必修课，其目的也均与此大同小异，足证这目的设定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内容、目的决定性质，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由此应定为一门特殊的工具课。在这门工具课中，语言、文字应占有相当比重，且程度均应比中学深;作品也不应只选文学一类，优秀典范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论文，均应人选。至于具体篇目，则因教学对象而有所区别。

    在确定了大学语文的工具课性质后，还须将它与写作课区别开来。大学语文当然需讲授写作方法，但这讲授是结合具体作品由老师具体进行，充分发挥老师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不必象写作课那样归纳出一些格式、模式和抽绎出一些条条款款。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语文所面对的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可说是千差万别，所需学习的各种文体、应用文体可说是五花八门，根本不可能有适应于方方面面的所谓几种文体。另一方面，经典的作品，本身就具体说明着“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学生若熟悉了一定数量的范文并打下了较扎实的语文基础，在学习自己所需掌握的新的文体时，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另外，大学语文课还须与文化史课区分开来。大学语文是工具课，文化史是知识课，二者课程性质本身就有很大差别。不可否认，学生在学习大学语文的同时必然会学到很多中国文化知识，但这个学习是结合语言、文字和作品进行的，不可能系统，更不可能全面。就客观效果而言，大学语文应该而且可以使学生更热爱中国文化、增强其自豪感(如果教师讲授得好的话)，却无法传授给学生较全面、较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知识。如果硬要大学语文承担这样的任务，越俎代庖，那就会使大学语文偏离原有的目的而“两头失踏”。现有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有的不很成功，这种“两头失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大学语文课程及教材不宜作专业课设置。当前，大学语文的教学处在困境之中，它虽被定为基础性的公共课，但并不是独立学科。由于高校目前的考核主要以科研为指标，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在科研上便处于弱势，于是近年来刚毕业留校的教师便成为大学语文教学的主力，而他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大学语文教学的特点，只是将它作为一个过渡，教学质量确实令人堪忧。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和不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们都在呼吁，希望将大学语文确定为独立学科，以克服这一弊病。据说有的编者还试图增加大学语文教材的深度广度以帮助学科的独立。笔者认为，提出这一设想的动机无疑是好的，想彻底改变大学语文教学现状的急迫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一动议并不符合大学语文课程的实际情况，恐难以付诸施行，大致原因如下:

    其一，大学语文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段。大学语文是由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献学以及外国文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而成，它的每一部分都并没有在原学科的基础上拓展或深掘，这方面大学语文有点类似于大学英语。而大学专业或曰独立学科的设置，必须有自己独有的知识段，非其他专业所能代替。如将大学语文设置为独立学科，显然有叠床架屋之嫌。其二，大学语文不是交叉学科。交叉学科虽由二至三个“原学科”组成，然一旦形成，便各有独立的研究畛域，非原学科所能替代，大学语文则没有这样的研究畛域。何况，大量的交叉学科目前也尚未独立出来，多附属于“原学科”之一，如文艺心理学、艺术社会学属文艺理论，犯罪心理学属法学等。其三，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中学语文对教师的语言文学造诣有很高的要求，然这要求更主要的是在教学法方面，它实际上是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语文的综合性专业。大学语文对教师的要求主要在专业造诣及文化素质方面，教学法倒是次一位的事。大学语文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教学方面考虑，教师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面面俱到，“样样通，样样松”，如此在科研上仍处于不利地位，教学也难以有个性和创造性;要么选择一门专业深入下去，在这门专业中有独特的心得与独到的见解，然后以点带面，教出自己的特点，而于科研上自然也有成就。前者仍然不能改变大学语文的教学现状，而后者实际等同于现今专业课教师兼大学语文的做法。可见，大学语文即使设为专业、定为独立学科，也不能从很本上改变目前的教学状况。至于深化教材，更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笔者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困窘的现状，与目前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改革现有的考核办法，真正做到教学、科研并重，才能使大学语文教学走出当前的困境。

    多年的大学语文教学与诸如此类的以上想法，使笔者对其教学、教材等的改革特别关注。最近，听说《中华读书报》、《武汉晚报》等报刊披露了全新的大学语文教材即将问世的消息，便急忙寻来拜读。再三拜读之后，不免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语文终于得到了高等教育界、学术界的重视，有那么多学有专攻、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参与《高等语文》(即《大学语文》)的编写，肯定会推进大学语文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向前发展。忧的是《高等语文》编写体例、方式虽有全新的改变，但主要仍是形式上的，其内在的实质的方面与原大学语文诸种教材并没有区别，以上所说的基本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例如，《高等语文》的对象为“普通高校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这就仍未作对象的区分，将文、理、专、本、高、中、低的各类学生混为一体，与原大学语文教材一样，仍是“一统江湖”式。又如，编者对大学语文的性质与编写目的似不够明确，25篇讲座中，文学方面占了16篇，语言方面仅1篇，《高等语文》已不类语文教材;又似乎想让它承担部分文化史教材的任务，《<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魏晋风度》、《<梦溪笔谈>与中国古代科技》、《孙子兵法》、《中国书画》等篇讲座，明显不属于大学语文范畴。再如，主编似乎想促使大学语文成为独立学科，《高等语文》编目中有的过专过深，象《乾嘉学派与小学》、《王国维及<人间词话>》、《<哈姆雷特>中译本与中国现代翻译》3篇，在层次上与其他讲座无法统一，而且教师于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再很难有什么教学空间。总之，《高等语文》除体例、形式上有新变外，其精神实质仍未脱出原大学语文教材的案臼，并且比原教材似乎更不适于教学。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高等语文》，毕竟它显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许，其改革举措所昭示的重要意义远胜改革的实际成果，它预示了《大学语文》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标志着大学语文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正式开始!

    (责任编辑:叶红)

    作者简介:毛庆(1945-)，男，湖北武汉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楚辞、魏晋-唐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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