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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安鹿:《大学语文》教学论要
【时间:2008/10/30 】 【来源:甘肃理论学刊 2000/05 】 【作者: 甘肃省委党校 肖安鹿】 【已经浏览4208 次】

  一、《王孙圉论楚宝》 这篇课文大体可分三层:第一层从开头到“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这是一个引子,由楚大夫王孙圉使晋,晋大夫赵简子关心楚国名玉白珩,引出后面王孙圉关于国宝的大段论述。第二层从“曰:‘未尝为宝……’”开始,到“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针对赵简子的发问,阐明楚国之宝是“人才”与“物产”,直截了当地驳斥了赵简子把玩物当作国宝的看法。第三层从“圉闻国之宝六而已”开始到课文结束,主要是概括提炼以什么为国宝的原则,这就是要对国家的发展稳定有用有利,这样,又从治国为政的理论高度再次驳斥了赵简子以玩物为国宝的庸俗及浅薄。从思想内容角度看,这篇课文主要探讨了把什么看作国宝的问题,王孙圉的态度很明确:国宝首先是人才,其次是物产,这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他把人才放在首位,更值得称道。古往今来,人才问题总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亡盛衰,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尚书·大诰》上讲:“爽邦由哲”(国家政治清明,靠的是贤人)。《管子·霸言》上说:“夫事天下者,必先事人。”唐太宗说:“致安之平,惟在得人。”康熙帝说:“为政全在得人。”从上古到近古,这一系列论述中的所谓“人”,无非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指人才,二是指民众。得人才是前提,得到人才就能得民众,得到民众才能得到天下,这是结果。这也就是《吕氏春秋·先识》上所说的:“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正是从这个朴素的认识出发,古人提炼出了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的基本命题。在经济建设上,人才同样是第一位的因素。有了人才,资源劣势可以转化为国力优势。缺乏人才,资源优势也很难成为实体性的国力要素。人才加资源,就等于强大的综合国力。王孙圉作为上古时代的人,他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具备现代色彩,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认识就不能对现代人有所启迪。在写作上,这篇课文是详写王孙圉的回答,略写赵简子。详写是从具体列举上升到概括抽象,由浅入深地表现了王孙圉的国宝观;略写是陪衬,既显出了王孙圉的见解深刻,又反衬出赵简子的浅陋。通过这种详略分明、以宾衬主的写法,突出了王孙圉沉稳机敏、见识卓远的形象,同时也刻画出了赵简子骄横轻狂又粗鄙浅薄的特点。

    二、《[南吕]一枝花·咏喜雨》 这是元散曲作家张养浩的作品。张养浩既是元散曲的重要作家,又是元代名臣。元散曲及杂剧作家,做过大官的人很少,张养浩则从堂邑县尹,一直做到了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官声较好,所谓“路遇饿殍必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但由于他为人正直,敢于进谏,为当权者所不容,他自己也不愿再这样提心吊胆地干下去,遂于五十二岁时,借口父亲年迈而辞官归隐。他自己这样写道:“说着功名事,满怀都是愁。何似青山归去休?休,从今身自由,论谁能够,一蓑烟雨秋。”此后朝廷又多次召他入京为官,都被他拒绝。然而,在他六十岁那年,“关中大旱,饥民粗食”,朝廷召他去陕西赈灾,他“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矣。”尽管他十分勤苦,欲救民于水火之中,但终因钱粮有限而心有余力不足,只好急报朝廷,要求拨粮三十万石、钞三十万锭。在陕西大旱之初,朝廷曾发钞五万锭以示“皇恩浩荡”。可是同时为一公主修建宫院就前后赐钞四万锭,而皇后一人一天所需即钞十万锭。可见,这五万锭对陕西灾民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张养浩的急报送上去后,朝廷又“诏赐十四万锭”,却未发出一石粮食。张养浩满腔愤懑又无可奈何,“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这组套曲就是写于作者在关中救灾时求雨而得雨之际,它最大的特点是饱含着作者赤诚的感情,而这一感情的基调,就是所谓“喜”中有“悲”。“喜”是因为天降甘霖,缓解了旱情,但旱情虽有所缓解,安置灾民却重负如山。作者有心而乏力,所以,“喜”上眉梢,又不能不“悲”聚心头。“悲”由“喜”引发,又补充和扩展了“喜”的内容。“悲”与“喜”相反相成,既展现了作者的“为民为国心”,又揭示出“人祸”猛于“天灾”。从而使这组小套曲的意蕴更加饱满,也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三、《鱼,我所欲也》 这篇课文分为三段:第一段用舍鱼而取熊掌的比输,引出了“舍生取义”的论点,并进而解释“舍生取义”的道理,这就是“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了保全生命而抛弃“义”是可耻的,所以,宁愿去死,也就是“患有所不辟”,也不能抛弃“义”。第二段通过推理和比喻,从“圣贤”与“行道之人”、“乞者”两个极端来说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舍生取义”的心理因素,但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人就是所谓“贤者”。这样,孟子不但讲清了“舍生取义”的道理,而且还把它归结为“贤者”的高尚行为。这样论述,既平易浅显,又富有感召力。第三段通过生死关头和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取舍态度,说明人应该始终坚持“羞恶之心”,坚持“舍生取义”的精神修养。朱熹讲:“或能诀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就是说“舍生取义”不仅是指生死关头,它还包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身外之物的取舍态度。这些东西或许是人生存的必需条件,但是如果把人生的意义仅仅局限于此,那么,这就和在生死关头抛弃“义”而保命一样可耻。因此,朱熹说:“盖义理之心虽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在写作上,这篇课文紧紧围绕“舍生取义”这一论点,层层设喻,步步推理,既形象生动,又富有说服力,很能体现孟子散文善于论辩的特色。

    四、《屈原列传》 这篇课文主要塑造了屈原坚持为国负责、至死不渝、高洁坚贞的形象。课文较长,可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屈原因为才学高超受到怀王信任,但又因此遭到谗毁而被疏远。卑劣的进谗者和昏庸的君主,这是屈原一生遭遇忧患的主要根源。第二部分写屈原作《离骚》,在叙述中又有议论和感叹,表现出对屈原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屈原才华人格的尊崇敬仰。第三部分写怀王被秦国及张仪多次蒙骗,造成国削身死的悲惨结局。表面上看是写怀王,实则是以怀王的所作所为及最终结局,来反衬屈原的远见卓识(如劝怀王、杀张仪,劝阻怀王入武关等),同时,把怀王及楚国的受骗战败与屈原被罢黜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屈原对楚国的重要意义。这是用间接表现的手法来写屈原,通过对怀王的责备来肯定屈原的作用。第四部分写屈原虽遭流放,但仍怀念故国,心系君王。正面表现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思想情操。第五部分是作者的直接议论。前面几部分都是叙述中抒情,这一部分是议论中抒情,斥责怀王不辨忠奸,自取灭亡,也就暗含了对屈原的再次肯定。第六部分通过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构成两种人生态度的强烈对比,再次突出了屈原的高尚品格与坚贞态度。这是在前面几部分正面或侧面表现屈原人格情操的基础上,对屈原高洁坚贞人格的全面总结与升华。最后一部分拿宋玉等人与屈原作比较,他们只学了屈原辞藻华美的一面,却没有学习屈原为国为民尽职尽责的高尚情怀。所以,屈原死后,无人再对楚国君主直言进谏,楚国最终为秦所灭。通过这种比较,作者对屈原形象作了最后的补充。在结构上,前面五个部分都是铺垫,直接描写,侧面表现,还有反衬等,到第六部分达到高潮,通过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完成了对屈原形象的塑造。最后一段是个尾声。在写作上,这篇课文以叙事为主,不断插入或短或长的议论,所谓“以议论行叙事体”(茅坤)。但不管是叙事,还是议论,都流露出作者的情感倾向,洋溢着作者对屈原的尊崇与景仰。

    五、《秋夜》 这篇散文诗写于1924年9月,正当段琪瑞政府执政时期,政治十分黑暗。另一方面,五四运动进入低潮,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鲁迅说:《新青年》团体散掉以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深感时局险恶,斗争艰难,思想上亦有郁闷和彷徨,所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尽管如此,鲁迅依然执着地坚持着战斗精神。1923年,他在《娜拉走后怎么样》这篇讲演中提出了要韧性战斗的思想,1924年写下了《秋夜》,抒发了一种战斗的情怀。1925年,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战士》,直接刻画了一个有着韧性战斗精神的斗士形象:“他举起了投枪”,面对着各式各样的人:“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他们有各种好听的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他们都对战士点着头,发着誓,然而战士仍然掷出了投枪。联系这样的背景以及相关作品来看《秋夜》,就比较好理解了。它就是借助了一系列象征性形象,传达出了作者对黑暗暴虐的统治势力的憎恶与愤怒,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弱小者的同情,对热忱追求光明的幼小者的赞美。尤其是通过枣树的形象,表现出一种顽强抗击黑暗,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战斗精神。它虽然“落尽了叶子,单剩干子”,遍体伤痕,但始终“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目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这既是作者对韧性战斗的战士的热情颂歌,也是鲁迅自己的人格精神与战斗豪情的诗意写照。在写作上,这篇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象征。作品的第一部分(室外部分)与第二部分(室内部分)有许多象征性形象,如天空与月亮,枣树与小粉红花、夜游鸟、小飞虫等,这些形象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但不宜过于指实,否则会限制它们更为广泛的象征意义。此外,这篇作品还运用了对比、映衬、重复等手法,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六、《雨巷》 这是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品,亦是其成名作,大约写于1927年夏。当时作者因参加共青团,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被迫转移到松江县隐居。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动使他感到迷惘、忧郁和失望。《雨巷》正是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心境的产物。茅盾曾说他自己的《蚀》的第三部《追求》“是暴露1928年春初的智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我要描写在幻灭动摇以后的一般智识分子是怎样还想追求,然而,因为他们的阶级的背景,他们都不曾在正当的道路上追求,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全部失望”。这句话可以看作理解《雨巷》思想内容的引导。《雨巷》正是在黑暗年代里吟唱在徘徊、迷惘中执着追求的歌。愁怨、孤独、感伤和幻灭,是它反复吟咏的情感。其中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是那种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彷徨,它体现出当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感伤情绪。但是,这首诗虽然格调低压,却仍然内含着一种正直和尊严,寄托着对理想的朦胧追求,所以,它能够风行一时,在许多青年人心中引起共鸣,作者也因此得到了“雨巷诗人”的雅号。这首诗最值得称道的是它为伤感的情绪提供了最为合适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以物拟人,把传统的丁香意象与姑娘形象结合在一起,使古老的意象显出了新意,增强了表现力。全诗一共七节,其中有五节都是对丁香姑娘的描写,这位美好又愁怨的丁香姑娘其实是作者内在情感的象征体,它十分贴切地把作者的情感形象化、具体化了。再比如反复渲染没有阳光和欢乐,“冷瘼、凄清”的雨巷氛围,强化了作者的孤独感。这首诗歌还十分重视情感表达上的音乐效果。全诗七节,每节都是六行,第三行和第六行必押韵,其他句子有时押有时不押。每行有两至三拍(个别句子多一些),这样便形成了大致整齐同时又有变化的韵律节奏,与作者内心情感的旋律十分吻合。

    七、《穷亲戚》 查理·兰姆是英国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较晚,而且为期很短,但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穷亲戚》一文选自《伊里亚续集》,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近似咒骂的“是什么”,从厌烦、可恶、可憎三个方面写出了势利的主人心目中的“穷亲戚”的形象,可以看作一大段精彩的心理独白。它形象恢谐地道出了势利主人刻骨铭心却又不愿说出的心理感受,让读者看到了这个所谓“上流社会人”虚伪又吝啬的内心一角。第二部分通过生日坐席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生活侧面,写出了穷亲戚既矜持自尊又卑微谦恭的矛盾心态及举动,结果弄得大家都不自在:主人主妇不自在,客人来宾不自在,家中佣人不自在,穷亲戚本人也不自在。由此印证了第一部分里势利主人内心的咒骂——穷亲戚真令人扫兴。在写作上,这篇课文很能体现兰姆散文的风格,即古典主义笔法与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第一部分里二十多个“是什么”,一方面是冷静的剖析,冷静得到了毫不留情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势利主人鄙夷、斥责的情感色彩。第二部分生日坐席的细节描写同样如此。因此,读了这篇课文,既让人为作者眼光的犀利、观察问题的深刻所震撼,同时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势利主人只认钱、不认人的鄙薄与斥责的情感。读完这篇课文,人们反而对穷亲戚深感同情,道理就在这里。作者已经把自己鲜明的倾向通过犀利的笔端传达给读者了。由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高老头与女儿女婿的关系变化,以及莫泊桑的著名短篇《我的叔叔于勒》,它们几乎就是《穷亲戚》的故事化版本。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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