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上海召开“大学语文教改和自编《大学语文》教材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因故未能成行，写了这篇短文，聊以塞责。

一

    张介明彭少健教授主编的《比较大学语文》，站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全球化语境高度，运用新时期以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向学生传授了一种不同于中学语文的普适性文学价值，这不但与中学语文教材划清了界线，就是在大学语文教材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不能说中学语文教材中就没有西方文学的内容（所以我不太赞同说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仅仅是建立了一条纵向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中西文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人为划分的界线，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都被归纳进互不相干的教学单元。更不必说，在应试教育的规范下，每一种知识都被归纳为孤立的“知识点”，更谈不上什么“比较”的意识了。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应试的束缚解除了，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有的以文学史为主线，有的以“美文”为旨归，有的采用“人文主题”，亦有的选择“文化专题”，种种尝试都是有益的。但是明确提出“比较”的理念，通过单元组合，引导学生对中西文化作“并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在比较中确认以中国式的文学认知为标志的民族文化身份，在比较中强化文学阅读，则是这本《比较大学语文》的独到之处。教材2006年出版发行时，其广告语说这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大学语文教材”，其言不过——其实时至今日，它仍是国内“唯一的”比较大学语文教材。

二

    《比较大学语文》除增添了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丰富性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价值，就是它提示出大学语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大学语文中西文学的研究，不要说教材独此一家，就是单篇的专论，也不多见。检索1994年以来期刊上的大学语文研究论文，似乎仅有两篇，一篇是徐绍建《审美观照下的比较与辨析——关于大学语文课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教学》（《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一篇是牛新瑛《比较法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年5月）。

    徐绍建曾在2001年主编过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当时并没有采用中西比较的单元框架，教材出版后他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专门发表这篇论文讨论在外国文学作品教学中，如何“突破单一文本的封闭式剖析，以教材中的中国文学作品为参照系，在比较辨析中发掘其创作上的新颖之处和独特价值”。该文从人物塑造、艺术结构、题材内容三个方面比较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沈从文的《边城》，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和赵树理的《传家宝》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王蒙的《春之声》，莫泊桑的《米龙老爹》和孙犁的《嘱咐》，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和汪曾祺的《受戒》，部分地纠正了教材中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不相关涉的缺陷。

    牛新瑛是一位医学学院的大学语文教师，她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发现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能提高大学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她在自己的教学中加入了易卜生、萧伯纳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金瓶梅》对朝鲜名著《九云梦》的影响的内容，甚至用比较中西的视角来沟通中西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比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

    可惜这类论文总嫌太少，更不必说比较大学语文的教材，至今也仅此一部，所以，这是今后大学语文研究应当努力开拓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

    除了中西比较，大学语文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有多种视角，比如徐同林的《比较教学法例谈——关于几首词的备课札记》（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6）采用的是中国文学作品的彼此比较，论文的几个小标题便把这种比较提示得很清楚：一、明背景——纳兰性德《金缕曲·赠梁汾》与顾贞观《金缕曲》；二、助审美——史达祖《双双燕·咏燕》与袁凯《白燕》；三、析源流——苏轼《水调歌头》与张孝祥《念奴娇》。龙厚雄的《奇葩争艳 各领风骚——大学语文的比较阅读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是按文学要素进行比较，如文体比较、手法比较、人物形象比较、主题比较、语言比较、观点比较。李良虎的《大学语文教学中比较法的运用》（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年3月）则将此法运用得更广，尝试了文体比较，中外比较，甚至是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比较（诗歌与流行歌曲歌词的比较）。

    其实大学语文的比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大中比较。人们经常说，大学语文不能上成“高四语文”。但是调换几篇课文，使其不相重复，这就不是“高四语文”了吗？在我看来可能是适得其反。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真有所谓“高四语文”（高中学制四年），那么这 “高四语文”的教材会是什么样的呢？难道在选文上不正必须和高一、高二、高三教材不相重复吗？所以仅在篇目上调换花样，恐怕不但不能证明自己就是大学语文，反而正好证明你编的教材是一种“高四语文”呢！由此可见教材的编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比较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我们不能只讲区别，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更重要的关系，在区别之外恐怕还应该有衔接。“大中衔接”的命题，最早是2001年10月，光明日报、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四川棠湖中学联合举办首届“大学·中学校长论坛”提出来的，自那以后，就有一些同行把这一命题引入大学语文，比如杨枫的《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育之比较》（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月），何二元的《大中衔接：大学语文比较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一些研究生同学也加入这一研究领域，比如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梅健，她的硕士论文就是《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学衔接问题初探》（2005）。2007年，她已经是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的讲师，又发表了《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衔接问题》论文。还有大学语文课题研究的例子，如东南大学乔光辉的《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衔接性研究》（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

    大中比较的研究，也若干地启发了一些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思路，比如东南大学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便在导学内容中提示“中小学已学篇目”；浙江出版社在组织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班子时，有意识地吸收中学语文教师参加，这都是值得推广的经验。但是总的说起来，大学语文的比较研究领域，还是显得比较冷清，尤其是像《比较大学语文》这样的系统研究之作，更是仅此一见。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我呼吁各位同行今后对大学语文比较研究还需增加注意，同时也更加觉得《比较大学语文》这样的教材值得宣传、推广。

    谨以此文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建校80周年暨“大学语文教改和自编《大学语文》教材研讨会”召开。

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