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由徐中玉、钱谷融主编的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教材《大学语文》过程中，对有的课文的提示分析，笔者认为并非那么恰如其份，而且似乎分析的着眼点也值得考虑，兹提出两篇课文分析的不足，正教于大方。
对《郑伯克段于鄢》提示的质疑
《大学语文》教本记叙文单元首篇选了这篇出自《左传》描述战争的散文，这绝非巧合，《古文观止》的开头也是这篇文章，足见该文的典范性。教本对该文中心思想的提示是:“通过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以至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和虚伪卑鄙。”对人物的分析是:“庄公的阴谋狠毒，工于心机，共叔段的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姜氏的偏狭昏馈，以私情于政。”对课文第二段段意的概括是:“写共叔段不断扩张，露出野心，而郑庄公虚伪应对，实怀杀机。”笔者对以上提示和概括表示质疑。
提示者的根本出发点是“春秋无义战”;人物分析又源于清代古文家魏禧在《左传经世钞》的说法:“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还暗合于《东周列国》“郑庄公掘地见母”一书中一首诗的观点:“又有诗说庄公养成段恶，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诗曰: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一从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按接受美学的看法，这似乎无可非议，姑且也备一说。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指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德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围秘事”。《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何其芳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有如此几种人的眼光，看见不同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即使如《郑伯克段于鄢》的短文，恐怕也应容得到别种眼光的审视，对教本之论质疑，若能言之成理，仍可且备一说罢。
读书分析文章，也得实事求是，从文章的实际出发，看作者具体描述了什么人与事，人与人，事与事，其间有何关系，作者对人和事有何评价，作者的评价倘合于实际，是正确的，读者还得接受;若不合于实际，有偏颇，则应指出。这自然少不了可用X去反映(或揭露，或批判、或肯定、或歌颂)Y。首先把握住X，然后确定那个Y。由于X的复杂性，接受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那么Y就可能不一样。《郑伯克段于鄢》这篇纪实性历史散文，作者所写的人事，都是围绕“义”与“不义”的矛盾冲突来写的。郑庄公为什么要克段?因为公叔段不义，他义;为什么一“克”，公叔段就失败，也因为义必然战胜不义;为什么姜氏要受到惩罚，因为她参与纵容了不义。这自然是王宫内一家人之间的矛盾，母亲因“寤生”大儿子庄公受惊而忌恨，却无端偏爱二儿子公叔段，按中国封建传统，如无特殊原因，长子继承王位。姜氏对庄公继承王位不满，可说怀恨在心，便处心积虑扶持公叔段，为他请地，制不行，便得京，而且纵容公叔段在京发展自己的势力，力图与庄公抗衡，更有甚者，还与公叔段密谋，在攻打郑国都城时，她为内应，取而代之。对此，庄公十分清醒，却无力反对母亲，对弟弟公叔段的不义之心，阴谋之举，无法改变或制止，即使王宫大臣进谏不如早除之，他仍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厚将崩”，让他的野心充分暴露，让其不义的阴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则必然“自毙”，一定崩溃，自取灭亡。果然，在公叔段认为已做好充分准备，将攻打郑国国都，而姜氏又为内应的时候，庄公命子封伐京，而“京叛大叔段”，几乎是不攻自破:先是京地人民背叛，公叔段仓惶逃至鄢，‘公伐诸鄢”，最后“大叔出奔共”。这是‘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也是“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为争权利而勾心斗角”，但这样的评判至少不合于文章作者的倾向，庄公是保权保利;公叔段与姜氏合谋企图篡位，才是与庄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不是中性词，是贬义词，提示者的评判将作者认为仁义的庄公也推人不仁不义的境地，将兄弟二人的争斗自然视为勾心斗角。若作者的倾向评判有误，我们可以不同意，甚而批评。然而公叔段和姜氏确实在干不义的勾当。如果庄公是暴君，是荒淫无道、是不仁不义，而公叔段及姜氏联合反对，取而代之，则是仁义之举，那么也不应指责，而应肯定。然而文章中，历史上庄公不是这样的国君。姜氏和公叔段反对庄公的理由是不仁不义的。这祸根在姜氏，仅因“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而且“爱公叔段，欲立之”，这偏狭偏爱最终酿成兄弟兵戎相见的大祸，其原因何其荒唐!因此，笔者认为该文的提示没有把握住那“通过”的X，则所“揭露”的Y，即“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也似是而非，很不准确。这所谓的“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的”指控，主要还不在姜氏和公叔段的自身上，而要由庄公承担。因为提示对人物性格的分析说庄公“阴谋狠毒，工于心机”。这是所谓“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的另一种表述。而公叔段“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姜氏“偏狭昏馈，以私情干政”，却与“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关系不大，似乎姜氏和公叔段的不仁不义，阴谋贰君，还不那么“残酷无情”，那么“虚伪卑鄙”，仅是“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偏狭昏馈，以私情干政”而已。这样不分正义与非正义，无端指责庄公是不恰当的。与“京叛大叔段”的注释相矛盾。为什么京地人民背叛公叔段呢?这不正说明了公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必然结果吗?正义与否是明显的，既然公叔段不仁不义，多行不义，其被克之，也是自我的必然结果。那么，提示者的X与Y出现如此的错误，其根源恐怕是:反正“春秋无义战”，都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同情一下失败者，指责一下胜利者，似乎也说得过去;另外，长期以来，我们分析文章有一个不成文的思维定势，大凡通过的X是旧社会(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抑或资本主义)，统治者、反动人物，于是那么Y，便自然而然地没有什么好话，诸如是黑暗腐朽、惨无人道、阴险毒辣，两面三刀一类，也包括什么“残酷无情”，“虚伪卑鄙”之类的，反之，自然便是肯定歌颂赞扬伟大光明幸福美满善良正义等等。但却往往抓不准X，则Y也大而不当、似是而非，甚而一概否定或肯定，颠倒是非。
至于人物性格的概括，虽然本于清代古文家魏禧，他说“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庄公之奸狠”;提示说姜氏“偏狭昏馈”，公叔段“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庄公“阴险狠毒，工于心机”，这几乎是魏禧之说的白话翻译，但说公叔段“痴”，“愚昧无知”则未见得，从他居于京，京地人叫他“大叔”开始，到“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再到大叔又收贰为己邑，至于凛延”，最后到“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而且还有“夫人将启之”，这样先造舆论，逐渐扩大势力、备战，找好内应，难道是“愚昧无知”的人所能力为的吗?不能因结果是失败了，便反推出个“愚昧无知”的原因，其实他抓住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多行不义”他与姜氏的算计，也可谓之阴谋，说“攻于心机”可能过分，说“阴险狠毒”还比较恰当，绝非“愚昧无知”。姜氏偏狭，以私情干政是实，但“昏馈”则未必，她很清醒，虽说不上很精明，但却不糊涂，为扶持公叔段用尽心机，首先是“亟请于武公”，也就是多次争取让夫君郑武公立公叔段为继位者，但“公弗许”，之后她向庄公为公叔段请制这险要的城邑，目的是想使他得到地利而发展其势力，他日取而代之，未果，后又请京，并纵容他在京邑建筑超过规定的城墙，最后还要做内应，这怎么能是“昏愦”者所为呢?这倒有点老奸巨滑了。由于将义与不义颠倒，庄公的“奸狠”，或者“阴险狠毒，工于心机”的判词就无法翻案。庄公明知公叔段在搞阴谋，在行不义之举，且有母亲姜氏为后台，他为什么不将其制止在萌芽之时，而等其多行不义到必自毙时才下手呢了从表现看，确实可谓“阴险狠毒，工于心机”。但只要认真读一下原文，就会从表面
看到实质。蔡仲对庄公说:公叔段在京邑建造超过规定的城墙，虽然不是险要的制邑，但国君也将控制不住。庄公回答:“姜氏欲之，焉辟害?”这说明庄公无可奈何，想到要制止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姜氏憎恶他，十分喜爱弟弟，根深蒂固，无法改变。当然蔡仲很气愤，说:“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此时，若庄公听从蔡仲的劝谏，可能制止其弟其母的行为，但也可能失败，因为庄公继位不久，解决这个问题，时机未到，所以他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认为庄公行的仁义，公叔段及姜氏干的是不仁义，那么庄公有如此的耐性，如此的说法，如此坚定的必胜的信心，则是明君，有政治远见，且又很懂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由是观之，那么二段段意的概括，说对了一半:“公叔段不断扩张，露出野心，”另一半，对庄公的概括就不准确，“庄公虚伪应对，实怀杀机”，这是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他应是沉着应对，信心十足，稳操胜卷，等待时机，那多行不义者，必将自取灭亡。最后，还要说一点，作者是把庄公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这没有什么不对。只写“公伐诸鄢”，“大叔出奔共”，没有象《东周列国》那样描写:大叔闻庄公将至，叹曰:“姜氏误我矣?何面目见吾兄乎!”遂自刎而亡，这即使是史实，作者不写，也可说是为之隐讳。庄公听取颖考叔的建议，不计母过，在隧道里见其母亲，母子乐融融乐泄泄，用此一细节，塑造了纯孝的庄公形象。
《氓》给读者什么
《大学语文》诗词曲赋单元的开头选了《诗经》的《氓》。其提示:“《氓》是弃妇的怨诗，诉说了她与氓恋爱、结婚到受虐待、被遗弃的全过程，抒发了胸中郁积的怨愤。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春秋时期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在当时的夫妻婚姻制度下广大妇女受欺凌损害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的怨愤，是不甘屈辱，不愿受命运摆布的一种抗争，也是对当时婚姻制度不合理的控诉”。这就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氓》所给读者的吗?反复认真读《氓》，细心体味《氓》，却总觉得这提示说得过分概括，有些对，有一些不恰当，有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不是弃妇，是怨妇。所谓弃妇是被男方找借口抛弃，一封休书休了。《氓》里的少妇，结婚三年受不了丈夫的负心虐待，所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是说我没有什么差错，丈夫的行为却前后不一，又没有一个准则，行为一再反复，变化无常，丈夫的目的达到了，便对我粗暴起来了;她在“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之后，更加怨恨自己的丈夫，对恋爱时发的什么“及尔偕老”即和你白头到老的誓言，现在使她恶心怨恨，但想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犹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欢乐，却又使她处于无尽愁思之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想当初氓是那样态度诚恳，真诚发誓，到如今没有想到竟违反自己的誓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描写这少妇思前想后，最后下了决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然氓违反了誓言，不念当初，彻底负心，那也就算了吧!由此看来，却是这位痴情女子遇上了这位负心汉，她从痴迷中痛苦中反省过来，而主动地离开了这位负心汉的。听那语气、情绪多么坚定，多么强烈:“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因此，将她定位为弃妇不准确，视为怨妇则恰当。《诗经》中还有一首诗类似《氓》，写痴情女子和负心汉的《谷风》，与《氓》的女主人公有所不同，那位女子才是被遗弃的弃妇;那位丈夫喜新厌旧将她遗弃一旁，他们的“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宴尔新婚，不我屑以”，即是“你们新婚如胶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只因你们新婚如胶似漆，才把我撇在一旁不予理睬”，她还怨恨道:“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甚而“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译来的意思是:你不喜不爱也还罢了，反把我当成仇人可不应该;千万种殷情你不理睬，好比有货物无处售卖;生育已经顺利，又有了财物，你就看我象条毒虫似的。与《谷风》的女主人公相比较，《氓》中的少妇不是被遗弃，而是主动坚决与氓离异。这样的定位不错，则提示中“诉说”的“被遗弃”就必然不恰当了。
二、提示中的两“反映”以及那“控诉”上纲上线，大而不当，空空洞洞，似是而非，是长期以来庸俗社会学的话语。所“反映”和“控诉”的情节情绪都是通过女主人公的叙述来渲泄的。她与氓是完全的自由恋爱、结婚，他们的婚姻既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也不是娶小纳妾的买卖婚姻，更不是所谓的“杯水主义”的野合婚姻，抑或攀龙附凤的政治婚姻，他们是“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他俩在恋爱过程中你来我往，送来送去，而那痴情少女，时时希望氓到来的心情更是生动，不见他来，便“泣涕涟涟，”见他来了，则“载笑载言”;即使氓有些埋怨甚而有些怨怒她也很理解，迁就他:“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是我拖延婚期，是你没有派好的媒人来提亲，这样好不好，你不要怨怒了，我们就在秋天结婚罢。他俩自由到自己确定结婚的日期，还占卜选择吉日，“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而且结婚也很正规，“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带来迎亲的车子，把新娘和嫁妆都运过去。他们新婚时，也是幸福甜蜜，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比兴，新妇如树上的桑叶，鲜嫩润择，那是何等美好的感觉。这是回忆，受到氓的粗暴虐待后，她忏悔自己过分沉溺于“新婚宴尔”中，“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便容易象桑叶一样“其黄而陨”，青春的容颜很快变化消逝，即使才当三年媳妇，也尽管早起晚睡操劳家务，那也会失去丈夫的恩爱。她的怨恨更多在负心的氓身上，然而也对自己过于单纯痴情进行深深的反思，她思前想后，怨怒于氓，悔恨于己，最后坚决离开那负心汉。如上分析，那痴情的少妇，写那《氓》的诗人，恐怕没有社会学家那样高的思想境界，敏锐的社会观念和那么强烈的“反映”，“控诉”的意识。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结婚，二人不合，女子毅然离开，合于今天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要说“反映”，《氓》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男女平等。至于婚后丈大改变了恋爱时的誓言态度，变得粗暴，行为反复无常，就反映了春秋时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吗?即使是今天“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也不少，何止是“春秋时期”?这负心汉的所作所为，是否都可归结到所谓“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社会意识上呢?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情况，就没有负心汉的特殊意识，特殊感情吗?如果没有，那“春秋时期”，那封建社会已成为过去，然而负，负心汉却仍存在于现实该怎么看?《氓》的女主人公，这痴情女子，是受到“欺凌损害”，其命运也悲惨，但这怎么是所谓“当时的婚姻制度”造成的呢?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基本没有牵涉到所谓婚姻制度。即使这反映是正确的，那么，在“当时的婚姻制度”已不存在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妇女，尤其是痴情女子遇到负心汉的故事在演绎，仍然有妇女受欺凌损害的悲惨命运?
《氓》的女主人公确实如提示所说的，怨愤、不甘屈辱，不愿受命运摆布，有一种抗争精神，但这怎么是“对当时婚姻制度不合理的控诉”呢？这应是反对负心汉、争取自由的斗争。这跟射箭一样，别人射的是A，你却说他射的是B，仿佛不上升到“制度”，则不足以证明这诗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说不定那女子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又有识别负心汉的经验，离异之后找了一个好男子，永不分离。这在哪个社会，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亦不鲜见。
三、《氓》到底给了读者什么?笔者愿将它视为一个典型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模式。这种模式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如前面提到的《谷风》是一例;汉乐府《上山采靡芜》负心汉还会良心发现;传奇小说《莺莺传》、《霍小玉传》《赵贞女蔡二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现代有曹禺话剧《雷雨》中周朴园与侍萍、许地山《商人妇》的惜官与荫哥，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与那娇上小寡妇的“小畜生”，外国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聂赫道夫与玛丝诺娃等这些也都描述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自然各有各的情节、人物和典型意义。然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女子容易痴情，似乎汉子容易负心，而且女子的单纯、执着、热烈又往往较多地碰上负心汉。因此，《氓》告诉人们，尤其是女孩子，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初恋、热恋的时候，都应清醒，冷静、理智，不要跟着感觉走，做感情的俘虏，自尊自重、自爱自主，切不可轻信男子的誓言，婚姻大事，不可轻率，倘是万一不幸遇上负心汉，也要勇敢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
所以，《氓》的诗旨应在警示女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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