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大学，现在能够反复说的就是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
    　　
    去年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出版，又让大学的话题再起。读完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是自己虽然读到什么“博士”，其实应当算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如果参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当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这一代大学生的经历。不必说我这一辈后生，上两代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无法写出《上学记》这样的书了。所以我在给学生讲座时曾发感慨，余生也晚，失去了选择读西南联大的机会。我渐入中年，越来越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时。
    　　
    近日又读到《书城》上彭刚教授访问何兆武先生的谈话录《〈上学记〉之后》，谈话中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上课的风格。许多年前读过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级时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个宿舍，汪先生“述”得传神，何先生“论”得精辟，文学家与史学家还是有些不同风格的。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写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让我着迷。我一时曾想，那些听过大师讲课的前辈真是幸福，别的不说，记下那些大师的细节，就是好文章了。后来知道，这话说过后应该牙疼。因为能够记住而且写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极少数人。
    　　
    回到西南联大的课堂。何兆武先生说，西南联大的老师讲中国史只讲到宋代，往后就不讲了。如有某老师在今天还是这样上课是不可思议，因为你没有完成教学计划。何先生旁听闻一多的课，他的印象是，诗人闻一多先生，讲课投入而且有激情；闻先生上课时什么都念，当然也会念自己的作品，新诗旧诗都讲，讲《诗经》、《楚辞》也讲唐诗。大学里好像博学又有才华的教授都喜欢这种天马行空的讲课方式。我读大学时还有极个别这样的教授。但现在的课堂已经不赞成这样，有一个词叫“跑野马”，批评的就是这样一种散漫的教学方式。这些年在课堂上念自己作品的教授恐怕也已经微乎其微。大学课堂讲授经典，敢讲自己作品的不多，把自己的作品“经典化”是要被人嘲笑的。闻一多先生的新诗已成经典，所以他怎么念自己的作品，谁也不觉得不正常。我感慨的是，当下多数教授们在教材、论文、讲义之外已经不会写作了。何先生这辈学者往上，除了专业成就，大多数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我辈只能说惭愧惭愧！
    　　
    完全以昨天来说今日肯定不妥，“中国问题”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太阳照常升起，但时过境迁，一样的太阳，那时照在“红楼”上，现在照在“大学城”。大学的课究竟如何上，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课就是“范式”，即使是何兆武先生说到的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的课，我想也会见仁见智。从那时到现在，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上课的“自由”与“规范”问题。现在的“规范”几乎已经到了极限，从教材到试卷，连板书也快被“PPT”取代了，中文系的老师也快到了不写粉笔字的程度，在“规范”的名义下，课堂已经被格式化了。“规范”被视为“科学性”，但“科学性”是否只在“规范”之中，当有可议之处。当“规范”已经走到极端时，“自由”的问题也随之而生。何兆武先生说：“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我不反对“规范”，但实在找不到不赞成何老先生这么说的理由。
    　　
    如果我是学生，自然会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的课；现在我是老师，心里也想学陈、闻先生的皮毛，但肯定做不到，或者只能打“擦边球”，正如何兆武先生说，陈先生的课“如果要按解放后的要求，他讲课是不及格的”。教书先生困惑的仍然是怎么教书。当下的大学，都在经受本科教学的评估，此项“工程”的是非，已是教育界的旧话。以前是小学校重视，大学校无所谓，个中原因不言自明。我所在的大学为迎接检查而草木皆兵时，有人说，现在连北大清华都重视了。可见，这项工作必须十分重视了。如果当年也有评估组，如果评估组进驻当年的西南联大，可想而知，陈寅恪老师要“下课”了、闻一多老师要“下课”了。既然这两位都下课了，梅贻琦校长手上永远拿着的那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恐怕也会摔落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