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21 ）
1、性质、目的、任务
大学语文是我校所有本、专科专业所设置的公共必修课。在我国整个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大学语文属于公共基础课，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对提高在校大学生对母语的阅读能力和书面与口头的表达能力，大学语文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拓宽在校大学生的视野、解放学生的思想、开启学生的想象能力、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大学语文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加强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美育德育教育、创新意识教育，大学语文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全面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大学语文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改变目前在我国校园里、官场中、社会上流行的“官话”、“套话”、“空话”，以及由此形成的“学生腔”、“干部语”、“报纸调”式的呆板、陈腐，脱离实际、空洞无物，没有情感、缺乏活力的八股式的文风，和与之相应的僵化、保守，浮夸、虚假，重经验轻科学、重权力轻人性的思想作风，大学语文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新的世纪里，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普通教育的核心，培养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普通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一认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中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在教育部门，今天，人们谈论的最多的话题也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了。
那么，什么是素质？什么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需要的人的素质？从高等院校毕业出去的学生，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面前。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素质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因而，我们的素质教育也就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进行。而这三个方面，又都和大学语文课密切相关，这是大学语文课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开设大学语文课要达到的目的，和要完成的任务。
首先，素质教育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对语言的掌握，即他应该具有较高的阅读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又是他运用母语的能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传递离不开语言。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有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记住，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个信息爆炸、文字密集的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而形成读写技巧也就意味着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再进一步看，人类的文明进步尽管到了今天的程度，然而，无论是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还是在任何民族、任何种族，是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还是使用任何仪器、运用任何高科技手段，信息的传递首先依靠的仍然还是母语，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很好地掌握母语的人，在当今或者未来的时代，能够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故而，母语教育在当今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已占据着并将继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中，母语教育更早已成了必不可少的公共必修课。比如今天的美国，在它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中，母语（英语）都是每一个学生的必修课，即便是MBA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也必须要通过母语（英语）能力的测试。而在我们的近邻日本，不管你是当公务员也好，是竞争一定的职位也好，还是寻找其他合适的工作也好，都要参加一次母语写作的考试。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在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对母语的教育却普遍地重视不够。
在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虽说语文课是课时排的最多的课，然而，无论是学生，是家长，还是教师，对语文课都不够重视（这里有教育导向的问题，也有教材与教法的问题），与数理化相比，它要往后靠，与外语相比，它要往后靠，甚至与学琴学画相比，它也要往后靠。这就造成了跨过大学这道高高的门槛的“天之矫子”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连中小学的语文都没有学好，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连基本的文从字顺都做不到。
面对着汉语程度普遍低下的在校大学生，我们的高校，又是如何做的呢？目前各高校的课程大致可分为四大块，一块是马列课，一块是基础课，一块是专业课，一块是外语。担负着母语教育重任的大学语文课，按理说应该和理工科专业中的高等数学一样，成为基础课中的主要课程。然而，除了北大、清华、南大、浙大、北师大等著名高校，多年来一直坚持开一定量的大学语文课以外，在我国的大部分高校，语文课却普遍地被当成了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点缀。在身居高位的官员或是知名度极高的专家强调以后，大家就一窝蜂地开设这门课，而没人站出来说话时，就又纷纷地下马；在强调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时，就增加它的课时，而“学以致用”的说法占上风时，就对着它大砍大杀；今天，在有人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时”时，这把刀首先对着的又是大学语文。在这些高校，大学语文课大都经历过几上几下的命运，而课时安排的总体趋势是在大幅度地减少；更有些高校，干脆就把大学语文课彻底封杀了。这种严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倒是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深深思考的。
情况还不仅如此。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去看，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的导向作用（诸如职称的评定），我们的在校大学生，绝大部分是把外语学习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在外语的学习上，几乎要占到他们一半的时间和精力。而文不从、字不顺的母语，则从学生跨入校门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们，有的人，则更要伴随他的一生。在他以后的工作和事业中，这没有过关的母语所带来的后遗症，仍然要像一个赶不走、驱不去的幽灵，会死死地缠住我们的毕业生，使我们的毕业生在开拓进取的人生征途上，遭遇到重重困难，有的还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习外语，可是却连中国的语言文字都用不好，这岂非咄咄怪事？然而，这却成了现实中的普遍现象！看到这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现象，一个有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大概都会不寒而栗的吧。
其次，素质教育还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死死地封闭起来，只留下一个阶级斗争的小小孔洞，去“冷眼向洋看世界”，从而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地归结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今天，我们要想不在人类前行的路上掉队，要想不被“开除球籍”，就必须融入世界潮流，成为世界公民。我们的世界是纷繁复杂的。而随着我们打开国门，大踏步走向世界，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随着现代文明日益深入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我们面前的世界就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奇异美妙，更加具有魅力；同时，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鱼龙混杂，更加难以辨识。这样，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他就必须具有对各种复杂事物的辨识能力，面临这些事物时的应变能力，以及对这些事物的处理能力，这是一个现代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而人的素质越高，则他的辨识能力、应变能力、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就应该越强。不仅如此，一个具有高素质的人，他还应该能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应该能把握住社会前进的方向。
由此，如何通过教师、书本、以及各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去开启学生的双眼，使他们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头脑去辨识这个复杂而纷纭的世界，这就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所必须关注的一件事情；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要求的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我们认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就应该具备以下的素质：在离开校园时，他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个世界，能够识别出是非、善恶、美丑，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不失去自我，从而努力去锻造自己发出光彩的人生。
那么，在大学阶段，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呢？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提高学生的素质，增强他们的辨识与处理事物的能力，绝不是凭着灌输一些枯燥而刻板的政治教条和道德理念所能做到的。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而眼下人文精神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开设一定量的“大学语文”课。这门课，可以通过精选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文学家的优秀作品，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感化，在这些文化精品的熏陶下，促成在校学生思想境界的升华、健全人格的塑造和健康人性的张扬。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大学生在走出学校大门，扬起自己生命的风帆时，在人生的茫茫大海上，不至于迷失自己的方向。
再次，素质教育又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所应该具有的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与他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和自学相关知识的能力。那么，一个大学生，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才是合理的？我们认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从最低要求来看，他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使该学生能较好地适应这个复杂的社会、以及社会的发展，能基本上胜任他的工作、以及工作的变化。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他的知识结构，要或者能够支持他攀登科学的高峰，站到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者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利益，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或者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走进一片新的天地。在这里，我们不是说要求我们的学生一毕业就达到如此的高度，而是说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我们就要尽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建构好一方面为将来他个人的发展，一方面为社会的进步所需的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
人都知道，知识和能力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徐特立的名言，准确而精辟地概括出了人生与学习的关系。一个大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他还要学习更多的知识，还要掌握众多的技能。如果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那么，他所具有的知识就是系统的、有机的，而这样的知识就会很快地转化为他工作时所需要的能力，从而使他能够胜任他的工作。与此同时，有了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参加工作以后，由不同方式、不同渠道的学习与体验所获得的新的知识，也就会很快地附着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上，这一方面使得他的知识结构更加壮大、坚实，也更加趋于合理；而另一方面则会使这些新知识也迅速地转化为能力。这样，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以后的再学习也就会变得轻松和具有很高的效率。
而如果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里虽然学了不少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零碎而松散，它们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形不成一个合理的结构。那么，这样的学生到了工作岗位上，就很难进入状态，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也就很难顺利地转化为工作时所需要的能力，再学习时，效率也会很低。我们的各级各类大学，现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学生在学校里学习很好，考试往往能拿到高分，引来老师器重，同学羡慕；可是一毕业，干起实际工作来就很不适应，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自信与骄傲，而变得手足无措，以致缩手缩脚，成为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没有打造好一个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
这就像盖房子，只要房子的主体结构合理巧妙、比例得当，那以后的装修就会很顺利，而且容易出效果；相反，如果房子的主体结构不合理，比例失当，那以后即使费再大的工夫，花再多的金钱，这房子也不会装修得好，搞不好，还会塌掉。
总之，合理的知识结构，将保证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在步入社会后，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大的业绩。而不合理的知识结构，则只能打造出“高分低能”而素质低下的考试机器。这样的“生产”，于国家，于个人，都只能是一种悲哀。
那么，当代的大学生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才是合理而逻辑的呢？我们认为，这种知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一、基础知识宽而厚，二、专业知识深而精，三、文理知识渗透。而这三个特点中，第一、第三两个特点都和大学语文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为大学生建造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时，大学语文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是不可替代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宽而厚的基础知识，那他就学不深也学不精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来骄人的成绩。这也像是盖房子，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房子才能建造得高大而结实。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周培源说过，“为了学习并深入研究专业知识，非学好基础知识不可。”“如果没有打好基础就去学专业知识，就很可能学不进去；即使学到一点专业知识也不会巩固。”（摘自《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原载于《文史知识》1982年第五期）而一个人要想获得宽而厚的基础，以求日后“攀登科学的高峰”、或是“事业有成”，那他就必须先学好语文，因为语文是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对此，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过，“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这一番话，充分说明了语文作为基础知识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进入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之后，在科学界，学科交叉的现象日渐增多，在经济活动中，在生产实践中，各种学科互相渗透的现象也日趋普遍。而且，不仅相临学科如此，即便是过去认为相距甚远的文科和理科，其文理知识系统也在互相交叉和渗透。这样，社会发展就对今天的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兼有文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往昔那种基础小、专业窄的“只挖一口井”的人才。而要想成为宽基础的，兼有文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他首先就必须具有丰富的语文知识和较强的语文能力，因为语文是任何文理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纽带与桥梁。离开了语文，是无法做到文理知识相互渗透的。比如王永民先生，他本是搞计算机的，属于纯粹的理科；然而，他却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而且风行全国。这就是得益于他掌握了相当的语文知识。同时，也正是因为语文能力不足所限，他发明的“五笔字型”至今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而未能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的高校，自1952年全盘学习苏联，进行了院系调整以后，学校越来越专门化，专业口径越来越窄，而有关基础理论的教育则越来越弱化。这几十年来，虽说也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专门人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种专业口径变窄、基础理论教育弱化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我们的专家越来越“专”，造成了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令人堪忧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少的大学毕业生离开了自己的专业，就幼稚地像一个在校中学生。所以，尽管解放以后我们的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学校的数量、规模，还是从在校学生的人数上看，都是解放前没法相比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没有培养出像鲁迅那样的文坛巨匠，像王国维那样的国学大师；也没有培养出像梁思成、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那样，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大师级的建筑师、桥梁专家、气象专家、地质专家；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在自己的学科取得巨大成就的、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之瞩目的科学家。而且，我们大陆上的中国人，至今也还没有一个人得到过标志人类创造力的最高殊荣的诺贝尔奖。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不能不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悲哀。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我们的高校中专业口径的窄小，正是因为高等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离开自己的专业以后，就普遍地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就使得我们国家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一直处于极不正常、也绝不应该有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动荡之中，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难以估算的灾难性的后果。
故而，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未来而言，我们都必须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而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就必须要使我们的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打造出一个即适合自己的专业、适合自己的个性，又适合社会的需要、适合社会的发展的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而要建造好这样一个知识结构，还必须注重文理科之间的知识渗透，必须做到宽基础。而要达到宽基础，形成文理知识的渗透，又必须首先强化语文的学习。这是由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也正是语文课的目的和任务。
在我国的教育界，素质教育虽说早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但时至今天，也还未能完全落实在行动上。就高等教育而言，在大部分的高校中和大部分的课程上，教学仍停留在“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忘笔记”的状态。现在的教育部门，从教学一线的教师到学校的教学管理者，再到专门搞教育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没有多少人肯坐下来，认真地探索教育教学的规律，认真地思考一下学校所开的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起到怎样的和多大的作用，认真地分析一下课程与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故而，也就根本谈不上考虑某某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是最合理的了。眼下的事实是，有不少的高校在课程的设置上，就只是拍脑瓜子，搞想当然。一说要教育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要“学以致用”，就一窝蜂地搞实用主义，把教育规律，把提高学生的素质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一些关乎培养学生整体素质的基础课大开杀戒，砍的砍、压的压。曾有一所地处北京、小有名气的高校，在四年本科的教学中，把大学语文课的总学时削减成了十二节。语文课只上十二节，这能起到什么作用？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排课的人员在排课时，究竟有没有目的？他们完全忽视了教育教学还有个规律。
2、教材选用
大学语文教材是由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和这一课程要达到的目的，要完成的任务决定的。所以，大学语文教材要能够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首先，它要能够有助于迅速提高大学生运用母语的能力。目前入学的大学生语文程度普遍低下，错别字连篇，连简单的应用文都写不好，基本的文从字顺也做不到。针对这种不尽人意的情况，大学语文就要担任起“补课”的职责。这样，大学语文教材就要体现出“拾遗”、“补阕”的功能，帮助大学生使自己的语文水平尽快地达到应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大学语文教材还应当具有梳理功能。人的学习都应该是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这样才能保证学习有效率。任何供学生学习的教材都应该体现出这一根本的原则。然而，在当今中小学的所有课程中，语文恰恰是最没有系统，最不成体系的。语文教材都是以一篇篇文章为主要的内容，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中，这些文章都缺乏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即便是在同一年级的教材中、甚至在同一册课本中，所选编的文章也形不成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系统。教材的编撰人员，还每每结合国内外的形势，把一些纯思想教育或政治教育甚至是时事教育的文章塞进语文教材。这样，作为语文教育的接受者，我们的学生们，在经过了小学、中学阶段的学习以后，脑子里就只会装进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和知识。因而，在高三进行总复习时，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学生都不知道语文复习该从何下手。不仅如此，即便是带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也有不少的人对语文知识缕不出个头绪来，他们就只好跟着潮流，让学生大量的做那些也是不成体系的高考模拟题。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学语文教材就需要帮助学生对以前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一番梳理。通过对知识的梳理，使学生建构起语言文字的知识体系，建构起有关写作的知识体系，建构起中外文学的知识体系，使新老知识从中都能找到相应的位置。从而尽快地由知识转化为相应的能力。
其次，它要能够有助于迅速提高大学生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对复杂事物的辨识能力、应变能力和处理能力，从而最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都以正面教育为主，这本没有错。但现实世界并非“到处莺歌燕舞”，世界原本是七彩的，而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却只注重一种色彩的灌输。这样教育的结果，往往使得书本与现实脱节，使得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得不到应有的锻炼，明辨是非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因而当我们的学生走出校门，面对的是纷繁复杂、而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时，他们就往往不能辨清方向，不能很快地适应这个变化着的社会。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之所以能横扫神州大地，是和文革初期席卷一切人类文明的红卫兵运动分不开的；而年轻的红卫兵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被发动起来，就正是因为本该在中小学阶段加强的人文精神的教育，蜕化成了诵经式的僵化的政治教育，正是因为只向学生灌输一种色彩的结果。
这样的教训够深刻的了。所以，大学语文就要担负起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任务。这样，在教材的选编上就要立足于启发学生作求同、求异多种形式的思维，立足于使学生能够清晰而正确地辨识纷繁而复杂的社会事物、能够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周围的世界，立足于使学生具有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分析批判能力，从而建立起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步的真正正确而鲜明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用这样的教材来培养学生，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在跨出校门以后，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前，不至于迷失自我，不至于丧失可贵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使我们的学生成为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合格的人才。
再次，它要能够有助于尽快地使学生建立起一个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要达到这个目的，语文教材就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上；放在提高学生对各科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上；放在提高学生对新的知识、新的领域的学习以及开拓能力上；最终是要放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上。因为我们的学生虽说在大学里苦读了四年，也学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在他们走向社会以后，要学习的东西还会有很多很多。倘若没有一个较强的阅读能力，没有一个对各种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没有一个对新领域的介入能力、对新知识的学习和领悟能力，总之是没有一个很强的自学能力，那他是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不能胜任将来的工作的。这样的学生，即便在校的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
多年以来，就一直有人指责我们的学校教育有着严重的缺陷，指责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是高分低能，是考试机器。近来，我们自己也有不少的人觉察出这一弊端。而造成这一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教材。总体来说，我们的教材没有以人为本，没有以学生为本。在编纂教材时，很大一部分人只是考虑我这一门课的知识体系与讲授方法；而没有考虑、或者很少考虑我这一门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或者很少考虑这门课的前期课程与后续课程的状况，更没有考虑、或者更少考虑我们的学生在搭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时，这门课程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比如有些政治课，在初中讲，高中讲，大学讲，读研究生还讲，而内容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再比如，在经济类院校中，有些知识，如市场运作、经济合同、商业广告等，这门课讲、那门课也讲，有的甚至能重复到三、四回，而内容却大同小异。语文课也是如此，远的不说，就看近十余年，国家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恐怕就有上百种，甚至几百种。而在这样众多的教材中，至今我们还没能发现一种在课文的选编上与现行的中学教材不交叉、不重复的；即便是发行量高达数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以及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的、发行全国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也有相当多的内容与中学教材相重。我们的教师们和编辑们，在编写教材时，有些人只为要要显示自己的能耐，既不考虑学生的历史，又不考虑学生的现状，不考虑如何使学生搭建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关起门来造车，而又老死不相往来，就造成了上述问题。然而，这样的教材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吗？这样的教材能不加重学生的负担吗？这种机械而低水平的重复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吗？
今天，对绝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他们一生语文课的终结，是从“听老师讲”到“不待老师讲”的最后过渡。所以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就要考虑如何与中学教材衔接，如何与其他知识相接，如何向其他知识渗透。总之，要使学生通过对我们的教材的学习，最终学会自学，为搭建合理而逻辑的知识结构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