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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琴:关汉卿士妓之恋剧中的儒生形象及其心态
【时间:2008/6/4 】 【来源: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7卷第7期,2006年第七期 】 【作者: 李志琴】 【已经浏览4505 次】

    摘要:从唐代士妓之恋传奇与关汉卿的士妓之恋杂剧的比较入手,分析了元代儒生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软弱自卑的形象性格特征,从而窥视出有元一代文人的心理和追求,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文人的心态。
    关键词: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儒生形象;文人心态

    爱情婚姻题材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元人爱情剧或以爱情为主要情节的剧作有三十多种,约占元人杂剧的五分之一。关汉卿现存18种杂剧中,以妓女为主角的旦本戏有三种:《前大尹智宠谢天香》、《杜蕊娘智赏金线池》、《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可谓是“烟花粉黛”园圃中的三朵绚丽夺目的奇葩。它们率皆围绕书生才子和青楼名妓之间的恋情展开戏剧情节,卓尔不群,交相辉映,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世人的亲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所塑造的一大批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与女性形象相比,儒生形象相对贫乏一些,但我们从这些儒生身上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文人的影子和作家的创作心态。剧作中也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内涵,从侧面透漏出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

    描写士妓之恋并非始于关汉卿,早在唐传奇中就有《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名篇’至于《莺莺传》①,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也属于这一类。元人士妓恋杂剧的题材与唐传奇很有些渊源关系,但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的处理,也显示了各异的社会内容与创作个性的差异。关氏士妓之恋杂剧如其时的一幅社会风俗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元代的一些时代特征和身处其中的儒生的微妙心态。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时代。靠“刀马之利取天下”的蒙古民族尚处于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游牧民族尚武轻文,歧视汉人,对文化、文士有着天生的隔膜感。元朝前期曾八十年停废科举,后期科举时开时废,名额也有限,“科举取士,止得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1](P21)。蒙古铁骑的入侵斩断了广大儒生的科举仕进之路,使得他们失去了进身之阶。虽说“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有夸张之嫌[2](P229),,但儒生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确是事实。与唐士妓之恋传奇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唐传奇中的男子(亦即儒生、士子)的身份都比较高,社会地位比较优越。例如《李娃传》中的“生”为“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的“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为“门族清华”的得意进士《,柳氏传》中的韩翊为“知名”书生。自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实行使儒生有着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光明的政治前途。士人是踌躇满志颇为得意的。即使他们暂时没有功名,只是普通的读书人,也被社会承认是“白衣卿相”,被人羡慕,受人尊敬。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有着可望可即的前程。而在元杂剧中的男子大都是以“穷秀才”的身份出场的。《金线池》中的韩辅臣是个功名未遂的文人,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救风尘》中的安秀实也是一个穷秀才,在钱与势上都与宦门子弟周舍相差很远,被妓女宋引章嫌弃,怕“打莲花落”而抛弃。剧中“穷秀才”就意味着“晦气”,意味着“一万年不能发迹”。元代流行着一种对文人的特殊称呼“:穷酸措大”,这标志着时人对文人的鄙视,从中也可以看出文人的穷困潦倒、失意落魄的悲惨境遇。在中国封建时代,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不像农民可以凭借与土地的关系求得生存。在未进入统治集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支柱,而元代儒生又随着蒙古铁骑的入侵而失去了科举仕进这一唯一的进身之阶,其经济地位可想而知。元代民间有俗谚曰“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一山文集·与董涞水书》),甚至于“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剧中儒生受到商人们的嘲弄,鸨母们的侮辱,达官贵人们的轻视,甚至富户婢仆们的白眼,其中都包含了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切身体会和痛苦经验。现实没有给儒生们提供任何后盾,前途又是暗淡的,加之世俗人居高临下的鄙薄眼光,于是,士妓恋剧中儒生带有自卑软弱的阴柔形象,就代替了唐传奇中踌躇满志,带有自傲气概,在爱情问题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大丈夫”形象。

    在唐传奇中,恋爱双方主动权是操纵在男子手中的。《莺莺传》自不必说,张生为莺莺的美貌所倾倒,先是追求,后又抛弃。《霍小玉传》中,李益“思得佳偶”,得到霍小玉后,心满意足,曾经“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后却别婚于卢氏。《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也是对李娃一见倾心,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相反,其中的女子则多半处于被选择、被玩弄的被动地位。即使遭到不幸,也只知自叹红颜薄命。

    在杂剧中,婚姻的决定权,左右婚事发展趋向的决定力量,却往往转移到女子一方。女性在爱情追求上具有主动的精神和勇敢的气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直言“姻缘薄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剧中的宋引章也在商人周舍和秀才安秀实之间挑来拣去。而儒生则从中心位置转到了边缘。特别是在爱情受挫时表现得异常软弱,常常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才能得到心爱的女子。《金线池》中的韩辅臣在受到鸨母的挑唆与杜蕊娘发生误会时,就表现得相当软弱无能。他用哀告、唱诺、下跪甚至寻死的方法,迫使石府尹在金线池上摆酒成合他们。摆酒没有结果,又在公堂之上,再一次用哀告、唱诺、下跪甚至寻死的方法,迫使石府尹用“失误了官身”的由头,来迫使杜蕊娘嫁他。哀告、下跪、自杀这“三步曲”竟先后用了两次,把他骨子里的软弱表现得无以复加。《救风尘》中的安秀实在与妓女宋引章的交往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宋引章决定要嫁周舍时,他也只是愁眉苦脸,一筹莫展,不敢去见宋引章努力争取,只会向赵盼儿求助,显得很窝囊。在整个斗败周舍营救宋引章的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出面,等到最后水到渠成了才出来赶现成。直到最后公堂上宋引章也没有直接表示愿意嫁他。可见其懦弱程度。安秀实属于没有多大用处的“小丈夫”。《谢天香》中柳永要进京赶考,也曾出而复返喋喋不休地求钱大尹“好觑谢氏”。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得他们穷愁潦倒、蹇蹙不堪,爱情婚姻面临巨大的阻力,甚至连风月之事都要依赖朋友。从中也可以看出剧中儒生的自卑心态及其软弱形象性格特征。

    也正是由于元代文人与唐宋文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与社会地位,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较为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艺妓们。从各种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六朝文人中,狎妓宿娼只是一种风流而已,他们把爱情与婚姻看成两码事,绝对不会把妓女当作婚姻对象来对待。唐宋时,世风奢华,狎妓听歌蔚然成风。在士妓的交往中,固然有柳三变式的与妓女情笃义深的人物,也不乏落籍从良的妓女嫁与官员、文士为妻做媵的事例,甚至有像《鹤林玉露》中“韩蕲王(世忠)之夫人,京口娼也”的记载,但士子发迹后背盟负约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自命清高的蟾宫秀士眼中,青楼女子不过是他们渲情泄欲的对象或闲暇时分的精神调味品。如《霍小玉传》中李益一出场时就曾坦言“鄙夫重色”。《莺莺传》中张生也并无与莺莺永结百年之好的打算,他在与莺莺同居西厢一月后,又曾西走长安,后“复游于蒲,令于崔氏者又累月”,之后,适逢“文调及期”,又西走,遂与莺莺成永诀。张生的行迹,虽与《游仙窟》中张文成嫖妓宿娼的行径有所不同,但至多也只是将与莺莺的结合当作“艳遇”,最终为了给自己的薄幸行为辩护,还将莺莺诬为“尤物”,认为她“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自己的“忍情”是“善补过”。但是,到了元代士妓之恋杂剧中,这种“负心”的现象已经不再出现。相反,剧中儒生都表现出了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他们以平等的身份去追求那些在传统观念中认为地位卑贱的妓女。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知重的感情基础上的。因而剧中男女双方能够在患难中互相扶助,或鸨母从中干预,或商贾从中破坏,虽屡遭磨难,历经周折,终至团圆。《谢天香》中的柳永与谢天香相互倾慕,在“上京应举”时难分难舍,柳不顾老朋友钱可的厌烦接连四次请求其“好觑谢氏”,并于临行前做《定风波》留寄天香以明心意。当他高中状元后,仍回开封府寻访谢天香并让她成为“谢夫人”,可见其用情专一。《金线池》中的秀才韩辅臣一见到杜蕊娘马上为之倾倒,甘愿放弃功名与之做伴,甚至愿意“生则同衾,死则同穴”,非蕊娘不娶,情真意痴。韩辅臣可以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至于后来相互误会彼此怨恨则是他们爱之深的极端表现。患难中信守承诺,彼此扶持,对待爱情忠诚专一,不仅是女子人格独立的需要,多少也是软弱儒生的需要。在动荡与强权的剥蚀下,显得局促和脆弱的士人,需要果敢坚决、有胆有识的女子为他们声张正义,在世人鄙薄他们时,勇敢地站出来选择他们,拯救他们,证明目前他们的处境只是一种“不公”的暂时现象。据记载,元代那些“上厅行首”和普通妓女们,大都嫁与艺人、商人与达官贵人为妾。但在关氏的士妓之恋剧中,她们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书生。《金线池》中的杜蕊娘不肯嫁给富商冯魁,却偏偏钟情于穷秀才韩辅臣。《谢天香》中的谢天香甘愿委身于“流落天涯”的柳永。《救风尘》中的宋引章也因瞧不起穷书生安秀实受到了“狠狠”的惩罚,最后还是回到了安秀实的身边。

    剧中妓女们还流露出对士子求取功名的热切企盼。谢天香就曾敦劝柳永“休为我误了功名”。而柳永也胸有成竹地放言:“小生若到京师阙下得了官呵,那五花官诰,驷马香车,你便是夫人县君也。”杜蕊娘也指望韩辅臣能凭着“七步才华”使自己“改家门“”做一个五花官诰夫人”,享受“驷马高车锦绣”。柳永和韩辅臣两个形象显然是有元一代落寞文人的艺术缩影。剧中儒生与青楼女子,无一不在做着功成名就、发迹变泰、夫贵妻荣的白日梦。现实生活中,儒生们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于是作家就想借助杂剧来实现他们的幻想,弥补现实的严重缺陷,把自己现实人生中无法实现的人生价值借助杂剧来完成,起到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作用,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自我陶醉以抚平内心的伤疤。同时也泄露了作家藏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科第情结。这也是元代落魄儒生们的集体无意识,折射出元代士人的真实心声——对“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由衷渴盼。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人类从未完全生活在现在时中,过去种族的传统,人们的习俗都存续在超我的意识形态里,只能在现在与新文化的影响之中缓慢地消失”[3]。关氏作为一名传统文人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士人所共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对功名与爱情顺遂的倾心向往。所以他借士妓之恋的酒杯浇现实生活中功名与爱情两失之垒块,借以调节自身的心理失衡。


    ① 陈寅恪《读莺莺传》一文认为莺莺并非闺中女子,而是暗指妓女一类的风尘女子。见《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参考文献:

    [1] 叶子奇L草木子·杂俎篇ORQL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里卡多·奥斯本文,(美)莫里斯·麦坎图慕伟.弗洛伊德入门[M].东方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李志琴(1980-),女,山西清徐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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