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传花枝》词与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之比较
樊凌云
内容提要 本文比较了柳永的词《传花枝》与关汉卿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认为它们有三方面的相近之处，即都具有浪子式的玩世精神，急切透辟的抒情方式和俚俗诙谐的语言风格。之所以如此，与他们的个性、生活道路的相近有密切关系。通过对比说明关汉卿的散曲受到过柳永的影响，而柳永的某些俗词的确显示了元散曲特色。
关键词 柳永 俗词 关汉卿 元散曲
在词史上，柳永词以雅俗并存的风格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清陈衍说:“耆卿之词，不独旖旎风流，倾倒一世，而所以沾溉后人者亦已多矣。”①的确.柳永词对后人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影响了宋代词坛，而且还“开金元曲子的先声”。②关于柳永词对金元曲子的影响，清陈锐在论述由词到曲的嬗变中也说:“词源于诗而流为曲，如柳三变纯乎其为词矣乎③”。指出柳永的词显示了元散曲的特色。
在柳永《乐章集》中，显示出元散曲特色的，以他的俗词为主，其中又以《传花枝》词最为突出。这首词与元代关汉卿的著名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浪子式的玩世精神
试看柳永的《传花枝》词: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 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
词中塑造了词人狂荡的自我形象。他才思敏捷，擅长拆白道字，无论什么字，都可以随意拆说。他不仅多才而且多艺，“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而且体健貌佳，英俊潇洒，“解刷扮，能
嗽，表里都峭”。然而这样一个多才多艺、风度翩翩的人，才能和兴趣却放在了风月场中。在词人看来，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世俗的纵情，就是“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这种人生态度他在《鹤冲天》词中也说过:“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尽管柳永实际上并没有把这条路走到底，但在《传花枝》中他表示要坚持这种人生，人非之而不悔，见阎王而不改。
显然，这首词表达了一种浪子式的玩世精神。它虽带有文人追求声色刺激、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词人正是借此抒发他身受当权者排斥的愤懑以及不屈服于现实、寻求精神解脱的顽强个性。这种浪子式的玩世精神在唐宋文人词中是少有的，由于它表现出与正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正统文人就侧目而视。然而柳永词中这种玩世精神，元代著名戏曲家关汉卿却与之遥相呼应，他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就脱胎于这首词，试看其中一曲:
“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暝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曲中塑造了一个狂放不羁的书会才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既是关汉卿本人的自传，又是一部分元代下层文人的写照。
象柳永在《传花枝》词中一样，曲中的“我”豪俊多能。精通棋艺和各种赌博游戏，会“分茶拈竹，打马藏阉”，“会围棋，会双陆”。又精通音乐，擅长歌舞，“通五音六律”，“会歌舞，会吹弹”，是个难得的歌舞表演人才。还“会吟诗”，有极高的文学才能，“会蹴踘”、“会打围”，踢球、打猎都很在行，是个文武全才。但“我”的生活兴趣也同柳永一样是沉湎在饮酒观月、赏花折柳的风流浪漫生活中，“半生来弄柳拈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对于“我”这诸般技艺和生活兴趣，关汉卿深知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称之为“歹症候”，但“我”并不以为耻，而是引以为荣，大胆地宣告“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表现出以浪子生涯自得的放浪情怀。曲中的“我”象柳永在词中一样宁愿做一个玩世不恭的浪子，挤身于歌妓舞女之间，也不向统治者低头。要做一粒坚韧、顽强的“铜豌豆”，将“歹症侯”坚持到底，至死方休，“只除是阎王亲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暝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态度之坚决比柳永有过之无不及。
与《传花枝》词一样，关汉卿这套散曲也流露了眠花卧柳、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更多的是借浪子的玩世不恭来表达对世俗功名的蔑视，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反抗和对压抑人才的社会的不满。作者的感情貌似开朗乐观，其实悲凉愤慨。
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散曲中普遍存在一种玩世精神。由于元代是一个“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无名氏:[中吕·朝天子])的贤愚不分的社会，文人入世无由，志不获展，内心充满强烈的失落感，于是往往借玩世来消减内心的苦闷和愤懑。他们或玩于风月，或玩于酒，或雅玩，或俗玩。如白朴[仙吕·寄生草]《劝饮》: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醃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麯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又如马致远的[双调·拨不断]: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不论玩于什么，它们都表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对世俗功名的厌弃，对现实的不满。
可见，柳永的《传花枝》词在内容上不仅与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相近，而且和元散曲的精神也有着某种相通之处，都表现出强烈的玩世色彩。
二、急切透辟的抒情方式
梁启超在《中国古代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把中国古代韵文的情感表现形式概括为三种:(1)奔迸法，(2)回荡法，(3)含蓄蕴藉法。这三种抒情方式在诗、词、曲中都有表现，但由于体裁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就词、曲而言，词以含蓄为贵，曲则以“奔迸”为尚，词曲抒情方式的这种区别正如任中敏《散曲概论》中所说:“同一白话，词与曲之所以说者，其途径与态度亦各异。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尽情致为尚，不但不宽驰、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
显然关汉卿这套散曲运用的是急切透辟的抒情方式，即梁启超所谓“奔迸法”。曲中“我”的思想感情不是借助比兴象征或情景交融手法委婉抒发，而是直呈其情。“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两句就把“我”以“眠花卧柳”自得、自负之情表露无遗。为了极情尽致，甚至不避重复。如为了说明“我”的风流放浪，用一系列排比不厌其详地说明:“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玉樽满泛金瓯”。其中“银筝女”、“玉天仙”、“金钗客”都是指歌妓，作者反复强调就把“我”与歌妓的亲密关系，“我”的浪子生活极情尽致地表达出来。又如为了说明“我”对浪子生活的坚定不移，也用了一系列排比:“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痛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其中落牙、歪嘴、痛腿、折手都是指受尽磨难，作者唯恐不能将感情充分表达，反复渲染，语调之急促，抒情之直接明快，使读者须一口气读下来，读完不禁为其抒情的痛快淋漓，急切透辟而惊叹。
这种抒情方式在文人词中是少有的。由于文体的不同，词在抒情上以含蓄蕴藉为工，柳永的雅词大多具有这一特色。如《八声甘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通过写景抒发词人别后整晚的沉醉飘流和酒醒后极度的冷落孤寂。但他的俗词却是以抒情的直接、明朗、透彻为特色，往往用铺叙的手法直呈其情。这首《传花枝》词便是如此。在词中词人一点也不含蓄其意，蕴藉其情，一开头就把自己以风流才调自负的感情抒发出来:“平生自负.风流才调”。而为了说明自己的多才多艺，又从才、艺、貌三方面铺陈，语气急切，抒情直接。词中对于自己的浪子生活理想也毫不隐蔽:“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可见，柳永没有运用词所擅长的手法抒情，而运用了急切透辟的抒情方式，与关汉卿的套曲异曲同工。由于这种抒情方式不讲求含蓄、不讲究回味，只求详尽无余，所以柳永的俗词遭到人们批评。李之仪在《姑溪词跋》中说:“耆卿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从词体以含蓄蕴藉为贵这一角度看这是柳永的不足，但正是这一不足使柳词显示出元散曲特色。
三、俚俗诙谐的语言风格
柳永《传花枝》词与关汉卿的《不伏老》散套在语言风格上也很接近，都具有俚俗诙谐的特色。柳永词中广泛地运用口语、俗语、俚语，如“口儿里”、“每遇着”、“人人尽道”、“只恁厮好”，戏称“阎罗”为“大伯”，对这个地狱的主宰，人人畏惧的神用昵称，表现出词人的大胆与诙谐。这种有着市井气的语言风格在柳永之前的文人词中几乎没有。由于它不符合正统文人尚雅的审美情趣，柳永遭到了众多的批评。李清照《词论》称之为“词语尘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以俗为病”，王灼《碧鸡漫志》讥之为“声态可憎”，冯煦则曰柳永“好为徘体，词多媟黩”。④但这种正统文人鄙夷的语言风格在元散曲中却获得极大发扬。与词比较，散曲在语言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简单地说词尚雅，曲尚俗;词忌油滑，曲则时带诙谐。关汉卿这套散曲在语言风格上就表现出浓郁的曲味。为了表示“我”性格刚毅倔强，“我”自比为“铜豌豆”，并在此之前加上一系列衬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俚俗诙谐而又生动活泼。为了说明“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风月场中老手，“我”自嘲为“老野鸡”，调侃中显幽默。曲中象这样的语言比比皆是，如用“初生的兔羔儿”形容未经世故的青年子弟，用“蜡枪头”形容中看不中用等等。在语言风格上与柳永相似而更加俚俗诙谐，所以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关汉卿“比柳词还要谐俗，也比柳词还要生动活泼”。
柳永与关汉卿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这两篇作品又分属不同的体裁，为什么会出现异代同歌、异曲同工的现象呢?除了文学的继承关系以外，还由于他们有着相近的个性，相似的人生道路。
一、都具有风流浪漫的个性
作为典型的才子，柳永有着风流浪漫的个性，曾敏行《独醒杂志》云:“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他喜欢听歌看舞，留连花街柳巷。他自己曾回忆年青时的生活:“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竟留连”。（《戚氏》）叶梦得《避暑录话》也说他“为举子时多游侠邪，善为歌辞”。
关汉卿也与柳永一样具有同样的性格，元人熊自得《析津志·名宦传》记载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这种风流浪漫的个性使得关汉卿流连坊曲，与民间艺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散曲《赠朱帘秀》便是为女艺人朱帘秀而作。
而柳永、关汉卿又生活在宋元城市经济发展的时期，众多的歌楼酒馆、勾栏瓦舍为他们这种性格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更加促使他们纵情风月。
二、都身遭当权者排斥
柳永出身仕宦家庭，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功名有着由衷的向往。但柳永这种流连青楼歌舞的浪漫性格.必然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他几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未被录取，其中一次在仁宗初年通过了考试，却在放榜时被仁宗勾去了名字，原因就在于他在《鹤冲天》词中表示了要纵情烟花巷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放浪情怀。柳永身遭当权者的排斥，加之天性的风流浪漫，促使他以更狂放的态度去追逐青春的欢乐。宋人严有翼《艺苑雌黄》记载柳永“由是不得志，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柳永在与歌妓交往中，由于多才多艺，善于填词，经他品题的歌妓往往名声大增。因此，柳永赚得下层歌妓的爱恋，在物质上也得到她们的馈赠。据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⑤可以说柳永最早走上了后来元代书会才人的道路。
如果说柳永是因为个人原因遭到当权者排斥，关汉卿则是时代所致。元蒙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把原属金朝的汉人和南人(原属南宋的)列为下等人。而且元蒙统治者不重视学术文化，“只识弯弓射大雕”，歧视知识分子。这就使得广大文人处于“九儒十丐”的悲惨境地。元代文人不仅地位“颠倒不如人”(马致远《荐福碑》)，而且被杜绝了仕进之路，元代废除科举达八十年之久。关汉卿作为元代下层文人自然不例外地受到当权者排斥。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关汉卿也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从他的杂剧中的文人形象可以看出，如《窦娥冤》中的窦天章、《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的柳永最终都获取了功名。但这种仕进的愿望却遭到了时代环境的扼杀，有着浪漫性格的关汉卿
只得走上了与民间艺妓紧密结合的书会才人的道路。“恭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也说:“他也许和柳曾卿是同流，终生酣醉在歌妓间的，他为他们写下许多的杂剧，也为他们写下许多的散曲。”
可见，柳永、关汉卿都是封建时代不得志的风流才子、书会文人。浪漫的个性使得他们醉心于烟花风月的情事，身遭当权者排斥更使他们借纵情风月消减内心的失意苦闷，用这种极端的行为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抗争，对礼教的蔑视、对自由的追求。这是他们作品中浪子式的玩世精神产生的生活基础。同时与下层艺妓的紧密结合也使得他们接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以抒情的急切透辟和语言的俚俗诙谐取胜。
综上所述，柳永与关汉卿由于个性、生活道路的相似，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相近的特色。这种相近一方面说明关汉卿的散曲受到过柳永词的影响，所以王国维说:“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⑦另一方面则说明柳永作为宋代婉约派的正宗词人，他的某些词的确显示出元散曲特色，所以况周颐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⑧清代的戏曲理论家李渔也说:“柳七词多，堪称曲祖”。(《多丽》)
注释
①清陈衍:《石遗室书录》
②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③清陈锐:(衰碧斋词话》
④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⑤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
⑥明减臧叔:《元曲选序》
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⑧况周颐:《蕙风词话》
（作者单位: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 职称:讲师 邮编:41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