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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青:张爱玲传略
【时间:2008/2/18 】 【来源:『暮色余味』—张爱玲专题网站 】 【作者: 于青】 【已经浏览3622 次】

序 言

    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随着她堪称“奇迹”的作品《传奇》、《流言》的问世,关于这位天才女作家的传奇般的传说便从此在海内外广为传颂,“流言”至今。

    —位才华横溢的台湾作家因崇拜她曾专程去美国加州拜访她,却“云深不知处”般地三访始得其召见。

    一位在她成名时的女友曾撰文写她奇装异服,以至到印刷厂去校稿样,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停了工。

    海外诸多的华人作家都提过自己是“张迷”,其创作及其人已成为几代人推崇的偶像,时间愈久,魅力愈强,影响至当代不减。

    由于她晚年独居美国加州柏克莱城,闭门谢客,深锁玉宫,被人们流传成为身穿纸做的衣服,因为害怕空气过敏,如同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神女,襄为新的“传奇”。……

    知道她的,凡她的便称为好,好得无法用语辞来形容,只能用叹词和摇头表示其好;不知道她的,一点不知,她的名字听起来普通到俗,不是笔名也不是雅名,使未闻其名其人者不由会反问,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张爱玲,英文名字的中译,当时她母亲为她报名上学时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姓名,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风云个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

    张爱玲,这个被当时文坛称为奇迹的女作家,被而今文坛视为神秘的女性,就连注意到她的作品的人,也未必知晓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官宦世家,却擅写平民甚至小市民的苦乐,而生活与共处世之道却又全然—种不同,其生命与生涯,又何尝不是一部真实的“传奇”,读了她生命与生涯的“传奇”。你便会全然明了何以张爱玲女士能在青春年华写出空前绝后的凄艳的佳作,你也会豁然明了什么是作家,什么是小说,什么是传世精品。

    这样的一部“传奇”,其实早巳在张爱玲女士自己的文章里被点点滴滴精制而成。细心的“张迷”读者,会从这些文章里心造—个超凡脱俗的奇女子形象。将这样的奇女,才女用秃笔画就,就不如还原一个中国奇女子的生活原景,让她自己活动其间,舒展生命,徐徐然让我们读清,读懂,一次生命之旅,一场历史话剧,从中领悟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人生舞台上远远眺望着,她不是导演,却如同解说,用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的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里的诸位角色,确切地说,亦或是审美。比如,她注重介绍的是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爰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奇”生涯里辨认的,但当时的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于是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自然,这是我们的解读。所以,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曾被当时的评论家评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这是她用灵魂去读灵魂的所得。

    我们读张爱玲的人生“传奇”,不知能否触摸到她生命的律动,这样一幅生动的生命之旅,灵魂绝唱,带给我们的,又将是怎样至善至美的收获。……


第一章 民国奇女子

    一九二一年的上海,在一幢别致清雅的洋房里,传出了一阵微弱的婴儿哭啼声。谁也不曾预想,就是这个看起来并不特殊,听起来声音也细小的女婴,二十年后,会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腾空而起,成为文坛上的一代骄女,名噪一时。誉颂八方,成就了一段文坛传奇。

    张爱玲,这个贵族的后裔,一个文弱的女孩儿,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天起,就认定了她的传奇生涯和魔幻文采。关于她的故事和她写的故事,几乎从她降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也许开始得更早些。

    关于她的家庭,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曾颇引起过一些人的议论。无论如何,曾经显赫的家族不会代表它的后裔们的价值,但它沉重的身影是不能不影响到被它的影子遮荫过的后人的。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一八四八—一九○三),河北丰润县人,字幼樵、篑斋。同治进士。一八八二年为督察院左副部御史。同光之交,是“清流派”鼎盛时期。时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伦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因与宝廷、吴大徵、邓承修等人常评议朝政,有“四谏”、“十朋”之称。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时被派赴福建会办海防,同年七月,法国军舰侵入马尾港,而因张佩伦贻误战机使马尾港不战而败,马尾船厂被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因而被革职充军。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期满释归,任李鸿章幕僚。

    张佩伦在戍边期间原配病死,放归后经李鸿章引荐与其女儿结婚,婚后即居天津寓。一九○○年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务代表谈判,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遂回南京,称病不出。著有《涧于集》和《涧于日记》等。一九○三年谢世于南京。

    这样的家族.难免不影响其后代。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便被熏陶出典型的遗少作风,染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气,更发展其性情暴戾、乖张等恶习。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这样的一对夫妇,自然生成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张爱玲成长期间,直至后来完全脱离了它,后又用文字描绘了它。

    小时候的张爱玲,便是一个奇特的孩子。她的才华甚或是生之俱有,如天地之生灵般通悟于诸事诸人。正如她后来所说:“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从爱玲的童年开始,上帝也仿佛要成全一个在二十年以后才出世的才女,无论从家事,从身世,都在张爱玲的周围,酿就了一个作家成长的环境。

    张爱玲小名叫张瑛。周岁生日那天,张家的男女老幼,主仆妻妾皆围住这个在相貌上并不特别的清丽女孩。她是长女,必得隆重待遇。她要按照惯例在一张漆盘里选东西,以卜今后的前途,这是所有大家族望子孙成龙的最早期盼。小爱玲出乎一切众人所望,诸个兆示前程无量的什物她都滑手而过,独独拎起一个黄灿灿的小金镑。似乎这位尚在襁褓里的女婴就已认定,这是她将来生活的根本。

    张爱玲生在上海,两岁的时候随家迁居北方,第一个家在天津。小时候的张爱玲,因是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很娇贵。人们顺从她的脾气,使她有了一些怪脾气。虽不见得多么淘气,但那种典型的被宠坏了的脾气也时常发作,常常用手抓抱她的女佣。她在天津的家是一个旧宅,空旷而温暖,有一种“春日迟迟”之感。宅里的气氛也像这个张氏家族虽已衰败,但架子仍是搭得十足。这里充满了陈宅旧具,又文墨齐全,间或也有一些西洋的玩物与书本。因张爱玲的母亲喜爱西洋文化,爱弄风吟月的父亲也常有风雅。如书架上就有一本萧伯纳的戏书《心碎的屋》,她的父亲还在扉页上用英文留下他的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张爱玲生活在这样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中成长,便如鱼得水般发挥了她善悟的天性,汲取了她成就自己的富足的养分。她三岁便会背唐诗,步履尚在蹒跚中便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她七岁时便会做小说,十几岁便看《红楼梦》、《西游记》,为不能选择音乐还是美术成为终身事业而苦恼。在《天才梦》这篇文章里,张爱玲记下了她作为早熟的天才的苦恼。

    因了这样的大家庭,张爱玲幼时常接触的是仆人。她的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对仆人的记忆满怀着一腔亲切。她的妈妈似的佣人“何干”,看小弟弟的“张干”,好玩的“疤丫丫”,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毛物”,这皆是小爱玲给他们起的别号。尤其是那位看小弟弟的“张干”,使小爱玲在偌小年纪便有了一种本能女性意识。张干常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论调,这使爱玲不能忍受,每每要与张干争个清爽。毕竟是幼小孩童,争不过时,便自家发起志愿,一定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小弟弟”。碰到需要问张干的事情,便也执拗地不去问,“为了一种奇异的自尊心”。

    但爱玲又是一个十足的女孩。她的母亲美丽时髦,常爱做许多衣服,父亲免不了嘀咕:“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小爱玲却在母亲试新衣时,仰脸细瞧,羡慕万分,简直有些等不及要长大。便发出了小女孩般的女性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派女性。她对张爱玲的影响是一种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尽管童年时她并没有给小爱玲多少母爱,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却是在她睡醒时,将小爱玲抱至她的被上,让还不太省事的爱玲背唐诗,认方块字。于是,就在铜床边,锦被上,张爱玲开始了她的识字生涯。

    后来,母亲与姑姑一同留洋学画,爱玲便独自在大宅中看着另一出生活。父亲将早巳在外娶留的姨太太接进了宅门。小爱玲便在一派大观园似的歌舞升平,风月欢场里长到了八岁。

    八岁那年,她随家搬到上海.母亲也由法国赶回。父亲决心痛改前非,遣走姨太,戒掉鸦片,父母重归于好。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西式教养给了小爱玲很大的熏陶。“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期望将女儿教育成洋式的淑女风度,教爱玲画图画,配色,还弹钢琴学英文。培养书卷般的伤感,为一朵夹在书中的花而哭泣,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欢笑。这是一段完美的家庭生活,只因极其短暂,而留给了张爱玲童年中最美好的记忆。

    终于,父母因不和协议离婚。母亲又独自去了法国。张爱玲又跟着父亲一并回到了那个如同老式旧棉靴样的温暖却又滞旧的家庭环境里。这个家庭里不再有奇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只有东方文化中厚重沉沉的鸦片,教“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连整个空气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各式小报散乱地摊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交谈的是亲戚间的笑话,整个是一杯下午的陈茶,在淡而无味的感觉里,有一种沉下去的昏睡的慵懒。这样的陈旧生活,使曾经受了母亲开明熏陶的小爱玲有了分外触目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影响到她的后来,并由她的天才之笔,转绘到她那些成名的小说里。

    在这种旧式的生活里,小爱玲苦闷异常,她常凭窗而望,思想却兀自为自己安排了远大的前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样的前景,无疑是既浪漫而又实际,远大而又具体,从中可见张爱玲思想中平实而又峻峭的两面。

    在上海读中学时的张爱玲,已是颇具才华早熟的女学生。

    她的写作生涯最初应是在七岁左右。写的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里发生的姑嫂相斗又相杀的故事。写至一半便不写丁,又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用的是一种旧帐簿上的空页,簿子既宽又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色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煞有其事。这小说得到了亲戚的喝彩:“写起‘隋唐演义’了。”张爱玲因喜欢那个轰轰烈烈呈橙红色的时代而写,并没有更深的目的 。九岁时,便开始向报社投稿。第一次得的稿费是投了一幅漫画,给英文大英晚报,得了五元稿费。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等留作纪念,但爱美任性的小爱玲便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后来又因为家庭的苦闷,心绪的低沉,在十二、十三岁时,又写了一篇名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用以寄托她梦幻的理想。虽然这些小说不免受当时所谓新台阁体——言情小说的影响,但从中可见张爱玲的文笔已是十分明丽与畅达:“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退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

    小学读书时,张爱玲还写成手抄式小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写的是三角恋爱的悲剧。女主角叫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与她十几年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名称、性格、命运皆有相同处,说明了张爱玲做小说的天赋。

    张爱玲小学就读于上海黄毛小学,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这一时期她跃跃欲试于文学创作。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是一位颇有些国教之道的教育家,在教会学校当局普遍轻视国文的情势下,仍旧重视国文训练,尤其注重作文。于是,与其说张爱玲是他的得意弟子,不如说正是他的诱发,从根本上唤起了张爱玲潜在的文彩神韵,挥洒出她最初的华章。第一篇作文《看云》,汪先生便发现了张爱玲的才气,极力赞誉她的才情。但张爱玲却是默默地做一个本分而且有些懒惰的学生,“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每每教师问及课卷及其它事,她总是双手一摊,迷迷糊糊地说:“我忘了。”但这并不影响张爱玲的文章名气,教师们也理解了爱玲是因为家庭的不幸才变得如此沉默。这一时期,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她自己也开始涉猎她所喜欢的作家名著。在当时,她最喜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并为此常与喜欢读张资平小说的同学辩论。受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熏陶,十四岁那年,张爱玲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父亲代拟的,碰到父亲情绪好时,他也颇喜欢与爱玲闲谈。共计五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应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园,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间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怡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术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姐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但行文运词却如出自“红楼”一家,令人惊叹爱玲熟读红楼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而发表在《国光》上的《牛》又颇有新文学的风雅,描写了农村的贫穷却又田园的生活。《霸王别姬》却如出之壮士之手,其文笔老道,立意锐新,是后来许多写此类题材的文坛大家不能相左的。

    中学毕业那年(一九三七年),张爱玲的母亲从国外回来,母亲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养都是张爱玲心仪已久的。这使脾气暴躁的父亲不能容忍。恰逢此时,张爱玲又提出了留学的要求。对平时不甚言语的张爱玲来说,这无异于—次糟糕的讲演,父亲哪里肯听这番训语,便与后母一起“教导”爱玲。不久,为—生活小事,后母动手打爱玲时爱玲予以防卫,便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并监禁在—间空房里。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让请医生。就躺在冰凉的床上,爱玲望着秋冬淡青的苍天,蓝色的月光,体味出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许多逃脱的计划,像“基度山伯爵”、“三剑客”那样,像中国旧小说《九尾龟》里的情节那样,做了种种设想。终于,在快近阴历年的时候,一个隆冬的夜晚,她逃出了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父亲家。在母亲家里刻苦读书,预备考伦敦大学。但过往的萧杀岁月却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凉。经过努力,考取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战事,英国没有去成,而改入香港大学。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共待了三年。

    离开了父亲阴沉的旧宅,离开了母亲有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爱玲感到了一种心身自由的舒畅。尽管复杂的家庭纠纷已使她的人生观蒙上了灰色,但她仍旧在同学中是一个沉默的女孩。但热爱生命,对世界充满了新奇与兴趣的爱玲却渡过了她生命中生动的一页。

    香港是一个商埠,那里集中了殖民文化的浮华与喧嚣。爱玲的同学中,多半来自印度,马来西亚,英国以及欧亚混血等富足的华侨之女。她的同学中,有极聪明的印度女孩莫黛(后来成为张爱玲的挚友,张爱玲为她取名炎樱),有马来西亚华侨,在修道院读过半年书的金桃,会跳美丽平和的马来舞;还有纯洁的香港姑娘月女,每每担忧着被强奸的可能。这里的生活气氛轻松而又明快,张爱玲与好友炎樱常常沉浸在日常生活里具体的乐趣中,一起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去跳舞。张爱玲最初的留学日子里,充分享受着生命的精美。

    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张爱玲的志向,张爱玲在沉闷的家庭里曾悟出她的做人之道:“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张爱玲的学生生活充满了计划。她与炎樱随意任性的性格不同的是,读书十分勤奋,甚至到了发奋的程度。她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努力,以及她的早熟及其世故,使她在豆蔻年华便能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对她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张爱玲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不是香港战乱爆发,她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发奋下,她的英文出奇之好,“好过中文”,她的姑姑也赞叹她是:“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并非说她看内容,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于是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这为她后来回上海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张爱玲的同学中阔人太多,张爱玲更是沉默寡语,冷眼审视。她的社交范围不广,只是同好友炎樱亲如手足。经炎樱的介绍,她认识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嫁过几次不同人种的广东女子麦唐纳太太,这女人后来便成为《连环套》中的主人公霓喜,还有一个本分的英国教师,罗杰安白登,这便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娶了中国女孩的罗杰先生。因为此时的爱玲纯粹是冷眼旁观.这些人物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们好像活泼地嵌入了爱玲的脑海里。

    香港大学三年级时,香港战争爆发。对于一帮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富家子弟来说,不能够从更深的一层去理解战争。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在出生入死中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张爱玲在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时做了一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张爱玲却没有睡着。战争的种种恐怖都清晰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她经受过家事变迁,人情冷暖,但枪声炮火给予她的刺激却是空前的。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躺在自己的身边,眼前穿梭般来去血肉横飞的人们,耳边是枪鸣炮轰,张爱玲的心收得更紧了,她把自己牢牢地关紧,处乱世于不惊,居险境于平和,竟在炮火中又重新读了《官场现形记》,仅仅担心的是能不能够读得完。除此之外,便冷眼观察乱世中的人生,此时的人生如同唐诗所形容的“凄凄去亲爱,淫淫入烟雾”。许多人耐不住这空虚和绝望,而急急结婚了。张爱玲亲眼目睹了一对男女在空袭中却要借车子去领结婚证。望着并不十分“善眉善眼”的男人和亦不超凡出众的新娘,爱玲的思绪总是围绕着“生命到底是什么?”反复思忖着。也许在此时,她已孕育出几年后震惊文坛的杰作《倾城之恋》。

    休战后,张爱玲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她自己追忆着自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她对病人的态度冰冷,因为看到生命在他们那里受难。受难的生命在张爱玲那里从根本上是不容的。她理念中的生命,应该是享用,各种各样的,从颜色到味觉,都应如此。然而现实中的生命处处是受难,她见过在战争中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本能的大学生,看见了战后人们食欲的变态享受,使香港成为空前的美食城,看见了刚经过战乱就开女学生玩笑的日文教授,她终于得出结论:“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这一段香港大学的留学生活和战事,为张爱玲走上文坛准备好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一期间,她像一株正在吸收养分的青竹,各种各样的养料她皆能消化,以丰富自己不多的阅历所总结的经验。她总是奇特的,奇特地认为:“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从张爱玲以后创作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一段生括,是让她“高兴”了良多时辰的。她不久的文坛盛名,便是从这片“脏”与“乱”中拔节而出的。

    一九四二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上海文坛从此捧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第二章 出手不凡

    从香港回上海的船上,张爱玲与好友炎樱一起想象着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一直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前居其间时,她还不能独立,没有充分的自由去投入,精神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如今,她认为她已有能力,首先在精神上就能投入进去享用它。她因为喜欢上海而有些迫不急待地欲想拥抱它,她觉得也唯有在上海,才能恢复她成为特别的人的自信和勇气。

    初回上海,张爱玲与她的同母亲一样留过学性情别致的姑姑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192号公寓六楼。为谋生,便开始“卖文”生涯。最初卖的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之类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戏剧、音乐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此之前,还给《西风》杂志写了一篇征文《我的天才梦》,得第十三名名誉奖,被人们认为此文是她的处女作,其实在此之前,她已用多种文体写过文章,只是阅历不深,还没有成气候。但《我的天才梦》恰好成为张爱玲成气候的预兆,她将自己早熟早慧的苦恼,用精奇而又华美、精练而又繁蔓的笔触娓娓道来,成为一位天才作家的提前告白。她写道:“我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外,一无所有,……七岁时我写了第一篇小说,一个家庭悲剧,……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刻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在—间屋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一个极其精美的比喻,预示了张爱玲的文坛生命,也将张开她华美的羽翼。

    一九四三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爱玲经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先生介绍,访问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周瘦鹃系“礼拜六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写作之余,酷爱园艺,时常去园艺家黄岳渊的园内游憩,与黄友情甚笃。当张爱玲毕恭毕敬地交出了她的两部新作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时,周瘦鹃仅看标题就引出了兴趣,读毕便出声赞叹,声声叫好,一眼瞧出与英国毛姆的小说堪媲美,并决定两篇皆用。自此时,张爱玲,一个天才的女作家在一九四三年的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由《紫罗兰》创刊号和第二期刊登。这是两部关于香港的故事。这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点,但实际上,从“第一炉香”里我们便可发现张爱玲在选材方面的奇特性和固定性。她写了一个改“良”为“娼”的故事。一个来自上海的善良、美丽却又小心小眼充满了女性虚荣的女孩子,受到姑妈梁太太和浪荡公子乔琪的诱惑,为了能够进入外表华美实则阴湿的香港社交圈,能够拴住她明知是恶棍却又不能不爱的丈夫乔琪的心,自甘堕落,终于毁灭。似这种遇人不淑的题材是老而又老的话题,但张爱玲的出奇之处是写出了薇龙自甘堕落的自觉和无奈。张爱玲这篇小说的精工绘制、迷朦意象,似古实雅,美艳如初出升日的文笔,却出手不凡,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和惊叹。“第二炉香”陈述一个淑女因性开化过晚而给一个英国绅士带来悲剧的奇特故事。她用老道得几近冷漠的手法,写出了—个纯洁得没有性意识的中国女孩愫细是如何用她的处女扼杀了一个正常而又健康的男性。张爱玲冷静地陈述了一个在当时文坛也应算出格的事实;对一个健康人的性的扼杀,实则便是对他生命的扼杀。一个最纯洁的女孩子,或许因为纯洁而做出了最没有人味的脏事情来。从“二炉香”看张爱玲的初入文坛,便可见正是因为她希冀、健康、正常的人生,才用她如椽奇笔道出了人生中的不健全和变态。如果说,最初的“二炉香”还仅是显示了张爱玲驾驭文字甘畅,叙述故事奇丽的才华,而接下来的一年里,她一发而不可收,青云直上般地坐到了上海文坛金字塔的顶端。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的时间里,她发表了小说《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琉璃瓦》,后来又继续发表了《年青的时候》、《花凋》、《创世纪》、《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同一时期,她还写了大量奇巧旖旎,文美辞华的散文杂谈,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公寓生活记趣》、《更衣记》、《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烬余录》、《谈女人》、《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童年无忌》、《论写作》、《造人》、《私语》、《炎樱语录》、《谈跳舞》、《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姑姑语录》等等。

    在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倾城之恋》是写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金锁记》是写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是如何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以后也曾以此为基础重新写了《怨女》。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经济、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唯一。于是,在以后的评论中,这篇小说被赋予了最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虽是实至名归,归功于她自己,但在当时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与一些杂志的轰抬有关,主要是造成新闻效果。而一些进步杂志和进步作家,对张爱玲却是真正地爱护和关心。《万象》杂志是较突出的一个。当时的主编就是柯灵。一九四三年七月,当张爱玲的最初两篇小说问世后,她带着另一篇小说《心经》来找柯灵,此后《万象》给予了她最大的扶持。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少爱国文人通过柯灵婉言相劝张爱玲不要急于发表作品,郑振铎希望她写了东西存起来,暂时不要发表,原因就是她发表作品的有些刊物,政治上是不干净的。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但张爱玲却很坦率地回绝柯灵,主张“趁热打铁”,也一应她“出名要趁早”的奇念,愈发美文铺地,玉珠满盘。上海在一九四三年的流行杂志里,都可见张爱玲的大名,真可谓名噪一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张爱玲的小说结为《传奇》出版,共收小说十篇,凡二十四万字。一九四五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时间,《传奇》《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书,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成为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纷纷议论,张爱玲由红变紫,实现了她要成为名人的宿愿,在《传奇再版前言》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世俗宣告她对出名的享用:“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几乎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华彩夺目,被称为一个“奇迹”,也似一个“传奇”,成为上海在沦陷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作家,也使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从此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爱玲成名后,社会给予了最大的宠幸。尤其《杂志》编辑部连连举办座谈会,讨论《传奇》的艺术价值及其魅力,从结构、特色、氛围等等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赞美。随之,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时而参加女作家的座谈会,时而参加艺术家欢迎会,讨论会,并结识了文坛女友。如:与她同时走红的苏青、潘柳黛,艺术家崔承喜等。

    在一片赞美之声有加的金色氛围中,有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发表在张爱玲经常发表小说的《万象》杂志上。时值一九四四年五月,张爱玲最红的时候,这篇文章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为在当时甚至现在亦很有见解和力度的批评文章。“迅雨”是艺术家、翻译家博雷先生的笔名。文章认为;在这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张爱玲小说的出现给人以突兀和奇迹感。《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女主人公七巧的性格、心理和她的悲剧命运进行了细致而深刻地分析,还指出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没有采用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轻描淡写地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同时,傅雷也对张爱玲的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挞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义的主题。傅雷在文章结尾处向张爱玲大喝一声: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对她未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预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对张女士最危险的诱惑;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的此篇评论的确成为张爱玲以后创作道路的某种预言,也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一个理论依据。但张爱玲的答复是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来兜去反驳了迅雨的批评。而在后来,张爱玲本人也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严厉的批评。以后《连环套》没再写下去,有人说是因为傅雷的文章,有的传说是为了稿费,张爱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同时,一九四四年五月,《杂志》月刊又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曾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总主笔。在《评张爱玲》的文章中,以—种纯美的情致抒发了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礼赞,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进激生之泼刺。”认为:“张爱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在写此文时,已与张爱玲在恋爱。因此与其说是一篇批评文章,不如说是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爱的公开表白,显然带有别有用心的吹捧。

    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主要有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书评》)、谭正壁的《苏青与张爱玲》(一九四五年《风雨谈》)、沈启无的《南来随笔》(《苦竹》)、柳雨生的《说张爱玲》(《风雨谈》)、马博良的《每月小说评介》等等。这些评论文章都以溢美为基调,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张爱玲小说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作为一种反应,尤其是对迅雨那篇文章的反应,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艺观。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她说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还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配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见张爱玲的文学追求甚至人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人所说的,她是因为了人生的悲凉,才写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张爱玲在当时的触目,还不仅仅在她的美文,她的为人处世也几成一篇篇“传奇”,让人们留传至今,成为文坛轶事。由于她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她对色彩、衣饰、音乐、生活场景以及观人察事,都有别具风格的看法和认识。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体现。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还有许多“传奇”般的“流言”。

    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传说,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奇异,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着许多被她的服装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时髦的穿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出处处能体现出匠心的文化服装。之所以说她的服装是文化服装,是因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爱好上,体现着与她的小说、散文同一格调的倾向,即中西结合,古今并举。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却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如: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奇不止。四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爱玲的照片里,犹有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据当时也是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青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当年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人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效果。但张爱玲的态度却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乱,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着装出席各种活动和社交。从中可见她观念意识的笃定和超常规性。

    张爱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炎樱,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却有着一份生命的活泼与生动。她的本名是Fatima,与张爱玲一般有别才奇趣,聪慧极致。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炎樱把她的别致的聪慧用嘴说出来,因为终归是外国人,文字表达不畅,而张爱玲却是用笔。两人即使要好到如针线般成双成影,但一起吃饭也分别付款,财钱清爽。张爱玲对友人的优点清细分明,丝毫不存非意,与一般文人不同。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也如同一份可口的食物,她非常仔细地去品尝。她还写了《炎樱语录》与读者共享。记下了炎樱说过的每个有趣的句子。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炎樱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炎樱还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人所能想到的奇怪念头。炎樱与张爱玲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国,并且她还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证婚人,从此也可见张爱玲对每一份情感的珍惜,从这一点上看,她是古典的。

    与张爱玲同住的是她的亲姑姑,为了能让她上学并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她的姑姑还代张爱玲挨过打——她的兄长也即是张爱玲的父亲的打。张爱玲虽然与姑姑血缘在身、同住加亲,却与炎樱的关系一样,是出自一份感情的欣赏。她与姑姑的钱财也公私分明,锱铢必较。连姑姑也不得不说她“财迷”,但张爱玲却并不以为这是不好.反而笑着向别人学说。姑姑也是个有别趣的新女性,同张爱玲的母亲共同留过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员。张爱玲的《姑姑语录》中,也记录下她姑姑的别致的言语:“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人和事,在张爱玲眼里都出奇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人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赏之,并且把这欣赏欣喜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与她一起欣赏。从这一点看,张爱玲的心态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没有虚荣、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现代的。

    但在做人处事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与别人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赏的人。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如:苏青。苏青是以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闻名上海四十年代文坛女作家。因离了婚而又下笔大胆坦率,颇得一些世间俗人的非议与喜好。一时间骂苏青性饥渴的有之,喜好看她性隐私的亦有之。张爱玲却能读懂苏青的漫无心机却又争强好胜的双重性格。对发生于苏青身上的所有事情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评判苏青人和文,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苏青像喜庆人家雪白馒头上那喜气洋洋的红点,但对文坛的某些文人,张爱玲却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人的不干净和不聪明,她绝不以俗人的价值接人待友,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事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张爱玲的时间观念很强,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开门,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若是迟到于约定时间。她又会请人告沂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浓装艳抹,可见她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人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但对自己敬爱的人或帮助过她的人,她却是自有一番情意在心头。当年柯灵为了她的《倾城之恋》的上演而奔走,张爱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灵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也曾在柯灵遇难时去他家探问,并设法营救。

    张爱玲喜欢青年女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购买布料,看日场电影。尤其是看电影,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她也酷爱中国戏剧,京戏里的许多剧名引出她无限的赞叹。如越剧《借红灯》的名字,就引发出她的许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欢小狗小猫,连对小天使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帐,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她亦不认路不会女红,服装也仅是在理论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设计,却并不会做。由于她的个子高大,走路也给人跌跌撞撞之感。像一个长得太快但营养却没跟上的孩子。张爱玲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人,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用着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当年《流言》问世时,用的纸张是她自己“屯积”的白报纸。因为上海在沦陷时,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屯积物品。晚上张爱玲也睡在白报纸上,使她有着一种空前的实在,她的人生态度是实际的,无害于他人的自私的。因此她能清醒地去观赏落日黄昏,体味出兵营喇叭声中的人生苍凉,并于绵绵细雨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体味、观赏,与她来自稿费的愉悦,对甜点,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种五色绸缎的观赏的愉悦性质是一致的。张爱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的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情。比如小报,张爱玲因有一段时期同父亲住,父亲的房间里皆是各种各样的小报。她从小报中看到生活的具体和颜色,体味出生命的律动和鲜活。张爱玲是属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风格的。

    张爱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精神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人。而这些令平常人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爱玲首先是一个“传奇”性的人,并有“传奇”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精品《传奇》。

    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情,并随后结下了一段奇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爱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爱玲看人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深刻,而对自己的情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情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深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生于一九○六年。21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日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精卫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过汪精卫亲信的慰问。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干部重用,被人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

    从政治倾向上看胡兰成,此人系职员出身的文人,政治观点一贯亲日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爱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入情网。

    胡兰成长张爱玲一十五岁,又经历人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性情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爱玲的心事,于是张爱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却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爱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爱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爱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人、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人的交谈轮回转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女才子恋恋有情,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人的交谈之间。张爱玲其实是将其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爱玲奇人奇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人,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情与张爱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爱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奇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人因此而与胡离婚。

    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爱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浪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人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爱玲的想象力。在两人相处言谈的日子里,张爱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精奇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爱玲细说,张爱玲又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人谈到张爱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爱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上面点有胭脂。”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精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日将至,便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张爱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暖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三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爱玲。张爱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爱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爱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情。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情,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爱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爱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因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奇迹般的传奇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奇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奇”。人们对张爱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

    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玲做编剧,但因张爱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神色沉静,仍旧不爱与人交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子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词。至此,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精品《传奇》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精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爱玲在现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认为张爱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爱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个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离开了真实性的“传奇”,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爱玲的笔下,皆为“出卖”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于,“出卖”基层干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爱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人、事、情、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爱玲应召而作的两部长篇,不幸被迅雨的话所言中:“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因为这两部小说,尤其《秧歌》,张爱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友谊。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良,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奇性的新作问世。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最初由朋友介绍,在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借居,救世军是以救济贫民而出名的,因此投奔那里居住的不是穷愁潦倒的醉汉,便是寡居无双的胖太太们。张爱玲在此来往的,也仅是她旧时的好友炎樱以及极个别美国女人。在这样简陋的住处,张爱玲还请胡适来住处一坐。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张爱玲得到Edward Marc Dowell Colony的写作奖金,在二月间搬去Colony所在的纽英伦州。这个写作基金会主要是为作家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张爱玲遇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Fedinand Reyher赖雅先生。赖雅比张爱玲大三十岁。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剧作家。当一九二七年客寓柏林时,与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初会并相交,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以致他的名字曾被认为是布莱希特的笔名。赖雅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所有与他合作过的制片人和导演无不赞叹,他的老朋友辛克莱·刘易士也曾预言他会一夜成名。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政治倾向上坚信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六年八月,张爱玲与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这与张爱玲的第一次婚姻恰如正反两极。胡兰成反共到投敌叛国,而赖雅信仰共产主义到不相信任何有损于共产党的传说。从表面上看,这是极其矛盾的,但从这里,却反映出张爱玲对政治的一贯淡漠,她注重的是一个人的才华与情趣。赖雅是一个热情爽朗、外向型的人,这在性格上与张爱玲的内向封闭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张爱玲能很快与赖雅结婚,除了赖雅本身的魅力,其它则只能说是缘份了。

    一九五八年,张爱玲在纽英伦的期限满后,又申请去南加州享亭卡·哈特福基金会去住了半年。是请胡适先生作保。这几年时间里,张爱玲仅写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平时研究有关文学的理论与书籍,翻译些文章,并构思一部长篇小说。

    一九六一年秋天,为搜集写作材料,张爱玲来到台湾,由当时还是学生作家王祯和陪同,访问了台湾风景秀丽的花莲。正在访问途中,从美国打来长途电话,赖雅先生不幸中风,只得取消访问计划,回到美国。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悉心照顾已经半瘫在床上的赖雅,无论是经济还是创作,对张爱玲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九六七年,赖雅先生去世。

    赖雅先生去世不久,张爱玲曾受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做驻校作家,在剑桥住过一段时间。两年后,张爱玲应邀在陈世骧教授主持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做一些翻译和研究工作。

    同时,在台港文学界,却涌起张爱玲热的高潮。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了她的作品,有《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由《十八春》删节后半部而成,先在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赤地之恋》。并有许多“张迷”研究、赏析张爱玲的小说。海外许多学者视之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有一部《近代中国小说史》甚至用四十页的篇幅评论她,而仅用二十六页评论鲁迅,有的甚至将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提并论,认为毫不逊色。这当然不乏“溢美”之词,其中也不乏一些政治因素,但从中我们可见张爱玲在海外的影响甚广。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水晶先生,既是“张迷”,又是张爱玲小说较为出色的研究者。并著有《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在这本书里,水晶记载了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一些生活情况,并记录了他与张爱玲交谈作品印象的珍贵的谈话。

    初访张爱玲时,张爱玲并不见。张爱玲从传话器里对水晶说:“因为感冒,躺在床上,很抱歉。”此时张爱玲虽还在加州大学陈世骧教授主持的Centre for Chinese stadies做事,上班时间大概总在下午三、四点钟,到午夜为止,完全与常人不一样的作息时间,自然,就连她的同事也不易见到她。一星期后,水晶又给张爱玲电话,通话时已是凌晨两点钟,恰逢张爱玲精神尚健,故能长谈几句。她向水晶说,去上班是为楼里太热,而班上有冷气。她—患感冒就不能讲话,因为一讲话就想吐。张爱玲仍是说地道的北京话。随后她要去水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答应他先写张便条,然后再电话联系,然后才能定下约见时间。此为水晶二见张爱玲“不遇”。

    此后水晶又等了一个多月,第三次,水晶终于“遇”见了张爱玲,张爱玲很瘦,她穿着高领结青莲色旗袍,头发是“五风翻飞”式的,斜签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些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在她的起居室里,非常意外的是竟找不到一张书桌,仅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的小桌子。

    因得知水晶已订婚,张爱玲还特意为水晶准备了一瓶八盎司重的Chanel N05版香水,送给他的未婚妻。水晶对张爱玲的细心和周到感到十分意外,于是,张爱玲与水晶间的谈话也随之轻松、愉快起来。他们谈风俗习惯,谈章回小说,谈张爱玲的作品。这期间张爱玲共喝了四杯咖啡,她自己解释,她一喝咖啡,便喝个不停。她自己介绍自己的起居情况是: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所以,她看到月亮的次数也比常人多,故而她的小说对月亮的意象描写便格外地玲珑剔透。

    张爱玲还介绍了她平时的阅读情况。平常最喜爱看的是通俗英文小说,阅读对她来说已成了第二生命。她笑着说,引用她的已逝世的美国丈夫的话来说,她专看“垃圾”,并说等到六月份工作一结束,便用英文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并把英译《海上花》的工作做完。

    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二时半。这次会面,足足谈了七小时。这是张爱玲在美生活的唯—文字资料。

    张爱玲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便迁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完成了《红楼梦魇》,翻译了《海上花列传》,并写了几万字的书评和杂感。她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杜门谢客,很少与外界联系。最有成绩的,要算她的《红楼梦魇》的出版,对于十二岁就捧《红楼梦》狂读的张爱玲来说,《红楼梦》已读得太熟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就会跳出来”,并始终对此有一种狂热。她用近十年的时间,写了一部《红楼梦魇》。正可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从此可见张爱玲的淡泊心志,宁静生活,世世尘尘已经不能流入她的世界。她永远生活在潮流的外面……

    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张爱玲外出时被一南美青年驶车撞了一下,右肩骨裂。为配合治疗,每天做早操,做理疗,目前已有好转。张爱玲已经七十岁了.但她的头脑仍然清醒而敏捷,常有短文见诸报端。

    —颗慧星划出一个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张爱玲不是彗星,但她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代精文、精品、精人。她的短暂却又夺目的创作生涯,好比她最爱用的词汇,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式,它给人一种回味,—种启发,如她自己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张爱玲属于她那个世界。若是在她有生之年,她能再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子,也许她会发现,生命其实是旧时的照片,你拍下什么,便会留下什么。张爱玲留给了我们融汇古今文化的良多历史旧影。细心而又耐心的读者重读张爱玲的作品,定会从中获得一些深远的启迪。

    三稿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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