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传来网上一篇金立鑫先生对拙说《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批评。我很高兴又一场关于汉语的讨论可以展开。看得出来，金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专业知识给我许多启发和指导，令我感谢和敬重。但很多问题可能还需要心平气和的讨论：
         
      约定
   
      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则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们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痴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多处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者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全文 
 
      金先生批评我演讲的“全文”，这不是事实。他所提到的《文汇报》刊载部分，只是编辑做的演讲摘要。演讲的全文发表在2005年的《天涯》杂志，收入我的《大题小作》（2005）一书，并在很多网站刊载。如果金先生看过全文，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提出来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强调英语中也有成语，这其实是我早已说过的。我在演讲全文中只提到汉语（再次约定：指汉语文，主要指汉文）历史悠久，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成语的存量特别巨大，形成了汉语的相对特色之一。其实这是译员和译家们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实。
      
      否定汉语
   
      金先生断言：“从来没有人说过汉语不好。”意思是我说很多中国人对汉语失去自信心纯属事实编造。可是，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证明：“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非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2002）直到几年前，读书界知名的《书屋》杂志还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长文，宣布汉语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语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欧化与半欧化
  
      金先生说：“韩少功说他们（指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文字）‘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那么事实是什么？我说的欧化与半欧化，意思很明显，是指那种向欧洲表音文字靠拢的拼音化与拉丁化。这有越文的拉丁化为证，韩文的拼音化为证，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为证，汉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为证——这里还暂不说词汇、语法等方面援欧入亚的大量现象。难道这一系列变化不是变化？不是“欧化或半欧化”？而是非洲化？中东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读音
   
      金先生说：“‘喫’在历史上是后起的，没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这一说法也许有据。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语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读音在中古以后有变，为什么变化之前就一定无变？上古人诚然可以说“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说“食”？……这些至少可以存疑。笔者在大学时代师从的知名语言学家吴启主先生根据湘方言的田野调查，发现读音为qia2的“喫”在南方民间大量分布（即很多写作人书录的“呷”），曾推论“喫”有上古音，为qia2，到中古才书面化。这一说可能有点大胆，但至少不是完全无稽。金先生只是依据至今不无争议的拟音成案，断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学术容异之量。更重要的是，我举“喫”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代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  
 
      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等等。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作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1916）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rri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作语言的书面符号。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看法：“（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1923）再举个日常语言的身边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国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语法霸权
  
      金先生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社团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语言中会存在非语法或反语法的结构存在！”（似删除最后两字才较为通顺）这种语法中心论的强硬传统立场，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他仍有坚持的权利。不过，“不容忍”的标准是什么？谁是语法的最高立法者？仅就汉语语法而言，马建忠、王力、吕叔湘、赵元任、高名凯等语言学权威从来意见有异，各法不一。力求搭成共识的努力也一再受挫，1950年代的全国“暂拟系统”，1980年代的全国“试用提要”，都遭到较为广泛的怀疑和争议。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据哪门哪派之法来裁决“不容忍”的对象？包括裁决上述一句最后两个字的可“容忍”与否？即便今后有某种绝对统一之法（其实永不可能），从动态和发展的辩证观点来看，成法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劳永逸，总是被各种“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笔者语）的语言实践所推动，得到一再的调整和改写。那么在新法达成之前，所有为旧法不容的语言新现象（不包括无谓的胡言乱语），不就是“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的创新有理吗？没有这种创新，不断发展的语法何来？天上掉下来的？
      
       资格
   
      金先生认为谈语言理论“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这可能过于傲慢。文学家天天写字，只能在个别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么？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可惜的是，诸多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金先生说“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这都是有益的提醒。我并没有想要“领导”他，更知道像这样的讨论不可能短期内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他并不能代表语言学界（再约定：指语文学界），而且他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韩少功式的几个“外行”。

      所以批评应冷静说理，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他大为不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媒体”身上来。

      以上拙见，仅供金立鑫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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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对汉语概念的误解

现代汉语再认识（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