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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廷忠:故都的秋——爱的悲啼
【时间:2007/10/4 】 【来源:名做欣赏 2007年第8期 】 【作者: 孙廷忠】 【已经浏览5013 次】

摘 要:《故都的秋》是郁达夫学习鲁迅笔法,运用象征与写实艺术“点”“面”结合,“以小见大”,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献给故都北京城的礼赞和感伤之歌。
关键词:郁达夫 鲁迅笔法 象征 写实 故都 可爱 皇城 可悲

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郁和感伤,是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主题。这不仅贯穿在他的小说中,而且渗透在他的散文里。《故都的秋》殊不例外,只不过表现得特别深沉和含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逐渐被世人公认并越来越重视。关于这篇文章的意蕴,目前已经猜测种种,但是只要略微注意一下作者自己与之相关的言论,就会另有发现:这是作者运用象征与写实艺术相结合,献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故都北京城的礼赞和感伤之歌。

一、“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故都的秋》及其他游记之由来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言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正是这种“发现”,沟通了我国新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奠定了“自我”在现代散文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了“散文的‘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散文的写作从此变得面貌一新:不仅由“白话”替代了“文言”,而且,由“代圣立言”变为“表现自己”。郁达夫所说“‘个人’的发现”,其实指的正是“散文”之中的那个活生生的“自我”。郁氏看来,文学作品都是变化了的作家之“自叙传”,散文当然更不例外。据此他提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①。既然郁达夫自己已经坦言,文学作品都是变化了的作家之“自叙传”,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他的作品,何不首先对他“个人”来一番了解呢?

年轻时期,国家的衰败和民生的凋敝曾使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忧郁和感伤得时而《沉沦》,时而“沉醉”②。步入而立之年以后,严酷的现实逼他带着更加浓烈的忧郁和感伤,最终走出“创造”,奔向“太阳”③,集合到鲁迅的旗帜下,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两路出击。先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他自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在湖北汉寿《回忆鲁迅》时写道:“当时在上海负责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我静安寺路寓所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的媒介……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捕去的许多作家,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或则减刑,或则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止十件八件。”④柔石等五烈士遇害后,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冲杀在反击两个“围剿”的最前列。正是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历程,使气质忧郁的郁达夫学会并自觉实行了“韧”的战斗。所以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无数进步作家惨遭杀害,连鲁迅都连遭通缉,而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在登峰造极之时的一九三三年四月,他悄然移居杭州。据王映霞《半生自述》中回忆,她在杭州的“风雨草庐”落成以后,她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带上宣纸亲到上海向鲁迅索字。第二天(也就是1933年12月30日)鲁迅赠诗:“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故坟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冷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⑤仅从上述,我们至少得到三点启示:首先是鲁迅、郁达夫二人友情之深,鲁迅对郁达夫影响之深,郁达夫和共产党实际关系之紧密以及鲁迅对郁达夫人身安全关切之深。

其次,从侧面告诉我们,郁达夫移家杭州处境之险恶。关于这一点,郁达夫回忆鲁迅时就说过:“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先生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假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国民党)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⑥王映霞《半生自述》更说得十分明确,肯定:“周先生的诗,似乎在暗示,有劝我们离开杭州的意思,表示了他对浙江政治环境的高超见解。”第三,便是发现一九三四年夏秋,郁达夫由杭州辗转青岛、北平,在此前后一直行踪不定,飘忽南北,大写游记根源之所在:受鲁迅赠诗的启发,郁达夫这位曾和鲁迅并肩战斗的“左翼”文化战士从此以“放浪形骸,寄情山水,莫谈国事”的表象来掩饰其运用“《春秋》笔法”于观瞻山水名胜,凭吊历史遗迹“情景兼到,既细且清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⑦里“寓褒贬,别善恶”,以“风波浩荡足行吟”实践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交兵要用壕堑战”,既避开了反动当局的迫害,又成功地进行着“韧”的战斗。

这就是郁达夫《故都的秋》及其在此前后大写记游,写景以抒情“自叙”之作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二、“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置面故都,郁达夫的歌颂与悲啼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引用这句话,其意思无非是说散文不仅“以小见大”,而且一定要反映“世界”和“人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郁达夫《故都的秋》,将怎样反映“世界”和“人情”,要反映怎样的“世界”和“人情”呢?这还得看郁达夫自己是怎样说的。

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的《故都日记》中说,应《人间世》催稿,“写了两千个字,题名‘故都的秋’”。所谓“题”本意指动物的“头,额”,作为文章的题目,一方面要统帅和概括全文,另一方面又是“心灵之窗”,能使读者透过它,把握文章的中心和主旨。所谓“故都”通常是指已经被推翻的旧王朝的国都。郁达夫这篇文章无疑是指当时的北平,现在的北京。它作为国都,且不说先秦时曾为燕都,但从金朝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到一九二八年改设北平特别市,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几经兴衰更替,饱受内忧外患折磨,虽旧名不复存在,但厚重的人文积淀却永不磨灭。“故都”一词,在当时已经成为极易唤起人们联想,触痛人们神经,令国人为之感伤的字眼。至于“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人中早有“愁人眼里满是秋,秋即愁也”之谓。作者明明知道,古今中外的文人早有“许多关于秋的歌颂和悲啼”,“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仅“故都的秋”这一集人文和自然为一体的名词性短语,就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教人沉思绵远,令人浮想联翩。作为一文之题,更以莫大的包容性和诱惑力,令读者疑问重重,郁达夫这位素来以忧郁和感伤而著称的“大家”要对“故都的秋”予以怎样的“歌颂和悲啼”?又将在其中“自叙传”些什么呢?是要怀念和歌颂“故都”昔日的辉煌,还是要感伤、怨恨或悲啼它如今的残破和衰败?

文章的开头就是“秋天,无论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人非草木,各有所爱。“清”“静”因能使人神清气爽,视其为好者,大有人在。但直接视“悲凉”为好者,却稍稍悖乎寻常,为数不多,别致而令人费解。好在这样既向读者交代了全文写景抒情的基调,又将“清”“静”“悲凉”原本主客观各不相属的概念集合为一体,给正文里将要展示的对立统一、充满矛盾的意境拉开了整体框架,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要抒悲凉之情,少不了要选衰败、苍老之景,染之以灰暗阴冷之色。我们读鲁迅作品不就发现,他对大多数景物都作了“暗色的处理”,却很少有明朗的意境,欢快的格调。即使他多年不回的《故乡》也照样开口就是“苍茫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瑟的乡村,我的心不尽悲凉起来了”。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国运之衰败,国民之麻木,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而总带有象征色彩。鲁迅的战友郁达夫《故都的秋》又何尝不是在学习鲁迅笔法,借鉴象征艺术,共收异曲同工之妙?曾有人在一九八六年《文学评论》第六期撰文,把鲁迅和波特莱尔相比较,把二者的散文诗称之为“北京的苦闷”和“巴黎的忧郁”,那么,这里也完全可以把郁达夫《故都的秋》与二者的散文诗相并列,谓之曰:“一位爱国者直面故都的悲。”

应该说象征是《故都的秋》抒情述志的主要手法,而非唯一手法,其间也有写实,正是这虚实相生之笔令我们“实中悟虚”。他在第二段,写江南之秋无非是衬托,以突出“北国的秋”之“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给“故都的秋味”蒙一层近乎神秘的面纱。第三段正面写“故都的秋”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里先是五个偏正短语构成一个“面”,展示出北京之秋融汇了“造化钟神秀”和勤劳、智慧的劳动者巧夺天工的装点,构成的绚烂、优美、和谐而可爱。

然后选取“皇城人海”这个“点”,集中揭露“故都的秋”之可悲:“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里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破屋”、“破壁”、“驯鸽”、“牵牛花的蓝朵”、“槐花的落蕊”、“疏疏落落的秋草”、“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灰沉沉的天”,阴晴倏忽,风雨诡谲,更有“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以小见大”,这才真正写出了当时的北京——“故都的秋”之“特别”。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⑨”全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象征性地写出“故都”——“皇城”——“人海”(都市闲人)——“故都的秋”的另一面:阴暗面。

歌德说:“真正的象征手法,出现在部分的东西是更加普遍的东西的代表者的地方。”⑩黑格尔也说:“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11]写景选取有代表性的景物:“皇城”,写人更对准有代表性的人:“皇城人海”中的“都市闲人”。由静到动,由物及人,构成浓郁的象征性意境:以“皇城”为代表的“故都”破落而颓废的人文景观象,暗示着中华“首善之区”可爱中的可悲,于貌似客观地再现中充溢着作者精神的“自叙传”和主观的外化:为以“皇城”所代表的老大帝国的破落和衰败而悲凉。所谓“皇城”原指明、清两朝在北京城以故宫为代表的宫城,既是封建统治者的老巢,也是封建文化的最高代表,到作者写作此文时虽然不是“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却近乎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教所有的爱国志士“感时花溅泪”,“直面长安使人愁”。因为此时这里的“皇城”建筑大部分已被拆去,却只剩下“破屋”、“破壁”一片残破、萎靡和病入膏肓般的腐朽,既像那槐花的落蕊般悄无声地没落,又像秋蝉般在有气无力的哀鸣中走向衰亡,正在被“一条条扫帚”无情地扫出历史的舞台。“三千余年古国古”奴化教育贯始终,鸽儿被驯化得惟命是从,花儿懒惰得(谐“牵牛花的蓝朵”之音以“双关”)失去了独立的能力。连飞禽和草木都“在劫难逃”,“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三四年,这近百年的时间里,北京城蒙受了各列强帝国主义国家频频发起的武力侵略和与之相随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北京人所遭受的精神戕害,绝不仅仅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是国城俱破,国将亡。国内的军阀、官僚、政客们却纷纷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做靠山,忙于内战。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闹剧。其政治形势,与郁达夫笔下所写的自然气候之阴晴倏忽,风诡云谲又何其相似!作者这里所写的“都市闲人”既不会包括拼命拉车的骆驼祥子,也不会是《茶馆》里的唐铁嘴、刘麻子之流,更不会是《青春之歌》里江华、卢嘉川的原型,看其衣着俨然,听其语言顿挫,倒很像跟封建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或联系的落魄文人——“帮闲文人”。随着末代皇帝逃出北京,卖身成为日寇在“满洲国”的傀儡,这些“都市闲人”在“故都”“皇城”却真的成了“闲人”,虽为“闲人”却为数不少。他们一向被封建礼教奴化到骨髓,习惯于处乱不惊,明哲保身。尽管各自间表面相敬如宾,但骨子里却“一盘散沙”,“各人自扫门前雪”。几经风云变幻,尽管此时的北京城即将落入“一只长满黑毛的巨魔之掌”[12],这些“都市闲人”们也像全国人民一样,正在面临家国沦亡的厄运。可是在他们身上,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光荣传统已荡然无存,相反却表现得特别地心灰意冷。

在那风雨倏忽的清秋时节,表面温文尔雅得令人可爱,温良敦厚,从容恬静得教人可亲,然而透过这文质彬彬的神态,缓慢悠闲的谈吐,却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世态炎凉,逆来顺受,怯懦而麻木不仁的众生相,教人可怜又可悲——或许,这才是郁达夫感到“特别的悲凉”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故都”之可爱,郁达夫在歌颂的同时要“自叙”这番深沉的“悲啼”。

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个爱国者潜意识下心灵的独语

鲁迅先生运用象征于《故乡》,从农村、农民的角度,揭露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蹂躏之下国运的衰败,国民的麻木;郁达夫运用象征于《故都的秋》,则以曾为中华“首善之区”的风物和人情,揭露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运日趋衰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之时,“皇城”中“都市闲人”的麻木。然而无论是鲁迅还是郁达夫都没有就此止笔。所不同的是前者在文末无限深情地表达了对未来的种种希望,并指出,“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后者却一改浪漫主义者直抒胸臆的习惯而说得非常耐人寻味:“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和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一脉相承的宣誓!这是郁达夫潜意识之下发自心灵的谶语。因为秋即衰败和没落,留住了秋也即制止了故都的衰败和没落。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白色恐怖登峰造极的现实:“左联五烈士”遇害了,杨杏佛被刺了,鲁迅正在遭通缉,现实如此残酷,不含蓄行吗?然而,只要是读过他此后的另一篇散文《北平的四季》:“只能再来略写一点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怀梦境,聊作我的对这日就沦亡的故国的哀歌。现在却已经完全掌握在一只满长着黑毛的巨魔的手里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哪一日才能够重见得到天日呢?”对郁达夫后半生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作者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发出的铮铮誓言,而且他真的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注释

①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204页-第205页。
② 指他留学日本期间发表的两部自传体小说《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
③ 郁达夫1927年1月因发表政论《广州的事情》引起创造社内部争论,从而声明退出“创造社”,1928年春秘密加入“太阳社”。
④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经典散文·郁达夫<故都的秋·回忆鲁迅>》,第472-第473页。
⑤ 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经典散文·郁达夫<故都的秋·回忆鲁迅>》,第479页。
⑥ 王映霞:《半生自述》。
⑦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上海良友图书发行公司,1935年版。
⑧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3页。
⑨ 《简明美学词典》,第13页。
⑩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1页。
⑾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宇宙风》第二十期。

作者简介:孙廷忠,河南周口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文学鉴赏与大学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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