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部分高校开设，对象是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的时候，就曾经临时上过这门课。教材记得是徐中玉先生主编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这门课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高校都必须开设的课程。形形色色的大学语文教材也出版了很多种。
   
    不过说实在的，在我心中，什么是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到底是干什么的、它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始终是不很清晰的。我也看过几本大学语文教材，觉得编者们好像也是不清楚的。绝大多数的教材感觉是大同小异，没有新意，无非是浓缩版的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精选（有些还谈不上“精”）。其目的基本上是立足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工具性比较强，难怪有“高四语文”之戏称。当然也有教育学生的目的在里面，但是其教育的理念却是比较陈旧的，政治思想教育的色彩远没褪尽。难道大学语文的目的就是让非文学专业的学生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再多读几篇名著、多认识几个字、多一点中外文学史的知识？好像不能只是这些吧。我感到茫然。

    直到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夏中义先生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我才觉得自己心中的谜团解开了。
   
    本书的第一个重大特色是其编写宗旨非常高超，绝非常人能及。主编在解释《大学新语文》之“新”的时候明确指出：“《新语文》首先‘新’在它凸现价值性，冲淡知识性，舍弃工具性，所以它不附中华朝代年表、古汉语语法及古诗词格律简介，而是更加关切：如何让本课程在本土语境，对净化且优化大学生之精神素质之神圣天职，能有所担当。”这个宗旨可谓立意高远。“净化且优化大学生之精神素质”，这是何等重大而艰巨的使命，“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这当然也是从根本上对于大学语文的文化使命的全新理解，可以说把大学语文的位置从根子上摆正了。所谓的“天职”，主编夏中义先生又形象地称之为帮助学生“精神成人”。“精神成人”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它标志着一个人在对待和处理世间万物、社会人生的时候有了一个内在自足、持久稳定的价值标尺，不为千变万化的世事变迁轻易改写。这是充实一个人的“内存”的工作，也是我们的大学教育最缺乏的。这就涉及我们的大学理念的问题。在本书主编看来，“大学”的本意是“大人之学”，也就是使得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博大的学问。我理解这样的立足于价值性而不是工具性的学问是有助于扩大“内存”的。“内存”不足，境界即低，境界低的人即使发迹了，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样高远的宗旨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起来却很难。首先，凸现什么样的“价值性”？如何凸现？对此，本书的回答也很明确：凸现人类的普世价值，舍民族主义而扬普世主义。这个理念也是我深为赞赏的。因为我一直以为，通过人文教育来树立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观，是一件非常紧迫的文化和教育使命，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点显得尤其紧迫。本书的编者曾经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上流行的“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都是影响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消极因素，都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根基不牢固的症候。但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的精神危机并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远的不说，就从解放后的情况看，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教育，这是一种与普世主义教育完全背道而驰的特殊主义的教育，是一种教导人如何恨、且恨得彻底、恨得绝情的教育，其结果是受教育者只知道斗争、仇恨，而不知道爱，不知道感恩，不知道理解和宽容；只知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与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不知道敬畏天地、敬畏生命。这样的教育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缺少几乎一切美好的感情，一切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这种“恨”的教育难道不应该对90年代的所谓“无边的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负责么？
   
    其次，所谓“普世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落实在具体的课文上？这又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是本教材成功的关键。因为空谈“人文精神”或“普世价值”仍然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把多少有些缥缈的“普世价值”落实在具体的课文上就难了，而且也只有这样落实下来的普世价值才是实在的。普世价值是普遍的，但是却又是具体的。在此，我们发现《新语文》的编写者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选择了十六个能够体现或通向普世价值的“母题”，以此作为关键词结构全书，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十六章，每章下选若干课文。
   
    正是这些母题或关键词使我感到作者对于“普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内涵有非同寻常的洞见。比如第七章“星空使人敬畏”以“敬畏”为核心，把“谦卑”、“自省”、“感恩”、“悲悯”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元素，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手笔！这些都是被我们长期忽视但却是美好人生必不可少的精神元素，是使人的生活充满意义的存在体验。正如编者王东成先生在谈到“敬畏”时说的：“竖看人类历史，因‘无法无天’，无所畏惧给人类造成的悲剧太多太重了”（第237页）；是啊，不敬畏自然的结果是我们土地的大面积沙漠化，不敬畏生命的结果则是文革的浩劫。再比如在谈到“感恩”的重要性的时候，王先生再次妙语连珠：“人类得以诞生，我们得以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上相爱、创造、欢笑、愤怒、哭泣，是一种幸运，是一种恩赐。”（第238页）
 
    感恩本是西方基督教的概念，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相对缺少宗教精神，把“敬畏”和“感恩”等列为关键词，不仅对于矫正时弊必不可少，即使对于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也很有意义。
   
    把“反讽”与“幽默”作为专门的一章加以设计也很能够见出编者的匠心。这说明编者心目中的“人文素质”概念是全面的，着眼于长久的，而不是褊狭的、急功近利的。幽默和反讽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明素养，却又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一个只注重功利的民族不会有幽默感，一个没有反讽才华的人一定是一个无趣的人。由于我们的教育历来是急功近利的，所以，幽默和反讽的培养长期被忽视。一个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或许可以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是却一定不可能是有趣的民族，而“有趣”“幽默”在我看来虽然不像高楼大厦那么可以测量，却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软件”，有时候它比“硬件”更加重要，更加见功夫。至于反讽，正是幽默的具体体现。王小波说得好，“任何一个文明都应该允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见《新语文》所选王小波《文明与反讽》）
   
    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没有人文素养或素养不够的学者，尽管也可能在理性上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却未必能够把一篇文采斐然的妙文中的人文精神传达出来。《新语文》还有一个重大特色就是编写者们不仅能够抓住人文素质的核心元素，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他们的感受能力和文字水平也都堪称一流。许多“编者的话”本身就是相当优秀的美文。比如：“有了敬畏，我们就可以弘毅而宁静地把苦难装进心胸，把道义担在自己的肩上，成为真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有了敬畏，我们的前方就不是坟墓，而是太阳的故乡：活着时，嘴边衔一朵谦卑的笑，死去时，眼角涌一滴感恩的泪，那时，生命的太阳便会从深厚、平静的‘麦田’徐徐上升。”（第238页）

    我想，这本身就是重要的人文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