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年（2006？）第三期《读书》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查良铮”和“穆旦”这两个名字的内涵一样吗？
现今人们对于诗人“穆旦”和翻译家“查良铮”均是赞誉有加，但是仔细检索一番却可发现一个多少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两个形象是分离的，对于两者的研究也是不对等的。早在大学期间，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只知道勤奋好学的查良铮，而不知他就是能写一手好诗的年轻诗人穆旦（杜运燮观点）。这倒不难理解，年轻的作者对于名声并不在乎。之后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学归来后，依然是“查良铮”更广为人知：“查良铮”随着大量翻译物（教材和文学名著）的出版而广为人知；曾经写下过极具个人意绪的诗歌的“穆旦”却极少出现在刊物上，作品集更是禁绝出版，读者自然很少知道穆旦为何许人也。而再后来，形势更为严峻，据穆旦妻子周与良说，连穆旦本人也极少谈及他曾以“穆旦”为名写过诗；而“查良铮”之名仍然在随着此前大量印行的译作而在民间广为流传，不少人甚至慕名登门拜访――拜访普希金诗歌的译者“查良铮”，而不是“穆旦”。放到当时的语境中，这也不难理解。
新时期以来，署名“查良铮”的译作再一次大量印行，对于“查良铮”诗歌翻译成就的研究多有出现，“最”开始修饰“查良铮”，卞之琳曾将查译《唐璜》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王佐良则把查良铮和戴望舒推为“最成功的两位译诗家”，切实的讨论也有出现。同时，“穆旦遗作”也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刊物上，“穆旦”也随着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1984年出版的《八叶集》（海外）和1986年出版的《穆旦诗选》而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两个形象终于可以跨越种种因素的限制而“复合”――用“并存”可能更为确切，因为与“查良铮”的热闹相比，与读者大清早排着长队购买作品，热烈地讨论，勇敢地喜爱以及强烈的精神满足相比，至1980年代中段，“穆旦”的“发现”过程要艰难得多，也冷清得多，对于穆旦诗歌的先锋性与反叛性的讨论要犹豫得多，胆怯得多。
从1980年代末期直到今日，作为诗人的“穆旦”逐渐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最”又开始修饰“穆旦”――穆旦作为最为杰出的汉语诗人之一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读者阅读口味的转换――查译多为浪漫主义诗歌，新的读者更为期待的乃是现代派译作，“查良铮”译著的出版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成为了无穷无尽的出版物中平常的一类；对于“查良铮”翻译艺术的讨论也逐渐淡化，这一点，对照分别出版于穆旦逝世10周年的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987）和20周年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1997)就可了然：前者收入了专题讨论查良铮翻译及翻译艺术的论文五篇，后者甚至连一篇也没有，非常彻底的遗弃。
有了这样一种“形象分离”和“研究状况极不对等”的背景，几乎囊括了几乎全部穆旦创作和译作的10卷本穆旦诗文译文集的出版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穆旦”和“查良铮”作为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身份的代码，最杰出的汉语诗人之一与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并行出现在同一套出版物之中了――不过，版权页上的“穆旦译文集”还是清楚标明“穆旦”已在某种意义上凌驾于“查良铮”之上，这可见出近年来“穆旦”在编者、研究者心目中或者说潜意识中所占有的优势，尽管这些文字没有一个是以“穆旦”的名义刊行的。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出版将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两个形象的真正“复合”，至少，将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唤起学界对于穆旦诗歌翻译艺术的关注――这句话调过来说即是，穆旦所翻译的诗歌及其翻译艺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唤起读者和研究者的审美兴趣，成为了一个可待估量的事件。
10卷文集，先推出的是8卷本《穆旦译文集》，这无意中应和了编者和出版者的某种急切心理――学界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漠视显然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忧虑。“应重新评价穆旦‘诗人译诗’的成就”。穆旦的翻译“不仅将原诗的意韵完整地译出，而且还把他自己优美的语言赋予其中”；而且，穆旦本身受西方现代派诗人影响较深，其译文“能够把西方诗人所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穆旦译文诗文首次系统出版》，《新京报》，2005-11-6，郑敏、李方、刘开华等人观点，请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是“穆旦”）。这样一种呼吁，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对卞之琳、王佐良等人对于查良铮的赞辞的再一次强调，仍然并非切实的学理探讨。
不过，在查良铮译作第一次系统出版之际，我想特意指出的是翻译背后的精神旨向，即为什么明明被剥夺了公开发表作品（译作）的权利，根本就不知道作品究竟何时能出版，查良铮/穆旦在后半生仍然花费极大的心血来从事翻译？据我看，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因为那些优美的文字足以缓解残酷现实的压力，“用普希金解闷”；“这两个月里，我一头扎进了普希金，悠游于他的诗中，忘了世界似的”。其二，更因为那些优美的文字被赋予了复兴中国文艺的使命。穆旦晚年多次慨叹到，当时文艺界处于“空白”状态，中文白话诗没有什么可读的，当时流行的是小靳庄之类“用快板、顺口溜形式写的政治宣传韵文”（洪子诚语），缺乏“事实如何”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外国诗歌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我相信他（按：拜伦）的诗对我国新诗应发生影响”；“我倒有个想法，文艺上要复兴，要从学外国入手，外国作品是可以译出变为中国作品而不致令人身败名裂的，同时又训练了读者，开了眼界，知道诗是可以这么写的……因为一般读者，只熟识小靳庄的诗，不知别的，欣赏力太低”（《致郭保卫的信》，《蛇的诱惑》，240页，270页，259页，263页）。而语中“不致令人身败名裂”在我看来蕴涵了第三层原因，一个或许更具个人意味的原因，那就是在当时写诗将“令人身败名裂”――它可能包含了两重含义：写现实如何的作品将有政治风险性；而迎合当时流行的“小小靳庄式”的写法或图解政治，又将为历史所唾弃。但译诗可以避开这一点，译诗实际上成为了写作的替代品，更或者说，译诗成为了写作的另一种形式――“查良铮”成为了“穆旦”的替身。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自我精神需求以及同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驱动，穆旦才拖着疲惫乃至伤残的身体完成了当代中国最激动人心的翻译之旅。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忽略或遗弃了对于查译作品的细致研究，至少意味着对穆旦/查良铮这一个极富精神张力的形象的割裂，即对一个精神苦闷却又充满使命感的“查良铮”的舍弃――对他的性情，他的内驱力，乃至他的时代的舍弃。
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新时期至今已近三十年，“查良铮”译作已大量出版，“穆旦”诗歌写作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讨论的语境也已变得复杂化，“复合”的要义里也就包含着某种反思或建构的观念因子。即如当学界把“穆旦”指认为最为杰出的现代汉语诗人之一的时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必然是：穆旦的诗歌写作究竟继承了汉语诗歌传统的哪些优长，又为这个传统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其“杰出性”究竟何在？同样地，当“查良铮”被指认为最为优秀的翻译家之一的时候，可堪讨论的问题至少包括：这些译作曾经为汉语读者提供了怎样愉悦的审美感受？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乃至建构了汉语读者精神历史？它们所提供的语言方式、诗体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甚至影响了汉语诗歌的发展――“文艺复兴”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前一个层面已无须多言。而后一层面，2005年第6期出版的《江汉大学学报》提供了说法，该期推出了“关于新诗的翻译”的专题讨论，作者包括梁秉钧、王笑、张子清、黄灿然等人。《编者按》这样写到：“诗歌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汉语写作的实践。在对外国诗歌的挪用、取舍和转化的过程中，新诗获得了新的感性和表达方式；同时，借助于多种诗体形式的翻译，新诗丰富了自身的典藏，并大胆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诗体形式。显然，对此有必要做出历史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开放、亟待深掘的讨论领地”。这意味着学理讨论已经开始，但“亟待深掘”。
这一讨论与《穆旦译文集》差不多同期出现，自然是凑巧，不过对穆旦诗歌翻译的深入讨论正可藉此展开。将诗人与翻译家这样两种分离的身份落实到同一个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将最成功的译作以及最优秀的诗作的讨论最终落实到新诗的具体发展进程，这在我看来才是“穆旦”与“查良铮”复合的核心要义。否则，那不仅意味着所谓“复合”失去了意义，更彰显了学界所坚持的诸种关于“优秀”、“杰出”的价值理念、美学判断标准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种虚妄的东西――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坏的假设而已。
2005年12月10日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