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宇宙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任何一种文化的美学与该文化对待宇宙的终极态度密不可分。西方文化强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求得人在宇宙中的生存自由。自然，往往作为人的对立面，作为上帝对人的考验而存在。中国文化则倾向于把心与物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自然界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作用于作家的感觉和心灵，成为艺术创作的客体。《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心与物构成了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对应关系。这是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彼此双向交流、互相融合、同构对位的动态过程。自然因创作主体的审美观照而不再是自然状态的客体。主体因客体的激活和同化而获得了新的审美体验。即宗白华所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莺飞鱼跃。玲珑活泼。渊然而深的灵境。”⑴（P60）千百年来的文学创作实践也证明了。风月无边的自然。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是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和原动力。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文人墨客“何其彩矣’，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游记散文作为一种散文子类型一直兴盛不衰的一个哲学基础。

    游记散文因创作主体的个性特质及切入点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相异的风貌。按此标准。笔者将游记散文分为三类：传统山水游记散文、风物人情游记散文和历史文化游记散文。下面以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沈从文的《鸭窠围的夜》、余秋雨的《阳关雪))(以下分别简称为《钓》、《鸭》、《阳》)为实例。细读文本。对这三种游记散文文体子类型作详细的比较分析和解读。抽绎出文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文艺理论家往往从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着眼确立文学研究对象。美国文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说，认为在整个艺术过程中，与艺术作品相关的因素有四个：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⑵（P5-6）。美国学者叶维廉进一步将这四要素安排为一个庞大的理论构架，认为一部作品诞生前后有五个必不可少的基础：作者、世界、读者、语言(包括文化历史因素)⑶（P11）。本文对文本的解读将在整体观照的背景下，从文本结构、创作主体、读者接受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各具特色的文本结构

    按类型学的观点。类型有一整套的代码和惯例。一般来说。游记散文是以旅游目的地的景观为叙述的中心内容。从结构上来看。《钓》、《鸭》《阳》三文本不约而同地以出游起因开篇。以“回去/离开”结束这一段有意味的游程。基本上呈线性结构。分别形成三个自足的封闭整体。

    《钓台的春昼》以游踪为线索，由作者郁达夫家乡浙江富阳至桐庐县城，夜游桐君山，次晨乘渔舟至钓台。文章移步换形，首先全景描绘了灵山胜地桐庐图，接着缓缓推出桐君山微茫月色;第二天溯江而上，一路上仿佛用长镜头跟移拍摄富春江两岸旖旎风光，美景纷至沓来，直到严子陵钓台，改为泼墨写意，层层渲染钓台的孤静荒废之美。文章浓淡疏密，无笔不美，写景状物之工，堪与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媲美，兴致盎然，美不胜收，颇得其古典山水小品神韵。然作者之意并不在乎山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间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⑷ 文中笔墨触景处皆着“我”之情感色彩，起笔交代寻访钓台的由来——为时政所迫，蛰回家乡，心情自然“颇不宁静”，如在鱼梁渡头，“我”向一位洗米的少妇问渡，“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完全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乡愁母题复现。又如，在桐君山道观前看山看水，物我两忘，心想“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誊哩?”，此类归隐田园的传统母题，在郁达夫笔下反而隐隐透露出他内心愤激不平之意。文中情感表达更为显豁的是，游览途中，郁达夫中断叙述，插入梦幻，闪回到几年前和朋友喝酒作诗之事，不厌其烦地引用全诗，在“鸡鸣风雨”之际“悲歌痛哭”，并以“鸡鸣”结束全篇，词断意属，遥相呼应。全文借景抒情，将处身动荡社会的一缕忧思贯穿始终,俨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把人生的不平之气寄寓在状写山水的优美笔调中,成就了千古名篇。《钓》文的叙写方式不出传统言志抒情山水游记范畴,遵循的完全是东方民族的古典美学原则。

    《鸭窠围的夜》是作者沈从文离家十多年后重返家乡途中的一篇游记。后辑入散文集《湘行散记》。

    文中作者以“他者”的视角“参与观察式”体验湘西鸭窠围当地的风物人情，用文字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下边地少数民族当下生活的原生态，近似民族志。如苗乡水边吊脚楼上原住民的群体生存状态、湘西特有的原始神秘的风物人情、边地山城简朴的日常生活以及乡风习俗，从容而舒缓地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奇异美丽、情韵独特的湘西风景画、民俗画。沈从文曾谈到：“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5] 本篇即如此，沈从文在不疾不徐、不动声色的白描背后，越过文本的视域，“用想像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到了这种人的灵魂。”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分。”作者感同身受地将视线越过吊脚楼，深入到屋内，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去真切地描摹他们的生活，吊脚楼内“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从常德府为水手特别捎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手理鬓角”，一幅永恒的动人画而，充满了男女情爱的美好。

而逗留过后的路人继续前行，或生或死，留在此地的只不过是“大小不一的红白名片”，曾经鲜活雄健的生命体变成了一个个带着名衔的平面符号。作者结合自己类似的经历。思考人生和命运、历史和社会。自觉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揭示命运的无常和一切时代皆有的纯洁朴实的人情人性。在山地用坚硬的石头建构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努力“寻觅一种燃烧民族前进的美好品质”，从而使文本具有深沉含蓄、韵味隽永之独美。

    《阳关雪》不同于以上两类游记散文。其主旨不在表情写景,而是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以对历史古迹阳关的现实探寻和心灵追问。深入探求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深切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努力挖掘出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正如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自言：“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6]文章从文人和官吏的不同写起。指出文人因文学作品在人心中千秋永存。并由王维的诗自然地引到寻找阳关故地。对于“凌厉惊骇”的阳关。王维却“温厚到了极点”。从而归结出“豪迈、健美、平静、自信”的“唐人风范”。但这种艺术家的自信很快就坍塌了。因为他们只能以“卑怯侍从的身份”出入皇宫。照应开篇的议论“文官之显赫。在官不在文”。这是文人的政治命运悲剧和民族精神的悲剧。文章跨越历史和现实、中国和欧洲。在感性和知性的双重作用下。将人、自然与历史浑融一体。抒发审美化的人文意义。尽显当代学者散文的无穷魅力。

    可见，以《钓》为代表的传统山水游记在主客一体的观照中抒发的是一己之情思，进而推及特定的社会、时代，多流于伦理道德层面；而以《鸭》为代表的风物人情游记以“他者”的身份和视角观照“异文化”的生存状态，从中感悟普遍的宇宙、人生，扣发出一种新的人性观和价值观，颇具哲学之思;以《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散文大多是借自然风物为文本动机，从比较深广的层面生发出对历史和文化的理性反思，话语间洋溢着精英知识分子浓厚的人文关怀。瑞士文学理论家施塔格尔把诗分成抒情式的、叙事式的、戏剧式的三大类型，抒情式风格的本质是回忆、叙事式的是呈现、戏剧式的是紧张[7]（P2）。套用施氏理论可知《钓》、《鸭》、《阳》分别对应抒情式、叙事式、戏剧式，此结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游记散文类型本质特征的理解。

以上三类游记散文的创作主体从自然本身、人情人性、历史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入、解读宇宙世界。又因为同类型文本具有文本间性，也就是说。三大子类型互为文本。共同进退一起构成了对审美对象立体而完整的观照。从而延伸了人类对世界的感受和认识，使得物我之间的交流更丰盈更流畅。

二、创作主体鲜明的个性特征

    所谓创作个性是指作家的兴趣爱好、禀性天赋、气质性格、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个性心理特征融进作家的创作。并在作品中作为一种鲜明的特色呈现出来。鲜明的创作个性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歌德将创作个性称为“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8]（P30）。马克思将创作个性称为“精神个体性”[9]（P7）。

    创作主体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写作中。特别是散文这种体裁。是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审美地呈现出来。它最基本的美学特征就是“真”。散文应该是作者心灵的真实袒露。是最见作者性情的文本样式。散文。是主体感情的试金石。可以说。散文篇篇有我。个性鲜明。特别是游记散文。往往最能真实反映作者的经历、游踪、生命情境及个性气质。读者与作者在书写中的某一个时空坐标交汇。触摸到创作主体血肉丰满的传达。从而窥见一个时代文化人的身影。以及延伸出来的文化映象与历史现场。

    《钓》一文中，字里行间处处有“我”——一个感时伤世、愤世嫉俗、才情横溢、放荡不羁而又多愁善感的江南才子，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郁达夫在文本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如此丰富而又矛盾的个性特征。从气质上看，郁达夫感情饱满细腻，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只不过是他诗歌的延伸和扩散。郁达夫作为一个受过五四洗礼的“创造社”作家，有着更为自觉的自我意识，他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0]强烈的自我色彩是郁达夫最突出的创作风格表征，他创作的作品多采用“自叙传”的方式和第一人称的视角，以大胆的心理解剖激动读者身心。郁达夫的一生行事，亦似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

    相对而言。沈从文通过他纯净而平淡的笔触。向读者呈现出一颗淳朴、宽厚而温和的灵魂。如一切游记的叙写视点为“我”。《鸭》同样以“我”串起本文繁复的内容。描述目视到的各种场面和活动在其中的人物。从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我”只是作为一个观者。怀着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类命运的悲悯胸怀。在一定的审美距离客观观察、思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书写的世界是他个性气质的审美呈现。创作主体在本文中并未刻意描摹自己的具体言行和性格特征。而是勾勒出在鸭窠围水边停泊的那一个人。时而静观船上岸边的人群、时而想像冬夜吊脚楼里的情景、时而回忆自己十五年前“同样的情形”。活跃灵动的思绪突破时空界限。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自由跳动。虚实结合。动静相生。大大扩大了文本的含量。创作主体的个性随之丰满起来。

    而《阳》中的余秋雨，带着一个人文学者的“前理解’，去焦渴地寻访诗境实地——阳关，还原历史，把世界看成是一种扩大了的“文本”，翻开一页页历史，敞开自己的心灵与历史交流对话，以期达成对历史的正确理解和解释，文章内含着诗人的激情和学者的理性，弥合了游记中常有的主客体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创作主体的深沉思索，富于哲理的言语不时闪烁，照亮文本。

    一个敏感多情的江南才子、一个冲淡平和的湘西作家、一个睿智博学的文化学者，创作主体鲜明的个性特征形成了各自独标高致的创作风格。

三、读者的不同接受心理

    接受美学围绕读者与文本对话这一焦点展开新的研究维度。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其不确定性和意义的空白。使不同的读者对其进行具体化时隐含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及其审美经验的中心地位。姚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将审美经验的认同分为五种：联系型、敬慕型、同情型、净化型和反讽型认同[11]（P259）。

    读《钓》文，俯仰流观，在对本文的想像中与郁达夫携手共游浙西山水，赏山之奇、品水之美，实乃平生快事。特别是那些模山状水的写意文字，或一一简笔点染，或泼墨纵情渲染，都能为山水传神写照，文字流畅优美，音韵和谐，如行云流水映照着天边霞绮，流动着浓浓的古典诗意。这无疑是物我两忘的一次美的畅游。虽然游程中不总是轻快的和风吹拂，郁达夫不时激扬文字，发愤慨之言，吐伤时怀古之叹，因情感的抒发直接承接了传统的心物交感模式，切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能引起读者的自由联想与共鸣，另外，钓台的“颓废荒凉的美”以及想像中的“干枯苍老得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等，丰富了美的形态，召唤读者的审美投入，使一次文本的阅读成了一次对未知的探险和审美的享受。其审美经验相当于联系型认同。

    读《鸭》文，超越时空，跟随沈从文作一次人性深度的自我追寻，是一次心灵版图有意味的扩张。读者在作者描绘的本文中发现了一个迥异于日常世界的全新世界，特别是对静夜中的声音和灯光的细致入微的反复描写，与吊脚楼外寒冷的雪夜相对照，传达了一种难以言表的视听美感，如，文章开头停船时钢钻头敲打大石头的声音，天黑后吊脚楼下小羊固执而柔和的叫声、吊脚楼上妇人唱曲时清中夹沙的声音、远处巫师的锣鼓声、凭窗而立的妇人与晃着火炬回船的水手之间的家常对话声、烟管敲船舷的声音、午夜水面上固执单调的捕鱼声，以及木筏上的火光、残雪返照的微光、人家门罅里露出的灯光、河面上那一片红光……那声音、那火光，营造了湘西温馨迷人而又忧郁原始的夜情调，让读者在自由的联想中去体验湘西异质的生活和人生，对生命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重新找到心灵的诗意色调和美丽和音。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并得到自我的确证。其审美经验相当于净化型认同。

    读《阳》文。俨然冒着阳关的严寒风雪。作一次历练心灵的文化苦旅。“寻”成了主体主动的一种文化行为，人类寻求意义的冲动，表现出人的一种内在的形而上的冲动，因为意义构成了人与世界的绝对中介和根基。在无止境的意义追寻过程中，人不断敞开世界的奥秘，同时也展示自己本质的新维度。文本中心意象“阳关”、“雪”，承载了余秋雨凝重的文化思考和历史感叹，并留下了有待解读的不确定性。阅读《阳》，读者的视界与文本视界相融合，又各自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视界融合”，使审美接受成为历史性与现实性、间距性与参与性的有机统一。促使读者反思和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对自己和世界重新加以审视，产生全新的经验方式。其审美经验相当于反讽型认同。

    三类游记散文文本结构的不同，导致读者接受心理的不同。相同的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文本所关涉的重重能指和意义让读者在想像的乌托邦中满足了异地生存的欲望。读者经验和文本结构互为主体，相互解释，相互生成，作者与读者一起实现了诗意栖居的共谋,并达到对自我和世界重新审视和理解的高度。文本的效果历史在读者与作者的交流互动中，生成永无止境的意义，恰如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生生不息、气韵生动的交融、对话过程。

    清代词评家况周颐曾说：“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吾心者。”[12]诗意地表达了心物交融的关系以及文学生成的心理机制。以风雨、江山等自然为审美对象的游记散文。无不以此为出发点。各具特色地生出逍遥游的一路风光。将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尽纳笔端。以上三大游记散文子类型。正是我们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三种基本方式。袁行需教授将意与境交融的方式分为三种：情随境生、移情入境、物我情
融[13]（p26- 29)。据此可知。《钓》是主体移情入境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郁的诗意;((鸭》是作者情随境生的观照。是一个由境及意的过程；而《阳》文中。阳关和雪。其物境本身就带有苍茫壮美、凄迷浑厚之情，余秋雨长于体贴物情。将物情与我情交融起来。构成绝美的文境。全篇从头到尾都笼罩在一片茫茫白雪中。人在苍茫天地中渐行渐远。成一个黑点。融化在雪舞的天地间。

    以上对游记散文的解读涵盖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艺术过程：作者与作品、作品与宇宙、作品与读者、读者与作者。四要素之间主客互相制约、影响。形成了多层次的开放系统。人与自然。无言地契合。作品。是一个世界。在大地与天空中展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独自行走在路上。真诚地向往生活在别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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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6] 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7]（瑞士）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杨柳，女，湖南益阳人，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