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剑》是收在《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问世后，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也一再说：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鲁迅书信集》第941页）

《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鲁迅书信集》第1246页）所谓“塞责”、“油滑”，当然是自谦之词，但对《铸剑》特别喜爱，却是溢于言表的。这当然绝非无因，《铸剑》的确是鲁迅交织着自己半生的爱恨、凝聚着自己的全部血泪写成的。

鲁迅一生最反对两个东西，一个是锦衣玉食、残民以逞的反动统治者，一个便是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奴才主义。即使在自己的《遗嘱》中，他仍这样教导自己的家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看不起那一套忍辱求全的折中调和。看不到这一点，不足以语鲁迅；看不到这一点，也不足以谈《铸剑》。

众所周知，《铸剑》根据的是《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王冢”的故事。这则故事本来就充满了向反动统治者的复仇主义精神。试想：楚王命名铸剑师干将为之铸宝剑，剑成，不仅不赏，反将干将杀头，这是何等残暴！对这样的暴君能不报复、能不惩罚吗？干将的遗腹子赤鼻果然在“客”帮助下，用父亲遗下的雄剑和自己的头颅杀死了楚王，报了深仇大恨。这则复仇故事，本来就大义凛然；到了鲁迅笔下，就更加生动感人了。

《铸剑》为何写得这样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如前所说，这就不仅有赖于鲁迅对之题材的熟稔，而更得力于他的半生血火交织的斗争经历了。在回顾自己的半生经历时，他曾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自选集·自序》）怀疑什么？怀疑的就是那些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杀害了多少无辜而天真的革命者。他深切地感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辛亥革命实际上的失败、秋瑾的被杀、袁世凯的大杀“革命党人”、“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直至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倒在血泊中……这些“血的游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也激发了他的反抗的、复仇的怒火。《铸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它是鲁迅革命的复仇主义的艺术结晶。值得注意的是，初稿1926年10月写成后，他没有马上拿去发表。1927年初带到广州后，他还在考虑，还在打磨。直到1927年4月3日，他才正式定稿、寄出发表了。自然，这篇小说也就表现了他到广州之后的新的观察、新的体验。而当时的广州，“红中夹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已经日益表面化。“山雨欲来风满楼”，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杀已经在酝酿中了。3月20日的广州“中山舰事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云龙的被杀害，正是这场大屠杀的信号和前奏。具有高度革命警觉性的鲁迅，更有把握地修改、定稿了他的《铸剑》，一篇优秀的历史小说便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