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这篇政论，其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强烈的批判性。此文以主要篇幅用于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其中心扣住一个“老”字。而在备述“老大帝国”的种种“老大”现象之后，特别去着力揭示当时那些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的卑微的人格，空虚的灵魂，尸位护权的自私心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老”“少”，主要表现在灵魂、精神的“老”“少”，而国家精神的“老”“少”，又主要取决于“握国权者”其人如何。他说，西欧、日本之所以称中国为“老大帝国”，首先“则以握国者，皆老朽之人也。”而这些人本来就无德无能，“自其少壮之时”，就不知亚洲、欧洲为何地，汉祖、唐宗为何人，再加上封建伦理、官场倾轧的“搓磨”“陶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其肉体已非盲则聋，非跛则瘫，“步履”须左右扶捉，“言语”更“不能自了”，而将“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交于其手，国家精神怎能不老，民族气血怎能不衰!更严重的是那些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们，在极端自私心理的支配下干出来的坑害民族、贻误国家的种种行为。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分析见长，而梁启超在这里几乎是借用了欧洲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法，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解剖。他说这些人，“积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才弄到“红顶花翎”，“中堂名号”，自然要“出其全副精神”“以保持之”。这些人，“既七十矣，八十矣”，“今日且过”，管它明日；“今年且过”，管它明年!为自己能够“快活”地了结余生，自然甘愿“割三头两省之地”，“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人民”、“赎我一条老命”!“以此为国，安得不老且死”!这真是入木三分的精彩刻画!梁启超以“老”为中心，对清帝国所作的系统批判，确实抓住了封建政体的痼疾。但是，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本质、特点、精神、追求的描述却是朦胧的、肤浅的，而把一切希望不加分析地寄托于中国新起的一代少年，也是片面的进化论观点。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未来，于字里行间，虽然充满了炽热的情感，但他到底也没能指出一条奔赴未来的可行之路。

《少年中国说》的另一特点是其形象的丰富性。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早就有贾谊《过秦论》那样的传诵千古的名篇。梁启超的散文则把传统散文创造出的意象体系，大大地扩展了、丰富了。其写“老”则不仅用“夕照”，用“瘠牛”、用“秋柳”、用“陨石”，用浔阳江头的琵琶妇，西宫南内的白发女等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作多侧面的揭示，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诸如“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拿破仑的流放，阿剌飞（或译阿拉比帕沙）的幽囚，玛志尼的革命等等，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要使古老的民族恢复青春，就必须以欧洲为师。更值得赞赏的是，梁启超使用丰富的形象，不仅围绕着一个思想中心，而且在众多的形象之中也是有主有从，突出了中心形象。这个中心形象就是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形象，前面的形象虽然丰富，但难免杂乱，有了这个中心形象，前面丰富的形象就与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集中地为批判、揭露腐败的清廷服务了。

“笔锋常带情感”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又一特色。而他写政论文，也往往以抒情之笔出之。《少年中国说》通篇就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一落笔，“欲言国之老少，请言人之老少”。就像久遭禁锢的情感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气用了十个排句，将“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两种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想方法，反复地进行对比分析。开头是两个长句，长句中又包括几个短句，分述相关相异的几层意思，气势稍缓；但越往后，句式越短，节奏越快，奔腾直泻，一发难收。开头好像是火山的熔岩滚滚外溢，而往后则是短促的、猛烈的、势不可挡的连续喷发了。以后的几大段情感的节奏渐趋平缓，而情感的力度却伴随着论题的开展而加强、而深化了。最后以一段四言韵语作结，把情感再次推向高潮。但这不同于开头那久遭禁锢后的情感爆发，而像江水出峡后的汪洋恣肆，其中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未来的热切追求，美好向往，让人觉得天空海阔前程无量，文虽终而情未尽，悠远绵长，耐人回味。

《少年中国说》文学语言上的独创性，在梁启超的散文作品中也很有代表性。就词汇来说，这里有“俚语”如“赎我一条老命”，“走无常当医生”之类；有韵语如末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有外国语法，如“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一段。这三者，细辨似有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一篇文章的有机整体，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在西汉以前基本上是口语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书面语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口语，“言”与“文”大体一致。两汉以后，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逐渐变成一种人为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了。它的极端形态就是骈俪文。唐宋古文运动使接近自然语势的单行散体，恢复了在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之文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公私文翰，科场应制等领域，依然为骈体留下生存的空隙，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宋、元以后，白话文学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却只能占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领域，而作为文学正宗的“古文”的写作，还是继续排斥口语。待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出世，古典散文中的千年禁地就被一举攻克了。在他使用的散文语言中，不仅大量地吸取了口语的精华，而且还融进了外来词语和外国语法。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而梁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平易畅达”，挟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也正同他所创造的新的词汇系统的表现力不可分割。这个新的词汇系统，虽然还没有实现“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还保持着旧有的文字型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因而对文学创造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的变革，还很不彻底；但是，在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语言演化更革的历史上，它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于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过渡形态。它适应了历史本身对文学语言变革提出的要求，所以难怪梁启超的“新文体”一出现，学者竞相仿效，而使“文界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卓越的宣传家，而且是赋予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新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杰出的文学家。这篇《少年中国说》，不妨作为鼎中一脔，推荐给当代读者去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