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的：了解张爱玲和萧红的主要作品，掌握她们的身世与女性主义思考的关系。
 
张爱玲        
 
一   张爱玲一生
 
二  第一任丈夫胡兰成 
 
相对于遥远的出身，丈夫对女人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而张爱玲在后世饱受争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忘年婚姻。
 
在汉奸的背景下，张爱玲于1944年嫁给了胡兰成。这段仅持续两年的婚姻，使张被套上个“汉奸夫人”的帽子，一直为国内主流评论界所不愿或不敢碰触，这也是众多在国外很红的中国作家中，张被大家认识得较晚的原因。而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张带来幸福，而是被胡的见异思迁葬送了。
 
她的《倾城之恋》里面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最悲哀的情歌。”
 
195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35岁的张爱玲去了美国。那时，在美国有一个叫文艺营的组织,张爱玲认识了一个叫赖雅的老头。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3月31日，赖雅了解到这个东方女子来美国的经历，在他眼里，张爱玲庄重大方，具有东方女子的美。两个月后，这一对不同国籍的老少作家恋爱了。这时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
 
在与赖雅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张爱玲的写作几乎都是为了钱，以此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是，由于她对美国社会缺乏深入的了解，她很难写出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作品。她对以二三十年代为素材写出的作品进行修改，可同样让美国人难以接受。
 
虽说张爱玲自1960年起就已经成了美国永久公民，而且又是公认的中国一流作家，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她经济的窘迫。她始终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
 
她回到美国后，不得不放弃华盛顿公寓，搬到政府廉价住所———黑人区的肯德基院中去了。英文里有句谚语：“没有人是座孤岛。”而张爱玲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岛。”她又说：“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或许这就是她对自己人生与婚姻的一种回答，是对她与赖雅的爱所作出的注释。
 
现在被大众广为追捧的张爱玲，去世具体时间竟无人知道。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张被发现死在美国的公寓中，已离世多日。
 
三  张爱玲的小说
 
张爱玲小学时就看出了红楼后40回是赝品。
 
她从小嗜爱《红楼梦》：“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十二三岁时，读到第八十一回，忽觉‘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天才”、“通灵”之性。红学大家周汝昌称她是“红楼梦里人”。
 
张爱玲在《十八春》（《半生缘》）中对女主人公姐夫的描述：那个人不笑的时候，看起来象只老鼠，笑起时，象只猫。
 
张爱玲的小说几乎不涉及革命，受到众多左翼文人的批评。
  
她“不喜欢壮烈”，她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之所以“更喜欢苍凉”，不仅是出于“美感”，而且是出于“时代感”。诸如《倾城之恋》中从腐旧家庭走出来，却并没有在香港之战的洗礼中变成革命女性的流苏，才能写出他们作为“现代人”的特点，“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新感觉派”作家比，张爱玲并没有着意去写那些国际大都市风行的消遣性场所，如酒吧，夜总会，舞厅，跑马场等等，相反，她那些细腻的居住空间意象突出的是占据“时代总量”的日常生活场所。她故事中的女人尽可以际遇一些异国男人或海外侨民什么的，也可以出入“海内外”，但她们活动的场所却是仍然大都是“居室型”的：厨房，楼上和公寓等等。如果说，不同的“场所”可以看作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阶层，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的空间标志，那么张爱玲笔下的内室，客厅，公寓，旅馆，和街道菜场等等，则为中国“半现代”的普通市民百姓的社会。
 
（一）新传奇
 
张爱玲自己曾讲，她的作品介乎当时关于“新旧’”和“雅俗”的流行观念之间：“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她“自信也并非折衷派”。后来她把她自己的叙事冠诸一个非新不旧的体裁范畴，叫做“新传奇”。让我们从这里看一看张爱玲的叙事作了甚么。
 
1946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新传奇》（《传奇》增订本）卷首，张爱玲在对封面设计的几句评语中透露了她对于这些界线的解释。封面设计是张爱玲情友人炎樱作的。
 
借用了晚清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在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这便是张爱玲的写作“希望造成的气氛”。她的传奇式写作正是这样一种同时创造双重奇景，同时跨越双重领域的叙述活动。她的叙事在人们对“日常”与“奇异”，“熟悉”与“陌生”，“现代的”与“中国的”的种种遐想之间进行一种翻来覆去的试探，以把握其各自的疆界所在。到头来，她的叙事不仅是“传”一段“奇事”，而是创造这时代的“传奇”可能性本身。
 
张爱玲这个置身现代“奇世”或“乱世”中的传奇作者，又因了这现代史的“没有完成”，普通人的日常幸福也只能是寓言式的传奇。这便是张爱玲的所在。
 
（二） 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十八春》（半生缘）说一个是姐姐为了生孩子，让丈夫强奸并囚禁了妹妹，让妹妹帮忙生了个孩子。男权社会的主动帮凶。孩子可以奠定一个女人在丈夫家族中的地位。
 
《金锁记》则说曹七巧作为一个普通女人，开始艰难地由小妾挤入夫家，之后凭泼辣心狠挤走了其他女人，自己的掌管了整个家族，然后又开始压迫自己的女儿的故事。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旦有了地位就用比男人更残酷的手段对付其他的女人，哪怕是自己的女儿。高度异化。

萧红     
 
一  萧红的身世
 
萧红的本名叫张乃莹，乳名荣华，一九—一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长寿胡同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一九四二年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张廷举（萧红的父亲）妻范氏生三女，因盼子心切，故对萧红的出生不是很高兴的。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萧红的母亲姜玉兰共生一女三子，姜氏极为重男轻女。对萧红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让萧红上学读书。萧红的童年是孤独寂寞的，她没有得到多少父爱与母爱，这种生活环境，使萧红养成了既脆弱而又任性、既孤癖而又自尊的性格。萧红被迫从哈尔滨“东特女一中”退学后，精神非常压抑和苦闷。但是在哈尔滨的读书生活，使萧红接触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天地，她对读书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同家里矛盾的激化，是因萧红要到外地继续读书引起的。本来萧红一九二八年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曾经参加了反对日寇修筑吉敦铁路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引起了整个地主家庭的不满。继母积极支持父亲的主张，要给萧红“完婚”。萧红对父亲和继母不再只是不满，而是激起了强烈的憎恨情绪。父亲为此大骂萧红是“不孝”、“叛逆”。
 
萧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阿城走的然而，一个弱女子在诺大的京城生活下去是艰难的。经济上的窘况很快显露出来了。万般无奈之下，1931年春节将临的时候，萧红又回到了呼兰家中。萧红父亲不但把萧红“软禁”起来，还将全家人迁到了乡下去。萧红失去了人身自由。又找机会逃到北京，此时她接受了一名青年的爱情，后来却发现那个人早已是有妇之夫。1931年秋，萧红才又偷跑回到了哈尔滨。汪殿甲得知此事后，找到萧红，表示愿意帮助她，条件是萧红与他同居。孤苦无依的萧红无奈向包办婚姻妥协了，但提出要与她一起到北平读书。就这样，两人住进了位于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汪殿甲知道这个消息后，这个无耻之徒便扔下怀孕的萧红溜之大吉，从此再无音信。
 
汪某迟迟未归，旅馆的人就把萧红作为人质扣下来，如果真的拿不回来钱，就把萧红卖到妓院。这一年萧红21岁，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怀孕7个月的她面容憔悴。
 
无助的萧红只有求救，她想到了曾经投过稿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收到信的是该报副刊部的主编裴馨园。出于同情，他立即派人去看望萧红。就在萧红最痛楚无助、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她遇到了萧军，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在谈话中，萧军无意中发现了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红的才华打动了萧军，他带着萧红逃离了恶浊的旅馆，将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在那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萧红产后的身体十分虚弱，又因为交不出医疗费，迫于生活的压力，萧红含泪把刚出生的女孩送给了别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爱了。在萧红和萧军相爱的1933年到1936年，萧红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就有奠定了萧红文学地位的《生死场》，那年，她只有24岁。此间的他们生活是极度贫困的，她写与萧军在哈尔滨的窘迫生活，他们没钱，没食物，用脸盆喝水，幻想着美味，简直要成为“受冻受饿的犬”。
 
日子是艰难的。但因为有爱，她那苍白的脸上还时有红晕。
 
但是，到了1936年，他们的爱情神话也走到了尽头。萧军性格暴躁，具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他暴烈的性格也带进了和萧红同居的生活中。他的粗犷、暴躁和萧红的阴柔、细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曾当着众人的面打过萧红，以至于把萧红打得遍体鳞伤。“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

1938年2月，萧红和共同生活了6年的萧军在西安分手了。
 
不久，另一个作家端木蕻良出现在萧红的生活中，极度的软弱感和无力感使她很快就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了他身上。1938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
 
与萧军认识，萧红怀了别人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她又怀了萧军的孩子。命运总是在给萧红捉着残酷的谜藏。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在31岁那一年，她带走了自己的爱情。
 
二  萧红与《生死场》
 
《生死场》（1935）是萧红的成名作。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富有乡土色彩的生活图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小说发表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男权话语的宰制。同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奴隶社”的另两篇作品，都由鲁迅主持出版)一样，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家民族利益的标准下得到认可的。
 
用“抗日爱国”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众所周知，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作为“奴隶丛书”的编者，胡风作后记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相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样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经验，由于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蕴，因此，女性的身体就不能不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其次，在小说的后七章中(全书共十七章)，萧红笔锋一转，从女性世界伸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国家民族主义进入村民意识的过程；这些描述不仅把“男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刘亚洲《战争让女人走开》，从反面证明了萧红的观点。
 
批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题材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细节，何以直到后几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譬如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叙事者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妇女生育世界。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传宗接代无异于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她的同情闪现在类似下述场面的描写里：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
 
然而，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窗外墙角下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叙事者频繁地将人的性和生育与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在一起，时时几近讥刺：
 
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美丽的月英瘫痪之后，受到她丈夫的折磨。当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她们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在粪便里。“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就这样被折磨成形状可怕的怪物，“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
 
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在她胳臂上。月英终于死了，那是在她亲眼从镜子中目睹了自己身体的毁形之后。
  
女性主义的思考
 
女性的悲剧常常不在于软弱，而在于对男人的依赖。这是男权社会千万的必然结果，附庸地位和心理上的扭曲是男人们最期待的，几千年的男权统治，终于让女性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最成功的女性也难以摆脱这种命运，那么多明星嫁更富的人，不管年龄多大，就是最好的例子。
 
沈从文的翠翠那么柔弱，正是男人心目中的最佳爱情载体，而不是婚姻，体现了男权社会对情人的想象，被高度评价也是因为评价者多数是男人。《圆圆曲》（吴伟业）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成为男人的财产，成为权力之颠的男人的争夺物品。李自成，吴三桂。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宣布了一个妓女想得到平等爱情的不可能，白居易《琵琶行》则给出一个风尘女人的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老大嫁作商人妇”。
 
爱情婚姻是女人的头等大事，有了它才有了她们的一切，就是为人妇，才有其他的快乐，才有生存的根本，但她们都得不到。
 
张爱玲性格坚强，尚能自立，爱情受到伤害则离开，表现了一个现代女子的独立意识，且有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思考。萧红则软弱得多，一直受到男权社会压抑，却一直期待一个强大的男人来照顾她，结果一次次受骗，一次次受到沉重的打击，造成英年早夭的才女悲剧。而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比张爱玲是更现实也更触目惊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