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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泉:韩愈《祭十二郎文》教案
【时间:2007/9/8 】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大学语文网站2007-4-24 】 【作者: 魏泉】 【已经浏览7681 次】

本课主题:

1, 介绍唐代的著名文人韩愈,他的文章特点兼及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
2, 疏讲课文《祭十二郎文》,兼及课本中的其他几篇祭文如袁枚《祭妹文》和宗璞《哭小弟》;
3, 介绍古代文体中祭文的格式。

韩愈的生平

全唐诗·诗人小传·韩愈

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韩愈,字退之。祖籍是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郡望为昌黎,常自称“昌黎韩愈”,后人亦称韩昌黎。晚年官吏部待郎,又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文”,所以人们尊称为韩文公。

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出生刚两月,他母亲便去世;三岁,父亲又去世。孤儿的他只好由长兄韩会及嫂抚养。七岁开始刻苦读书。十二岁,因韩会被贬韶州刺史,他随兄嫂第一次到岭南。不久,兄韩会病死,只好随寡嫂北归河阳。十三岁就能写文章,师从当时名人独孤及、梁肃,他究心古训,潜研经史百家。

唐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一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

途经蓝关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的名字的由来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年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字书,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便问:“嫂嫂,您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您不必再翻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说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

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
 
到京城后,他自恃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了,他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又一连经过三次考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完婚。

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

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息,科场失意乃常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韩愈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个新名字。

韩愈的文章风格

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众体兼长

1.论说文——内容丰富,说理精辟,逻辑严密

韩愈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最擅长写论说文。例如《原道》集中表达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原毁》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又如《师说》从正反两面论述了从师之道,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想法,在当时固然有进步的意义,在今天也还有参考的价值。这些论说文都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

2.杂文——想象丰富,寓意深远

论说中较有文学意味的是一些“杂说”。例如《杂说一·说龙篇》、《杂说四·说马篇》、《获麟解》等,借助龙、马或麟的遭遇,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感,寓意委曲深至,构思精巧缜密。

3.记叙文——文学性高,人物生动,形象鲜明,笔触幽默

韩愈的记叙文,包括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也有很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如《张中丞传后叙》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死守睢阳的事迹,慷慨悲壮、可歌可泣。其中南霁云断指斥责贺兰进明一段尤为精彩,着墨不多,而南霁云之英勇形象已呼之欲出。其它如《毛颖传》等传奇小说体作品,寓庄于谐,妙趣横生,别是一副笔墨。

4.抒情文——感情充沛

韩愈的抒情文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一反传统祭文的固定格套,用自由的散体来抒写悼念亡侄的悲痛。琐屑家常的诉说,融注了作者诚挚的骨肉之情与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长歌当哭,凄楚动人。《送李愿归庞谷序》也是一篇近于抒情散文的名作、作者以淋漓尽致的笔墨,刻划富贵人家的奢靡排场、追名逐利者的卑屑丑态,和归隐者的冷落境况,愤世嫉俗之情跃然纸上。

二、气势沉雄

韩愈素仰孟子。孟子善养浩然之气,韩愈也说:“气,水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韩愈行文流利婉转,一气贯注,倾泻直前,真如江河流走,亮无遮障或者沾滞感觉。由于气势如虹,所以文章规模,宏肆雄放,内容丰富。宋代苏洵评论韩文时,说它有“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唐人皇甫湜评论韩文时,也说它有“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飙泪浪,浩瀚不滞”,都说明韩文行气雄奇的风格。

三、革新文体

韩愈提倡和标榜秦汉散文,但他坚决反对因袭模仿。他主张“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强调“唯古之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到了创作的时候,力求“惟陈言之务去”“师其意不师其词”,所以韩愈造句遣词,都极为简练清新,力求新创,不用陈腔。

四、字句特征

第一,字诘屈,奇崛生硬,以险怪为工;
第二,用字由华向朴,由难向易;
第三,句法由短而长,由整炼向自然疏散;
第四,充分用助词叹词,增加情态表现性;
第五,行文往往奇偶并用,散整错综,形成一种变化多姿的独特文体。

韩愈《祭十二郎文》(略)

十二郎即韩老成,韩愈侄,因排行十二,故称二十郎。这是一篇有名的祭文,有强烈的抒情性,文中对死者寄寓着无限深情。语从肺腑中流出,如泣如诉,写自己对死者的负疚、悔恨、哀痛,其披肝沥胆的痛苦情状,历历如在目前,使读者悲从中来,无从排解,这即是文章巨大艺术感染力所在。历代文学评论家对此篇评价皆高。

祭文的由来

在繁缛复杂的古代礼仪中,祭祀居于十分显赫的地位。《礼记》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作为古代宗教重要组成部分的祭祀活动,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和鬼魂崇拜的信仰开启了丧葬习俗的发生。《周易·系辞传》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祭祀的习俗日趋繁杂、隆重。在众多的丧葬礼仪中,作为祭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时至今日,仍有死以祭文哀悼的形式。

“浮生虽多途,趋死唯一轨”(韩愈《秋怀诗》之一)这是自然不变的永恒法则。但生者对死者的价值认同、情感寄托却为我们留下了更为可贵的东西。那些至情至性的艺术佳品,若对其产生根源有一认识,再细细品味,会更感其可读、可感、可传、可承。

在古代,人们产生万物皆有灵观念的同时,也就出现了祭祀。当时祭祀天地山川,往往有祝祷性的文字,称作祭文、祈文或祝文。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其文并无哀伤之意,与后代的哀祭文是两码事。而专门用来追念哀悼亲友丧葬的文字,古人常用的形式是诗歌。春秋之际,《诗经》中的《凯风》、《葛生》、《黄鸟》、《蓼莪》等哀诗,悲切伤痛,传诵于黄河流域。战国以下,屈原的《九歌》、宋玉的《招魂》、景差的《大招》等祭歌,缠绵悱恻,流播于江汉之滨。到了两汉,又有《薤露》、《蒿里》等挽歌,哀音纤徐,声绕闾里。所以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曾说:“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最早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金縢》:惟尔元孙某,遗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干天,以旦代某之身。

写周武王病笃,周公旦祷于三王,请以身代,史官纳其祝册于金縢之匮中。虽仍属于祭天祈祷之词,但毕竟悬念生死,情切骨肉,可视为哀祭散文的萌芽之作。其后,周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宗法礼教制度,特别重视厚葬,王公贵族卿大夫死后,都要在祖庙前举行祭奠仪式,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表彰死者功绩,并确定其谥号。儒家又把此种仪礼伦理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周礼》郑玄注称:“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诔也就成为古代哀祭文的早期形式。同时《礼记·曾子问》中还规定“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又给它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等级烙印。最早的诔,据《檀弓》所载为鲁庄公诔县贲父、卜国,认为“士之有诔,自此始也”。但只有记事,而无诔辞。现存最早的诔辞,为《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旻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全文虽只短短数语,但词哀情切,体现了“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抒情特征。因诔辞必经宣读,其中“呜呼哀哉”的呼号语,就被以后哀祭文所广泛套用。

两汉之间,诔辞盛极一时。其体例大致为:“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也就是前列小传,记叙死者生平,表示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托哀悼之思。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之先例。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哀、吊两体从文辞上说,要求“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刘勰《文心雕龙·哀吊》)。一般都前有序言,后有韵语,与诔辞近似。所不同的是早期哀辞“率以施于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晋挚虞《文章流别论》)。

曹操的《祭桥公文》:为正式以“祭文”命名的开始,内容专以悼念死者为主,且追述“临时戏笑之言”,收尾又使用“尚飨”一词。这种写法,打破了以往常规,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而成为后代祭文的基本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哀祭文除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而表现在形式上的,由于本期骈体垄断文坛,一切文牍书翰,风行骈四俪六。可见当时连祭文也骈偶化了。同时祭文的格式也进一步趋于完备。如东晋殷允的《祭徐孺子文》开始为:“惟太元六年龙集荒落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芗合,一簋单羞,再拜奠汉故聘士豫章徐先生。”具体点明时间、职务、主祭人、祭品以及死者,从此就成为祭典开场白的定格。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只是由于赋体、骈体接近于诗歌,尚有利于表达感情,所以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的。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本期谥法简化,谥议废除,正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的:“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同时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骚体、长短句过渡。如韩愈悼念欧阳詹、柳宗元悼念吕温的文章,既称“诔辞”又称“哀辞”,可见二者基本上已经合流。到了北宋,“南丰(曾巩)、东坡(苏轼)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明吴讷《文章辨体》),哀辞终于取代了诔辞的地位。

唐宋八大家及其他名家的哀祭佳什,篇帙纷陈,美不胜收。其中以散体称誉于世的,有陈子昂的《祭韦府君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白居易的《祭浮梁大兄文》、李商隐的《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等,而又首推《祭十二郎文》,此文在内容和写作上均不依旧法。不写十二郎个人事迹,只写早年的困苦家境,成年后的暌违远隔,末尾写噩耗传来时的悲痛哀绝: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易其有极!

真乃字字血泪,哀哀感人,曾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以韵文称誉于世的,有王勣的《祭杜康文》、张说的《祭元十郎文》、李翱的《祭韩侍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苏辙的《祭亡兄端明文》等。而又首推《祭石曼卿文》为代表作,此文首先慨叹死者声名之不朽,继悲死者墓道之凄凉,然后追忆过去交往之真挚;从应该忘情达观立论,却以终不能忘情作结,文笔突兀,音节抑扬,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亦被誉为千古绝唱。特别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两语,常被后代祭文所引用。

当然,从写作风格来对比,唐宋祭文还是各具特色的。唐文以情胜,宋文则以理胜。

总之,古代的哀祭文从诔辞开始,经过哀辞、吊文和祭文的沿革,一直发展到现代白话文的悼词、悼念文章、唁电等,清楚地显示了我国哀祭文体伴随着社会演变而向前延续和发展的轨迹。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说:“祭奠之楷,宜恭且哀。”很能说明哀祭文抒情性应用文的特点。“恭”指对死者的敬惜之情,“哀”指对死者悼伤之意。只要情意真挚,文词的藻饰倒在其次,甚至好的哀祭文颇以文词的雕琢为忌。《文心雕龙·哀吊》所说的“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正是这个道理。

祭文的例子(见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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