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P.1-7
旷世奇才的畸变心灵--徐渭的病态人格及其文学创作
刘玉平
摘 要：徐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狂狷"之士,其颠狂怪异的人格形态的形成,既受到时代思潮与社会风尚的影响,也与他个人生理与心理的病变有密切关系.不幸而痛苦的人生造成了徐渭心理的病态,而心理的病变又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奇特甚至怪异的风貌.
关键词：病态;狂狷;躁狂症;情绪饥饿;缺失心理体验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3)03-0001-07
作者简介：刘玉平(1956-),男,四川荣县人,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作者单位：刘玉平（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南充,637002）
收稿日期：2002年10月12日
出版日期：2003年5月25日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著名诗人、画家、戏曲家和戏曲评论家徐渭的人格形态与创作心理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既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疯子",进步的时代思潮把他从封建科考的痴迷者塑造成为封建礼教的反叛者,不幸的人生遭际却逼得他精神崩溃,最终发疯发狂。对于徐渭的颠狂,过去人们总是更多地强调其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而相对忽略了它的心理学意义,忽略了作家人格的个体差异。探索徐渭心灵畸变的历程,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作家的生存状态对其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更加全面地认识人与文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徐渭本人的现实人格、创作心态和人生悲剧。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初字文清),别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他生前尽管才华横溢,文学艺术天份极高,在诗文创作、绘画、书法、戏曲创作以及戏曲评论领域内均有所建树,但由于自身既无显赫家世、功名爵位,又不喜攀附权贵、不善与人接交,加之"中被诟辱,老而病废",故在长时期内"名不出于乡党"[1],最终在寂寞孤独中告别了充满苦难的人生。徐渭逝世五六年后,明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袁宏道才于友人家初次见到徐渭的诗文集,读后大加赞赏,称为奇绝。正是经过袁宏道的大力推崇,徐渭的文名才逐渐远播,影响日大,褒扬之声不绝于世。
一、奇异的人格形态
徐渭在晚明享有盛誉,人们品评其为人,欣赏其创作,常常冠之以"奇"字,例如梅客生寄书袁宏道称①徐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2],磊坷居居士所作《四声猿跋》曰:"徐山阴,旷代奇人也。行奇,遇奇,诗奇,文奇,画奇,书奇,而词曲为尤奇。"[3]纵观徐渭一生,为人处世之奇是以"狂狷"的人格态势体现的。他放纵天性,豪荡不羁,好饮酒,常于大醉之后狂呼乱叫,或凭借酒力吟诗作画;喜骑毛驴出游,雪中泥中皆能自得其乐;曾经头顶芭蕉叶在大雨中吟诗,也曾鬓角插着梅花赏雪;与人交往不拘礼法,为总督胡宗宪幕客,"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4]"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更有甚者,"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1]。徐渭的上述种种狂狷、奇异之举,并不完全属于个性特点的表现,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解放已蔚然成风,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大批离经叛道、率性自为的狂狷之士,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徐渭与风流放诞、疏狂玩世的唐伯虎,放言无忌、不拘形迹的李贽以及追求闲适、自称"余性狂僻"[4]的袁宏道一样,其行为都明显打上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不过,徐渭的狂与奇又与唐、李、袁等人有着鲜明的差异,后者不受拘束、悖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慕奇好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的潮流,而在徐渭身上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个人生理和心理病变的影响,狂放之中透露出病态的迹象。徐渭在中年时期就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到了晚年病痛加重,饱受折磨,他本人在《海上生华氏序》一文中是这样描述自己发病时的情形的:
予有激于时事,病甚。若有鬼神凭之者。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日数合,无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遍国中医不效。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也描绘过徐渭狂疾的表现症状:
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根据现代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断定徐渭所患精神疾病当是癔症,这是一种由心理因素或暗示、自我暗示而引起的疾病,表现为急起、短暂的精神障碍和身体障碍,病发时通常出现情感突然爆发并尽情发泄、哭笑、吵闹、扯头、撕衣、撞墙、打滚等症状[5],徐渭自己和袁宏道所描绘的现象正是典型的癔症症状。此外,徐渭的人格还存在着偏执型障碍,其为人敏感多疑,自负固执,与人接交时的狂放和对于富贵人士的傲视,均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明显带有偏执的特征。他多次自杀未遂,而导致其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其心理因长期警惕着外来的迫害而不堪重负,其生存危机感固然有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但不排除由于精神过度紧张而导致幻觉的出现,从而在主观上夸大了危机的程度,并导致精神的最后崩溃。徐渭对其后妻的贞操始终心存怀疑,同郡后辈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说他"为人猜而妒"。袁宏道也说他"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这些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因猜忌而杀人,这显然也不是正常现象,而是病态心理导致的恶果。从总体上看,徐渭不具有健康的心理状态,他的心理功能严重受损,不能有效地保持心理和行为的统一,无法有效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社会适应能力很差,个人心理持续处于应激、焦虑、忧郁等状态中,严重脱离现实,难以成功地胜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角色,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二、病态人格形成的原因
造成一个人心理、人格变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生物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导致一个人心理、人格变态的生物学因素"是指遗传、体质、体型、神经类型、生理生化和免疫系统的特征等,它是因素群中最基本的因素,是心理学因素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所作用的物质承受者。[5]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全面了解徐渭的生理状况,不过,以下几点情况大致可以确定。第一,从现存有关徐渭父母及其兄长等家人的史料记载来看,徐渭的家庭应当不具有精神病的历史,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遗传的可能性,那么,造成徐渭生理和心理病变的原因主要或全部来自于后天。第二,长期贫困潦倒以及缺乏规律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徐渭的身体健康。科场的失利使他30刚出头就头发变白,又由于不事生业,治家无方,故晚年常处于"苦饥亦难支"、"尽日长苦饥"的困窘之中,从徐渭的诗作可以看出,为了维持生计,他经常变卖家中值钱的物品,如书、画、剑、貂、磬等,加之饮酒过度,常常是酩酊大醉,这一切都有悖于养生之道,使徐渭不可能具有一个健康的肌体。早衰多病的体质承受外来压力和打击的能力相对较差,而且生理的某些病变还会引发某些精神疾病的产生,例如"去甲肾上腺素与甲状腺素两者的相互作用则可能导致抑郁症和躁狂症"[6],而徐渭身上就有躁狂症的表现。第三,徐渭的现实行为表明,其神经系统兴奋活动强于抑制,在神经过程中明显地表现了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特点,而这一点决定了徐渭的精神疾病类型属于躁狂而非抑郁。研究一个人病态人格形成的原因,必须充分注意到其心理学方面的各种因素,包括他早期和后来的生活经验与人格发展情况,以及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情绪倾向、动机系统、行为习惯、智慧特征、信念和人生观等,因为心理学因素虽然是在生物学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时刻给予生物学因素以深刻的影响,同时,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一般也必须通过心理学的因素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重点分析徐渭病态人格形成的心理学因素。徐渭是被生命的痛苦逼疯的,他的颠狂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痛苦中挣扎的特殊表现。
徐渭的一生是充满不幸与痛苦的一生,这首先表现在他被剥夺了应当从家庭里所获得的基本安全感和血缘归属感。在中国古代伦理文化背景下,家庭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是巨大的,而徐渭却没有从自己的家庭中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当他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就因病去世,可以说徐渭从来就没有感受到父亲对一个人生存与成长的巨大作用,父爱的过早失缺使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了缺少安全感的状态之中。徐渭的生母是其继母苗宜人的伺女,卑微的家庭地位剥夺了这位弱女子抚养亲身儿子的权利,徐渭是在继母的抚养和教管下长大的,在徐渭十岁那年,由于家庭生活的贫困,徐渭的生母和一批仆人被继母驱遣出了徐家,这一事件给徐渭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尽管苗宜人由于自己没有生育而对徐渭疼爱有加,并在家庭内部的争斗中给予了保护,可这并不能消除儿子被夺去生母的内心痛楚,更何况继母又在徐渭14岁时不幸病逝,徐渭从此失去了那个家中仅存的一点爱。徐渭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都比徐渭大20岁以上,对于年幼的弟弟,兄长们并不存爱怜之心,徐渭成年后在回忆兄弟关系和自己当年的处境时这样写道"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不无辛酸与悲愤。徐渭这种缺少亲情抚慰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显然不利于其健康人格的培养,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衡量一个人的心理、人格是否健康,主要是看个人是否能够很好地适应环境,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生活在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中,从小就被剥夺了愉快的情绪体验,出现"情绪饥饿",那么,他的心理就难免发生畸变,要么变得顽固、冷酷、残忍,要么变得孤僻、怯懦、抑郁,产生与人正常交往的心理障碍[1]。徐渭性格暴躁,不善与人相处,在家中他嫌弃辱骂自己的继妻,在胡宗宪幕中,"或以睚眦中伤人"(《绍兴府志o序志》,其性格的缺陷与以后出现精神疾病都与他的早年经历和人格发展状况有着直接关系。
徐渭的不幸还表现在他几次婚姻的失败。徐渭先后结过四次婚,其中两次都是因为生活贫苦而入赘妻家为婿的,无法自己作主的生活,寄人篱下的感觉,对于封建伦理社会中的一个成年男子来说,无疑意味着屈辱,标志着人生的失败。虽然他与第一任妻子潘氏感情甚好,可是这仍然无法抹去入赘带给他心灵上的阴影,更何况两人结婚仅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了,这无疑又加重了徐渭心灵的创伤。由于妻子的去世,他失去了继续在岳父家立足栖身的依据,又由于入赘妻家,他被夺去了继承徐家产业的权利,当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相继去世后,徐家的老屋在一场诉讼之后被族人占据,一无所有的徐渭彻底丧失了家庭归属感,被整个家族抛弃的他,生命被置于飘泊无依的状态。中年以后,徐渭在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婚姻后娶回了张氏为继室,在形式上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是他并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性爱的幸福,婚后一直怀疑妻子不贞,长期生活在猜忌与不安之中,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最后终于在暴怒中将妻子击杀。为此,他入狱达七年之久。通过对现存资料的分析,徐渭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徐渭对继妻的怀疑是无端的,是其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他的杀妻惨剧也是"由他的妄想信念和由此出现的幻觉引起的"[8]。我们基本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认为有必要指出,是徐渭早年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缺少爱的体验使他对别人既缺少爱心也缺乏信任,他对妻子的怀疑和虐杀充分暴露了这一点。
徐渭的人生不幸更表现在他步入社会后始终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根,其社会归属感同样被无情地剥夺。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古代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走读书做官之路,将进入仕途、获得一官半职视为人生价值的确证,被统治集团接纳是众多走出家门的文人梦寐以求之事,因为他们可以由此获得一种社会归属感,并满足自己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过,由于社会制度和个人条件的诸多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愿以偿,绝大多数士子都将不幸成为统治者的弃儿,徐渭则正是这不幸队伍中的一员。不容置疑,徐渭读书的天分很高,陶望龄说他"性绝警敏,九岁能属文。年十余,仿杨雄《解嘲》作《释毁》。"成年以后,徐渭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自称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可以说在这些领域以及戏曲创作方面都具有较高的造诣。可是这样一位才子却在科场上屡屡碰壁,从20岁到40岁,他先后九次参加考试,20岁考秀才名落孙山,后经苦苦哀求,特许复试,勉强上榜,被录取为县学生员,以后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他连考八次,每次赴杭州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徐渭屡败屡考的现实行为,我们显然不能仅仅用官迷心窍、中毒太深来加以解释(当然不应排除这方面的因素),联系徐渭的处境和性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科考场上的执着与不懈,很重要的一点是受摆脱生存危机、拯救自我的内在动因的驱使,应该具有抗争的意义。徐渭自负其才,自视甚高,自然不满现实处境,他将自己比作大鹏、鸿鹄,其诗曰:"大鹏奋南徙,岂为北海龙?"(《入燕》)"总余燕雀姿,而怀鸿鹄谋。所志贵振刷,焉能守隅丘"(《蒋扶沟公诗》),"安得秦时人,化作大鸟飞?"(《寄莫叔明》),始终不甘沉沦,强烈地渴望着拥有展翅高飞、搏击长空的一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实观自己的理想,才能证实自己的才华,也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为此,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苦苦追求,殚尽心力,以致于32岁时便毛发就衰,鬓角全白,可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辛苦的奔波。面对一次次残酷的打击,徐渭有过牢骚与怨愤,"十竭九不荐,那能长作儒?……风雷亦何恨,只是恼凡鱼",他的一腔热血逐渐冷却下来,直至晚年终于彻底看清了科场的黑暗,真正认识到导致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女状元》),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正出于他对自己人生悲剧的经验总结。徐渭的科举梦醒了,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心交瘁,健康受损,而梦醒之后,又被一种巨大的悲凉和绝望所包围。功名未就,年华不在,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全部心血付之东流,当他站在明太祖的陵墓前反思自己时,不得不证实自己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抛弃这一残酷现实,"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痛苦的呻吟中包含了多少人生的辛酸与无奈!当徐文长发现自己的确不属于这个社会,不属于这个朝代,甚至不属于这个世界时,便被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出现,对于徐渭的生命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位一度大权在握、威震东南的朝廷重臣给了徐文长施展才能的一席之地,初步满足了徐文长实现自我的需要。在徐渭科场失利、婚姻失败、家园失落、人生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负责浙江一带抗倭斗争的胡宗宪经过数次征召,将他召进了幕府,奉为上宾,宠礼有加,不仅不计较他的无礼举动,而且对他言听计从。据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胡宗宪不但给了徐渭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且还给了他机会和希望。徐渭在承担胡府大多数文字应酬工作的同时,还参与和谋划了多次抗倭战役,"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2],这一切昭示着徐渭命运转机的到来。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朝廷的政治斗争导致权臣严嵩失宠下台,胡宗宪受到牵连,先被罢官,后遭逮捕,最终死在狱中。胡宗宪的被捕给徐渭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第一,徐渭自我实现的愿望由此化为了泡影,精神无处寄托,重新坠入深渊的感觉使徐渭的心绪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尽管徐渭并不甘心长期充当一名刀笔小吏,正如他在《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一诗中所言"帏中幕下岂所志,有托而逃世莫知",但是,胡宗宪毕竟对他有知遇之恩,使他度过了人生最为光彩的岁月,因此,他必然会对胡宗宪的被捕作出强烈的反应。第二,徐渭在失去胡宗宪的庇护之后也彻底失去了自身的安全感,其心理一直处于惶恐惧怕的状态之中。徐渭在胡幕中曾经起草了大量的为皇帝和权贵们歌功颂德的文书,其中包括给严嵩的,因此他害怕朝廷的追究。另外,由于往日盛气凌人,树敌结怨太多,当背靠的大树倒塌之后,他又害怕小人的报复迫害。为了避祸,徐文长开始装疯,由于其精神不堪重负而彻底崩溃,最终他真的疯了。徐渭的精神病变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患病前,由于心理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焦虑、紧张的状态,其行为通常会出现失控的现象;患病以后,躁狂症虽然在一次又一次发作之后得以控制,但始终无法根除,故精神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躁狂的状态中,其人格也必然会显示出一些不正常的形态。徐渭在临终前为自己作年谱,取名为《畸谱》,这表明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心理与人格的与众不同,"畸"既可以视为离经叛道,遗世独立,也可以表示生理和心理的病变。对此,我们在研究徐渭的文学创作时,必须给以充分的注意,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理状态与人格特点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创作。
三、病态人格与文学创作
在现实行为的层面上,徐文长狂放嚣张,任诞不羁,给人以一种"热烈"与外向的感觉,然而,当我们通过他的诗歌走进他的心灵深处时,分明还感受到了"阴冷"与深沉的另一面。在这一点上,徐渭与李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社会归属感被剥夺,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无法满足,长期失去愉快的情绪体验,徐渭和李贺一样,心理出现了孤僻、感伤、抑郁等情绪饥饿的症状,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李贺主要是通过诗歌创作来获得心理补偿,在虚幻的神鬼世界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徐渭则有所不同。他一方面以狂放怪诞的行为方式向整个社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努力地表达着个人的不满与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文艺创作来书写内心的愤激,证实自己的价值,并讴歌理想的人格形态。徐渭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这既是导向精神障碍的心理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心理特征和创作个性的来源。疯子的躁狂与文学艺术家的激情有时也会有相通之处,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艺术界里不乏例证,中国当代一位作家这样说道:"徐渭发病时用铁钉猛扎自己的耳鼓,很容易使人想起梵高发病时将自己的一只耳朵割下来送给心爱的女人。他们都属于那种一旦激情勃发便完全不能遏制的艺术天才。"[9]毫无疑问,徐渭属于那种情感丰富、性格偏狂的文艺家。他目空千古,独立一时,受内心激情的强力驱使,他常常以"啸歌"的方式抒写孤愤,或哭或笑,不拘一格,任意挥洒,文无定法。徐渭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压迫,痛苦与愤怒使他的心理长期失去平衡,由是便获得了一种心理学家所说的"缺失心理体验"[10]。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作家一旦获得了随机性的艺术触发,便可以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创作动力。徐渭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化为充满激情的呐喊,他要在呐喊中解脱痛苦的折磨,寻求心灵的平衡和精神的升华,此时,给他带来生理痛苦的躁狂可以赋予他一种自发的和自由的抒情能力以及强烈的创作冲动,从而使他的作品能够揭示出文艺创作的本质。徐文长笔下出现了众多的狂人、奇人形象,其中有"举觞白眼望青天"的袒腹卧松者(《画袒腹卧松者》),有"不醉亦骂坐"的友人形象(《哭王丈道中》),有湖边沙际"一丝不挂任天真"的老人(《弩子歌赠汪山人》),有"醉卧人家楼上床"却"从来不乱雌雄匹"的高人(《握锥郎》),有"雄才似木兰"的西北妇,更有女扮男装或沙场建功或科场扬名的雌木兰与女状元以及击鼓骂曹的狂狷之士祢衡(见《四声猿》)。这些人物一般都具有不受礼教束缚,任情而动,超凡脱俗的人格特点,其行为都显示出反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与徐文长属于同一类型。现实生活中的徐渭本身就是一个"生平见雪颠不歇"、"是夜沿门乱呼酒"的"颠子"与"狂人",他的颠狂举止是他用以发泄内心不平之气的特殊方式。与此相对应,在文艺创作上他喜欢选择狂人、奇人形象加以表现,同样是为了寄寓自己满身的狂气和满腔的激情,所以,在描绘上述形象时,笔尖始终贯注着一股强烈的不平之气,时而为他们的奇情异行大声叫好,热烈称颂,时而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悲伤不已,毫不掩饰自己悖离传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四声猿》是一组为徐渭赢得文坛盛名的杂剧作品,其中包括《狂鼓吏》、《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这四个短剧。《四声猿》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语言手法,都显示出"奇"的特色,徐文长借古喻今,借人说己,借狂发愤,指驴为马,寓庄于谐,牢骚之气,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前人评价此作,或曰:"《四声猿》之作,俄而鬼判,俄而僧妓,俄而雌丈夫,俄而女文士,借彼异绩,吐我奇气,豪俊处、沉雄处、幽丽处、险奥处、激宕处,青莲杜陵之古体耶?长吉庭筠之新声耶?腐迁之史耶?三闾大夫之骚耶?……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11]或曰:"渔阳鼓快吻于九泉,翠乡淫毒恨于再世,木兰春桃以一女子而铭绝塞、标金闺,皆人生至奇至快之事,使世界骇诧震动者也。"[11]这显然都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进行分析和加以评论的,所言虽然都充分肯定了《四声猿》的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但是也都忽略了作品组合上的一些不大正常的地方。《四声猿》的确存在着令人费解之处,例如其中剧与剧之间,单剧与总标题之间,明显缺少应有的逻辑联系。本来,该组剧的取名来自"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一古民谣,徐渭将自己的四部短剧比喻成四声猿鸣,无疑是想借此揭示自己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准确地说,他是要通过这些作品来发泄内心痛苦的情绪,作人生的哀鸣。然而,事实上这四部作品并没有显示出足以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如果说《狂鼓吏》一剧写祢衡痛骂曹操,尚且可以视为"琵琶反弹",是以长歌当哭的形式来发泄内心的激愤与不平,从而显示出与"猿鸣"一定联系的话,那么,《雌木兰》与《女状元》是以歌颂为主题,而且赋予两位奇女子以喜剧般的结局,就不可避免地淡化了作品"人生哀鸣"的悲剧意义,至于《玉禅师》二出由于本身的主题就不够明确,再加上题材所内涵的宗教意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价值,所以更是无法让人将它与剧作家的"人生哀鸣"联系起来。此外,《玉禅师》的文化内涵与其他三部作品全然不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显得非常牵强。上述问题的存在,可以说明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徐文长在创作《四声猿》时,头脑不甚清楚,思维比较混乱,考虑问题不太连贯,缺乏应有的逻辑性,跳跃性较大,艺术构思呈现出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他的毛病,这种思维障碍足以表明徐渭的精神的确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种不正常既给他的作品抹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也给读者正确解读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由于长期缺少世间温情的抚慰,加之人生道路上屡次受挫,徐渭内心的激情在很多时候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被迫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啸歌写孤愤是一种,以阴冷怪异显峥嵘不平则是另一种。我们发现,以狂狷外放著称的徐文长又常常以低沉的情感基调去展示自己内心的伤痕,去描写幽冷的意境。在徐渭诗集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被诗人涂抹上一层晦暗的色彩,其中有一部分是描写自然山水景物的。徐渭在对自然山水作审美观照时,既定的主观心态赋予他奇特的审美眼光,使他特别欣赏那些阴冷甚至有些血腥的场面,并且选取一些暗重的语言、采用艺术变形的手法去构成惨烈怪诞的意境,兹举数例为证:
溪山孕铁英,怪石穿水黑。---《自浦城进延平》
一江鱼鳖浮尸出,八尺龟螭卧绢黄。---《曹娥祠》
古松旧柏黑成迷,绿瓦丛中一雉飞。---《天坛》
老树拿云空,长膝网溪翠。碧火冷枯眼,前山友精祟。老石万片焦,飞湍千里射---《夜宿丘园诗》
白日午未倾,野火烧青昊。蝇母识残腥,寒唇聚秋草。……阴风噫大块,冷艳拦长岛。---《丙辰八月个七日,与肖甫侍师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冈背观潮》
阴风吹火火欲燃,老枭夜啸白昼眠。山头月出狐狸去,竹径归来天未曙。---《阴风吹火篇》
盖溪树老旗神庙,高可百尺粗五抱。春深细叶缀苍蝇,夏末凉风呼赤豹。老鸦十万一枝容,下攫牲肠与人夺。---《旗蠹树》
苍鹰播风摆赤血,老且嚼带流清涎。---《嘴中增张子先》
这里有与李贺诗歌太多的相似处,徐渭在写《阴风吹火篇》一诗时说自己"戏效李贺体",这说明徐文长是在有意识向李贺学习。徐渭之所以对李贺的创作手法和创作风格表示认同,是因为两人有着相通的人生体验,共同的情感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同的审美趣味。我们在分析李贺的创作心理定势时指出,李贺常常刻意选取色彩浓郁而暗重的语言,创造凄烈神奇、意境怪诞的形象世界,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并表达隐藏于内心世界的哀愤孤激之思,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徐渭。徐渭擅长绘画,而且喜欢在画上题诗,在他的诗集中有相当数量的咏梅、菊、竹、荷、牡丹、水仙、鹰等题画诗,通过这些作品中的形象,人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诗人托物言志的良苦用心,例如他或借雪中之竹"掩节埋清折好梢"(《雪竹》)的遭遇,表达自己难以消解的千丈积恨,或欣赏经过风雨洗礼之竹"儒寒道瘦任人看"(《竹》)的韵昧,或通过梅花着地的场面抨击"从来万事嫌高格"(《王元章倒枝梅画》)的丑恶现实;另一方面还可以欣赏到徐渭与众不同的奇特的想象力。题画诗创作往往需要将由线条和色彩构成的形象转化为由语言和文字表现的形象,徐渭在进行形象转换时充分显示了自己思维特别发散,联想十分丰富的特点。同样是写竹尾,同样是用比喻,他时而喻之为青蛇(《竹石》),时而称之为"阜龙"(《写倒竹答某饷》),时而又视之为鸾尾(《画竹》);石头在他眼里"如鹰啄兔拳"(《竹石》),螃蟹的肚子,则被他看成"团团董卓脐"(《题画蟹》);唐代贺知章咏柳将二月春风想象成剪刀,徐渭咏牵牛花则将此花叶子之美归功于青云的剪裁;一般诗人写葵花往往要突出其向日的物性,而徐渭画葵咏葵则让海鸟与之为伴,以表现其"少日"(《葵》)的生存处境,并给以同情。在很多时候,徐渭的思维都没有按常规进行,他的思维指向具有明显的"我向"性,即不求适应现实而求表现内心,不求寻找真理而求满足欲望,所以思维常常不受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的支配,而是跟着感觉走,呈现出非理性的色彩。正是这种与精神病人相通的思维特点,将徐渭带进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世界,他可以任意驰骋想象,展开幻想,可以保持创作的自由度和鲜明的个性色彩。徐渭之所以能够在创作中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在诗歌里得心应手地运用奇特的想象和新奇的比喻以及在戏曲选材和写作手法上大胆突破,不拘一格,与他思维的非逻辑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是在一种病态中追求着心灵的自由。徐文长一生都在痛苦中挣扎,痛苦是他创作的源泉,人生的苦难无情地扼杀了他的梦想,却成就了他的文学艺术创作,从这一意义来讲,不幸的徐渭又是幸运的!
参考文献:
[1] 陶望龄.徐文长传[Ａ].徐渭o徐渭集[Ｃ].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袁宏道.徐文长传[Ａ].徐渭o徐渭集[Ｃ].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袁宏道.徐渭集[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袁宏道.袁宏道笺注[Ｍ].
[5] 郑晓边.心理变态与健康[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6] 郑维康,黄 海.变态生命的心理分析[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游季甫,田守铭.青少年社会心理学[Ｍ].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8]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Ｍ].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9] 廖京全.苍凉白发[Ｊ].四川文学,2000,(7).
[10] 克雷奇.心理学纲要[Ｍ].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6.
[11] 钟人杰.四声猿引[Ａ].徐渭o徐渭集[Ｃ].澄道人.四声猿引[Ａ].徐渭o徐渭集[Ｃ].北京:中华书局,19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