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坛高手林立，其中最富创意的水墨花鸟画大师当推徐渭（1521—1593）。徐渭，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文长。他处在一个文人步履维艰的明代后期，终生未能得志于“功名”，还屡遭厄运，常因他事而使清名被辱，以至精神几乎失常，后因误杀妻子而下狱服刑，出狱时已年逾五十。饱经沧桑的生涯形成了他吟诗作画的狂放性格，给后世留下许多趣闻，但多半属于附会，未必真实。由于长期贫困潦倒，他极易与下层人民接近，在画坛上确与众不同。

徐渭的诗书画文全面发展．对书法颇多自负。他认为自己的写意花鸟得之于书法修养，曾说：“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艺术上更显泼辣，“不求形似求生韵”，虽狂涂乱抹却横生意趣。喜作水墨葡萄、牡丹，以隐喻自己怀才不遇，借物抒惰，以物喻人，为后来不少名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等所效法。

徐渭所处的时代

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纵观画史，历经千年演变，至宋时，院画兴盛，画科分类；而元代则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彪炳史册；明代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可谓名家辈出，流派纷繁，山水、人物、花鸟各种画科，全面开拓，题材广泛，尤以山水、花鸟画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更大的创新，其鲜明的时代风格，确立了它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明代的书画艺术之演变与发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明太祖平定群雄，推翻了元朝统治之后，建立了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中心的封建帝国统治。朱元璋是明代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他不仅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思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还由于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生活的好坏。因而他竭力主张通过发展生产给民以“实惠”，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利用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客观条件，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恢复奴婢的人身自由，鼓励垦荒，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又以扶植城市工商业、手工业，打击贪官污吏、抑制豪强，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使政治形势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十余年经营，国力不断上升，至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在文化思想上明初也制定了各种措施，如开科取土，招揽人才；制礼乐，修图籍；搜求四方遗书，诏府州县立学等，于是文化大兴，文章诗词以及杂剧小说，均有相当的成绩。

在绘画方面，明太祖仿前代成例，召集各地著名画家，为宫廷服务。当时知名的文人士大夫有刘基、宋濂、杨维桢、高启、张羽；画家有赵原、宋克、王仲玉、周位、边文进等。边文进工花鸟，深得宋画院技法。著名的山水画家王绂，博学工诗，继承了元四家中王蒙、倪瓒画风，善画竹石，特别是墨竹，被誉为“明朝第一”。他们有的在元代即享有盛名，入明后其文风和画风影响年轻一代，这时期画风亦是元代的继续。

尽管如此，为巩固封建政权，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仍十分严酷。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皆被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宣德以后，明代经济、文化各方面兴盛繁荣，宣宗朱瞻基对艺术有广泛的爱好，尤其擅长绘画。

但自英宗之后，明帝国开始走向下坡路，宦官邪派互相勾结，弄权朝廷。到武宗之后，邪派形成阉党，控制朝堂内外，排斥正义之士进身。徐渭正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早年学儒，习八股，也想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走下去。然而政治的黑暗，社会风气的腐败，给他留下的却是一条饱经忧患、历尽坎坷的人生道路。家庭变故、乡痞侵夺、科场挫折，一代奇才颠沛落魄，不能得志。

虽是一介儒生，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报效国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参与意识，驱使徐渭不能容忍奸臣祸乱于内，外族兵临国门的政治局面。他想积极参加抗倭战争，北上边防重镇，参与筹划安边大计。然而，献身无路，报国无门，他只能把自己不幸的遭遇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熔铸于艺术形象之中，借助诗、书、画、戏曲，酣畅淋漓地倾吐满怀愤懑与不平之气。他的作品以直抒胸臆、不拘格律、表现“真性情”而永垂史册，对明晚期及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

徐渭（1521—1593）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大云坊的观桥庵东榴花书屋（即今绍兴市青藤书屋）内，取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青藤。

他家原是绍兴城里一个名门望族，据他的《赠族兄序》云：“吾宗居会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隽富贵老寿之人。”他的叔父徐钥是成化年间进士，徐滋是贡生。但这个家族在徐渭出世后，就迅速败落了。徐渭的父亲徐鏓，历任州县官，后因病退休，回绍兴原籍。原配童夫人生了两个男孩：长男徐淮和次男徐潞。童夫人中年去世，徐鏓又娶苗百户家一守寡的侄女做继室，即苗宜人。苗宜人未生育，徐鏓晚年纳苗宜人的侍女为妾，生徐渭。徐渭出世百日，其父即病逝。因是庶出，在封建社会，凡事都要低人一等，这于徐渭的反抗精神，有一定的作用。

不过嫡母苗氏因自己没有儿女，对徐渭很是宠爱，不惜花销，竭尽心力来培养他。徐渭天资聪慧，四岁时，长嫂杨氏去世，他已能代长辈迎送吊客。六岁时入学读书，即可诵几百字的文章，且记忆力颇强，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当时跟管士颜读唐诗，第一首诗便是岑参的《早朝》诗。后又拜过十多位老师，八岁就学做八股文章，其文思之敏捷今老师称奇。十岁，其二兄徐潞曾带他去见当时的山阴县知县刘昺，刘很喜爱他，对其文章批了不少赞美之词，并嘱其今后“务在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这对徐渭影响很大，故以后他曾将八股文“旷弃者十余年”。十二岁向陈良学古琴，十四岁时，不幸嫡母苗氏去世，生母因是妾，不能掌持家务，他不得不去依靠刚从北方漫游回来的长兄徐淮。与此同时，他向王政学习琴曲。十五岁又向彭应时学习剑术。其间，还拜绍兴文坛盟主陈鹤（海樵）为师，学习戏曲、绘画；向杨珂（秘图）学习书法。此外，汪应轸、萧鸣凤、沈炼等也曾是他的老师。因自幼处身于文人学士之间，对其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嘉靖十九年，二十岁的徐渭考取了山阴县的秀才。那时，他在乡里已有文名。同县潘克敬欣赏他的才华，将长女许配给他。潘克敬由北京锦衣名法给事官外放广东阳江县典史，顺道回乡，徐渭便随岳父去广东阳江结婚。此后，他离开长兄徐淮，住到潘家。徐渭仍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婚后不久，接到二兄徐潞客死贵州的噩耗，使他倍感伤痛。

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渭二十三岁，首次去杭州应乡试，未中，他又气又愧。两年后，长兄徐淮因服丹药中毒死亡，其父苦心经营的榴花书屋，遂被出卖。更不幸的是，妻子潘氏因生儿子徐枚，肺病加重，拖到次年亦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尽管岳父潘克敬竭力帮助他，但因妻子已死，科举又一再失意，嘉靖二十七年，他离开了潘家，迁往东城，开始过他的“居穷巷，蹴数椽，储瓶粟十年”的清贫生活。只在三十五六岁时，先后去浙江平湖教过书及去过福建的顺昌。

从他二十五岁一直到他三十七岁这十二三年中，他应过四次乡试，均未取。他一生共应过八次乡试，“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到死还只是个“秀才”。他的生活这时已经相当贫困，但这并不妨碍他关心时世。除了经常往来于山阴、杭州之间读书应试外，他还结交了不少当时有名的人物。在这些名人中，谢时臣、陈鹤、刘世儒、沈仕、沈明臣等都是画家，且在文学艺术上主张推陈出新，徐渭在与这些人物交往中，自己的才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画以外，南戏在当时非常流行，陈鹤、沈仕等皆擅长戏曲，加之徐渭少年时代学过琴，因此，在这一段时间，他开始从事戏曲的研究和创作。据其门人、明代曲学大家王骥德的记录，他的《四声猿》中的“玉禅师翠乡一梦”便作于此时。三十六岁时，他写出了对现代戏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南词叙录》一书。

其时，倭寇侵扰、杀掠浙东，徐渭积极投入到抗倭队伍中。1554年11月，倭寇窜犯绍兴时在柯亭被官兵包围，被歼灭二百多人。徐渭“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徐文长全集》卷十七）。是年9月，陶宅战役大败倭寇，徐渭采访陶宅战况写了《陶宅战归序》等文。又有感于许多在倭寇屠刀下遇难烈女的英勇事迹，依据古乐府《木兰辞》编写了《雌木兰》杂剧，热情地歌颂了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以激发人民的抗倭斗志。后来徐渭将《玉禅师》、《雌木兰》、《祢衡》和《女状元》四个杂剧合编称为《四声猿》。《四声猿》大胆暴露了嘉靖中叶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了作者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和他的忧国忧民思想。

徐渭三十七岁，胡宗宪以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名义总督东南沿海各地对倭寇的进剿事宜，领导抗倭战争。他知道徐渭的名声，特聘其入幕府，徐渭因忌胡是严（嵩）党要人，坚辞不受，甚至卧床装病不起。后经师友的敦促，又为了能更好地投身于抗倭斗争，同意暂时入幕。但仅停留很短时间便回到山阴。次年，胡宗宪又招徐渭代作《献白鹿表》，受到嘉靖皇帝的赞赏，轰动京城。兵部郎中唐顺之看过此文后，大加赞赏。唐顺之是当时具有革新精神的著名古文家，“嘉靖八才子”的首领，好谈经世致用的学问，精通武术和兵法，为当时文坛盟主。他和徐渭都竭力反对明“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文风，两人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遂成为知己。徐渭一直念念不忘此事。胡宗宪也一直对他十分器重，凡举事“皆密相议然后行”。还特意借请徐渭撰《镇海楼记》，送酬银二百二十两，以作他买宅之资。徐渭买得绍兴城东南地十亩，屋二十二间，命名为“酬字堂”。1561年，他四十一岁时，娶继室张氏，“食鱼而居庐”，日子开始富裕起来。

1562年，嘉靖皇帝罢免严嵩，胡宗宪被认为是严嵩一党，被捕入狱。徐渭生性敏感多疑，感到自己危机来临，心情十分沉郁苦闷。后胡宗宪在狱中自杀，这件事对徐渭刺激很大，他也想自杀以了其生：先以利斧击破自己的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又不死；后又用鎚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连续自杀多次，均未果。后来，因疑心妻子张氏不贞，失手将她打死，因而被捕入狱，过了七年牢狱生活。徐渭此时的精神状态已接近疯狂。神经质，似乎是一些艺术家的通病，徐渭后来的一些文艺杰作往往也产生于某种癫狂状态中。

穆宗隆庆三年（1569），他的同乡好友张元忭在北京会试中了状元，他听到消息后高兴地写了《贺新郎》一词。隆庆六年，在张元忭等竭力保释之下，这年除夕，徐渭出狱，这时他已五十三岁。徐渭中年的生活道路，是非常不幸的，家庭经济的彻底破产，又使他落到赤贫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仍然怀有满腔热血，忧国忧民。

出狱后的徐渭，心情逐渐恢复平静，被大自然所陶醉，天天偕同学生出游，写了几十首纪游诗，借自然风光来减轻心头苦楚。

这期间，他除了在五十六岁时，受同乡老友吴兑的招请，去宣府逗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六十岁时，应好友李如松参将之邀去北京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游览之中。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文学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他才气高迈，“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袁宏道语），把胸中郁愤都发泄出来，终于成为明末文坛一颗“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巨星。

徐渭在文学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他的艺术创作在明代少有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作品集中暴露了明代中叶之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反抗外族侵略和腐朽的封建统治的要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反封建精神。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三岁的徐渭在贫病与怨愤中躺在稻草堆上默默死去。四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受到人民的喜爱与尊重。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

徐渭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后人并不同意他对自己的评价。如周亮工说：“青藤自言书第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赖古堂画跋》）。推崇其诗者认为其诗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推重其戏曲的汤显祖则谓“《四声猿》乃词坛飞将”。推崇其文的唐顺之、茅坤则谓“此文殆吾辈”。而郑板桥推崇他的绘画，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可见其文章、诗歌、戏曲、绘画、书法，在当时都算得是一流的。而他纵横奔放的水墨写意画，更是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

徐渭对画的主张，虽没有系统的画论流传下来，但从散落在其诗及其画的题跋上可见端倪。有题画诗云：“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这句话既可以看作是其绘画创作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绘画乃是一种用来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工具。徐渭一生热衷于用世，但命运多舛、颠沛落魄，造成其精神的苦闷和对朝廷腐败的不满，时常发诸笔端，以泄胸中意气。

他画牡丹，不用色彩，仅以泼墨为之，并题《墨牡丹》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若风马牛弗相似也。”又有题《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画家沈周、陈淳都画过墨牡丹，但无论从布局到笔墨都远不及徐渭的泼辣、豪放和气势逼人。这与他五十八年贫贱身，连续多次科举不中分不开。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发迹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徐渭尽管满腹经纶，名满天下，但因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以致一贫如洗，竟至有人用两碟野鸭肉、牛肉和三巵酒就能换到他的一幅梅花。题诗云，“凫牛两碟酒三巵，索写梅花四句诗。想见元章（指王冕）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又云：“曾闻饿倒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手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他所画的墨梅，无论发干和圈花，一如狂草，一气呵成，笔墨间有一种磊落、激愤之情。

与墨牡丹相比，其《墨葡萄》轴（图1）的题跋更为著名，画中题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自比是无处卖的“明珠”，半生落魄的怨愤，如晚风长啸。此图画水墨葡萄一枝，串串果实倒挂枝头，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一串普通的葡萄如此感人情怀，皆因其意不在画葡萄，而在发泄积郁。

再如《菊竹图》轴（图2），画菊花昂立，菊叶垂聚，花朵簇拥，生机勃勃，菊叶以大笔刷写，挥洒自如。旁有修竹，与菊花相呼应，菊、竹下端衬以叶草，清姿逸态、淋漓尽致。笔墨干湿浓淡，一气呵成。上题诗曰：

“身世浑如泊海舟，关门累月不梳头。东篱蝴蝶闲来往，看写黄花过一秋。”

一种不得志的愤慨及无奈的矛盾心理仿佛自画中扑面而来。他一生尽管潦倒，但忧国忧民之情，至死不衰。如他看到一些富贵人横行霸道，盘剥百姓，十分可恶，使画了几只张钳舞爪，糟蹋稻谷的螃蟹，子以诅咒。题画蟹诗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有很强的思想性。

又如他画《榴实图》轴（图3），略用水墨点染，作一开口石榴，如不题诗，也觉平常，但一读其诗，让人顿觉意味深长，其诗云：“秋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行，颗颗明珠走。”借画深山中无人收取的野石榴，来抒发自己空怀满腹珠玑，却不能用世的苦衷。

从他的诗文题跋上，还可看出他对前代和当时画家的不同看法和评论。如《题夏珪山林卷》：“观夏珪此画，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书倪元镇画》：“一幅淡烟光，云林笔有霜。峰头横片石，天际渺长苍。虽赝须金换，如真胜璧藏。扁舟归去景，入画亦茫茫。”《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阁坐何人？若论游鱼应着我。”还有对苏轼、黄公望、王冕、吴镇等的精彩评述。再如他对与他同时或稍前一点的画家，如陈淳（道复）、谢时臣、同乡陈鹤、刘世儒（雪湖）、杭州的沈仕（青门）、宁波的沈明臣（嘉则）等人，不但有往来，且受他们的影响颇大。

徐渭对古代画家不但有过研究，且对苏轼、夏珪、黄公望、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唐寅等人的画十分推崇；对他同时的前辈画家陈淳、陈鹤、谢时臣等人亦很佩服。他是融会各种画法以后，终于以他自己特有的风格，出现在明代晚期的画坛上。他作品中的“文人画”气质，受上述这些文人画家的影响较多。他的作品重气韵，不求形似，但不是毫无道理的横涂乱抹。在他的一首题画诗中说：“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

这与倪瓒的“吾画不求形似，聊抒胸中逸气耳”有相似之处。他另有一首题画诗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可见他对于画是素来不肯墨守陈规的。他的画，无论花卉、山水、人物、走兽、鱼虫瓜果等无一不能，无一不工。但以花卉画得最多，也最突出，且多用水墨。除前文提及的葡萄、竹石之外，他画得最好的花卉是《杂花图卷》（图4），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竹子共十三种，组成长卷，连题跋在内有十多米长。运用泼墨、破墨、积墨等多种技法，挥洒淋漓，气势奔放，一气呵成。这是徐渭水墨大写意花卉的代表作。他尽管提倡“不求形似”，但并不等于要把现实的事物敷衍过去；恰恰相反，由于他对写生的对象曾有过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并亲自种竹，修整葡萄，因此，又与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一味狂涂乱抹者不同，他是用简单明快的笔墨，把形象概括简约地表现出来。

从技法上看，用水墨来画花卉，在徐渭以前不算罕见，至于山水、人物、竹石，更是不足为奇。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得更远一点，苏轼即曾提到汴人尹白能以墨画花；宋代画家梁楷亦早就用减笔水墨来画人物树石了。徐渭虽是从继承前人的绘画传统上学习，却又不为前人拘束。如果说他学陈淳、林良，那么徐渭的笔墨要比他们更为放纵，特别是他那大刀阔斧、纵横睥睨的写生画法，真可以“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这种体制，经过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等人的发展和丰富，终于打开了近代大写意的这一体派。

如作品《牡丹蕉石图》轴（图6）画得笔酣墨饱、意趣横生。湖石矗立，两枝芭蕉自石后挺出，阔大的叶子散乱错落。图下方石旁横斜一枝牡丹，迎风挹露。除牡丹叶脉之外，全用泼墨挥写，在一片浮融的墨色中，呈现疏密、浓淡、轻重、干湿的变化，从中透出作者强烈豪放的情感。右边三处题语，浓墨行草，使画面形象更加丰富，诗、书、画构成完整的艺术形式。

《竹石图》轴（图7），乃徐渭佳作之一，画中竹石湿润蓊郁，画家在半生的纸上，运用娴熟的草书笔法任情挥写，充分显示出驾驭水墨技巧的功力，特别是那块以淡墨染面、浓墨积阴的石头，更见玲珑剔透。画上自题诗云：“纸畔濡毫不敢浓，窗前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自风波满太空？”

他喜用水墨作画，在他的文集里有一段议论说：“奇峰绝壁，大水悬流，怪石苍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他利用泼墨写山水，的确发挥了墨汁淋漓、烟岚满纸的效果。

对于山水、人物画，他赞赏沈周、谢时臣的粗笔，尤其对夏珪、倪瓒的冷逸特色，大为赞赏。所以他的山水、人物画，往往多用粗笔，乘兴涂抹，神游于物象之外，以豁胸中之气。如他的《人物山水花卉册页》（图5）分别作写意山水人物，写生花卉，颇具南宋画家梁楷的减笔风格。笔墨简括豪放，随意自然。《莲舟观音图》轴（图8）图上方一大半位置为草书题跋，下方一小半画观音像，人物寥寥几笔，然神韵俱佳。

另一幅《十贤集撰图》画上画了十人，正围坐在一只大石桌上宴饮，人物的衣冠是明制，他们或坐或立，或举箸欲下，或谈话，或回头向小僮吩咐什么等等，绘出了画家本人与其他文人聚会宴饮的热闹场景。作品构图恰当，虽然笔墨稍嫌拙朴，但画中人物的神情意态都很生动，是难得见到的徐渭的人物画佳作。从以上几幅画可以看出，徐青藤对人物画具有高度的概括表现力。

徐渭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称得上是一位文学艺术家。他的诗、文、书、画都有力革陈规、独树一帜的成就，很难定出高下。他的画具有“文人画”的气质。他的诗写得好，并特别喜欢在画上题诗，将诗画结合，以诗来加强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诗情画意，融浑一体。如他看到官场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情况，十分厌恶，就画一木偶图予以讽刺，戏题云：“想到天为罗帐处，何人不是戏场中。”他的《月竹图》，画幅不大，近似斗方，布置不留天地之位。从右上角向左下方取势，仅画上下两丛竹梢，笔墨爽利。竹叶分披有法；右上角叶丛间隐出一轮圆月，上有诗题云：“明月何团团，来照修然影。化作千万身，移向空山并。漏声寝以微，知否霜花冷？十丈绝尘中，谁其解寻省。”意境清新冷逸，诗意浓烈，感情深沉，更耐人寻味。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徐渭在诗画结合方面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

徐渭的字也很好，上至魏晋，下至唐宋元明，都有涉及。特别像张旭、怀素、黄庭坚、米芾等书家，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如前文所述徐渭曾向人说“吾书第一”，虽然对这个说法，后人以为不当，但由此亦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艺术是很有自信的。明代晚期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曾评论徐渭书法：“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在他的作品里，诗、书、画、印，已经很完美地结合为一体。晚明张岱说：“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书法特点是寓姿媚于朴拙，寓霸悍于沉雄，笔画圆润遭劲，结体跌宕善变，章法纵横潇洒。读徐渭的画，其用笔，点画似草书飞动，布局潇洒纵恣，亦如其书之章法。徐渭的绘画确实得力于书法的功力。他的画，尤其是花卉画，往往能将各种不同物象综合于一卷之中，笔墨泼辣，随心所欲，真如草书飞舞，比林良、吕纪、沈周、唐寅、陈淳的写意花鸟画更为粗豪蓬勃、沉雄健拔。
 
徐渭的写意画，不管花鸟、山水、人物，其布局都灵活善变，视题材、主题和画幅形式的要求，出奇制胜，确实达到了“旷如无天，密如无地”，“能如造化绝安排”的艺术境地。他深得用墨三昧，善于用水用墨，大泼墨、大破墨尤见功力，淡破浓、浓破淡，极尽墨法之变化，淋漓润活，生意盎然。徐渭的水墨画技法全面，充分体现了他纵横奔放的才华，把中国写意画推向又一个高峰。明代许多名家中，能如徐渭于绘事兼长各科，挥洒自如，情景交融的，可谓屈指可数。他的作品，带给人们的艺术享受是隽永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

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画法，对后世的影响至为强烈。他习画较晚，真正成为一个画家，应在他出狱之后。也许是因为戏曲、诗词不足尽其胸中郁积，才转而以绘画来发泄。而正是绘画使他的诗文、歌赋得到声、形在抒发心情上的统一。他以纵横不可一世的画法，出现在明代后期的画坛上，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就近代画坛所景仰的大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而论，都是从此画法脱胎而出。郑板桥对徐渭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刻了一枚“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用来铃于画上。并说：“郑所南、陈古白两先生善画兰竹，燮未尝学之；徐文长、高且园（凤翰）两先生不甚画兰竹，而燮时时学之弗辍，盖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也。文长、且园才横而笔豪，而燮亦有倔强不驯之气，所以不谋而合。彼陈、郑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燮何足以学之哉！”（郑板桥题画兰竹）近代的吴昌硕题徐渭的书画册亦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颜真卿）。”齐白石对徐渭更是倾慕备至。他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又题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再如戴熙曾提到他看到徐渭的一套三十六幅册页时的情形，有“此册开视，心目为快，家人在旁，亦复齐声拍手，啧啧称妙”。在浙江民间，有关徐文长的传说至今不衰，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徐渭是明清大写意画派的开山大师。他的绘画艺术是我国文人画发展到明代的一个新的突破。中国文人画发生在晋代，它是伴随着儒、道、佛三位一体化的玄学兴起和文人诗歌、文人书法艺术发展而兴起的绘画艺术。在创作思想上它摆脱了政教的束缚，走上了纯文艺的道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借物抒情乃是文人画产生的思想基础。文人画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和“怡悦情性”的理论，被唐代张彦远肯定并加以宣扬之后，经五代荆浩、到北宋丽得到进一步发挥。此际文人名流辈出，对宋代和后世文人画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凡诗、书、画，皆以尚意为高，强调主观心意的重要性，使绘画艺术从重在表现客观而转向表现主观心灵。

明代大写意画的勃兴，还与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李贽的哲学思想有关。徐渭在哲学上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文艺观上主张以本色为宗，在绘画上以表现心灵为重。强调“万物贵取影”，“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他使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从重“形神皆备”的主客观兼顾而转向了“意在象外”的重主观、次客观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这是文人画发展史上一个更高级阶段的标志。徐渭擅长狂草，以草书之意和草书之法人画，来实践他的艺术观。他的大写意画风，是从自觉地研究和总结前人的理论和创作成果中来的，加上他全面的深厚的学识修养，一生不得志的惨痛遭遇形成了他狂傲不驯的性格，以及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创立的大写意画风具有不同流俗的格调。与梁楷的冷逸、陈淳的潇洒相比较，徐渭那种热烈、豪放、沉雄而带霸悍的大写意风格，则更能激动人心，显得痛快淋漓。八大山人在更多方面继承的是他的绘画艺术，只是在笔墨上消去了粗豪霸悍一面，使大写意画风格走向成熟、走向高雅，形成了写意花鸟画独特的语言。八大山人的贡献是把徐渭创造的大写意画风推向又一高峰。再经石涛、“扬州八怪”的发展变化，大写意流派，从晚明、清代以至近现代，几乎漫衍于整个画坛。

徐渭可以说在我国绘画史上给大写意画风以一个新的突破，是中国绘画向高层次发展的一个大体现，这是他之所以成伟大画家的原因所在。
 
徐渭一生的作为极富个性，他对客观世界充满激情；在艺术风格上因而也常流露一种桀骛不驯的个性。那些吐露心声的诗句，放纵而动人的墨谑，使正直的人为他的激情所鼓舞，产生了共鸣。徐渭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