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陈在清华园共事始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俞先生受聘初到清华园时，而陈先生已先二年于一九二六年即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从二八年至三七年卢沟桥变起，两人相处时间约八九年，因中间俞先生曾休假出国。抗战起陈先生随校南迁，而俞先生是年恰好又逢例休假，故一直滞留北方直至日寇投降。当二八年俞先生未入清华时曾为陈先生楷书写唐韦庄《秦妇吟》卷子。卢沟桥事变先一年（三六年）陈先生始撰成《读秦妇吟》，后又改题《秦妇吟校笺》。此文首言“戊辰（即一九二八）之春，俞铬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於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苦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云云，中间复说又就诗中疑点与俞先生商酌，是二人在清华园共事，有时共游西山胜景（俞先生年谱并详记），而谈论文事的时候亦必甚多。韦端己《秦妇吟》成为二人共感兴趣的话题，而尤为微妙的是俞先生于晚年再就此诗撰文就正于陈先生，可以说二人交谊见于记载以《秦妇吟》始，亦以此诗终，说并详下。

论俞陈二人须从其家世谈起，这样才能看出他们的成就的不同，以至见解上有更大的差异。

寅恪先生生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俞先生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亦即公元一九○○年本世纪之初了。这十年的间隔所造成他们处世的不同是巨大的。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入北京，西太后和光绪帝奔西安，对于年龄已十一岁的陈先生是不能没有感觉的，而此时的俞先生尚在襁褓之中。陈先生十一岁时，祖父陈宝箴去世，中日甲午战争、马关和约、戊戌变法失败，祖父并父遭严谴，这些在陈先生幼稚心灵中也不能不留下印痕。所以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自云“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对于陈先生是家史而兼信史，即他毕生对于历史的认知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俞先生则不然，曾祖曲园老人（俞樾）为一代儒林宗硕，父俞陛云，光绪二十四年殿试一甲三名（探花），上世与政局无大关系，也不是仕途上的人物。所以曾国藩虽深赏俞氏“花落春犹在”诗句，而对陈宝箴的赏识又是在另一层次上，即难得的吏材。这样，俞先生后专志文学，虽出于禀性，亦由于家学渊源关系。至陈先生治史却可以说是和他的家世关系分不开的。当光绪二十八年，陈先生随兄师曾东游日本，遇教士李提摩太于上海，教士作华语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这里世家子弟是一个明确的社会某一阶层的标志，非泛泛称谓。所以俞陈是同属于社会的上层，但背景却不同。

俞陈童时俱喜读吴梅村诗，而具有巧合意味的是他们晚年所研治的领域中又焦点都集中于吴诗，这一点是有着可以揭示的内容。陈先生《编年事辑》云十岁居南昌“偶随父夜访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序文之吴梅村诗集，”而俞先生亦于晚年忆儿时父与长姊讲论吴诗，彼时尚不甚明了，但留有极深印象。

虽然同爱读吴梅村诗，但在诠解吴诗中，侧重点或角度的不同显示了他们对历史理解的巨大分歧。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陈先生肯定吴梅村有故国之思，他的诗揭示了清入关后中国女子所遭受的极大的不幸，而俞先生则着重于吴之降清为以夷变夏，非仅只关一姓之兴亡。两人俱曲谅诗人之苦心，然而俞则不能谅宥以夷变夏这一事实。试略为申论之。

陈先生在考证吴梅村《圆圆曲》写作年代时，论证《圆圆曲》实与梅村另首诗《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为作于同一年代，换言之《圆圆曲》之写作是由卞玉京向吴梅村倾诉其后来沦落情形引起的，所以《圆圆曲》并非如世人所认为只是写吴陈二人悲欢离合情事，亦不只是为讽刺吴三桂而作，这首诗包含建州入关后江南女子以及秦淮佳丽受凌辱劫掠的悲惨遭遇。陈先生《柳如是别传》要旨在表扬柳氏沈湘复楚的奇志，同时也在在对当时佳丽名姝所遭受的不幸寄以无限同情。所以陈先生实以史家之具眼而兼有诗人大慈大悲的心来写这本书的。

平伯先生晚年亦有零篇散论涉及吴诗，文不多，但意极深远。此数文有关于《萧史青门曲》，虎丘的剑池，还有全集失收的关于《圆圆曲》二文，此外自作诗《越女二首》及《续越女二首》都与西施有关，也就是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有关。此中实包含着俞先生晚年对于历史的看法。

唐人有以诗咏西施的说：“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西施去吴，身价大不同，昔年的浣纱女伴只有对之另眼看待了。俞先生说近代的陈沅（即圆圆）其地位的变化亦犹古时的西施。这在吴梅村《圆圆曲》中写得很清楚。吴诗以陈沅为西子后身虽似谰言，却也有其道理。俞先生以为问题在吴氏降清，是以夷变夏，岂仅只是一姓的兴亡问题。千秋殷鉴，也是衰盛的关键所在，这是读史人应当深思的。所以圆圆之所以为倾国倾城者，意实别有所在。女伴的羡妒无与于兴亡的事。圆圆作为倾国倾城的事是由于吴三桂引建州入关。这是俞所亟亟强调的。俞先生的解释使《圆圆曲》的主题由以卞玉京的倾诉转移到对中国来说极沉痛的兴亡感上。这即是俞陈见解分歧所在。

要解释何以有此微妙的分歧，就要从他们二人家世不同来寻找。明清易代之际中国士大夫无不有故国之思，甚至怀有规复中原之心。到顺、康之后这种形势有了变化，一面是时间的推移，另一面是新朝开科取士，这自然给读书人一个正当的出路。所以钱穆氏在论龚定庵时说定庵知有变法而不知有夷夏，这道理就是因为定庵只知有乾嘉而不知有顺康，换言之他已远远地离开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所怀有惨痛的亡国感了。历史是一长河，到了陈先生的时候，前面已说过他的家世是和当时的朝局当时的历史分不开的。所以他表彰钱柳的复明活动，而却不具有俞先生至今日对于建州入关的兴亡感所怀的如此深切的感受。

俞先生在其书札中（致叶圣陶）说陈先生长期失明，由他人协助终成巨制《柳如是别传》，但在信札括弧内复加说“言其努力，弟不欣赏”（见全集卷八，页390）。语焉不详，但可以断言俞先生对《柳如是别传》的主旨是不以为然的，其症结应当就在于夷夏问题上，即建州入关是以夷变夏，而此点《别传》却未遑论释。在另一处俞先生对于王静安《圆明园词》和其后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俱用汉家一语有微词，俞云陈诗“汉家之厄今十载”，是以汉家指满州，借汉喻唐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固有，但是以汉家喻满州岂非以夷为夏乎。这是有违春秋大义的。对于王陈这两首传诵一时的长诗，俞先生却有此不同看法，可知他特别在晚年对夷夏之防看得何等重要，这种历史观点是潜在意识的反映，同时也是多义的，而在表面上却只是反映为对吴梅村诗的耽爱与赏识而已。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北方各校复员，陈先生亦于劫后重返清华园，在此期间俞陈二人仅有一二次晤面。以后政局变化，陈先生又再度南下，执教于中山大学。这是俞陈最后一次分别，俞先生于一九七五年重检出陈先生所赠《秦妇吟校笺》再撰成读后文，写此稿时陈先生已于一九六九年去世，故文云：“偶检尘封，得此小册，几度沧桑，先后将五十载。寅恪久已下世，虽有愚见，就正无由，诚不胜回车腹痛之悲，悬剑空垅之恨矣。”云云。五十年的交谊至此结束，在清华园最后一面虽是生离实是死别。

清华园俞陈二老是最受人尊敬的学人，如今典型凋谢，令后人怀思不已。有着他们那样的学识，又有着数十年的交谊，然而却在历史见解上显示歧异，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