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古代，桑有着特别的文化意义，它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而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崇拜物。“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包含着先民对生命起源的神秘认知；“桑林之会”的盛典，折射出自由时代的特有习俗。《周礼·地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会令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显然是先民们桑崇拜的祭祀活动，后演化为纯粹的娱乐集会，也就是唐人王驾笔下那个“家家扶得醉人归”的社戏。《诗经·桑中》描绘了男女恋人约会桑林的艳事，读之令人神往。那可真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

　　然而，这种自由奔放的狂欢精神毕竟不合乎世俗规范，作为统治者，还是更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秩序生活，故“桑林之会”渐被斥为“靡靡之音”。《史记·乐书》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这可算是统治者对“桑林之会”的盖棺定论。于是，商纣“大聚乐戏于沙丘”的做法，本是君主与民同乐的上古遗风，也被后世斥为荒淫无度，并视作殷商覆灭的祸根，甚至附会出“红颜祸水”的千古命题。其实，商亡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决非“桑林之会”的过错，更犯不着拿妲己作冤大头。王安石作过一首《嘲吴王》的诗：“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嚭宰，不愁宫里有西施。”到底是这位“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家有见识，给了“红颜祸水”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其实，在原始儒学那里，“桑林之会”并非天然的禁忌话题。“食色性也”，这是连孔子孟子都承认的。孔子删定《诗经》时，仍旧保留了大量歌咏“桑林之会”的所谓“淫”诗，而且给予了高度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在谈到“嫂溺援之以手”的问题时，也颇见其“从权”的灵活性。但不知何故，到了以继承儒学为己任的汉儒宋儒手里，孔孟的大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恪守教条的迂腐与排斥异己的残酷。宋朝大儒朱熹先生讲起经来，更是削足适履，强自歪解，硬把《关雎》说成是对“后妃之德”的赞颂。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关雎》纯粹是一首表达爱慕之情的恋歌，与“后妃之德”风马牛不相及。朱熹如此曲解臆断，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在别有深意存焉。不过，稍稍翻翻史籍，人们就不难看穿假道学们的丑恶嘴脸：就是这位声名显赫的理学家，一面大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统教义，一面躲在屋里拥着歌妓花天酒地。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原是道学家的一贯作风。无怪乎李卓吾不信邪，力主“童心说”；金圣叹不服气，偏评《西厢记》。这两位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虽是无一例外地逃不脱被卫道士封杀的厄运，但那追求人性解放的呐喊声，却响遏行云，久久不绝，就是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号角声里，我们依稀可以分辨出先行者留下的袅袅余音。

　　的确，人类自由奔放的天性是扼杀不了的，代表着狂欢精神的“桑林之会”，永远是人们不醒的梦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且陨。”《诗经·氓》用桑比兴女子由宠转弃的感情遭遇，令人无限同情；汉乐府《陌上桑》用桑衬托罗敷不畏权势、不慕富贵的性格，这位采桑女的形象光彩照人；李商隐《无题》诗以“春蚕到死丝方尽”比喻痴迷不悔的爱情追求，那缠绵绮丽的相思，令人迷离恍惚，怅惘无绪。对自由精神的无限向往，成为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从《诗经》唱到汉歌，从唐诗唱到宋词，从元曲唱到明清的《挂枝儿》，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奇观。很难想象：若没有这种向往自由、崇尚奔放的狂欢精神来支撑，先民的生活该是多么的贫乏和苦燥！而若没有这些晶莹剔透、璀璨夺目的诗歌作点缀，我们引以为豪的“诗歌王国”又该是一番怎样的清冷和荒凉！
　　
　　二

　　恬淡古朴的农桑生活，曾是古代许多文人雅士的人生向往。经过勾心斗角的名利纷争，饱尝宦海沉浮的人生际遇，那些满怀疲惫的仕子们，开始走向农桑世界，去找寻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一声“归去来兮”，回到了“鸡鸣桑树颠”的田园，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孟浩然“把酒话桑麻”，在充满温馨的农桑家园里悠然自乐。而遭受贬谪流离之苦的苏轼，似乎也悟到了“胜固可佳，失亦可喜”的人生至理，陶醉在“日暖桑麻光似泼”的美景里，沉浸在“谁家煮茧一村香”的氤氲中，怡然自乐，恬然自适。就连念念不忘“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经过一番壮志难酬的挫折后，终于欲说还休，归隐农桑间。“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花飞蝴蝶乱，桑嫩野蚕生”。面对如此宁静的田园风光，词人揠息了“醉里挑灯看剑”的万丈雄心。还有陆游，这位至死不忘收复中原的铁血将军，展望“麦陇青青桑郁郁”的汉中沃野时，还在幻想凭此可以收复失地，但不久就被罢了官，置身“隔篱犬吠窥人过，满箔蚕饥待叶归”的小天地，诗人只有仰望苍天，发出“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的千古喟叹！

　　但是，毕竟还有不愿躲进桑阴而独善其身的诗人，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虽不能一展鸿图，兼济天下，却也不肯老死南阳，寂寂无名。他们以诗歌为载体，时刻关注现实，强烈抨击时弊，对农桑生活的艰辛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对桑农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发出了“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为”的无限感慨。深受乐天影响的宋代诗人范成大，也作过一首《缫丝行》，不仅描绘了“缫车嘈嘈似风雨”的劳作场景，也写出了桑农们“明日西门卖丝去”的窘迫生活。谢枋得《蚕妇吟》：“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一面是贫苦百姓夜起喂蚕，一面是达官贵人彻夜作乐，两相对照，不露声色中揭示了社会的不公。而同代的张俞也有一首《蚕妇》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一反“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歌传统，锋芒毕露，毫不遮掩，表现出少有的锐气。这类封建文人的“悯农”诗，虽不脱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鲜明的感情色彩，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掩其熠熠光辉。

　　围绕农桑世界，一显一隐，一进一退，显示出两种取舍，两样人生；而他们的诗文，也因而或豪放或婉约，显示出两种风格，两样情调。孰对孰错，孰高孰低，谁又能说得清呢？

　　三

　　对大多数人来说，桑蚕可不是仅供吟诗作赋的审美对象，而是具有明确功利意义的地位标志。因为桑蚕的制成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的，由衣着而分野，社会划为两大对立的阵营：罗绮阶层与布衣阶层。布衣者面临的直接选择是，要么甘心沦为“布衣者”，要么发奋加盟“罗绮者”。于是，对罗绮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孜孜以求，就构成了多数布衣者的人生奋斗史。也因此，中国几千年的斗争史，就成了围绕罗绮生活而展开的固守与争夺的历史。

　　秦始皇出巡，惹得两位布衣者垂涎。城府极深的刘邦禁不住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乎！”而霸气十足的项羽干脆发下弘愿：“彼可取而代之也！”于是，有了秦朝灭亡，有了楚汉争战，有了数百年汉家王朝的崛起与沉沦。诸葛亮本是布衣，照他的人生设计，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经不住刘备三顾茅庐，苦苦哀求，这才不得已出山，加入了“罗绮者”之列。然细读孔明《诫子书》，我们就会发现：不管这位孔明先生表白得多么淡泊超脱，他的功利心是挥之不去的，“淡泊”无非为了“明志”，“宁静”所图乃在“致远”，要叫他抱朴守真，老死南阳，恐怕连鬼也不相信。否则，刘备造访时，他决不会立马就拿得出那样见解深邃的《隆中对》来。

　　野心大的向往罗绮者之最，或梦想“黄袍加身”，或热衷“封侯拜相”；而无此鸿鹄大志的一般布衣者呢，就退而求其次。“学得百般艺，货与帝王家”，十年苦读，一朝发迹，便“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更有甚者，如范进般高兴过头而发疯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一牵扯到功名利禄，就很难令人镇定自若了。苏秦出游数年，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都瞧不起他，于是闭门不出，头悬梁，锥刺骨，发奋苦读，终于学有所成，并相六国，耀武扬威地回家，家人匍匐相迎，前踞而后恭，很令他得意洋洋。因此，象辛弃疾说的“白首为功名”，是一般布衣者实现人生理想的常规通道。不走这条道，就被看成是不务正业，就象《红楼梦》里贾政对宝玉的评价：“将来酒色之徒耳。”典型的例子是柳永，这位惯看晓风残月、爱听低眉浅唱的浪荡公子，以毕生心血开婉约词派先河，词作被后人视为艺术瑰宝，但当时却很为正统人士所不齿，以为他的行径是自甘堕落。所以，这位公子哥儿注定是“白衣卿相”，眼看功名到手，被皇帝一句“且去填词”，便失了“龙头望”，从此与罗绮梦绝缘，只好奉旨填词，专写他的《乐章集》去。

　　那么，对罗绮生活压根儿就不热衷的有没有？据说是有的，这便是所谓的隐逸派。当然，这并非中国特产，外国也有，他们叫做hermit，但仔细推究起来，总不如中国的隐逸来得那般曲折变幻，那般沉重晦涩，那般饶有兴味。庄子幻想逍遥游，立志“齐生死，泯荣辱，与万物为一”，自然视功名如粪土，别人请他出来做官，他大骂人家：“去，勿污我！”这可算一个货真价实的隐士了。林逋隐居杭州，视梅为妻，视鹤为子，醉心于“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想来对功名很淡漠，也算一个隐士罢。然而多数隐士并不如此坚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很为后人称道，但若给他十斗、几十斗甚至上百斗的俸禄，他折不折腰？难说得紧。而更多的是陈眉公之类的假隐士：“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他们的归隐，无非是以图东山再起的另一条“终南捷径”罢了。真的隐士，实在少之又少。

　　人们尽管对功名利禄热衷得很，却总装出羞答答的矜持和假惺惺的清高，这也算中国特色之一种了。其实，正如司马迁在《货值列传》中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追名逐利乃天性使然，并非见不得人的大丑大恶。恩格斯曾引述过黑格尔的观点：“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进而阐述说：“（在黑格尔看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威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毛泽东读了普希金那个著名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并没有象一般人那样遣责人性的贪婪，反而得出这样发人深省的结论：“没有贪得无厌，人类还能进步吗？”关于“义利”之辩，人们争论了几千年，就在这无休止的争论中，耗尽了中国人的精力和智慧，只为找到一块冠冕堂皇的遮羞布，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虚假伦理教条。桑林之会，本是率性而为的渊薮，却演化为束缚本性的桎梏，“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不能不说是桑蚕文化的大悲哀。

　　四

　　古中国以农立国，桑的地位非同寻常。它是古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象钢铁之于机器社会，电力之于现代文明，是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从孟子为梁惠王设计的治国目标中就可看出：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设想的这个小康社会，虽与《礼记》描绘的那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有着质的区别，但毕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小康”蓝本。如何实现呢？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告诫帝王们以民为本，顺应民意，不要过多地掠夺百姓。多少个世纪以来，那些有为的天子们接纳了孟子“民为邦本”的思想，凭着无数代人的励精图治，以桑蚕为标志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起来，遥遥领先于同时代。

　　于是，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中国先进的桑蚕文明，通过一条漫长而狭窄的河西走廊，输入中亚西亚，再经阿拉伯人之手，辗转传递到整个西方世界。虽然“丝绸之路”远在秦朝就已开通，但直到公元三十年代，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还在他的《田园诗》里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甚至到了十四世纪的元代，当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多年之后，回到他的故乡威尼斯，在监狱里写下那本轰动一时的《游记》时，同时代的西方人压根儿就不相信他的叙述，他们把它看作是又一个“天方夜谭”。辉煌的古华夏文明，就象丝绸一样，成为西方人无法理解的神秘，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远方。当然，通过“丝绸之路”传去的，不只是丝绸，还有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终于，后来居上的西方人要到梦中的东方来揭开这个神秘。他们凭借“丝绸之路”传去的先进文明，发动了文艺复兴，完成了工业革命，然后捎着坚船利炮还有鸦片，沿着郑和开辟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叩击国门，开始征服这个古老的桑蚕帝国了。于是，桑蚕不再是梦一样的神秘，它伴随着农耕文化的式微，终于褪尽了绚丽夺目的光环，刹那间黯然失色了。

　　从此，有关桑蚕的话题开始变得沉重起来。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尽管有着对儿时“紫红的桑葚”的无限眷恋，但总掩不住内心深处的那份淡淡的哀愁，那是对家道“从小康堕入困顿”的无限伤感。茅盾的《春蚕》和《子夜》，写出了双重压榨下桑农的苦苦挣扎，也写出了民族资本家的曲折创业史。我们与其从阶级论的层面揭示内外剥削者的贪婪本性，倒不如以文化学的视角观照一种文化的必然局限。只要摆脱情绪化的激愤，作一番纯理性的思考，我们也许就会发现，茅盾所描绘的悲剧，决不是老通宝和吴荪甫们的个人悲剧，而是一种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悲剧。《春蚕》也好，《子夜》也罢，只不过是桑蚕文化衰落的一曲挽歌罢了。孟子构想的那个自给自足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就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只是诗人一厢情愿的虚幻，一旦与冷酷的现实发生相撞，弹指间便烟消云散。这种历史性的终结，是无论陶潜式的吟咏，抑或茅盾式的呼号，都无法改变了的。

　　桑叶开始枯萎，开始凋零，春蚕吐完了它的最后一缕丝，化作一个蛹，而历史也将掀开新的一页。
　　
　　五

　　一个阴雨霏霏的黄昏，有朋自远方来。这是我大学时的同窗，十年不曾谋面，而书信往来不绝，知此君别有怀抱，近年潜心于文化学研究，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独有心得，深得大家器重，不似鄙人碌碌，蹉跎至今，一无所成。今日乍见，云胡不喜？于是设宴，效仿古人“把酒话桑麻”，也算一桩人生乐事。席间恰有一碟蚕蛹作下酒物，谈话就自然涉及桑蚕；又因为昔日同作过文化学的研读，所以又自然联想到桑蚕的变迁史。想起桑之沃落间，已是千年兴与衰，其间的人与事皆成陈迹，而一已的进退荣辱又何足道哉？遂慨而赋诗，诗曰：

　　桑林之会成绝响，陶令风流化云烟。
　　世事纠缠如蚕缕，进非易事退亦难。
　　十年学就屠龙术，宝剑沉埋不忍看。
　　本是寻常巷陌客，何评沧海与桑田？

　　同学闻之，沉吟良久。他说：是的，千年沧桑，不过一瞬，人事代谢，皆成尘土。但变中自有不变者在：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类文明总是向着更高的层次嬗变。这是大势，即使是沧桑巨变也不可动摇。以物质生活而论，孟子设想的小康蓝图，如今已成为生活现实，过去饱受外侮的桑蚕文明，如今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且，伴随着这一古老产业的复兴，中国终于选择了现代化道路，这是连孟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以精神生活而论，桑林之会虽已销声匿迹，但它赋予中国人自由奔放的秉性，早已融入人们的血液，即使经过千年礼教的禁锢，它依然顽强地留传了下来。陈寅恪标榜的那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尽管未能如愿以偿，但今天，我们毕竟可以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多的选择机会，谁还会羡慕古代的隐士呢？

　　我走出城市，来到乡野。这里有大片的桑园，桑叶葱茏茂密，桑葚紫红酸甜；农妇在采摘桑叶，小孩在桑间嬉戏，一派古典田园情调。然而，只要看看村落新式的农舍，听听农人闲扯的话题，就会发觉我们并非生活在古代。昔日的桑蚕，尽管有着神秘的幻想，绮丽的想象，无比的辉煌，深重的磨难，但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撕开文人诗意的包装，卸掉历史沉重的负荷，桑还是桑，它依然故我，茁壮成长。

    (2006-5-6发表于红袖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