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询，字次卿，原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汉代第七位皇帝（如果不算汉惠帝之后的少帝和宣帝之前的昌邑王刘贺的话），史称中兴之主，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他登上皇位的经过十分富有戏剧性，而这一切都还得从他曾祖父汉武帝刘彻晚年的政治动乱谈起。

　　一、家世背景

　　刘病已的祖父刘据是汉武帝的太子，因为他的谥号是“戾”字，所以世称为“戾太子”。这是一个恶谥，意思是说太子有罪恶、过错而且不肯悔改。凡是跟戾字挨边儿的都不是好词，象“暴戾”就是说一个人非常残暴，“戾气”是说一个人的脾气暴虐。当年宣帝即位以后一心想给祖父改个好一点的谥号，但大臣们说儿子反对父亲怎么样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谥号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宣帝虽然是皇帝也不敢拂逆臣子们的意见。后来他把安葬祖父的一座园子辟为纪念地，园子的名字也叫做“戾园”，真不是一个好名字。
　　
　　而戾太子刘据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恶谥全是拜所谓“戾太子之变”所赐。要说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戾太子的家世说起。
　　
　　戾太子刘据的母亲，是汉武帝刘彻的皇后卫子夫，太子的舅舅就是大名鼎鼎的名将卫青。因为母家姓卫，所以刘据又被称为卫太子。当年汉武帝曾为了卫子夫而废掉了曾发誓要“金屋藏娇”的皇后陈阿娇，靠的就是卫子夫为他生了刘据，而陈皇后却不能生育这一“正当理由”。而且卫家的人也非常争气，卫青和太子的姨表兄弟霍去病都是前无古人的一代名将，功高盖世，卫家也就宠冠天下，最得势的时候连卫青的三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卫伉、卫不疑和卫登都封了侯。
　　
　　然而卫子夫年老色衰以后，薄情寡恩的汉武帝就不再喜欢她了。好在卫皇后贤良淑德，很识大体，行事也很谨慎小心，没有让汉武帝找到什么废黜皇后的理由。然而太子刘据的性格文弱，跟他老子强悍的性格格格不入，他还老是不识趣地规劝武帝要与民休息，不要总是东征西伐，搅得天下不得安宁，惹得武帝很不高兴。虽然他总是苦笑着对太子说：“劳苦的事情都让我替你做了，你将来安安稳稳地做个守成之君，这样不是很好吗？”但到底还是日渐疏远了太子。卫皇后心里不安，在和兄弟卫青的谈话中流露出了担忧的想法。
　　
　　卫青临终前武帝来看他，从谈话中察觉了他心中的隐忧，就安慰他说：“汉朝的内政才刚有了点头绪，四周的部族又不断地侵犯。我要是不改变制度，后世就没有规范；我要是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得安宁。这些都是靡费人力和钱财的事。如果我的后代也象我一样行事，那一定会象秦朝一样亡国。太子性格稳重，将来肯定能使天下安定，不会让我担心。如果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君主，还有谁比太子更能胜任呢？听说皇后和太子都有点不安，你替我好好安慰安慰他们吧。”卫青这才安心地咽了气。
　　
　　然而卫青一死，卫家的地位就比以前一落千丈了。早先卫子夫失宠的时候，武帝先喜欢的是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后来又喜欢上了从中山国来的乐师李延年的妹妹，她的名字似乎是叫做“妍”（李妍），史书上就只称她叫李夫人。有一次李延年给汉武帝唱歌，唱的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武帝听了神往不已，就说：“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美人吗？”李延年趁机把当歌女的妹妹介绍给汉武帝，汉武帝一看果然象歌里唱的那样美，就喜欢得不得了。
　　
　　有一次汉武帝到李夫人宫里，突然觉得头皮发痒，顺手就取过李夫人头上的玉簪子挠痒。第二天武帝用玉簪挠头的韵事就传遍了京城，无论是宫里的嫔妃宫女，还是长安城里的贵姬命妇，人人流行起用玉簪子挠头，长安城的玉价因此翻了好几倍，其火爆程度丝毫不比今天的超女大赛差，人们还给这种玉簪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玉搔头”。

　　李夫人其实并不特别美，但她很有驭男之术（当然不是在床上的那种），她很懂得男人看女人的心理。她知道武帝对女人总是刚见面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等到新鲜劲儿一过就厌烦得巴不得像扔旧衣服一样甩得远远的，因此她总是把自个儿弄得神神秘秘的，对汉武帝也是若即若离，让汉武帝总是弄不太清楚她的想法，只好变着法儿讨她的好，就象当年周幽王也要变着法儿讨那个从来不给笑脸的褒姒的“千金一笑”一样。这种高明的手法叫早已厌烦了后宫美人为争宠而投怀送抱的汉武帝总是对她保持着新鲜感，对她着迷得不得了。他的两个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也跟着得了势。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喜欢摆弄弓马，打起仗来却一点本事也没有，汉武帝却偏偏让他当将军，好让他能象卫青那样建立一些功劳，叫那些说他宠任外戚的大臣没有话说。汉武帝派使者车令到西域大宛（yuān,音“冤”）国求取汗血宝马（就是所谓的“天马”），用金子铸了一匹跟真马一样大小的金马送给大宛王毋寡。可毋寡只想要金马，却不想拿汗血宝马交换，又听身边的人说汉朝跟大宛隔得很远，就是不给天马，汉朝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就对汉朝的使者车令出言不逊。车令咽不下这口气，当着他的面把金马砸了带走。毋寡就唆使郁成王埋伏在半道上，杀了车令跟他的随从，抢了金马。汉武帝当然更咽不下这口气，他听说大宛国的好马都藏在贰师城一带地方，就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让他带着几万兵马去攻打贰师城。
　　
　　因为汉武帝原来派赵破奴攻打楼兰时只用了七百名骑兵就活捉了楼兰王，所以他就给了李广利三千骑兵，后来又加了三千，还加上几万步兵，满以为应该绰绰有余。谁知道李广利是个废物，三千骑兵放在卫青、霍去病手里可能确实是绰绰有余，但交给李广利就全给糟蹋了。他打了两年，不仅无功而返，还把几万步骑折腾得只剩可怜巴巴的几千人，衣衫褴褛地跑回敦煌来，给汉武帝上了个折子想退回玉门关。汉武帝气得火冒三丈，下令“入关者杀无赦”，李广利只好老老实实待在敦煌。
　　
　　汉武帝觉得，要是连个小小的大宛国都打不下来，还谈什么打败匈奴呀？这不是给西域的小国们看笑话吗？为了找回场面，就又拼凑了六万骑兵（是上一回的十倍）、七万步兵，另加三万匹马、十万头牛，还有几万头驴、骡、骆驼等各种牲畜，一齐交给李广利。汉武帝征发的步兵中，有不少是商人，因为汉朝重农抑商，商人远没有现在活得这么滋润，不仅无论多么有钱都不准穿绸缎衣服，还动辄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充当炮灰。汉朝政府把他们看成是和囚犯一样的下等人；还有一些入赘到妻子家的上门女婿，汉朝政府把他们看成不能自食其力的社会败类，这会儿都跟商人、囚犯、无业游民一起被编入步兵交给李广利。还有不少人自己带着干粮，赶着牲口跟着大军到西域去做买卖。
　　
　　李广利人多势壮，这才有了胆子再向大宛进军，费了四十多天功夫，总算连打带骗，唬得大宛人杀了毋寡，献出汗血宝马求和。李广利挑了几十匹上等马，三千多匹中等以下的马匹得意洋洋地回来。这两次天马之战前后花了四年的功夫，李广利入关的时候，十几万大军只剩下两万，三千多匹马也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一千出头了。虽然惨胜如败，但汉武帝认为宣扬了大汉的天威，又得到了可以用来改良内地马匹的大宛马种，将来跟匈奴作战可以派上大用场，因此花这么大的代价还是很合算的。他封了李广利做海西侯，还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来赞美天马的雄健。
　　
　　后来李广利又带兵出击匈奴。因为他的无能，就发生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件，连累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入狱受了宫刑。
　　
　　可惜李夫人的命不好。她的身体很弱，所以生儿子昌邑王刘髆的时候得了产科病，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她就死了。她临死的时候汉武帝来看她，她因为面容憔悴，就死死拉住被子，遮住脸不让汉武帝瞧见她的模样，无论汉武帝怎么央求她也不答应，汉武帝一生气自个儿走了。侍奉的宫女怕皇上生气以后要拿她们出气，都直埋怨李夫人不该顶撞皇上惹得他不高兴。哪知道李夫人自己心里明白得很，她说：“你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呢？自古以来以色事人的女人，色衰以后君王的宠爱就不如从前了，宠爱一减少就要到恩断义绝的时候了。皇上之所以这么宠爱我，就是因为我貌美。如果我现在的样子让皇上见到了，他心里一厌恶，说不定会迁怒到我的家人。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皇上永远记住我从前美好的模样，还象我在世时一样对待我的兄弟和儿子。”她真是把汉武帝的心看透了。
　　
　　李夫人死了以后汉武帝真是对她朝思慕想，有时在梦里都见到她的可爱模样儿。他叫身边的那些方士给他想办法把李夫人的魂魄招来跟他相会。这时就有一个齐国来的方士叫少翁的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少翁，从外表上看年纪不大，可他却自称已经活了两百多岁，所以才叫“少年老翁”（少翁）。他向汉武帝要了李夫人的衣服，又准备了一间清静的屋子，屋子正中挂着清纱做的帷幕，里面点上蜡烛，他又偷偷叫人照着李夫人的模样在羊皮上画了她的肖像，准备好了以后就叫汉武帝一个人坐在屋子的帷幕前面看他作法。汉武帝隔着清纱看见幕后出现了李夫人的半张脸，隔着半昏半明的烛光，加上心理作用，他越看越觉得真是李夫人。他刚靠近帷幕想看个清楚，李夫人的影子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少翁从帷幕后面走出来，还直怪汉武帝身上阳气太重，把李夫人的魂魄吓跑了。汉武帝心里挺失落，就写了一首凄惋的诗《落叶哀蝉曲》，来描述自己见到李夫人显灵的心情。他挺相信少翁的法力，封他做文成将军，叫他给自己求神仙。这个文成将军后来伪造天书给汉武帝识破了，汉武帝只一刀就砍了他那颗“已经好几百年”的脑袋。少翁哄骗汉武帝的那套鬼把戏，据说就是后来的皮影戏的前身。
　　
　　这个故事虽然很美，但很多学者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说法，认为《汉书》的记载有误，因为少翁被杀的那一年李夫人还没有入宫，因此他当然不可能为李夫人作法还魂。学者们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认为武帝思念的这位美人不是李夫人，而是他的另一位妃子，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她给他生了儿子刘闳，后来封为齐王。史书上说李夫人死后不久，武帝又爱上了尹婕妤和赵婕妤。他负心薄幸的速度之快，真叫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汉武帝想了一阵子李夫人，可是人走茶凉是他的天性，李夫人虽然机关算尽也改变不了这一点，等汉武帝找到了新的美人儿，就把死去的李夫人丢到一边去了。
　　
　　这个时候武帝宠爱的美人是赵婕妤，在她之前则是尹婕妤受宠。赵婕妤入宫的经过颇有蹊跷。据说武帝巡幸东方，走到河间国（在今天的河北献县东南一带地方）的时候，有随行善于望气的方士对武帝说：“这里一定有奇异的女子”。武帝一听说有美人儿，赶紧派人按着方士说的方向去找，结果找到这位姓赵的美人。奇怪的是这位美人居然是个残疾，她的双手紧紧握着拳头，无论谁怎么使劲也掰不开；可武帝轻轻一掰，拳头就打开了，在她的手心里握着一枚小小的玉钩。因为初见的时候双手握着拳，于是武帝就称这位美人为“拳夫人”，后来又因为她手里的玉钩改称“钩弋夫人”，将她所居住的宫室命名为钩弋宫。
　　
　　钩弋夫人很争气，入宫不到一年就怀上了龙种，而且足足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一个儿子。武帝很喜欢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弗陵，就是后来的汉昭帝。武帝越看越喜欢弗陵，常常说“这个儿子象我”，还说“当初帝尧也是他母亲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来的，如今赵婕妤的儿子也是这样。”于是他又将钩弋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将弗陵比作帝尧，又将钩弋夫人比作帝尧的母亲，就是摆明了将来要传位给这个儿子。这样一来，卫太子刘据和他的母亲卫子夫自然就成了将来的新“尧帝”即位的绊脚石。一些心思乖巧的小人揣摩到了其中的深意，就开始进行政治投机，策划除去这两块碍人的“绊脚石”，以便为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地位捞取邀功干进的资本，于是太子和卫皇后就大祸临头了。
　　
　　二、巫蛊之祸
　　
　　戾太子刘据之死的直接起因就是“巫蛊之祸”。有人把“戾太子之变”和“巫蛊之祸”并称，说“戾太子之变”又称“巫蛊之祸”，这其实不太对。“巫蛊之祸”是武帝末年的一次政治大动乱，“戾太子之变”只是“巫蛊之祸”的一部分，这次动乱还包括其他一些涉及到巫术蛊咒的案件，特别是公孙贺、公孙敬声父子行蛊的案件，而“戾太子之变”则是整个巫蛊之祸的高潮。
　　
　　巫蛊是怎么回事呢？巫就是巫术，这个好理解，就是画符念咒语；蛊也叫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的巫术，就是用一个桐木雕的小木偶，在木偶背上书写某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给这个木偶施加某些法术，通常是在木偶的胸前钉上钉子或针，或者用线捆住木偶的双手，然后将这些木偶埋在被诅咒者住所或其附近的地下，每天对这些木偶施念咒语，这样被诅咒的那个人（就是名字被写在木偶背上的那个人）的心智就受施蛊人的控制；如果施蛊人诅咒他死，那他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种用木偶来诅咒人的法术据说是来自于胡人的萨满巫术。
　　
　　汉朝的皇室是楚人出身，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秦的制度，在文化上则是全盘接受的楚文化。楚人自古就有尚巫好鬼的传统，这就使得汉朝的统治者更容易相信蛊术的效果。汉武帝自己就总是求仙拜神，对这一套当然更加深信不疑。因此朝廷上一直很注意防备有人用这类厌胜之术来诅咒皇上，查出来就是灭门的大罪（后来的历朝历代也无不如此）。汉武帝早年忙着打匈奴和求神仙，没功夫过问巫蛊的事情，可就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件似真似假的案子牵出来一场大动乱。
　　
　　原来武帝整天东征西讨，弄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他又拼命地花钱，不但把文景时期积蓄下来的钱财都花光了，他自己千方百计括来的钱也花光了好几次，闹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起来造反，连长安城里也有不少人咒骂皇帝。慢慢地这些怨恨的话有一些传到了武帝耳朵里，他就小心提防着，疑神疑鬼地老觉得有心怀叵测的人来行刺他。他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一天恍惚间突然看到一个身带宝剑的男人的影子在龙华门外一闪而过。汉武帝以为有人来行刺，急忙下令在建章宫内搜了个底朝天，连半个刺客的影子都没找到，守宫门的侍卫也说根本没见到什么带剑的男子。汉武帝一气之下把守宫门的人杀了，又搜查上林苑，又下令关闭长安的城门，在城里挨家挨户地搜了十一天，闹得长安城鸡飞狗跳。《汉书?武帝纪》对这件事的记载是：“（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短短的二十七个字透出诡异的森森鬼气。
　　
　　这一次彻底的大搜查没抓住刺客，却搜出不少巫婆、方士利用蛊术来骗取钱财，教人用木偶诅咒仇人。还查出甚至有些神通广大的巫婆把这种蛊术传到了宫里，教那些不得宠的美人、宫女们用来诅咒皇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都在闹瘟疫，死的人不少；甚至连北边的匈奴也有好几位单于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死了；汉武帝自己晚年也是多病，他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只活了二十一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人们，很容易把死于不明流行病的人归结为被仇家下蛊诅咒而死，于是认为蛊术很灵验又会反过来造成蛊术的流行。这样的效果很难叫精明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对蛊术产生确信和恐惧的想法。
　　
　　汉武帝对长安城内盛行的巫蛊之术气得不得了，他怀疑自己看到的带剑男子是有人行蛊用法术来谋害他，兴许那个带剑男子就是木头人变的。他把这些牵涉到巫蛊的后宫美女和巫婆都给杀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来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用巫蛊咒骂皇上。武帝就把这件案子交给廷尉处理。
　　
　　有的书（例如蔡东藩的小说《前汉演义》）上说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廷尉就是杜周，但是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说法，公孙贺案发是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冬天，定罪处死是在第二年的正月；而杜周早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就死了，而且他死的时候做的是御史大夫，不是廷尉。
　　
　　不过杜周这个人的确是个辣手小人。他最初在南阳太守义纵底下当属吏的时候就以残酷出名，后来义纵把他推荐给廷尉张汤，张汤任命他为廷尉史，他也是专以杀人为能事，讨到了汉武帝的欢心，从廷尉史一路升为御史中丞，后来又做到廷尉。他以张汤为效法的榜样，所治之狱皆用严刑酷法。他又善于揣摩上意，凡是皇帝想排挤的大臣，他都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加以陷害；凡是皇帝想释放的人，他就先设法拖着案子不办理，等皇帝消气以后询问起来，再设法为犯案人脱罪减刑。
　　
　　杜周为人表面上宽厚柔和，其实却“内深刺骨”，也就是内心里用法深刻刺骨。他当廷尉的时候，诏狱（皇帝交办的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专案，相当于今天为侦缉大案要案而专设的“专案组”）大量增加，下狱的二千石官员，新旧相因竟达到一百多人。全国各郡及大的州府的狱事都归廷尉管辖，每年举报到廷尉弹劾官员的弹章（状子）竟高达千余份。弹章里所举报的大案牵连者广达数百，小案子牵连的也有数十人；所涉及的地方远的在几千里以外，近的就在方圆数百里之内。每当会审对证的时候，廷尉的属吏就责令证人照章揭发和作证（也就是威胁、指使证人按照弹章的内容作伪证），有不服的就严刑鞭笞，拷打一阵然后定罪。于是每当廷尉的人来逮捕证人作证的时候，证人们事先听到风声，都竞相逃走躲藏起来。
　　
　　那些在狱中关押超过十余年，经过多次赦免仍不能结案而相互告发的嫌犯，杜周大都将他们构陷为犯了大逆不道的重罪。廷尉及京中诸官署的官员被逮到诏狱拷问的达到六、七万人，其余官吏犯案的也增加到十余万人。因为杜周治狱严酷，得罪的人太多，犯了众怒，所以武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离了廷尉，改任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就曾经说过，自己的两大理想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见做个执金吾还是挺威风的），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杜周因为逐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子弟有功，汉武帝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杜周的两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夹河为郡守”，一个做着黄河南岸的河南郡太守，一个做着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太守，都跟他们的父亲杜周一样为人酷刻。倒是他的小儿子杜延年为人宽厚，跟乃父乃兄完全不同。杜延年后来成为汉宣帝朝的名臣，他的子孙繁衍昌盛，逐渐成为世居在长安南郊杜陵的豪门望族——城南杜氏（聚居在长安的杜氏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居杜曲，称为“北杜”；一支居“杜固”，称为“南杜”。城南杜氏就是“南杜”。南杜和北杜又合称“京兆杜氏”，被认为是天下杜氏之长）。西晋的名将、著名学者杜预就是这一支杜姓的后人。
　　
　　唐朝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注重士族门第，唐太宗下令编修了《氏族志》，城南杜氏是关中显赫的大族。唐太宗的宰相杜正伦属于洹水杜氏，与城南杜氏的亲缘关系很远，他的家族在《氏族志》上的排名也比城南杜氏低不少。杜正伦引以为耻，就跟城南杜氏攀关系，想叙进城南杜氏的宗谱，杜氏却嫌他门第太低，不屑一顾。杜正伦一怒之下建议唐太宗凿开杜氏家族聚居的“杜固”（杜氏聚居的杜陵高地，因为世代繁衍兴盛，仕宦的人很多，因此被认为是有利于子孙发达的风水宝地，号日“杜固”），兴修水利，破坏了杜氏的风水地脉，城南杜氏这才渐渐败落。大诗人杜甫是襄阳杜氏，却也总喜欢自称是杜预的后人，攀附京兆杜氏。本来杜周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与郅都等九人合列《酷吏列传》，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却因为儿子杜延年子孙兴盛的缘故而得以单独列传，这也算是班固对杜氏家族的特别照顾了。
　　
　　杜周治狱专以上意为舞文弄墨的依据，就有门客问他：“使君为天下审狱决平，不遵循案头上放着的三尺律令条文（汉代的成文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日“三尺法”），专门依照主上的意思来判案，断狱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吗？”杜周回答说：“三尺竹简上的律令怎么来的？前代君主认可的，著录下来就是‘律’；后代君主认可的，分条罗列下来就成为‘令’。法律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哪来什么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法律呢？”执掌刑律的人这样解释法律，可见其将法律条文玩弄于股掌之上，会给天下人带来什么飞来横祸。
　　
　　告发公孙贺的人是阳陵大侠朱安世。因为武帝在长安城中抓不到刺客，就转而打击民间社会的尚武任侠风气，以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目标就是那些佩带刀剑，任侠使气、以武犯禁的所谓“任侠势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黑社会）。阳陵的“大侠”朱安世首当其冲，被武帝当作靶子下令通缉捉拿。恰巧公孙敬声因为涉嫌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被逮捕下狱，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向武帝恳求，情愿亲自捉拿朱安世归案，以赎儿子的罪。
　　
　　公孙贺总算不负众望逮住了朱安世。他为了骗取了朱安世的信任，就私下里制作了一份假诏书，骗朱安世说只要自首，就可以不用杀头。在朱安世前来自首的时候，他趁朱安世毫无防备，将其捆获。
　　
　　然而让公孙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朱安世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儿子，就狂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辞；砍光斜谷的树木，也不够做桎梏我的刑具！”朱安世的意思是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就是这个朱安世搅起了一场滔天巨祸，使得皇后、太子、丞相、公主、无数无辜的老百姓，甚至还有武帝本人，都受到了极沉重的打击。
　　
　　负责审理巫蛊案件的廷尉是个乖巧人，他也知道“尧母门”的含义，就抓住这个机会打击卫家的势力。原来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阳石公主又是卫皇后的女儿，因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卫家一网打尽。他就把公孙贺和他儿子公孙敬声定了死罪，全家灭门。公孙贺在征和二年的正月死在狱里。
　　
　　灭了公孙家还不算完，到了四月，卫皇后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大将军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就是前面提到的周岁封侯的那位），都被以行蛊的罪名定了死罪，汉武帝一一批准。这个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后宫的嫔妃、宫女和朝廷上的官员都牵涉在内。汉武帝一口气杀了好几百人。这就是所谓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几乎摧毁了卫氏外戚集团的所有力量，卫皇后和太子外围的亲近势力丧失殆尽，这就使得他们直接暴露在加害他们的人面前。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里还记载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元年的前一年）发生在赵国的一件怪事：“秋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于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就是说在七月的一天，有一条蛇从赵国某城（班固没有点明城邑的名字，但很有可能就是赵国的都城邯郸）的城郭（外城的城墙）爬进城里，跟城里的蛇在汉文帝的享庙前争斗，把城中本地的蛇咬死了。同样一段话出现在《汉书?五行志?下之上》里面，不过班固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从班固为这件事所加的按语中，表明他将这件怪事看作是上天昭示的江充将要陷害太子，酿成巨祸的不祥之兆。
　　
　　发生在太始四年秋天的这一怪异事件，似乎预示着在一派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即将到来的“征和”时代的不平静。在涌动的暗流下面，潜藏着的将是一场极为残酷而剧烈的政治风暴。
　　
　　三、太子的仇人
　　
　　汉武帝被巫蛊的案子搅得昏头胀脑的，老是觉得精神恍惚。一天睡午觉的时候，他在梦里突然见到几千个小木头人，个个手里拿着棍子，拼命地往他身上打，打得他痛得不得了，却怎么也逃不开。他大叫一声就吓醒了，从此就害上了病。这个时候，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就劝他住到甘泉宫去。
　　
　　武帝听了江充的话搬到甘泉宫去养病，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就是江充和宫里的宦官黄门苏文，因为这样一来，他们铲除太子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
　　
　　江充和苏文跟太子有什么仇，非要致他于死地呢？我们先说说苏文。
　　
　　苏文是宫中的宦官，他做的是黄门，也就是宫中的内侍；他又和江充勾搭在一起，做他的心腹和耳目。宦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人身是完全依附于皇帝的，因此每次新皇帝即位总是宦官们最紧张的时候。新皇帝总是爱用从小侍候自己的宦官来取代以前走红的宦官，而失去了皇帝保护的旧奴才们，晚景就相当凄凉了。因此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就只有靠为新主子立下不世的拥戴之功这一条门路可走。这个苏文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起了“尧母”的门路，以便为自己在武帝驾崩以后找个好靠山。
　　
　　他用的法子非常简单，但却常常非常有效，那就是“诬告”。
　　
　　有一回太子到未央宫拜见母亲，好大半天才出来，苏文就跑到武帝面前说：“太子一天到晚在后宫调戏宫女。”武帝虽然不喜欢这个儿子，但对儿子的人品还是相信的。他默不作声，赐了许多宫女给太子。太子后来知道了是苏文在捣鬼，心里十分恨他。苏文又跟他的喽罗——小黄门常融他们一起，在武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太子的坏话，给卫皇后知道了，卫皇后也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的。她叫太子去父皇跟前分辩清楚，可太子到底是个善良人，宁愿息事宁人，他说：“只要自己没有过错，何必怕他们在皇上面前捣鬼呢？皇上聪明能干，未必就能被小人蒙蔽。”

　　又有一次，汉武帝病了，他打发常融去召太子来问安。常融却先跑去找苏文，两人商量好了口径才去召唤太子前来。常融先跑回来告恶状说：“太子听说皇上病了，脸上马上喜气洋洋的。”武帝叹了一口气。等太子进来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观察太子的表情，见太子面带笑容，却掩饰不住脸上偷偷哭过的泪痕。武帝心里十分欣慰，再三追问太子，才知道是常融搞的鬼，要离间他们父子。武帝当时就把常融宰了。苏文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惊吓不小，老是怕太子查出他是常融的幕后主使，更怕太子登基后跟他算旧帐，于是他就催促江充快点想法子整死太子。
　　
　　那时候由于各地民变不乱，被汉武帝的好大喜功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成群地揭竿而起，杀官造反。当时仅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就杀了一百多个，富商地主更是杀了不计其数。汉武帝派出很多使者，穿着专门制作的绣花衣服，由中央直派到各地去监督下面的官员镇压民变。因为这些人都是由中央直接指派的，又穿着绣花衣服，所以就叫做“直指绣衣使者”（正式的名称，叫做“直指绣衣侍御史”）。这些人多半是些酷吏，到了地方往往大肆屠杀乱民，反而激得民变愈演愈烈。
　　
　　汉武帝又想了一个办法，他制定了一条“沉命法”，“沉命”就是没命的意思，规定凡二千石（指俸禄，汉代常以官员俸禄的多寡表示其地位的高低，犹如后世的品秩）以下的地方官员如果不能发现“土匪”或是发现了而不能及时剿灭的，就要杀头。这一条法令发布出去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地方官员为了保命再也不敢将“匪情”上报，只好对辖境内的乱民睁只眼闭只眼了。
　　
　　这些绣衣使者里面有一个叫暴（pù，音“瀑”）胜之的，他很精明，老是挑二千石以下官员的错，说他们不用心剿匪，用沉命法杀他们的头，搞得凡是他经过的地区的地方官人人都怕他，不得不卖力地“剿匪”，镇压平民自然也就特别残酷。暴胜之来到渤海郡，听说有个叫隽不疑的人很有名，就派人去请，自己和随从坐在营里等他。他见到隽不疑相貌堂堂，心里十分倾倒，情不自禁地对他毕恭毕敬，虚心向他请教。隽不疑对他说：“你做官不能太严酷了，这样得罪的人多了，自己就长不了；但也不能手段太柔弱，这样树立不了威信。要是能够恩威并用，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从此杀人不眨眼的暴胜之也开始用两手策略来对付乱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们都说“姓暴的不那么残暴了”。暴胜之对隽不疑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推荐给了汉武帝。
　　
　　直指绣衣使者中间既有暴胜之这样严格按法律办事的“循吏”，也有不少恶棍，大胖子江充就是他们当中顶恶毒的一个。
　　
　　在人们印象中，胖人一般都是憨厚甚至愚蠢的，可这个胖乎乎的家伙不但油头滑脑，还一肚子坏水。他是邯郸人，原来不叫江充而叫江齐，因为有个能歌善舞的妹妹嫁给了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因此受到赵王的宠爱，做了他的门客。但有一次赵太子刘丹不知怎么地怀疑他这个大舅子把自己的阴私捅给了父王，于是便和江齐翻了脸，派官吏追捕他。没有抓到他，便把他的父兄下了狱，经过审讯，在街市中全部处斩。于是他逃亡远方，入函谷关上京告御状，并改名为江充。到了京城，他上书朝廷，告发赵太子刘丹与同父姐姐和赵王的后宫妃子乱伦，勾结各郡国的豪强和不法分子劫掠为奸，地方官员不敢管束。
　　
　　武帝接到举报大怒，派遣使者以诏命带兵包围了赵国的王宫，逮住刘丹，并把他移地关押在魏郡的诏狱中，由朝廷的廷尉和魏郡的官员联合审讯，依律当死。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长，他给武帝上了个折子，为儿子分辩说：“江充是个逃亡的小臣，为人苟且而行奸造谣，他激怒圣上，想借着天子的威严来公报私仇，即使将来受到烹煮和剁成肉酱那样的酷刑他也不打算悔改。臣情愿选取赵国的壮士，亲自带领他们跟从大军征讨匈奴，以赎我儿子的罪过。”武帝正一心想削弱诸侯，杀杀他们的威风，逮着这么个好机会，怎么会答应呢？硬是把刘丹的赵太子的身份给废了。后来汉武帝总算把刘丹从牢里放出来了。赵王请求复立刘丹为赵太子，武帝没有答应。
　　
　　天下人都知道赵太子是冤枉的，江充是个恶毒的小人。可汉武帝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象江充这样的平民百姓居然敢状告赵王的太子，就象敢从老虎嘴边捋虎须，还是个挺勇敢的人呢！他就把江充召到犬台宫来（犬台正好召见走狗，武帝见江充的地方真是妙极了）。
　　
　　江充请求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来见皇上，武帝答应了。江充就穿着带皱的轻纱做的禅衣，戴着轻纱做的帽子进宫来。那帽子上面有鸟羽毛做成的帽缨，走路的时候帽缨就随着江充迈的步子而摇摆，十分好看。武帝见江充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觉得很惊奇，说：“燕赵之地果然多奇人异士呀！”
　　
　　武帝召见的时候，江充应对很得体。武帝问他想讨什么差使，他情愿出使匈奴，去刺探匈奴的情况。武帝问他：“你到了匈奴打算怎么办呢？”江充说：“那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行动的计划，事先不能策划决定。”武帝认为他是个讲实话的老实人，越发欣赏他，任命他做出使匈奴的谒者（“谒”是拜访的意思，“谒者”就是使者）。他从匈奴回来以后又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的盗匪，监查王公贵戚的不法行为。
　　
　　当时有很多勋贵外戚和得宠的大臣使用超越自己等级的礼仪车马，也就是“僭越”。江充把他们全都举报弹劾，上折子请求汉武帝把他们的车马全部没收，并让他们都到禁卫军中待命，准备打发他们去打匈奴。武帝一看奏章就批准了，于是江充就将公文移交给光禄勋（掌宫廷侍从之官）、中黄门（给事内廷的宦官），逮拿应到禁卫军中报到的近臣和侍中，又下令宫中的卫士严守宫门，不准他们随便出入宫廷。
　　
　　那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一听说江充怂恿皇上要把他们送到前线去跟匈奴打仗，一个个惶恐不安地向皇帝叩头认错，情愿交罚金赎罪。汉武帝正好缺钱打匈奴，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按着爵位和官职的高低交纳一定的罚金给禁卫军，得了数千万钱。武帝括到了钱，又觉得江充敢于冒犯权贵，真是个刚直不阿、忠心耿耿的正派人，对他更加信任。这样一来江充狐假虎威，就更骄横了。
　　
　　有一次江充外出办事，在路上碰见武帝的姑姑窦太主（就是馆陶长公主刘嫖，也是汉武帝的丈母娘，废后陈阿娇的母亲）的马车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驶，江充马上斥问他们。长公主说：“我有太后的诏命批准。”江充就说：“那么只有公主可以走，车骑都不行。”硬是把长公主的车骑全部没收充公。
　　
　　江充和太子结怨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一次江充跟着汉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见太子派来向武帝请安的使者驾着马车在驰道上奔驰。江充就把他送交官府处理。太子听说了，赶忙派人向江充求人情说：“我不是爱惜自己的车马，只是确实不想让皇上知道这件事，怕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觉得我平时没有好好管教手下。车马情愿没收，只请江君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一次吧。”江充却不管这一套，将这件事当面奏报给武帝。武帝更加觉得他大公无私了，夸奖他说：“为人臣子就该这个样子！”对他更加信任重用。江充告倒了太子，威名震动了整个京师，他被提拔为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管理皇室财宝及铸钱的官），宗族和朋友中有不少人仗着他的势力为非作歹。
　　
　　江充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得罪太子呢？原来他也和苏文一样，想对“尧母”效忠除去太子，将来好换取荣华富贵。再说他已经得罪了那么多人，武帝一死他们怎么会放过他呢？所以他拼了命也要把太子扳倒。如果将来有了新皇帝给他撑腰，大臣们谁还敢得罪他呀？
　　
　　江充反正已经得罪太子了，索性就得罪到底。所以苏文来找他的时候，他那滑头的脑子一转，就找到了一条整死太子的法子。
　　
　　这一年是武帝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之变”就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太子的长孙刘病已刚刚出生，太子三十八岁，做了爷爷。
　　
　　刘病已是太子的儿子刘进娶了涿郡的一个女子王翁须生的（据有的《汉书》注家考证，这个“须”字应当是“媭”的省笔，就象后人常把汉高祖吕后的妹妹、舞阳侯樊哙的妻子“吕媭”省笔写成“吕须”一样）。刘进的母亲是太子的一个品秩为“良娣”的侧室，因为娘家姓史，所以被称为“史良娣”，而刘进则因母亲而被称为“史皇孙”（他是汉武帝的嫡孙），就象太子因母舅家而被称为卫太子一样。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也就相应地被称为“皇曾孙”（按着从母舅家的规矩，他其实应该叫“王曾孙”才对）。
　　
　　四、戾太子之变
　　
　　江充陷害太子的第一步，是把汉武帝从未央宫调走，让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
　　
　　巫蛊案件发生后，武帝叫江充去调查。于是他带着西域来的胡人巫师，在长安城里掘地三尺地寻找巫蛊用的小木偶人，逮捕行蛊及夜间祭祀鬼神的人。他让胡巫装作能看见鬼，故意把酒洒到某个地方，或者事先在地下埋木偶，然后就说某人在这里搞巫蛊诅咒皇上，然后就抓人拷问。那些真正行蛊的人被他抓到了，没话说；可要是有人觉得自己被冤枉了，甚至反过来说这些诅咒的木偶是江充和他的喽罗们放在那儿的，那就对不起，烧红的铁钳就往你手上、腿上、身上招呼，非烙得你招供为止。就这么着，闹得长安城里人人自危。老百姓为了不受酷刑，就以巫蛊相互诬告，而官吏们动辄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们定罪杀头，弄得长安、三辅（京畿地区的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合称“三辅”）和各郡国前后牵连进去被杀的有几万人。杜周已经是一个酷吏了，但比起江充来真算得上是仁慈得太多了。
　　
　　搜完了民间，江充就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了。他手下有个爪牙叫檀何，是个方士，自吹能望云看气。当年老子从周朝的都城洛阳骑着青牛往西方去的时候，驻守函谷关的是一个叫“喜”的关令尹。他远远望见一团紫色的祥云从东方飘过来，知道是有圣人降临，就在关门口截住了老子，死缠烂磨，最后总算说服原来不肯著书立言的老子留下了五千字，后来这五千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道”，下篇叫“德”，合起来就是著名的《道德经》，又称《老子》。这个檀何是不是有喜那样从“紫气东来”中辩识贵人的本领我们不知道，但他却从宫中看出了森森鬼气，真是吓人。他煞有介事地说：“我在外面望气，老远就瞧见宫里有鬼气。宫里面一定埋着不少木头人。要是鬼气不消除的话，皇上的病是没法好的。”汉武帝一听宫里埋着木头人，为数还不少，吓了一跳。他连忙下了一道诏书，叫方士檀何、将军韩说（按道侯）、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跟着江充到宫里去挖木偶。
　　
　　江充等人先从武帝的御座下面开始挖起，将整个未央宫挖地三尺。别的地方挖出来的木偶数量有限，只有卫皇后的寝宫和太子居住的博望苑里搜到的木偶特别多。更要命的是太子那里不但挖出了许多木偶（按照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说法，是掘得桐木偶人六枚，皆以钢针刺之），还挖出了一条布帛，上面写着咒骂皇上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江充一伙人故意栽赃给太子和卫皇后的，可江充是武帝派来的，这会儿武帝疑神疑鬼的只信任江充，谁敢多事为太子分辩呢？于是江充出来对官员们宣布说：“在太子的宫里掘到的木偶特别多，还有写着诅咒言语的帛书。其中言辞的大逆不道之处，我一定会如实奏报给皇上。”
　　
　　太子平白无故受了陷害，心里头哪能不害怕呢？他连忙找他的师傅——少傅石德（跟万石君石奋的孙子石德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商量。石德作为太子的师傅，要追究起来责任不小，他害怕武帝治他的罪，就怂恿太子起兵捉拿江充。他说：“先前贺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伉他们都是以这样的罪名处死的，他们有冤没处申诉。现在江充他们又拿木头人来陷害太子，简直没法子分辩。还不如把江充逮了来，追查他们的罪行，再作道理。”太子说：“这怎么行呢？江充是奉了诏书来的，我怎么能够逮捕他呢？”石德就说：“现在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派人去问病也被挡在宫门外头不让进去，又不给通报，皇上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奸臣当道，闹到这种地步。太子就不想想秦朝太子扶苏的事么？”太子深以为然，但还想着到父皇面前申诉，他说：“我做儿子的怎么可以独断专行到杀害皇上的大臣的地步呢？我还是拼着性命上甘泉宫去找皇上分辩吧”。

　　太子正准备动身，正好江充派人来叫太子去见他，催促得很紧。太子怕见了江充没有好结果，心中慌乱，索性把心一横，决定听从石德的意见起兵自卫。这一天是征和二年的七月壬午。他打发武士装扮成武帝的使者，前去捉拿江充一干人。按道侯韩说起了疑心，他怀疑使者的身份，不肯受诏，跟假使者们打了起来，最后寡不敌众，被武士们格杀。江充和檀何都给捉住。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在混战中趁乱逃回了甘泉宫。
　　
　　武士们押着江充和檀何去见太子。太子指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来的奴才！害了赵王父子不算，如今又要来离间我们父子吗？”当时就把江充砍了，檀何连同其他那些跟着江充作乱的西域胡巫，都被绑在上林苑的树干上活活烧死。
　　
　　太子又派舍人无且拿着节杖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宫中的长御（女官名）倚华向卫皇后告变，卫皇后坚定地支持儿子。于是调用皇帝内厩中所有的车马装运武库的武器和长乐宫的卫士，又向百官发布告说：“皇上病重，困在甘泉宫，不知道是否有变故（意思是不知是否还活着）。奸臣准备作乱，已经带兵平定了”，又发兵进入丞相府。长安城中谣言四起，形势一片混乱。丞相刘屈氂（lí，音“梨”）听说太子谋反，慌慌张张地从家里逃到城外，连丞相的大印也丢了。
　　
　　苏文和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武帝报告说太子谋反。武帝开始不相信，说：“那一定是因为太子害怕了，又因为痛恨江充他们才出了事。我打发人叫他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就派贴身的内侍作为使者进城去召唤太子前来问话。使者临出发的时候，苏文趁武帝不注意向他递了个眼色，又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个使者心领神会，再说他也没那个胆子在这么混乱的时候进长安城。他怕太子象对待苏文那样宰了他，就在外面晃了一圈回来对武帝说：“太子真造反了！他不肯来，我好言劝他他还要杀我，我只好逃回来了！”
　　
　　武帝一听说儿子果真造他老子的反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不顾疾病，亲自赶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指挥平叛。这时正好丞相刘屈氂派丞相府的长史来询问对策，武帝就问：“丞相在做什么？”丞相长史说：“丞相为了保密，正在封锁消息，不敢发兵平叛。”武帝大怒道：“事情已经急危纷乱到了这个程度，还有什么秘密？丞相没有周公的风度，周公难道不诛杀管叔、蔡叔吗？”于是赐给丞相玺书，告诫士兵说：“尽全力捕杀造反的人，我自然会赏罚分明。用牛车结阵，不要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要多用弓矢杀伤叛军。坚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脱。”
　　
　　武帝下诏征召三辅临近各县的士兵，各地两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归丞相节制。太子这边也没闲着，他派使者矫诏（就是假传圣旨）释放长安城里所有的囚犯，人人发给武器，由少傅石德和太子的门客张光率领着抵抗丞相的军队。他又打发囚犯如侯为使者，持着节杖去招抚驻扎在长水及宣曲的汉朝组建的胡人骑兵。如侯差一点成功，没想到汉武帝的侍郎莽通赶来，告诉胡人说：“他的节杖是假的，不要听他的命令！”原来汉朝的节杖本来是纯赤色的，太子让如侯持的就是这种赤杖，现在朝廷却加上黄色的旄缨以示区别。于是如侯被斩，莽通带着胡骑来到长安，又拨了一些划船手交给大鸿胪商丘成。
　　
　　太子又持节来找北军的护军使者任安，要求他发北军的精兵助战。任安想置身事外，既不想帮太子反抗武帝，又觉得太子真是受了冤屈，也不想帮着丞相打太子。他挺客气地把太子迎入军营，受了太子颁发给他的节杖，等太子一出大营便下令关闭营门，两不相帮，只作壁上观。
　　
　　太子见调不动任安的士兵，只好悻悻离去，强行征召长安城内诸市的平民数万人，驱赶到长乐宫的西门阙下，正遇到丞相的军队。双方混战了五天，死伤了好几万人，鲜血流满了沟渠。
　　
　　本来长安城中有很多受了江充祸害的人，听说太子杀了江充，都挺同情他，他们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打丞相。等到汉武帝回到建章宫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是太子作乱，心里害怕，就一哄而散。丞相的兵越聚越多，太子的人越打越少，没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儿子从南边的覆盎门（覆盎门是长安城南出各门中东边的第一个门，也叫杜门。后来皇曾孙刘病己少年时代常到这一带遛达）逃跑。
　　
　　这天夜里正好是司直田仁守着城门，他挺同情太子，就睁只眼闭只眼把太子放走了。丞相刘屈氂赶来，查出田仁放走了太子，当时就要杀他的头。这时御史大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循吏暴胜之赶紧拦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员，要杀他也得先奏明皇上，怎么能擅自处死呢？”田仁有苦衷，他怕武帝杀了儿子将来后悔；暴胜之怕丞相冤杀了好人将来受到追究，也是一片好意。刘屈氂只好把田仁拘押起来，先向武帝报告。武帝正在气头上，当时就火了，他立即派人责问暴胜之：“司直放跑了谋反的人，丞相将他处斩，正是执行法律。御史大夫凭什么自作主张制止呢？”就把暴胜之也关起来了。暴胜之知道再活下去也没什么好下场，就自杀了。
　　
　　汉武帝说过平定“叛乱”之后他要赏罚分明。他首先要罚的就是私放太子的田仁和那个北军的使者任安，把他们都杀了头。任安表明了立场，没帮着太子，汉武帝怎么要说他有罪呢？原来他认为任安是个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受了太子的节杖却作壁上观，是想两面讨好，怀着二心，应该杀头。任安就这么谁也不帮也倒了大霉。他以前的朋友都不敢再理他，唯独司马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不避嫌疑地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调到内廷担任了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常在皇帝的左右。任安原来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趁着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多多举荐人才。司马迁心里有苦衷却说不出，一直没有回信。现在他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已经完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就不避嫌地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或叫《报任少卿书》，少卿是任安的字）。他在这封信里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叙述了因李陵事件而罹祸的经过，表示要效仿先贤在困厄中奋发努力。他在这封信里对汉武帝发了不少牢骚。信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名句。
　　
　　可惜任安没能看到这封回信，在信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被杀掉了。司马迁留下这封《报任安书》后不久，也从史书的记载中失去了踪影，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因为这封“谤书”而被汉武帝处死了。他的《太史公书》被收进了宫廷，外面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不过据说他为了防止汉武帝派人销毁这部史学巨著，秘密地誊写了一份，叫亲属运回左冯翊夏阳县（今天的陕西韩城县西南）的老家秘密收藏起来。一直到宣帝即位以后，他的外孙杨恽才向朝廷报告说外祖父留下了这么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朝廷下诏求封赏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才得了一个美称叫“史通子”。
　　
　　汉武帝杀了任安和田仁，也要赏一批人。他下诏说：“侍郎莽通抓获了反将如侯，长安城的男子景建跟着他（莽通）抓获了少傅石德，可以说是首功。大鸿胪商丘成力战捕获反将张光。”他封莽通为重合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秺(dù，音“杜”)侯。这个莽通在《汉书?武帝纪》上本来写作“马通”，因为后汉的明德皇后马氏（汉明帝的皇后，伏波将军马援之女）厌恶马通和他哥哥马何罗这两个马姓先人中的谋反败类，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把马通和他的哥哥马何罗改了姓，将“马”改为“莽”（马皇后做的很对，这样的先人的确还是不要的好）。马通的哥哥马何罗也是江充的人。太子的那些门客曾经出入宫门，全都坐罪诛杀；跟随太子发兵的，按谋反的法律族诛。被太子裹胁的普通士卒全部发到敦煌郡去守边。因为太子逃亡在外，长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严密防犯着。过了二十多天，就在湖县找到了太子。
　　
　　五、三个孝子
　　
　　戾太子之变就这么给汉武帝平定下去了。他怒气冲冲地派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捧着废除皇后的策书到卫皇后居住的未央宫椒房（汉代皇后居住的宫殿。因为用和着椒末的香泥涂在宫殿的墙壁上，故名“椒房”）来收缴皇后的大印。当初卫家最得势的时候，长安城里流行的歌谣是“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意思是“生了儿子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生了女儿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难道不见卫子夫一家霸占着天下吗？”这是天底下生了女儿的父母心里头盼着自己的姑娘将来有一天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象卫子夫一样给全家带来无尚的荣华富贵。
　　
　　可是卫子夫霸着天下又怎么样呢？她的兄弟和外甥给汉武帝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她自己又那么循规蹈矩，没有出一点差错，卫家还不是给害得家破人亡。她想着丈夫的薄幸无情，想着卫家的凄惨下场，又想着儿子带着两个孙子逃亡在外，生死不明，心里又伤心又痛苦，就大哭了一场，自个儿上吊死了。黄门苏文、姚定汉用一口小棺材，把她草草埋在城南的桐柏亭，宣帝即位以后才得以改葬。宣帝又给曾祖母上了谥号为“思”，卫皇后从此就被称为“卫思后”。宣帝又给她置办守陵园的百姓三百家，让长丞周卫奉守着。这些都是后话。
　　
　　汉武帝逼死了卫皇后，赶跑了亲生儿子，还余怒未息。大臣们都惶恐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人敢出来为太子和卫皇后说句公道话。这时候上党郡壶关县有个三老（地方上掌百姓教化的民官）叫令狐茂，大着胆子给汉武帝上了一道折子说：
　　
　　“臣听说父亲就象是天，母亲就象是地，而子女就象是游嬉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能茂盛成长；父慈母爱，家中才能出孝子。阴阳不能调和，万物就要夭折受到伤害；父子不能和睦，家庭就要败亡。所以父亲不象父亲，子女就不象子女；君主不象君主，臣子就不象臣子。（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粟米，又怎么能吃得到呢？当年虞舜的孝顺是天下最有名的，还是不被父亲瞽叟接纳；孝己被人诽谤，伯奇逃到山里，这些都是骨肉至亲，父子相互猜疑的例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都是积累的中伤造成的呀！由此可见，子女没有不孝顺的，而父亲则有没能察觉到的时候。现在皇太子是汉室的嫡亲子嗣，要继承万世的基业，体验祖宗社稷的重任；要论亲密，他则是皇帝的宗子。那江充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官宦人家的下贱奴才，陛下使他显赫，提拔任用他，他仗着至尊的命令来欺凌逼迫皇太子，造假行骗，一群宵小奸邪之辈跟着他酿成冤假错案，因此亲人之间的联系隔绝阻塞而不能沟通。太子进不能见到皇上，退又被乱臣逼困，独自受了冤屈而不能告白自辩，不堪忍受内心的忿忿不平，起兵杀了江充，恐惧逃亡。他这是儿子盗取父亲的兵马来救难自免，臣私下以为他并没有包藏什么坏心。《诗经》上说‘盘旋小青蝇，落在篱笆前；君子貌和蔼，不信谗毁言；谗言无根据，祸延邦国间。’过去江充进谗言陷害赵太子，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他的罪行本来就明明白白。陛下不察觉就重重地责备太子，盛怒之下发大兵搜捕他，还命令三公亲自领兵。有智慧的人不敢言语，能言善辩之士不敢说话，臣私下里感到心痛。臣听说伍子胥为了尽忠诚而不顾及名声，比干为了尽仁义而不爱惜生命，忠臣竭尽忠诚而不顾斧钺加诛在自己头上，陈述君主的昏昧，是为了匡正君主，安定社稷。《诗经》说‘把那些说坏话的人呐，投到豺狼虎豹的嘴里去！’。希望陛下放宽心意，稍稍留心察查亲人的好心，不要责怪太子的不是，立即罢兵停止追捕，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在外。臣不能禁止自己的拳拳恳切之心，说了上面这些话，现在我愿意抛弃这条老命，伏在建章宫的门阙下等候皇上问罪。”
　　
　　令狐茂在信中所说的三个人，都是子孝父不慈的例子，在这里也当闲话说说。
　　
　　虞舜就是上古时候五帝之一的帝舜，他姓姚（因为曾住在沩水边，又姓“妫”），名重华，“重华”的意思大概就是指的史书上说的他有两个瞳仁。一般人眼珠里都只有一个瞳孔，舜有两个，不知道这样的眼睛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反正与常人不同，大概这也是所谓的帝王的过人之处吧！后来因为帝尧把舜封在虞国，所以他自称为“有虞氏”，别人就称他为“虞舜”了。他是天下姓陈的人的祖宗，因为他的子孙妫满在西周初年被周王封到陈国，就是陈胡公满。陈国灭亡了以后，陈国的王室成员就以“陈”为氏。
　　
　　舜从小就以孝顺出名，他的父亲是一个瞎眼的老头，所以史书上称他为瞽叟，“瞽”是瞎眼的意思，“叟”就是老头。大概是因为瞎了眼睛性情变得有些乖张，瞽叟特别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而喜欢舜的母亲死后他娶的继室生的小儿子“象”（疼爱小儿子似乎也是做父母的人之常情）。他常常对舜挥以老拳，舜则是逆来顺受。他很会看父亲的脸色，如果看见父亲并不如何生气，就心甘情愿地挨打；要是看父亲脸色实在太难看，他掂量着估计要给父亲活活打死，就逃出去躲几天，等父亲消了气再回来。所以舜的故事恐怕要算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棒下出孝子”的例子。
　　
　　瞽叟两口子和象屡次三番地算计舜，想把他杀死以后分他的财产，象还想夺帝尧嫁给舜的两个美丽的女儿娥皇和女英。有一次他们叫舜上仓房的房顶去修缮被风吹走的茅草，等舜上了房顶却抽走梯子，还在下面放火烧仓。舜顺手把带着的大斗笠当做降落伞用从房顶上跳了下来，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又有一次，他们叫舜下去淘一口枯井，当舜挖得很深的时候他们就往井里扔大石头、倒成筐的黄土，不把他用石头砸死也得用土活埋。没想到舜早就防到了这一点，他预先在井的侧壁上挖了一条通向外边的暗道，象他们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就从旁边溜出来了。
　　
　　三个凶手以为舜必死无疑，兴高采烈地商量着分赃。父母想要帝尧赏给舜的丰厚财产，象说：“财产大家分享，我还要他的两个老婆。”象得意洋洋地回来，以为两个漂亮的嫂嫂这下子到手了，进门时却看见舜笑嘻嘻地坐在床上，一边看着他一边弹琴。他惊讶不已，只好说：“我很关心你，所以来看看你。”舜难得见到这个异母弟弟态度这么友善，就装做没事一样的跟他要好下去。
　　
　　舜因为他的至孝出了名，人们都愿意跟他住在一起。他曾在历山耕田，历山的人们都互让田地；他在雷泽捕鱼，雷泽的百姓都互让地界和捕获的鱼虾；他在河滨制作陶器，做出来的产品又精美又实用；他还在员夏做买卖，把制作出来的陶器拿去卖，人们总是一抢而空。凡是他居住过的地方，人们都赶着搬来做他的邻居，所以总是第一年形成了村落，第二年变成乡镇，第三年就变成熙熙攘攘的通都大邑了。为了这个，帝尧也知道了他的大名，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考察他处理家庭关系的做法，又派九个儿子跟着他一起办事，考察他处理公事的能力。因此这一年他正式加入政府，这一年他也刚好三十岁。他处事公正，办事干练，过了三年，天下大治，百姓没有不服从的。于是尧又让他代替自己行使天子的权力，称为“摄政”。
　　
　　舜又做了十七年的摄政，满五十岁了，尧就正式禅位给他，让他做天子，称为“执政”。舜做了八年的执政，尧死了，他就宣布退位，为尧帝守孝三年。三年过后，百姓仍然感念舜的仁政，他们不去尧的儿子丹朱那里朝拜，而是一齐到舜退居的南河之南来。舜于是众望所归，正式登基做了天子，直到三十九年后死在南巡的路上，埋葬在湖南境内的九嶷山，享年整整一百岁。
　　
　　孝己是商朝（殷朝）高宗武丁和他的正室妇好所生的太子，因为为人孝顺，人们都不称他的名字而叫他“孝己”。其实“孝己”也只是后世子孙给他祭祀时加的尊号，不是他的名字。这个孝己，以前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看法，学者们认为就是《尚书?高宗肜日》（肜róng，音“荣”，祭祀的意思，“高宗肜日”的意思是“祭祀高宗的日子”）里面劝谏殷高宗武丁的那位贤臣祖己，但后来根据对殷墟甲骨文卜辞的研究，发现《高宗肜日》并不是象原先司马迁认为的那样是武丁祭祀成汤时的事，相反是武丁的儿子祖庚祭祀他的时候的发生的事。《高宗肜日》里的高宗武丁不是祭祀者而是被祭祀的对象，司马迁对《尚书》里的这件事理解有错误。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尚书》一向很难读，历来被学者们争论不休。这样看来，出现在《高宗肜日》里的那个祖己，只可能是武丁的儿子祖庚的臣子，绝不可能是武丁的儿子孝己。
　　
　　殷高宗武丁是商朝最伟大的君主，他在位五十九年，比汉武帝还多五年。他少年的时候，曾奉父王小乙的命令潜入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他即位以后从傅岩服苦役的版筑奴隶中提拔了贤臣傅说，于是天下大治，“殷道复兴”。
　　
　　武丁先后有过三位王后，妇好就是他的第一位王后，她在殷墟甲骨文的祭祀卜辞中被称为“母辛”、“后母辛”或“*辛”，“*”也是“过世的先母”的意思，人们说人死了父母叫“丧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妇好墓在殷墟遗址出土，这是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座墓主能和史料以及甲骨卜辞对应起来的商朝王室墓葬。通过对妇好墓出土文物及甲骨卜辞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些妇好的情况。妇好不仅是中宫王后，而且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队统帅，堪称中国历史上巾帼女将的第一人，在她的墓里曾出土了一把象征军队统率权的青铜大钺。妇好能征善战，深受武丁的宠爱，武丁事无巨细，不论征伐、疾病、生育，都要为她虔诚地卜骨问兆。但她仍然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妇好去世以后，武丁对她不能忘情，因此对新立的王后十分冷淡，令她郁郁而终。第三位王后被册立以后，生怕武丁再冷落她，就找机会想要武丁厌恶妇好，也想让自己生的儿子祖甲取代孝己成为太子。正好有一次武丁病了，孝己衣不解带在病榻前侍候着，每一天晚上都要起床五次，去武丁床前查看被子的厚薄冷暖，枕头的高低合不合适。他还用甲骨占卜，求母亲妇好的在天之灵保佑父王早日痊愈；父亲生病的日子，他常常忧伤得以泪洗面。
　　
　　武丁看见儿子脸上的泪痕，就问王后是怎么回事。王后趁机造谣说：“太子每天祭祀他母亲，诅咒您早点死，他好继承王位。看见您病有起色，他心里失望，所以忍不住悲伤。”武丁大怒，认为自己的病是妇好阴魂不散作的怪，因此心里开始厌恶妇好，不再为她祭祀，也不准孝己再祭祀母亲，对他言辞十分严厉，后来就越来越疏远了他。孝己被父亲怀疑疏远，又不能对母亲尽孝，心里十分痛苦，就自杀了。
　　
　　孝己死后，太子就该轮到新王后所生的儿子祖甲来做。但这个祖甲是个正派人，他不想做这个从哥哥手里抢来的太子，就在父王宣布立他为太子的当天夜里偷偷溜出宫跑了。武丁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跑了，心理大受打击，终于一病不起，不久就死掉了。后来是武丁的另一个儿子祖庚继承了王位。
　　
　　尹吉甫是西周时周宣王的贤臣，姓兮名甲，字吉甫（也作“吉父”，“父”和“甫”是同音的通假字），因此人家叫他“兮伯吉甫”，因为他被封在尹地（山西隰县东北），所以就以“尹”为氏，叫做尹吉甫。他曾奉周宣王的命令征伐北方的游牧民族猃狁而取得大捷。这个猃狁，在黄帝时被称为荤弼或獯弼，在西周被称为猃狁或犬戎，在战国秦汉时则被称为匈奴。尹吉甫晚年的时候死了老婆，娶了一个续弦生了个儿子叫伯邽。伯邽很妒忌他的以孝顺出名的异母哥哥伯奇，就和母亲在他老子跟前说哥哥的坏话，尹吉甫一时糊涂受了蛊惑，就把大儿子赶出了家门。
　　
　　关于伯奇此后的遭遇，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有的说他投水寻死，却有幸被水神赐给仙药而得不死，想到父亲的无情、后母和弟弟的中伤，不禁悲从中来，扬声作歌。这哀伤的歌子被江上的渔夫学了去，后来被吉甫听到，心里很后悔，怀疑是儿子所作，就弹起伯奇唱过的这首曲子。有的说他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有一天吉甫跟着周宣王打猎，伯奇就唱起了伤心的歌儿，想用歌声来感动父亲。周宣王听了歌子说：“这是孝子所作的歌谣呀！”于是吉甫就把儿子从山野中找回来，把后妻射死了。
　　
　　还有的说他被父亲吉甫杀了。例如北宋时编的《太平御览》就引了三国时曹植写的《恶鸟论》说：“尹吉甫听信后妻的谗言杀了孝顺的儿子伯奇，后妻生的儿子伯封求之不得，写了一首叫《黍离》的诗。民间传说吉甫后来醒悟，心里思念伯奇。一次出游的时候，看见一只形貌怪异的鸟儿在桑树上‘嗷嗷’地鸣叫。吉甫心里一动，对鸟儿说：‘你是伯奇吗？如果是我的儿子，你就停在我的车盖上；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你就飞走别停在我面前’。话还没说完，鸟儿循着声音飞到他的车舆盖上。于是吉甫命后妻用车子载着弩，他用弩射后妻，把她射死了”。但在更多的文献中，似乎只讲到伯奇为父所逐，没讲到他被杀。
　　
　　令狐茂举这么多例子，无非就是想说汉武帝这个当老子的也有错的时候，不能够因为儿子反抗父亲的过错就中了小人的奸计而造成终生的悔恨。在他所举的三个例子中，以武丁和孝己父子的例子跟眼前汉武帝父子的情况最为相似，想必汉武帝看了之后内心也会有许多想法。
　　
　　汉武帝看了令狐茂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心里也有些感触。可他心里还怪着太子，不愿意这么快收手。他有心想让太子再受一段时间的逼迫，让他多吃些苦头，好知道反抗他老子不是那么便宜的事情。汉武帝这么一犹豫，就害了太子的命。
　　
　　六、长安狱中天子气
　　
　　太子带着两个儿子（史皇孙刘进不在其内）逃到湖县，藏在一个叫泉鸠里的地方。这个湖县不是今日江南的湖州，而是包括今天河南省灵宝县西边的湖城和阌（wèn，音“问”）乡两个县。太子投靠的是一户卖草鞋的人家，家里很穷，人却很仗义，把太子他们爷儿三个藏得好好的。只是太子从小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哪受得了这份苦呢？主人家拼了命地没日没夜做草鞋，卖了钱供给他们吃住，可还是入不敷出。正好太子想起他有一个旧相识在湖县，就派人去找他帮忙，没想到被到处埋伏着眼线的官府发觉了，一路跟踪着找到了太子，把他包围起来。因为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追捕太子，死的活的都要，谁拿住太子就封谁为侯，所以这帮恶吏人人奋勇，都想用太子来得到富贵。太子自己想想再也没法跑出去了，就关着房门和窗户上吊自杀了。
　　
　　山阳县的男子张富昌是围捕太子的卒吏之一，他用脚踢开窗户闯进屋去，新安令李寿上前抱着太子的尸体把绳子解下来，哥儿俩算是立了头功。收留太子父子的主人家十分忠心，他和太子的两个儿子拼死上前想拦住这帮如狼似虎的恶棍，不是他们的对手，也都给乱刀格杀了。
　　
　　李寿他们把太子拒捕身死的消息报到上边，汉武帝听说儿子死了，心里不免伤心，但又不能食言而肥，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自认倒霉。他知道臣民们都在等着看皇上是不是会兑现诺言给杀了太子的人封侯，就下了一道诏书说：遵照诺言对心里还怀有疑异的人施行封赏，正是为了申明朝廷的威信。他把李寿封作邪侯，张富昌封作题侯。可是人们背地里都骂他们这个“侯”是断子绝孙的“猴儿”。汉武帝自己也觉得挺纳闷，人家把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逼死了，自己却赏了人家一个侯爵来谢谢他，这成什么话呀？
　　
　　汉武帝郁闷着，越想越不对头，就秘密地派人着手调查巫蛊的案子，一查就查出来不少疑点，原来被诬告为巫蛊的案件，很多都因为证据不充分而不可信。汉武帝这才知道儿子真是受了冤枉，他心里恨得痒痒的，琢磨着怎么把那些跟他儿子的死有关的人一个个都整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看守汉高祖长陵寝庙的郎官叫田千秋的（也叫车千秋）给他上了个奏章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刀兵，应当受到鞭笞；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什么罪过呢？臣曾经梦见一个白头老翁，是他教臣这么对皇上说的。”
　　
　　田千秋递折子的消息一传开，大臣们都说他梦到的那个白头老翁就是大汉朝的祖宗汉高祖刘邦，是汉高祖显灵来教训糊涂的不肖子孙汉武帝来了。汉武帝正愁师出无名，这会儿也就逮着这个机会，给自己办的糊涂事找个台阶下。他看了田千秋的折子，就把他召进宫来。一见这个身高八尺、相貌堂堂的汉子他就喜欢，再加上田千秋为太子喊冤，更让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对田千秋说：“我们父子之间，外人很难说得上话，你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透彻，这一定是高祖庙里的神灵叫你来教化我的。你就做我的辅佐大臣吧！”他就拜田千秋做大鸿胪（九卿之一，掌管朝廷礼宾事务的官员）。
　　
　　汉武帝手里有了“高祖显灵”的幌子，要杀那些他想杀的人，自然就可以推到“遵从天意和祖宗之命”上面去，这样就没人敢说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他首先要惩办的就是江充。江充虽然死了，但他的一大家子人还在，汉武帝就把他的三族（父、母、妻三族。如果父、母、妻的三族都被夷灭，就叫做“诛九族”。明成祖杀方孝孺，将他的学生、好友作为一族和九族一起诛灭，号称“诛十族”）灭了。苏文也是首恶，汉武帝把他绑在长安城的横门外边（横门是长安城北出的各门中，最西边的第一个门）、渭河的横桥上活活烧死。那两个逼死太子的“猴儿”李寿和张富昌已经封了侯不能杀，怎么办呢？汉武帝也有法子，他把他们打发到北边去做北地太守，让哥儿两个去打匈奴。这两“猴儿”哪是匈奴人的对手哪？果然不久就让汉武帝找到了治他们罪的由头，大概是“防犯匈奴入寇不力”一类的罪名，把两人都灭了族。他们倒真是象别人骂他们的那样断子绝孙了。
　　
　　戾太子刘据一共生了三男一女。太子事败的时候，不但他和跟着他的两个儿子死在湖县（他们后来被就地埋葬在湖县），就连太子的夫人史良娣、史皇孙刘进和妻子王夫人，还有太子嫁给平舆侯的嗣子做媳妇的唯一的女儿也都给处死了。卫皇后和史良娣被埋在长安城南，史皇孙和妹妹、妻子王夫人三个人被葬在广明苑。
　　
　　后来汉宣帝即位以后，头一件事就是要给祖父平反，他给自己定的第一个年号叫做“本始”，就是追本溯源的意思，表示自己没有忘记祖父和父亲的冤屈。他下诏说：“已故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号谥，也没有供每年祭祀的祠堂家庙。请百官商议给故太子上谥，置办祭守的园邑。”
　　
　　这时丞相蔡义等人上奏说：“《礼》（指《周礼》）上说‘作为别人继承人的人，就是别人的子孙’，因此对亲生父母也不能（以父母之礼）祭祀，这是尊从祖宗的大义。陛下作为孝昭皇帝的后人，承奉着祖宗的祔祀，因此规制礼仪更不能超越界限。更何况孝昭皇帝已经为故皇太子在湖县修了陵墓，史良娣的陵在博望苑以北，陛下的皇亲（实际上指的是亲生父亲）史皇孙的神位安奉在广明苑外城墙的北面。
　　
　　谥法上说‘谥，就是行为的表迹’，愚臣认为皇亲的谥号定为‘悼’比较恰当，皇母称‘悼后’，按照诸侯王的陵园规制，配备三百家看守陵园。故皇太子谥号定为‘戾’，配备二百家看守陵园。史良娣称‘戾夫人’，配备三十家看守陵墓。陵园都设置长丞，周围按照法律上的规制配置看守进行守卫。以湖县阌乡邪里聚为戾太子的陵园‘戾园’，长安白亭以东为‘戾后园’，广明苑成乡为‘悼园’，都按照相应的规格等级进行改葬。”
　　
　　一句话，大臣们认为宣帝已经过继给了汉昭帝做继承人（宣帝是汉昭帝和戾太子的孙子辈），自然就不能再对生身父母史皇孙和王夫人以父母之礼进行祭祀了，他们便用“亲”和“母”来作为对宣帝生身父母的称呼，而不是象应该的那样称史皇孙和王夫人为“皇考”和“母后”。他们给史皇孙和戾太子议定的谥号也是象“悼”、“戾”这样的恶谥。汉宣帝这时刚即位，在朝廷中没有什么力量，朝政都由霍光把持着，他也就不能跟朝臣们硬来，只好任由祖父和父亲顶着这个恶谥载入史册了。
　　
　　过了八年，到元康元年的时候，汉宣帝已经铲除了霍家，大权在握，在朝廷上说一不二，就来旧事重提。大臣们也乖巧，知道要讨皇帝的好，于是同一本《周礼》又能从他们嘴里玩出新花样来。八年前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地劝阻皇帝绝不能越制祭祀史皇孙夫妇的大臣们，这回全都怂恿皇帝把本生父母尊为“皇考”和“皇太后”。丞相魏相等人这一次从《周礼》中找到的是这样一条根据：“《礼》上说‘父母是士人，儿子做了天子的，应当以天子之礼来祭祀父母。’悼园（指史皇孙）应该上尊号为‘皇考’，设立家庙，以陵园为寝庙，以便时时供奉香火牺牲。增加看守陵园的百姓到一千六百家，设置为奉明县。应尊称戾夫人为‘戾后’，置办陵园，并和戾园一起增加守陵的百姓各满三百家。”丞相上奏尊史皇孙为汉宣帝的“皇考”，就是承认了他是宣帝亲生父亲的身份。这些大臣们见风使舵的本领，的确非同小可。
　　
　　宣帝又打发人去找母亲王翁须娘家的人，在地节三年(“地节”是汉宣帝的第二个年号)找到了外祖母。这位老夫人自称名叫“妄人”，涿郡蠡吾县平乡人氏，先嫁给同乡的王更得为妻，王更得死后又嫁给广望县的王迺始为妻，生下女儿王翁须和儿子王无故、王武。后来宣帝就追封外公王迺始为广望王，封外祖母为博平君，把博平、蠡吾两个县一万一千户送给外祖母作为汤沐邑，两个舅舅分别封为平昌侯和乐昌侯，各食邑六千户。《汉书?外戚传》依着王老太太妄人的夫家姓氏称她为“王媪”，“媪”是老妇人的意思。王媪带着王夫人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汉宣帝的两个舅舅王无故和王武，一家三口坐在一辆黄牛拉的车子上跟着使者到长安来。长安城里的百姓见皇家的使者用挺隆重的礼仪把这个坐着黄牛车的老太太接到京城里来，都跑去看热闹。他们不知道她是谁，就叫她“黄牛妪”，意思是坐着黄牛车的老太太。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戾太子的故事到此为止，今后按下不表。在《汉书?武五子传》里有戾太子的传，“巫蛊之祸”和“戾太子之变”散见于《汉书》中相关各人的传。网上有一位叫“戾太子”的网友写了一篇叫做《戾园春梦——我的三十一年太子生涯》的长文，专门讲述戾太子的故事。文章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就，读起来感觉象是戾太子本人口述的一篇自传，相当感人，在网上流传的人气似乎也比较高。两千年前，戾太子含冤而死，今天有人为他立传鸣冤，他若泉下有知，也自当含笑了。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将彼文摘来一看，我们还是回头说一说皇曾孙刘病己的事。
　　
　　太子一家几乎死绝，就只剩下一个几个月大的皇曾孙，也受了牵连，被关在长安的大牢里。按照汉朝的法律，天下封邑在郡国以上身份的囚犯及其家属不能关在普通监狱里，而要关押在隶属大鸿胪管辖的郡邸狱里（因为是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所治之狱，所以叫做“郡邸狱”。“郡邸长”这一官员从官名上看就是专门负责看押、监审郡国及诸侯藩邸中犯事者的官员），因此这个尚在襁褓之中的皇曾孙，就按着谋反罪连坐的法律，被关进了长安的郡邸狱。奉诏负责审理郡邸狱里涉嫌巫蛊案件的犯人的，是隶属廷尉下面的一级属官廷尉监，而这时正做着廷尉监的是一个叫做丙吉（也写作“邴吉”）的人。
　　
　　丙吉本来做的是廷尉右监，后来犯事丢官，回到州里在州郡长官身边做一个“从事”。巫蛊之祸兴起后，因为要审讯的犯人实在太多，丙吉就因为曾经做过廷尉右监，熟悉狱事的缘故而被征召到京参与巫蛊案件的审讯。检点犯人的时候，丙吉看见那么多犯人中间夹杂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觉得奇怪，问清楚了是太子的孙子以后，觉得他既无辜又可怜。他就叫两个判了较轻徒刑的有奶的女犯，一个是淮阳人郭徵卿（这个人在《汉书?宣帝纪》里写作赵征卿，在汉宣帝的丞相魏相和丙吉二人的合传《汉书?魏相丙吉传》里又写作郭徵卿。“征”和“徵”是异体的同一个字，从前人们常把唐太宗的名臣魏徵写作“魏征”，因此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到底姓郭还是姓赵，笔者限于学识和材料的有限，实在难以考证明白；或者郭和赵分别是她夫家和娘家的姓也说不定。这里姑且按着《丙吉传》的说法叫她郭徵卿），一个是渭城人胡组，轮流用乳汁喂养这个孩子，又让她们把孩子抱到监狱里比较高敞干燥一点的地方（也就是空气好一点，不那么污浊的地方）保养起来。
　　
　　巫蛊的案件，拖了几年还没有判决。后元二年，汉武帝得了重病，往来于盩厔县（zhōu zhì，音“周至”，在今陕西省周至县以东）的长杨、五柞两座行宫与长安之间。这时就有随驾的善于望气的方士对武帝说：“长安城的牢狱里有天子的气象。”方士的这句话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或许这位方士是位有心人，打听到了皇曾孙关在牢里，有心提醒汉武帝把这个皇家的血脉接出来。谁知道他无心帮了倒忙。武帝听到方士的话后，本能的反应不是亲情而是政治上的，他以为方士的意思是长安的大牢里关着将来要推翻大汉江山的反贼，于是打发使者分别传旨给京城各官府的官员，将京城所有监狱里下了诏狱的在押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律杀无赦。
　　
　　当天晚上，掌管传达宫中诏令的内谒者令郭穰来到郡邸狱传达武帝的诏令。丙吉接到诏书后大吃一惊，他紧紧关着监狱的大门不让郭穰进去，说：“皇曾孙在这里！处死其他无辜的人都不可以，更何况是自己的亲曾孙呢！”他就这么一直守着大门直到天亮。郭穰进不去，只好回来向汉武帝报告，趁机弹劾丙吉不遵守诏令。武帝听了郭穰转述的丙吉的话，想想自己已经把儿子、孙子都逼死了，现在又要把唯一留下来的这个亲生的曾孙赶尽杀绝，也觉得自己做得实在有点太过份，就说：“这是上天授意丙吉来提醒我呀！”就下了一道诏书，把全国监狱里的犯人全都免了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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