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绳子的故事》发表于1883年。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普法战争以后，统治阶级更加反动，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扩张殖民地。大资产阶级之间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现象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败坏：尔虞我诈，相互欺骗，司空见惯；损人利己，暗箭伤人，习以为常。人们视这种现象为天经地义。反而把诚实厚道、纯朴善良看作违反常。《绳子的故事》就是解释这样一种变态的心理状态和反常的社会道德观念，以及他所造成的毒害。城市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的死，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荒唐的道德观念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筑成了一个无形的包围圈，向那些城市善良的人们发起攻势，并把他们活活困死。

    [文学常识]

    莫泊桑是法国十九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莫泊桑的作品，常常通过选取日常生活中极其平凡、极其普通的故事来揭示深刻的社会。他善于掘取滔天巨浪中的一朵普通的小浪花，以小见大，以一当十，从地税中窥见太阳的光芒。《绳子的故事》就是这样—类作品。在这篇不到六千字的短篇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既不是金融界、商业界巨头之间的相互倾轧，也没有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而只是通过描写—个故事：法国北方弱满地区一个城市的农民，在赶集路上捡到—个绳子，因而被冤家诬告，又受到众人奚落，以至忧郁而死，深刻地揭示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社会道德问题。

    [内容述评]

    通过《绳子的故事》置奥士高纳大爷于死地的有三种力量：一是马具商的诬告，二是乡政府的审问，三是周围群众的稀落。这三股力量汇集一起，形成一种无形的罗网，而其核心又是荒唐的道德偏见。

    在这场逼死奥士高纳大爷的围攻中，马具商是发难者。他是农村的小奸商，有着农村小奸商那种狡猾、阴险、诡诈的特点。通过他的行为和举动，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处世哲学符合当时堕落的社会道德观念。因此，他为达到陷害自己冤家的罪恶目的，不惜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把亲眼看到奥士高纳大爷捡到的绳子说成是一个黑皮夹子。事情真相大白以后，还不甘罢休，继续散布谣言，拨弄是非，迷惑不明真相的人，直至害死对方而后快。他的行为是当时社会道德观在一个农村小奸商身上的体现。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此，而在马具商的这种处世哲学得到官府的支持和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便是《绳子的故事》所要揭示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马具商的这种行为，首先得到乡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文章中写道，当马具商向乡政府诬告时，乡长不调查，不研究，偏听偏信，完全听人了马具商的所谓“揭发”，以为断定奥士高纳大爷捡的是黑皮夹子。在这里，莫泊桑没有写乡政府的逼供信，严刑拷打，也没有写乡长的耀武扬威，盛气凌人，只有一处写乡政府的人搜了奥士高纳大爷的身，但也是奥士高纳大爷自己的要求，为了要证明大爷自己的清白，在这里，作者强调得仍然是乡长和政府里人们的道德偏见，作为下层的统治阶级—员的乡长，他与马具商有着共同的道德观念，他怎么也不会相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诚实”二字可言；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又有更深刻的阶级偏见，认为那种不诚实的行为便出自像奥士高纳大爷那样贫苦人身上；他面对奥士高纳大爷发自肺腑的“名誉起誓”，“良心和生命担保”感到惊奇，一味的摇着脑袋说：“奥士高纳大爷，马朗丹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不会相信他把一根绳子错当成皮夹子。”多么偏执、多么武断！乡政府的传审和乡长道德偏见、实际上是保护了马具商的犯罪行为，同时使他更加有恃无恐，敢于当众撒谎，而且已在使用毒计。

    致使奥士高纳大爷忧郁而死的第三方面力量是众人的嘲笑和稀落。他们是一些像奥士高纳大爷一样贫苦的普通农民，是农村小客店的小老板或是小商人，都是一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诚然，他们绝没有想到要害死一个诚实的普通农民，可是他们的行为无意中却帮了马具商，这是其阴谋得逞，并致使奥士高纳大爷郁而死。这是这种“无意”的行动，说明下层人们中毒之深。思想麻木，善恶不分，是非不明；是荒唐的社会道德的社会基础。奥士高纳的死不是马具商与他个人的纠葛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道德堕落的必然悲剧。我们看到，他们对奥士高纳大爷被传审，不但不表示同情，愤慨，反而处于“好奇”或者“嘲弄癖”去奚落大爷。莫泊桑是—位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从不正面表露自己的感情，在这里却用了“都没有任何愤慨”这样的话来农观他的深切痛恨。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进一步写出，这些老百姓人仍然没有觉醒，虽然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大爷的诚实，甚至对大爷的一再解释渐渐产生反感、厌烦，以至直言不讳的道出他们反感的真实原因：他们头脑里同样认为，人总是欺诈的，奥士高纳大爷的解释不过是“骗子”变出来的“歪理”。蒙迪维利埃村的一位马贩子说：“有人捡着了，又有人送还了。俗话说，没人见，没人晓，骗你你也不知道。”多么偏见的社会道德观，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

    奥士高纳大爷之死的直接原因，既不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不是资本主义法庭的逼供，更不是惨无人道的牢狱，而是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堕落，愚昧的偏见和可怕的习惯势力。他比资本家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更可怕，比法庭逼供更冷酷，比牢狱更令人窒息。

    [艺术特色]

    莫泊桑式风俗画的巨匠。在作品中已开始就用不多的笔墨，把我们带入了法国北方的一次赶集的景象中：集市上人们欢乐的心情，路上开怀的谈笑，交换货物是吵闹，人畜混杂的集市广场，大院里放满各式各样的车辆、坐满顾客的客店，寥寥数笔，栩栩如生；但作家并没有忘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生活贫困的情景，他在这幅“欢乐图”里点出了他们的不幸。这些赶集的农民，虽然欢欢喜喜的穿起浆得笔挺的蓝布罩衫，女人们梳妆的整整齐齐，披着披肩，戴着便帽，比平时不大一样，然而由于他们积年累月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男人身体都变了形，女人个个“身体干瘦”。男人在“骨瘦如柴”的身子上穿着新浆洗的衣服，“鼓鼓囊囊”的活像个要腾空而起的“气球”：女人们的披肩只能用别针别在“平坦”的胸前。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尽管是集市，仍然到处散发出一种难闻的酸臭气味，停在各店的车辆，有的是“憋脚”的马车，有的已经“千补百纳”。这种落后的农村面貌与十九世纪后期整个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是多么不协调。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作者采用了虚实相间、详略得当的方法，巧妙的处理了赶集这样—个特定环境中的群众场面和主要人物的关系，使得群众场面栩栩如生，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作者以洗炼、精确的细节描写，深入细致的心理刻画来突出各个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中写道马具商这个人物。一共出现三次，每次只寥寥数言，但作者就把这个农村小奸商的狡诈、阴险、毒辣跃然于纸上。第一次作者写他发现奥士高纳大爷捡了—条绳子，没有什么更多的行动和语言，只写他在自家门前“瞅着”，顺便交待了他与奥士高纳嘎也曾经有过纠葛。第二次出现在乡政府，他到那里作证。明明看到奥士高纳大爷捡的绳子，却一口咬定是黑皮夹子。这就不难想象，他第一次的“瞅”而不语。实际上已经在盘算着怎样报复陷害自己的冤家。第三次是在伏图内•乌勒布雷克大爷的皮夹子找到以后，作者再次把笔锋转向马具商，但也只是写他站在自家门口，看见奥士高纳大爷走过，他“笑”了起来。为什么笑？作者没做回答，却出其不意的自己提出问题“为什么呢？”马具商的描写到此为止，以后再也没有出场。但是通过以后的情节的发展，读者不难想象，马具商这一“笑”是奸笑，“阴险”的笑，因为他一步下重重陷阱，并预测到自己必定的胜利。

    奥士高纳大爷是法国北方诺曼地区一个勤俭、诚实的农民，由于长年累月的农村劳动伤害了身体，得了关节炎，但作者着重描写的不是他的物质生活的贫穷，而是精心刻画她精神上所收的折磨。作者紧紧扣住他的“诚实”性格这一特征，以及其精炼的语言和精神痛苦。由于“诚实”，当他受冤枉时，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面对着乡长的审问，直瞪瞪的“愁着乡长，自己不知为什么，已经被这种对他的怀疑吓呆”；由于诚实，以为用“良心”“生命”等所谓人生的荣誉来担保，就能博得众人的信任；有由于诚实而执拗，就一再的要把事实真相告诉别人，希望得到了解，反而越弄越糟，精神痛苦逐渐加重。他的激烈的思想矛盾是在事情的真相大白以后。起初，他满以为自己“胜利了”，他抱着老实人的天真想法，信心十足的整天给人们讲自己的遭遇，但事实与他的想法恰恰相反，众人还是不相信他。作者写道，他虽然心里“坦然了”，但又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是什么东西，又“说不清楚”，他的思想斗争开始激烈起来，面对着人家叫他“老滑头”，他“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越来越感受到“不安”；在遭到众人的嘲笑、奚落之后，他感到“又羞又恼”，因受到“无端的怀疑”而“伤透了心”；渐渐的，他“模模糊糊的意识到无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一个个沉重的打击，使得这个诚实的农民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力反抗，他意识到，要用尽自己的气力来洗刷自己也是“白费”，于是他在“闷闷不乐”中消瘦下去，卧病不起，最后忧郁而死。这里，奥士高纳大爷的性格发展，心理变化，写得细致生动，合乎人物性格，自然而无雕琢，他的悲惨的遭遇和凄凉的结局令人同情。

    《绳子的故事》结尾也写的含蓄、令人遐想万千，回味无穷，却是一篇百读不厌的短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