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出现在东晋，不是偶然的。东晋时期汇合了孕育书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
一、艺术的自觉
魏晋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事频仍，社会动乱，儒、释、道并行，玄学清谈之风渐盛。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个性、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文学艺术进入表现自我性情的自觉阶段，书法艺术亦不例外。
在文字形成、发展、使用的漫长历史中，书法首先是为了满足实用的需求。从出土的大量的竹简、木简、帛书和陶器来看，至汉代，书法还没有被普遍地看作艺术而受到重视，作书一般都是地位较低的典签、书佐的职责。汉末和魏晋时，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由于战争的需要，东汉雍容尔雅、规矩端严的隶书，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因此，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简易方便的楷、草等书体，逐步得到发展。由于战乱和分裂，地方割据，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推行全国统一的书体。以隶书作正式场合通用的书体，仅在中央集权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在北方和南方的边塞地区已不那么严格，甚至可以自由运用。官方文书草化的现象越来越多，书佐、书佣和刻石的书体越来越随便。这样各种书体就有了发展提高的机会，文字线条的形态趋向丰富、生动，开始具有生命力。达官显要和士大夫逐渐喜好书法，并将书法从社会低层的简单劳作，演变成一门高雅的技艺。与此同时，从魏武帝开始，帝王也介入书法艺术的学习和创造。魏文帝曹丕'善飞白书，时于宫中戏为之'。晋武帝司马炎'喜作字，于草书尤工，落笔雄健，挟英爽之气'(《宣和书谱》)。帝王的重视，书法家地位的提高，激发了书人的才华和智慧，造就了书法艺术的开山大家。如杜度、崔瑗、蔡邕、张芝、刘德升、师宜官、钟繇、胡昭、韦诞、皇象、卫恒、索靖等。书法在他们手中成为一种表达性情、意趣的高雅艺术。他们有意识地追求结体、运笔、线条的表现力，书法艺术走向自觉。只有在艺术走向自觉后，才可能出现杰出的艺术家。
从艺术欣赏角度看，书法发展到东晋，搜集、珍藏法书蔚然成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置左右玩之。《陈书·世祖九王传》载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的坟墓，大获王羲之及诸名迹。当时的书家也对墨迹珍重备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有可能产生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二、风流放达的时代精神
魏晋玄学兴起。玄学、佛学、道学思想融为一体，成为魏晋士人的思想基础。释家的'空'，道家的'无'，玄学的'玄'，为书法家的创作意境，营造了极佳的氛围。士人以旷达超俗、不涉世务为清高，以高谈玄远、轻毁礼法相标榜。他们尊重人格上的独立，主张无为与真率；他们蔑视礼教，轻视轩冕，寄情山水，品第风流，过着极为自由潇洒而又闲雅的生活，无意于佳的逸笔草草，表达了晋人空灵的精神境界。也正因为如此，晋人创造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书美韵味。今人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这样就使书法家敢于大胆想像，丰富形象思维， 正如张怀NF146《书议》所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三、书法理论的进步
汉魏以来书法理论的进步，也是建筑书法高峰的重要基础。中国书法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各种书体都已成熟。为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寻绎其发展历史，便有文字演变、书体渊源、书写技巧的探索和讨论。汉魏两晋的书法论著，正适应了书法艺术发展的需求。
书法，是一种写字的艺术。那时的书法家首先必须通晓小学，即探求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东汉许慎撰成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这部专著共十四卷，合叙目为十五卷，以'六书'推究文字的形、音、义，为书家必读。赵壹《非草书》，虽然逆书法发展潮流而对东汉书人沉迷于草书的情况进行了非议，但却使后人看到了当时士人对书法美的执著追求。蔡邕的《笔论》在书法史上揭示了书法艺术中人的本质精神--任情恣性。他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他的另一著作《九势》和卫夫人的《笔阵图》，对书法的运笔技巧进行了总结，提出书法'肇于自然'这种朴素反映论的观点： '阴阳既生， 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其中。'蔡邕还提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法艺术命题。卫恒《四体书势》探究古文、篆、隶、草四种字体的起源、 发展和遗事， 后系四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杰构。索靖的《草书势》，文章虽短，却启人想像，把草书比作自然界有生命的飞禽走兽，赋予习草者新的情思。卫夫人的《笔阵图》在总结了七种笔画的技巧后，着意指出了'意'和'笔'的关系，明确'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是书法善与恶的关键所在。
书法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为诞生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书写用具的发展
在书法用具上，魏晋较之汉代有很大的提高。造纸材料和技术的发展，使纸得到大量的生产和广泛的应用。新疆和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卷和残纸，其时代多在魏晋，说明当时纸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已经取代了竹木简和缣帛。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出土万余枚内涵丰富、笔迹精美、辞号完整连续的两汉简牍外，尤为可贵的是，出土了二十四块西汉及新莽时期的麻质纸。其中四块有汉字墨迹。时在汉宣帝至新莽时期(公元前七三年-公元二三年) 。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留有书写痕迹的纸。它比传说中的'蔡侯纸'的问世(一五年)，早出一百多年。这些麻质纸质地较厚、粗糙。最大的一块长、宽均为一汉尺(折合23厘米) ，比以前发现的最大的西汉灞桥纸(21×9厘米)大一倍，且边沿整齐、完好。四块有书迹的麻纸中，有三块属西汉时期，字数从几字到十数字不等，字体为隶草，与简牍隶草一致。字迹最多的一块属新莽时期，存三十字，且字迹笔画清晰，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与东汉《王稚子阙》、魏晋残纸、钟繇法帖接近。造纸术在魏晋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晋代皮纸生产盛况空前。西晋张华《博物志》说'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笔的制作，经过周秦至汉魏，也有很大的改进。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有魏国韦诞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兔毫和羊青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类。《笔经》说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法书要录》载唐何延之《兰亭记》，说王羲之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写出的字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除了纸、笔外，砚、墨制作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南朝宋虞NF24A《论书表》谈到宋明帝书法用具非常讲究：'陛下渊昭自天，触理必镜，凡诸思制，莫不妙极。乃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辉日夺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笔则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兼使吴兴郡作青石圆砚，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之器，缣素之工，殆绝于昔。 王僧虔寻得其术，虽不及古，不减郗家所制。'虞NF24A所记虽晚东晋一百年，但说'虽不及古，不减郗家所制'，足可说明晋代书法艺术所需的文房四宝，已相当精良实用。《初学记》卷廿一载：'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N FDB0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求纸数量之多，说明士大夫有大量的纸供书法练习之需。
文房四宝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不仅拓展了书家的创作天地，而且也对书法的普及与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家学传统的熏陶
王羲之书法艺术能够达到'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 (唐欧阳询《用笔论》) 的高度，除了社会历史条件外，其家学渊源、明师指教、同道习染等直接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两晋时候，琅邪临沂王氏家族，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尤其在司马睿朝，达到鼎盛。政治权势，也造就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书法系琅邪王氏的世传家学，名家高手不乏其人。王导是王羲之父辈中的核心人物，他长期掌握着东晋大权，历元、明、成三帝，是权倾朝野的元老。他'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南朝王僧虔《论书》)。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也善书，虽然多年在外，后又早逝，但对王羲之的书法，也不无教诲。赠《笔说》之说，虽然不可靠，也可见他对王羲之的影响。
王羲之的叔父王廙，高朗豪率， 性情倨傲。 他于文学艺术多所涉通，'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奕、杂伎'(《晋书·王廙传》) 。其文化修养颇有儒家风范。 王羲之幼年失父，常受王廙督导。《文字志》说：'羲之少朗拔，为叔廙所赏。'王廙与晋元帝司马睿有姨弟之亲，亦曾教授太子绘画。 王廙的山水画，开启东晋山水画风气的先河。王羲之亦善画，概得王廙教授。王僧虔《论书》记载：'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 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中也说'王廙为右军之师'。王廙提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强调和张扬个性的宣言。这也是他给王羲之最本质、最重要的教导。王羲之二十岁时，王廙去世。王廙把他自己珍藏已久的索靖手迹《七月廿六日帖》，送给了王羲之，可见他对羲之的疼爱和期望。
王羲之从从伯父王导那里， 得到了钟繇的《宣示表》楷书真迹，又从叔父王廙那里得到了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章草书妙品，识习了书法真谛，承袭了上流社会正统的书风。所以，他后来评论书法时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这是他真实的心得。待其晚年，他更认为：'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唐孙过庭《书谱》)
魏晋时书风大盛，善书者不乏其人，各有所长，异彩纷呈。在王羲之成长过程中，同辈中人互相切磋，兼容并蓄，对书艺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能与王羲之切磋书艺的，首先是王氏族中子弟。其兄王籍之年长羲之较多，在他还幼小时，籍之已先后为世子友、太子文学、侍中，他对王羲之的书艺是有帮助的。同王羲之一起被阮裕誉为'王氏三少'的王应和王悦，也是同辈中书法的佼佼者。王羲之的从弟王洽，书法成就更大。他与羲之在书法上互相陶染，俱变古形，成就卓著。对王羲之书艺提高有帮助的，还有他岳父郗鉴一家。郗鉴为山东高平人。司马睿称帝后，曾加官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后为尚书令等职，系东晋重臣。他善书法，'草书卓绝，古而且劲'(唐张怀NF146《书断》)。其子郗NC924、郗昙，均受家学。 虞NF24A《论书表》说：王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NC924，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可见王羲之娶郗璇为妻时，其书艺并不在郗氏、庾氏之上。后来与这些人经常切磋，受益匪浅。
庾氏也是江左大族。庾翼的长兄庾亮，历仕东晋元、明、成三帝任中书令，后为征西将军， 握有重兵。庾翼的姐姐又是当朝皇后，家中藏有卫夫人、卫NF146的书帖，也是书风极盛的家族。王羲之进入庾亮幕府，与庾氏兄弟成为知交，书艺提高很大。
王羲之出任会稽郡内史后，与江左另一大族--谢氏诸人心慕行随。谢家善书，尤以太傅谢安书艺最高。王羲之有与谢尚《论漕运书》，与谢万《得万书帖》等。又与谢安等人于兰亭修禊，可见其过从甚密。以至后来谢安将其有才华、亦善书的侄女谢道韫，嫁给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为妻，两家结为姻亲。
如果说汉魏以来书法艺术高度发展，名家辈出，已经为'书圣'的产生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大气候，那么，王羲之生活环境中的父兄、师长、亲戚、朋友极盛的书风，使他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六、功积丘山
作为'书圣'的王羲之，从小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而且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差些。据《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裴启著的《语林》记载，王羲之孩提时，曾患有癫痫病，一二年辄发病一次。又讷于言，人未知奇。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渐愈。以后跟卫夫人习字。 卫夫人发现王羲之在对书法的感悟上， 有特异之才，所以称赞他'将有大能'，甚至说王羲之将来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将超过自己。正是在魏晋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在琅邪王氏家族家学渊源熏染下，王羲之以自己对书法艺术独有的感悟与'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勤奋，前承钟繇、张芝等书法大家，研精覃思，功积丘山，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由质变妍、体式法度基本定型的重要一页，并成就了自己'书圣'的杰出地位。
细检王羲之一生的书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学子期、成名期、变革期、造极期。
学子期， 约从五六岁至二十岁。在这个时期，占据东晋书坛前列的，首推王ND447。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王ND447'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在书法上与王ND447齐名的是卫夫人的侄子李式。'李式书，右军云，是平南之流'(同上书)。此时王羲之的书法自然在王ND447、李式书法的笼罩之下。
成名期，约在弱冠后至三十岁左右。在王羲之二十一岁左右，东晋的政局发生突变，王羲之的从伯父、权臣王敦借口诛除刘隗和苏峻，反叛朝廷，兵败身死。叔父王ND447参加叛乱， 积愤而卒。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虽仍然在朝任宰相，但王氏权势从此一蹶不振。朝政实权转移到庾氏家族。庾太后临朝称制，大权掌握在中书令庾亮手中。此时的书坛领潮者是庾翼。庾翼，字稚恭，是庾亮的幼弟，风仪秀伟，累官至征西将军。庾翼善章草，窦说他的书法是'鹰搏隼击'、'剑锷刀锋'。李嗣真《书后品》 评价：'稚恭章草，颇推笔力，不谢子真。'子真即东汉草书家崔NC85C。 崔NC85C的父亲崔瑗，与杜度均以章草名满东汉，是张芝的前辈。张芝曾与朱宽论书，说：'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晖)、赵(袭)有余。'李嗣真将庾翼的章草与东汉崔NC85C相提并论，可见庾翼章草的实力。
虞NF24A《论书表》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NC924。'郗NC924， 是王羲之妻弟， 字方回， 比羲之年幼十岁，小庾翼八岁。此处说的'始未有奇殊' ，大约是在王羲之三十岁左右。虞NF24A《论书表》又说：'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南朝梁陶弘景《论书启》也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这些都是说，王羲之在其三十岁左右时，书法虽成名，尚未有显著的个人风貌。
变革期，约从三十岁至四十岁，即从咸和七年(三三二年)至咸康八年(三四二年)。这期间，不甘人后、追求卓越的王羲之，着力于书理的探求和书体的革新，力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区别于人、又高出于人的品格面貌。唐代张怀N F146《书断》论王羲之书法云：'然剖析张公之草，而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 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张怀NF146叙述右军学习钟、张书法用的'剖析'、'损益'、'研精'六个字，是非常精到的。王羲之的这种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众人趋之若鹜，显宦、士家子弟纷纷追随效法。
这种情状，引起了书法名望高于王羲之的庾翼的不满。王僧虔《论书》说：'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这里说的'右军后进'，是后来居上，超越了庾翼的书艺，引起庾翼的妒忌和不满。'在荆州'，正是指庾翼牧荆州之时(即在三四○年-三四三年之间) 。但是，在事实面前，庾翼认输了。不久，庾翼在其兄庾亮那里，看到了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庾亮的信，'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虞NF24A《论书表》)。至此，可以认为王羲之的书名超越了庾翼，卓立群英了。
造极期。约在四十一岁至逝世，即建元元年(三四三年)至升平五年(三六一年)。建元二年(三四四年)康帝崩殂，继而庾冰(庾翼之兄)下世。次年，庾翼背疽发作而卒。至此，掌握东晋主要军事力量、左右东晋政治局面的庾氏兄弟，谢幕收场，庾氏家族从此衰落不振，风光不再。庾翼的猝死，也标志着东晋书坛大旗的转换：庾翼时代的结束，王羲之时代的崛起。王羲之曾遍游名胜古迹，大开眼界，从书法理念到书法实践，都发生了石破天惊的根本性突变。他说：'予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 比见李斯、 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浩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唐张彦远《法书要录·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这次书风变迁，意义不止于东晋，它实际上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划时代的一次鼎革。
永和七年(三五一年)，王羲之四十九岁，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成为地方长官。半个世纪来，在王羲之的眼里，过录了政权更迭，家族兴衰，人生沧桑，物换星移。 只有书法可以容纳万物， 吞吐宇宙，放达情怀，涵咏精神。王羲之将书法视为'玄妙之道'，进入创作的自觉，从心里流淌出惊世骇俗、冠绝古今的书法神品，永世垂范。 这就是虞NF24A《论书表》说的'迨其末年，乃造其极'，陶弘景《论书启》说的：'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
